编辑推荐
《心理与历史十五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目录
前言
第一讲社会心理与历史研究
一、社会心理与历史认识
二、社会心理与历史研究
三、历史研究离不开社会心理
第二讲历史心理学及其研究对象
一、何谓历史心理学
二、历史心理学的内涵及其特点
三、历史心理学是一门边缘学科
第三讲历史心理学的价值与意义
一、无法回避的思考：心理与历史
二、新的综合：历史学与心理学之结合
三、拨开历史的迷雾：历史心理学的价值与意义
第四讲民族心理定势与早期中西关系
一、历史的反思与问题的提出
二、中华民族心理定势的历史透视
三、民族心理定势与早期中西关系
第五讲文化心态与辛亥革命时期的中英经济关系
一、传统·习俗·心态与大众消费
二、传统·习俗·心态与辛亥革命前后的中英经济关系
三、辛亥革命前后中英经济关系对中国社会文化和心理的影响
第六讲心理作用下的辛亥武昌起义
一、问题的提出与思考
二、领导对群体心理的影响
三、地理环境在群体心理中的反应
四、列强“中立”与中国人的心理
第七讲心理学视野下的“二次革命”
一、问题：败因何其多
二、探秘：败亦在人心
三、思考：不能忽视人心
第八讲清末民初社会心理与政治（1903—1913）
一、动态社会心理与政治
二、静态社会心理与政治
三、历史的启示
第九讲岭南人的文化心理与有个性的岭南人
一、不能忽视的岭南人
二、岭南人的文化性格
三、岭南人的精神气质
四、典型性格的岭南人
第十讲孙中山的个性心理研究
一、问题提出：他是什么样的人
二、心理分析：有个性的孙中山
三、孙中山的个性与岭南文化
第十一讲孙中山与南洋华侨（1900—1911）
一、华侨社会与华侨心态
二、孙中山的努力与华侨社会的反应
三、南洋华侨对孙中山的影响
第十二讲文化交汇下的中学与西学之争——以陈兰彬、容闳和留美幼童为中心
一、缘起与初衷上的默契
二、教学与管理上的纷争
三、职责与权限上的纠结
四、文化与个性上的偏执
五、总结与思考下的迷惑
第十三讲梁发及岭南基督教的传播
一、传教·信教·禁教
二、阅历·信念·事功
三、效果·影响·评价
第十四讲雷沛鸿人格简论
一、表象
二、本质
三、成因
第十五讲被扭曲的灵魂——太监心理研究
一、性与爱：心理失调
二、情与理：人格扭曲
三、隐与显：太监文化
后记
序言
历史是人创造的，创造历史的人自然成为历史研究的重心。但是既往的历史研究关注的是重大事件和杰出人物，当下的历史研究感兴趣的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热点问题，而人们精神层面和内心世界的特征却被政治的、物质的和社会文化的历史研究成果所湮没。直到19世纪末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诞生后，人们才开始认真审视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和集体社会心理。不过，心理史学真正得到快速发展还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的美国，一大批具有影响的心理史学著作相继出版，给沉闷的史学界带来了崭新的气象。
诚如学者罗凤礼所言：“史学研究无论如何都离不开对于人的心理的理解，因为人的任何行为的背后都有某种思想心灵的主使，即使对于人类行为经历的单纯记述，只要交代事情的来龙去脉，就必然涉及前因后果，就不能不暗含着对于行为者心灵动机的理解，这便进入了心理学的领域。但在系统心理学理论诞生之前的漫长时代，历史写作者只是不自觉地依靠想当然的‘心理学’，即带有很大主观色彩的直观意会的心理常识，来理解和猜测历史人物的行为动机和心态。到19世纪末年，法国历史学家朗普勒西特才明确地将历史与心理联系起来，认为历史是研究社会心理的科学，是过去时代的集体心理学。朗氏虽然没有自觉去用那时已经出现了的某些研究人类心理的系统理论，且过分片面地强调社会心理的作用，但其主张仍不失为通向现代心理史学研究的一个初步阶梯。”事实上，心理史学在20世纪中后期开始在欧关迅速兴盛起来，出版了大量涉及心理与历史研究的论著。造就了一大批心理史学方面的专业人才。据统计，从20世纪初到1979年，西方用英语出版的各种心理史学作品有1723种，其中包括书457部，文章1131篇，博士论文135篇。除此之外，同时期还出版了41种有关心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的著作。尤其在欧美国家，关于心理历史研究还成立了相关的学术机构和社团组织，如美国历史学学会下属的历史学应用心理学小组、政治心理学国际学会、心理史学研究所。由于心理学不断地向历史学之外的其他学科渗透，也由于其他学科对历史的关心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范围内跨学科研究的趋势日益加强，各学科的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涉足心理史学，如政治学家借助心理学理论来研究某些历史政治现象，或者研究某位政治领袖的生平及其决策过程：宗教学家借助心理学研究历史上的宗教信仰或宗教领袖的个性心理；文学家借助心理学研究历史上的作家和作品所反映的时代心理和个人心理；经济学家甚至借助心理学研究历史上的商人心理和经商动机，他们的论著，既属于历史学，又属于政治学、宗教学、文学、经济学。这种跨界的学术研究，既扩大了心理学的应用范围和传播领域，而且也深化和拓宽了各自学科的发展空间。但诚如学者所指出的“这种无中心的分散状态对心理史学的发展是不利的”。 其实，心理史学不仅仅由于多学科的参与、研究力量的过度分散而难以形成学科体系，还由于心理史学自身理论、方法和研究的对象、范围等方面的多样性而限制了自身的发展。心理史学有的称为历史心理学，有的称为心理历史学，有的自称心态史学，这种因自身的研究对象、目的、任务和边界的不清晰导致外界的误解和排斥也是在所难免的。西方史学界一些人认为，心理史学的主要标志并不是它是否应用心理学理论，而是它独特的研究内容。根据罗凤礼先生的研究，目前西方史学界有四个不同的心理历史流派或四种不同的历史心理研究，即所谓的人格发展派、历史心理学、心理历史学和心态史学。人格发展派的研究重点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生多个发展阶段的情况与人生有关的各方面问题；费弗尔为了避免将适用于现代人的心理学应用于古人，便呼吁由心理学家与历史学家及其他有关学科的专家共同合作，建立历史心理学。但如罗凤礼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由于深信不同时代的人具有不同的心理，因而提倡历史心理学的研究。他们的最终目的尽管是研究历史，但他们所提倡的历史心理学的重点是研究心理，是研究历史上左右人的行为的心理规律，因此历史心理学大体应当归属心理学的范畴，而心理历史学的重点则是研究历史，是研究历史中的人物活动、事件等历史现象及其发展，属于历史学的范围。因此，历史心理学和心理历史学是含义不同的。但同时它们之间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首先，它们都是心理学和历史学互相渗透结合的产物。其次，它们之间在实际上往往并不存在将彼此绝对隔开的界线。一方面，历史心理学所研究的对象毕竟是历史的，其研究成果不仅可以为历史研究服务，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本身就具有历史的性质；另一方面，有些心理历史学的著作也常常阐释甚至发挥心理学理论，因此也具有很强的心理学的性质。”至于心理历史学与心态史学和历史心理学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虽然比较复杂，但亦不难辨析。按罗凤礼先生的观察和分析，首先，心理史学与心态史学在研究内容和手段上不同。心态史学所研究的是历史上社会群众所共有的观念和意识，这种观念和意识在民间世代相沿，一般不因政权更迭而发生突变，因此不同于官方的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精神文化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中最具相对稳定性的部分。心态史学就是以这一研究内容为主要特点的一个西方史学派别。心态史学虽然研究内容异常广泛，资料来源非常庞杂，与许多学科发生交叉。但大多仅以一般史学的常规方法来分析、解释其对象和内容，并不采用精神分析学说或其他心理学的理论。而心理史学则主要是以研究手段来划分的史学流派，其主要特征是应用精神分析理论或其他现代西方心理学理论为研究手段，其研究对象和内容既可以是人类群体，也可以是个人；既可以是心态，也可以是经济、政治、外交等多方面的行为。但心态史学为历史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和证据，在客观上有利于历史心理学的发展。
尽管心理历史研究或历史心理学或心态史学在西方史学领域有了一席之地，大量的心理历史学或历史心理学、心态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被先后译介到中国，但是人们对心理历史研究的认识依然十分肤浅，甚至抱有偏见，以为是唯心主义的产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中国史学界也有诸如刘昶的《人心中的历史》，萧功秦的《儒家文化的困境》，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彭卫、孟庆顺的《历史学的视野》，彭卫的《历史的心境》，胡波的《历史心理学》，罗凤礼的《历史与心灵：西方心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等有关心理历史研究论著的相继出版，但在学界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心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也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近10年来，学术界也相继推出了一系列翻译出版的心理史学传记，甚至也有一些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人物或群体心理，发表或出版了相关的论著。表面上看，心理史学似乎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但从总体上看，心理历史学或历史心理学在中国能够被广泛接受，目前仍然有较大的难度。
为什么心理史学在西方能够颇受关注，甚至备受欢迎，而在中国却反应冷淡？为什么心理史学传记进入中国后又意外地受到读者的青睐，而大多数中国文学或史学传记总是少人问津？这些固然与中国人的阅读兴趣和著作本身缺乏可读性有关，但也与史学研究的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以及史学表达和文学叙述的简单化和格式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实，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十分热衰于探究人的内心秘密，了解他人的内心生活，但在公开场合或学术层面，人们又在刻意回避这些似乎敏感的话题。学术界长期专注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层面的探讨，而较少涉足历史上的个体或群体的心理研究，以至于面对历史上的个人或群体的心理问题时常常表现出局促和紧张，尽管法国学者勒庞的《乌合之众》等关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群体心理研究、埃里克森的心理史学传记《少年路德：精神分析和历史的研究》、弗洛伊德的《列昂纳多·达·芬奇及其对童年的一个记忆》等早已为多数中国历史研究学者所熟知，但由于对新观念、新理论、新方法缺乏学习的热情和采纳的勇气，因此至今大多数人仍然坚守着自己习以为常的理论、方法和熟悉的领域，不敢轻易涉足历史心理研究这块看似神秘的禁区。
改革开放快40年了，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和对外文化交流的日趋紧密，新问题、新挑战、新思想和新方法层出不穷，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作出积极的回应。作为史学工作者，更应立足当下，反思历史，面向未来，在借鉴吸收古今中外的思想精华基础上，推陈出新。心理史学的兴起，不仅为史学的繁荣发展增添了智慧和力量，而且也将会为社会的文明进步提供借鉴和参考。因为历史心理学关注的是个人和群体的心理，尤其重视文化传统和心理动机，强调对人的心理动机的把握，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产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的同时，又坦诚地表示：“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虽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里未能专门讨论人们的心理动机，但他们对积淀已久的传统和个人意志影响历史发展的作用还是给予了一定的肯定。实际上，有史以来，历史研究者们就注意到了人的动机和个体心理的历史作用和影响，也从未离开过对于人的行为和动机的考察，只是没有利用心理学的方法想当然地意会而已。如果历史研究者们能够熟练地掌握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得心应手地运用于历史研究，相信会有益于更深刻、更正确地透视历史人物的行为与动机，以及个体与群体的心理，也将会有益于揭示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一判断的正确性。由此可见，“重视研究人的行为与心理，以及应用现代心理学来从事这种研究，不仅与马克思主义不相矛盾，而且恰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题中应有之义，将会促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继承发展”。
正是基于对西方心理史学的热情和中国心理史学发展动力不足，以及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需要的考量，新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界开始意识到心理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于历史研究具有借鉴和助力作用。早在20世纪80年代，章开沅先生就多次强调要加强对辛亥革命期间社会环境的研究，他自称：“80年代以来，我在辛亥革命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中，非常强调社会环境、社会群体与社会心态的研究，也比较注意区域研究与个案研究。有些中外学者以为我可能是接受了美国同行学者的影响才有此变化。其实，历史唯物主义本来就重视社会环境的研究，而且我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以社会运动为整体对象，并没有局限于个别的人物与事件。”“我在运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时，也有自己的特点：一是比较注意分析个人、群体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二是把研究重点放在作为个人与阶级的中介——群体之上。”
最近10年来，关于史学方法或新史学的讨论，也引起了大多数历史研究者的共鸣。笔者虽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曾在多种场合呼吁并撰文提醒人们关注21世纪即将面对的智慧、心理、健康、环保等重大问题，却没有在这几方面深入研究，只是对心理问题、心理与历史问题、心理与社会问题等进行过一些粗浅的调查和研究，先后在《学习与探索》 《武汉大学研究生学报》《学术研究》《广东社会科学》《中山学院学报》《广东文史》《中山社会科学》等杂志上发表了一些相关研究的文章，也在一些国际性和全国性学术研讨会上与同行交流了个人关于心理与历史问题的思考和心得，得到了不少同行的赞成和支持。尤其是1993年出版了《历史心理学》这本个人的第一部专著，受到不少同行的好评。该书甚至曾于1995年在广东省1978年至1995年以来首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审中获优秀社科著作三等奖。由此也进一步激发了我对历史心理研究的兴趣和信心，并在历史研究中不断地深化和拓展。这本《心理与历史十五讲》就是近30年来笔者在历史心理研究方面发表的一些论文，虽然不免浅陋和片面，但毕竟是自己几十年来思考的结晶。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版这部论著，对自己应该是一种鞭策，对读者也许是一种呼唤。如今社会上流行一种“人人都是历史学家”的说法，我也真诚地期待更多的历史研究者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历史心理学家，也热切地期盼更多的历史心理学家，写出读者喜闻乐见的通俗易懂的历史心理研究论著。
后记
在我的已经出版的数十部论著中，这本小册子是写作时间跨度最长的一部，从1988年初在《学习与探索》杂志上首次发表的《试论历史心理学及其研究对象》，到2016年参加纪念陈兰彬诞辰200周年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前后大约30年的光景。虽然是近30年内断断续续地撰写的专题论文，且无论是在观点、资料、论说还是行文叙事的风格上，都有明显的岁月痕迹，亦颇有沧桑之感，但是今天读来依然令我兴奋不已，甚至怀疑这些是否都是自己当年的“杰作！”
老实说，将近30年时间先后撰写的有关心理与历史的文章以讲义的形式结集出版，不是为了增加自己著作的数量和厚重，而是为了向更多的人表明：“心理与历史”这个问题不仅过去重要，而且在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仍然充满意义。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已有不少人对“心理与历史”这一课题进行过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的研讨，也出版或发表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论著，心态史学或心理历史学或历史心理学，都受到史学界的热情关注，最近几年还陆续译介了众多西方心理历史研究方面的人物传记和系列心理研究成果，但严格说来，中国学界在“心理与历史”问题上的研究远未达到理想的高度、应有的深度和必需的广度。
如前所述，收入本书的15个专题文章，并非有意为了出版而作，而是在近30年的学习和研究中，本人深感到心理因素在历史变革和历史发展以及历史认识中，均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尽管历史唯物主义一直强调生产力、经济基础对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但人的情感、人的心理、人的精神、人的性格和气质等非物质因素的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个人在历史变革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一再被历史所证明。即使是历史研究和历史叙述，同样也离不开人的热情和想象，离不开人的立场和方法。人类社会的历史往往因参与历史创造的个人禀赋和群体特性而精彩纷呈，历史事件也总是因历史叙述者个人的才学和风格而趣味盎然。因此，历史心理研究理所当然地应成为我们始终关心的问题，编辑出版《心理与历史十五讲》，既是本人对历史心理研究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也是对人们漠视心理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的一次呐喊。
由于是近30年来先后撰写的文章，在选题取材、论证说明、立场观点和文字表述等方面难免有较大的差异，但也基本上反映了本人在不同阶段的问题关注和认识水平。其中《社会心理与历史研究》《历史心理学及其研究对象》《历史心理学的价值与意义》三讲，主要是阐明历史心理学的概念内涵、价值、意义，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对历史心理研究进行全面的解说，从而增强人们对历史心理学、心理历史学、心态史学以及心理与历史相互关系的认识和理解；《民族心理定势与早期中西关系》《文化心态与辛亥革命时期的中英经济关系》《心理作用下的辛亥武昌起义》《心理学视野下的“二次革命”》 《清末民初社会心理与政治（1903—1913）》等五讲，主要以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外文化心理为切入点，试图说明心理因素在重大历史转折和变革关头所起的推动或阻碍作用，从而深化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岭南人的文化心理与有个性的岭南人》《孙中山的个性心理研究》《孙中山与南洋华侨（1900—1911）》《文化交汇下的中学与西学之争——以陈兰彬、容闳和留美幼童为中心》《梁发及岭南基督教的传播》《雷沛鸿人格简论》等六讲，主要以岭南文化区域内的特殊人物和群体为中心，说明一方水土一方人，地域文化直接或间接地决定或影响人的心理和行为； 《被扭曲的灵魂——太监心理研究》一讲，主要是揭示历史上特殊的个体和群体的变态心理在历史进程中的各自表现以及作用影响，提醒人们不要忽视变态心理或病态心理的历史副作用。虽然十五讲的写作时间跨度较大，资料征引、理论体系、表现方式和叙述风格都不完全统一，深度和广度也各不相同，但是为了保持当年发表时的风貌，尊重历史，突出时代特点，因此在编辑整理这些文稿时，对文本未作过大的修改和补充，只是一些征引和参考文献因没有当年使用的版本而不得不采用新版本进行校对。故从征引书目文献的出版年月来看，读者也许会误以为这是本人的新作。
这本《心理与历史十五讲》实际上也是25年前出版的《历史心理学》的一个补充，更是一次历史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初步尝试。近20年来，本人在研究对象、范围、路径、方法等方面均有了较大的转变，如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民本思想与社会思潮研究、城市史与社会生活史研究、华侨与侨乡文化研究、商会与商帮文化研究、香山名人与香山文化研究，似乎都与曾经关注的历史心理问题没有太多的联系，但心理学和历史心理研究可以说始终是我的兴趣和关注点，在其他的历史专题研究中也时常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历史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因此，在我的其他论著中仍然能看到心理学的痕迹，也隐约地会感受到心理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和影响。
不过，本人的历史心理研究严格说来还只是一种简单的试验或粗浅的探索，谈不上有太多深刻独到的创新或发现。说实在的，能在原文基础上整理结集出版，应该感谢广东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柏峰，她在编辑出版过程中提出了不少富有创见性的意见和建议，从而使本书能够顺利出版。同时也应感谢关海燕女士、叶权斌先生、李丹莹同事，他们在本书图文转换和资料核对过程中付出了艰巨而烦琐的劳动，而内人吴丽莉则一如既往地承担了文稿的文字输入和征引文献的文字核实等工作。可以说，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和认真负责的态度，以及无私奉献的精神，绝不会有这样一部书稿的脱胎换骨。
2017年6月
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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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古代交通通讯等大众传媒尚不发达，社会尚处在封闭落后状态，史学的发展变化与社会心理的关系还不太密切的话，那么，到了近现代，情形就大大不同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的种种危机造成了一种紧张的气氛。一方面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被宰割被瓜分的危机感笼罩在国人的心头；另一方面清政府腐败无能，既不能组织人民御敌于国门之外，又不能采取有效的自救措施以“自立”“自强”。愤怒、屈辱、自尊和要求自救自强的欲望成为普遍的社会情绪，在他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理论武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愿望之前，借历史以启迪人心、激发民智民情，成了“先知先觉者”的得力工具。整个民族、整个中国社会开始自觉地反思历史，社会群体的需要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当时人们开始研究中国的边疆史、历代战争史、革命史、西方各国文明或发迹史……史学的范围扩大了，不仅有社会革命和变迁史，而且还有社会衰亡史、兴盛史；不仅有中外交通和关系史，而且还有各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发展史。历史研究不再局限于一人一事，一区一域，而是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整体的历史考察，近代历史学开始向多样化、专门化、理论化和实用性方向发展。但由于中国近代是一个动荡的大变革时代，随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剧烈的震荡，中国近代社会思想在短短的几十年内，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像雷奔电驰般，越过了欧洲思想发生成熟的数百年行程。正如有些论者所说：“一方面就使整个思想带有浮光掠影的特征，对好些问题经常一掠而过，未能得到广泛深入的开展，未能产生比较成熟、系统、深刻的思想体系，在理论领域显得肤浅、贫乏和杂乱；但是，另一方面这又使思想紧紧随着时代急迫课题迅速前进，密切联系了人民生活中的重大实际问题。”历史学也由于受到当时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的影响而变得实际、肤浅、贫乏、武断，缺乏深度、力度和科学性。
《心理与历史十五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目录
前言
第一讲社会心理与历史研究
一、社会心理与历史认识
二、社会心理与历史研究
三、历史研究离不开社会心理
第二讲历史心理学及其研究对象
一、何谓历史心理学
二、历史心理学的内涵及其特点
三、历史心理学是一门边缘学科
第三讲历史心理学的价值与意义
一、无法回避的思考：心理与历史
二、新的综合：历史学与心理学之结合
三、拨开历史的迷雾：历史心理学的价值与意义
第四讲民族心理定势与早期中西关系
一、历史的反思与问题的提出
二、中华民族心理定势的历史透视
三、民族心理定势与早期中西关系
第五讲文化心态与辛亥革命时期的中英经济关系
一、传统·习俗·心态与大众消费
二、传统·习俗·心态与辛亥革命前后的中英经济关系
三、辛亥革命前后中英经济关系对中国社会文化和心理的影响
第六讲心理作用下的辛亥武昌起义
一、问题的提出与思考
二、领导对群体心理的影响
三、地理环境在群体心理中的反应
四、列强“中立”与中国人的心理
第七讲心理学视野下的“二次革命”
一、问题：败因何其多
二、探秘：败亦在人心
三、思考：不能忽视人心
第八讲清末民初社会心理与政治（1903—1913）
一、动态社会心理与政治
二、静态社会心理与政治
三、历史的启示
第九讲岭南人的文化心理与有个性的岭南人
一、不能忽视的岭南人
二、岭南人的文化性格
三、岭南人的精神气质
四、典型性格的岭南人
第十讲孙中山的个性心理研究
一、问题提出：他是什么样的人
二、心理分析：有个性的孙中山
三、孙中山的个性与岭南文化
第十一讲孙中山与南洋华侨（1900—1911）
一、华侨社会与华侨心态
二、孙中山的努力与华侨社会的反应
三、南洋华侨对孙中山的影响
第十二讲文化交汇下的中学与西学之争——以陈兰彬、容闳和留美幼童为中心
一、缘起与初衷上的默契
二、教学与管理上的纷争
三、职责与权限上的纠结
四、文化与个性上的偏执
五、总结与思考下的迷惑
第十三讲梁发及岭南基督教的传播
一、传教·信教·禁教
二、阅历·信念·事功
三、效果·影响·评价
第十四讲雷沛鸿人格简论
一、表象
二、本质
三、成因
第十五讲被扭曲的灵魂——太监心理研究
一、性与爱：心理失调
二、情与理：人格扭曲
三、隐与显：太监文化
后记
序言
历史是人创造的，创造历史的人自然成为历史研究的重心。但是既往的历史研究关注的是重大事件和杰出人物，当下的历史研究感兴趣的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热点问题，而人们精神层面和内心世界的特征却被政治的、物质的和社会文化的历史研究成果所湮没。直到19世纪末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诞生后，人们才开始认真审视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和集体社会心理。不过，心理史学真正得到快速发展还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的美国，一大批具有影响的心理史学著作相继出版，给沉闷的史学界带来了崭新的气象。
诚如学者罗凤礼所言：“史学研究无论如何都离不开对于人的心理的理解，因为人的任何行为的背后都有某种思想心灵的主使，即使对于人类行为经历的单纯记述，只要交代事情的来龙去脉，就必然涉及前因后果，就不能不暗含着对于行为者心灵动机的理解，这便进入了心理学的领域。但在系统心理学理论诞生之前的漫长时代，历史写作者只是不自觉地依靠想当然的‘心理学’，即带有很大主观色彩的直观意会的心理常识，来理解和猜测历史人物的行为动机和心态。到19世纪末年，法国历史学家朗普勒西特才明确地将历史与心理联系起来，认为历史是研究社会心理的科学，是过去时代的集体心理学。朗氏虽然没有自觉去用那时已经出现了的某些研究人类心理的系统理论，且过分片面地强调社会心理的作用，但其主张仍不失为通向现代心理史学研究的一个初步阶梯。”事实上，心理史学在20世纪中后期开始在欧关迅速兴盛起来，出版了大量涉及心理与历史研究的论著。造就了一大批心理史学方面的专业人才。据统计，从20世纪初到1979年，西方用英语出版的各种心理史学作品有1723种，其中包括书457部，文章1131篇，博士论文135篇。除此之外，同时期还出版了41种有关心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的著作。尤其在欧美国家，关于心理历史研究还成立了相关的学术机构和社团组织，如美国历史学学会下属的历史学应用心理学小组、政治心理学国际学会、心理史学研究所。由于心理学不断地向历史学之外的其他学科渗透，也由于其他学科对历史的关心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范围内跨学科研究的趋势日益加强，各学科的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涉足心理史学，如政治学家借助心理学理论来研究某些历史政治现象，或者研究某位政治领袖的生平及其决策过程：宗教学家借助心理学研究历史上的宗教信仰或宗教领袖的个性心理；文学家借助心理学研究历史上的作家和作品所反映的时代心理和个人心理；经济学家甚至借助心理学研究历史上的商人心理和经商动机，他们的论著，既属于历史学，又属于政治学、宗教学、文学、经济学。这种跨界的学术研究，既扩大了心理学的应用范围和传播领域，而且也深化和拓宽了各自学科的发展空间。但诚如学者所指出的“这种无中心的分散状态对心理史学的发展是不利的”。 其实，心理史学不仅仅由于多学科的参与、研究力量的过度分散而难以形成学科体系，还由于心理史学自身理论、方法和研究的对象、范围等方面的多样性而限制了自身的发展。心理史学有的称为历史心理学，有的称为心理历史学，有的自称心态史学，这种因自身的研究对象、目的、任务和边界的不清晰导致外界的误解和排斥也是在所难免的。西方史学界一些人认为，心理史学的主要标志并不是它是否应用心理学理论，而是它独特的研究内容。根据罗凤礼先生的研究，目前西方史学界有四个不同的心理历史流派或四种不同的历史心理研究，即所谓的人格发展派、历史心理学、心理历史学和心态史学。人格发展派的研究重点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生多个发展阶段的情况与人生有关的各方面问题；费弗尔为了避免将适用于现代人的心理学应用于古人，便呼吁由心理学家与历史学家及其他有关学科的专家共同合作，建立历史心理学。但如罗凤礼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由于深信不同时代的人具有不同的心理，因而提倡历史心理学的研究。他们的最终目的尽管是研究历史，但他们所提倡的历史心理学的重点是研究心理，是研究历史上左右人的行为的心理规律，因此历史心理学大体应当归属心理学的范畴，而心理历史学的重点则是研究历史，是研究历史中的人物活动、事件等历史现象及其发展，属于历史学的范围。因此，历史心理学和心理历史学是含义不同的。但同时它们之间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首先，它们都是心理学和历史学互相渗透结合的产物。其次，它们之间在实际上往往并不存在将彼此绝对隔开的界线。一方面，历史心理学所研究的对象毕竟是历史的，其研究成果不仅可以为历史研究服务，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本身就具有历史的性质；另一方面，有些心理历史学的著作也常常阐释甚至发挥心理学理论，因此也具有很强的心理学的性质。”至于心理历史学与心态史学和历史心理学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虽然比较复杂，但亦不难辨析。按罗凤礼先生的观察和分析，首先，心理史学与心态史学在研究内容和手段上不同。心态史学所研究的是历史上社会群众所共有的观念和意识，这种观念和意识在民间世代相沿，一般不因政权更迭而发生突变，因此不同于官方的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精神文化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中最具相对稳定性的部分。心态史学就是以这一研究内容为主要特点的一个西方史学派别。心态史学虽然研究内容异常广泛，资料来源非常庞杂，与许多学科发生交叉。但大多仅以一般史学的常规方法来分析、解释其对象和内容，并不采用精神分析学说或其他心理学的理论。而心理史学则主要是以研究手段来划分的史学流派，其主要特征是应用精神分析理论或其他现代西方心理学理论为研究手段，其研究对象和内容既可以是人类群体，也可以是个人；既可以是心态，也可以是经济、政治、外交等多方面的行为。但心态史学为历史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和证据，在客观上有利于历史心理学的发展。
尽管心理历史研究或历史心理学或心态史学在西方史学领域有了一席之地，大量的心理历史学或历史心理学、心态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被先后译介到中国，但是人们对心理历史研究的认识依然十分肤浅，甚至抱有偏见，以为是唯心主义的产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中国史学界也有诸如刘昶的《人心中的历史》，萧功秦的《儒家文化的困境》，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彭卫、孟庆顺的《历史学的视野》，彭卫的《历史的心境》，胡波的《历史心理学》，罗凤礼的《历史与心灵：西方心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等有关心理历史研究论著的相继出版，但在学界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心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也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近10年来，学术界也相继推出了一系列翻译出版的心理史学传记，甚至也有一些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人物或群体心理，发表或出版了相关的论著。表面上看，心理史学似乎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但从总体上看，心理历史学或历史心理学在中国能够被广泛接受，目前仍然有较大的难度。
为什么心理史学在西方能够颇受关注，甚至备受欢迎，而在中国却反应冷淡？为什么心理史学传记进入中国后又意外地受到读者的青睐，而大多数中国文学或史学传记总是少人问津？这些固然与中国人的阅读兴趣和著作本身缺乏可读性有关，但也与史学研究的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以及史学表达和文学叙述的简单化和格式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实，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十分热衰于探究人的内心秘密，了解他人的内心生活，但在公开场合或学术层面，人们又在刻意回避这些似乎敏感的话题。学术界长期专注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层面的探讨，而较少涉足历史上的个体或群体的心理研究，以至于面对历史上的个人或群体的心理问题时常常表现出局促和紧张，尽管法国学者勒庞的《乌合之众》等关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群体心理研究、埃里克森的心理史学传记《少年路德：精神分析和历史的研究》、弗洛伊德的《列昂纳多·达·芬奇及其对童年的一个记忆》等早已为多数中国历史研究学者所熟知，但由于对新观念、新理论、新方法缺乏学习的热情和采纳的勇气，因此至今大多数人仍然坚守着自己习以为常的理论、方法和熟悉的领域，不敢轻易涉足历史心理研究这块看似神秘的禁区。
改革开放快40年了，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和对外文化交流的日趋紧密，新问题、新挑战、新思想和新方法层出不穷，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作出积极的回应。作为史学工作者，更应立足当下，反思历史，面向未来，在借鉴吸收古今中外的思想精华基础上，推陈出新。心理史学的兴起，不仅为史学的繁荣发展增添了智慧和力量，而且也将会为社会的文明进步提供借鉴和参考。因为历史心理学关注的是个人和群体的心理，尤其重视文化传统和心理动机，强调对人的心理动机的把握，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产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的同时，又坦诚地表示：“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虽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里未能专门讨论人们的心理动机，但他们对积淀已久的传统和个人意志影响历史发展的作用还是给予了一定的肯定。实际上，有史以来，历史研究者们就注意到了人的动机和个体心理的历史作用和影响，也从未离开过对于人的行为和动机的考察，只是没有利用心理学的方法想当然地意会而已。如果历史研究者们能够熟练地掌握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得心应手地运用于历史研究，相信会有益于更深刻、更正确地透视历史人物的行为与动机，以及个体与群体的心理，也将会有益于揭示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一判断的正确性。由此可见，“重视研究人的行为与心理，以及应用现代心理学来从事这种研究，不仅与马克思主义不相矛盾，而且恰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题中应有之义，将会促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继承发展”。
正是基于对西方心理史学的热情和中国心理史学发展动力不足，以及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需要的考量，新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界开始意识到心理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于历史研究具有借鉴和助力作用。早在20世纪80年代，章开沅先生就多次强调要加强对辛亥革命期间社会环境的研究，他自称：“80年代以来，我在辛亥革命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中，非常强调社会环境、社会群体与社会心态的研究，也比较注意区域研究与个案研究。有些中外学者以为我可能是接受了美国同行学者的影响才有此变化。其实，历史唯物主义本来就重视社会环境的研究，而且我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以社会运动为整体对象，并没有局限于个别的人物与事件。”“我在运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时，也有自己的特点：一是比较注意分析个人、群体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二是把研究重点放在作为个人与阶级的中介——群体之上。”
最近10年来，关于史学方法或新史学的讨论，也引起了大多数历史研究者的共鸣。笔者虽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曾在多种场合呼吁并撰文提醒人们关注21世纪即将面对的智慧、心理、健康、环保等重大问题，却没有在这几方面深入研究，只是对心理问题、心理与历史问题、心理与社会问题等进行过一些粗浅的调查和研究，先后在《学习与探索》 《武汉大学研究生学报》《学术研究》《广东社会科学》《中山学院学报》《广东文史》《中山社会科学》等杂志上发表了一些相关研究的文章，也在一些国际性和全国性学术研讨会上与同行交流了个人关于心理与历史问题的思考和心得，得到了不少同行的赞成和支持。尤其是1993年出版了《历史心理学》这本个人的第一部专著，受到不少同行的好评。该书甚至曾于1995年在广东省1978年至1995年以来首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审中获优秀社科著作三等奖。由此也进一步激发了我对历史心理研究的兴趣和信心，并在历史研究中不断地深化和拓展。这本《心理与历史十五讲》就是近30年来笔者在历史心理研究方面发表的一些论文，虽然不免浅陋和片面，但毕竟是自己几十年来思考的结晶。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版这部论著，对自己应该是一种鞭策，对读者也许是一种呼唤。如今社会上流行一种“人人都是历史学家”的说法，我也真诚地期待更多的历史研究者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历史心理学家，也热切地期盼更多的历史心理学家，写出读者喜闻乐见的通俗易懂的历史心理研究论著。
后记
在我的已经出版的数十部论著中，这本小册子是写作时间跨度最长的一部，从1988年初在《学习与探索》杂志上首次发表的《试论历史心理学及其研究对象》，到2016年参加纪念陈兰彬诞辰200周年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前后大约30年的光景。虽然是近30年内断断续续地撰写的专题论文，且无论是在观点、资料、论说还是行文叙事的风格上，都有明显的岁月痕迹，亦颇有沧桑之感，但是今天读来依然令我兴奋不已，甚至怀疑这些是否都是自己当年的“杰作！”
老实说，将近30年时间先后撰写的有关心理与历史的文章以讲义的形式结集出版，不是为了增加自己著作的数量和厚重，而是为了向更多的人表明：“心理与历史”这个问题不仅过去重要，而且在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仍然充满意义。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已有不少人对“心理与历史”这一课题进行过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的研讨，也出版或发表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论著，心态史学或心理历史学或历史心理学，都受到史学界的热情关注，最近几年还陆续译介了众多西方心理历史研究方面的人物传记和系列心理研究成果，但严格说来，中国学界在“心理与历史”问题上的研究远未达到理想的高度、应有的深度和必需的广度。
如前所述，收入本书的15个专题文章，并非有意为了出版而作，而是在近30年的学习和研究中，本人深感到心理因素在历史变革和历史发展以及历史认识中，均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尽管历史唯物主义一直强调生产力、经济基础对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但人的情感、人的心理、人的精神、人的性格和气质等非物质因素的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个人在历史变革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一再被历史所证明。即使是历史研究和历史叙述，同样也离不开人的热情和想象，离不开人的立场和方法。人类社会的历史往往因参与历史创造的个人禀赋和群体特性而精彩纷呈，历史事件也总是因历史叙述者个人的才学和风格而趣味盎然。因此，历史心理研究理所当然地应成为我们始终关心的问题，编辑出版《心理与历史十五讲》，既是本人对历史心理研究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也是对人们漠视心理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的一次呐喊。
由于是近30年来先后撰写的文章，在选题取材、论证说明、立场观点和文字表述等方面难免有较大的差异，但也基本上反映了本人在不同阶段的问题关注和认识水平。其中《社会心理与历史研究》《历史心理学及其研究对象》《历史心理学的价值与意义》三讲，主要是阐明历史心理学的概念内涵、价值、意义，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对历史心理研究进行全面的解说，从而增强人们对历史心理学、心理历史学、心态史学以及心理与历史相互关系的认识和理解；《民族心理定势与早期中西关系》《文化心态与辛亥革命时期的中英经济关系》《心理作用下的辛亥武昌起义》《心理学视野下的“二次革命”》 《清末民初社会心理与政治（1903—1913）》等五讲，主要以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外文化心理为切入点，试图说明心理因素在重大历史转折和变革关头所起的推动或阻碍作用，从而深化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岭南人的文化心理与有个性的岭南人》《孙中山的个性心理研究》《孙中山与南洋华侨（1900—1911）》《文化交汇下的中学与西学之争——以陈兰彬、容闳和留美幼童为中心》《梁发及岭南基督教的传播》《雷沛鸿人格简论》等六讲，主要以岭南文化区域内的特殊人物和群体为中心，说明一方水土一方人，地域文化直接或间接地决定或影响人的心理和行为； 《被扭曲的灵魂——太监心理研究》一讲，主要是揭示历史上特殊的个体和群体的变态心理在历史进程中的各自表现以及作用影响，提醒人们不要忽视变态心理或病态心理的历史副作用。虽然十五讲的写作时间跨度较大，资料征引、理论体系、表现方式和叙述风格都不完全统一，深度和广度也各不相同，但是为了保持当年发表时的风貌，尊重历史，突出时代特点，因此在编辑整理这些文稿时，对文本未作过大的修改和补充，只是一些征引和参考文献因没有当年使用的版本而不得不采用新版本进行校对。故从征引书目文献的出版年月来看，读者也许会误以为这是本人的新作。
这本《心理与历史十五讲》实际上也是25年前出版的《历史心理学》的一个补充，更是一次历史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初步尝试。近20年来，本人在研究对象、范围、路径、方法等方面均有了较大的转变，如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民本思想与社会思潮研究、城市史与社会生活史研究、华侨与侨乡文化研究、商会与商帮文化研究、香山名人与香山文化研究，似乎都与曾经关注的历史心理问题没有太多的联系，但心理学和历史心理研究可以说始终是我的兴趣和关注点，在其他的历史专题研究中也时常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历史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因此，在我的其他论著中仍然能看到心理学的痕迹，也隐约地会感受到心理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和影响。
不过，本人的历史心理研究严格说来还只是一种简单的试验或粗浅的探索，谈不上有太多深刻独到的创新或发现。说实在的，能在原文基础上整理结集出版，应该感谢广东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柏峰，她在编辑出版过程中提出了不少富有创见性的意见和建议，从而使本书能够顺利出版。同时也应感谢关海燕女士、叶权斌先生、李丹莹同事，他们在本书图文转换和资料核对过程中付出了艰巨而烦琐的劳动，而内人吴丽莉则一如既往地承担了文稿的文字输入和征引文献的文字核实等工作。可以说，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和认真负责的态度，以及无私奉献的精神，绝不会有这样一部书稿的脱胎换骨。
2017年6月
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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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古代交通通讯等大众传媒尚不发达，社会尚处在封闭落后状态，史学的发展变化与社会心理的关系还不太密切的话，那么，到了近现代，情形就大大不同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的种种危机造成了一种紧张的气氛。一方面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被宰割被瓜分的危机感笼罩在国人的心头；另一方面清政府腐败无能，既不能组织人民御敌于国门之外，又不能采取有效的自救措施以“自立”“自强”。愤怒、屈辱、自尊和要求自救自强的欲望成为普遍的社会情绪，在他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理论武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愿望之前，借历史以启迪人心、激发民智民情，成了“先知先觉者”的得力工具。整个民族、整个中国社会开始自觉地反思历史，社会群体的需要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当时人们开始研究中国的边疆史、历代战争史、革命史、西方各国文明或发迹史……史学的范围扩大了，不仅有社会革命和变迁史，而且还有社会衰亡史、兴盛史；不仅有中外交通和关系史，而且还有各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发展史。历史研究不再局限于一人一事，一区一域，而是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整体的历史考察，近代历史学开始向多样化、专门化、理论化和实用性方向发展。但由于中国近代是一个动荡的大变革时代，随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剧烈的震荡，中国近代社会思想在短短的几十年内，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像雷奔电驰般，越过了欧洲思想发生成熟的数百年行程。正如有些论者所说：“一方面就使整个思想带有浮光掠影的特征，对好些问题经常一掠而过，未能得到广泛深入的开展，未能产生比较成熟、系统、深刻的思想体系，在理论领域显得肤浅、贫乏和杂乱；但是，另一方面这又使思想紧紧随着时代急迫课题迅速前进，密切联系了人民生活中的重大实际问题。”历史学也由于受到当时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的影响而变得实际、肤浅、贫乏、武断，缺乏深度、力度和科学性。
| ISBN | 7218125034,9787218125039 |
|---|---|
| 出版社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 作者 | 胡波 |
| 尺寸 |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