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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当一个社会面对其复杂的环境问题，无法做出正确的应对和决策时，往往会走向崩溃。
为什么有些人类社会崩溃了？有些却成功存活下来？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贾雷德·戴蒙德著的这本《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以对失败的比较案例研究，试图为当今的人类社会提供一条生存与发展之道。
作者简介
作者:(美)贾雷德·戴蒙德 译者:江滢 译者:叶臻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是当代少数几位探究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思想家之一。
戴蒙德的研究使他获奖无数，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奖、美国地理学会伯尔奖、泰勒环境贡献奖、日本国际环境和谐奖和麦克阿瑟基金会研究基金。
《第三种黑猩猩》是戴蒙德教授第一本为知识大众写的书，也是他首次获得英国科普图书奖的作品。书中的一些重要论点，在其后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以及《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中做了更完整的铺陈，被合称为“人类大历史三部曲”。
目录
前言 两个农场的故事
第一部分 现代蒙大拿
第一章 蒙大拿苍穹下
第二部分 过去社会
第二章 复活节岛的薄暮
第三章 最后的人类：皮特凯恩岛和汉德森岛
第四章 旧日支配者：阿纳萨兹人和他们的邻居
第五章 马雅文明的崩溃
第六章 维京的前奏与赋格
第七章 格陵兰维京社会的繁荣
第八章 格陵兰维京社会的终曲
第九章 另辟蹊径，开拓成功之路
第三部分 现代社会
第十章 马尔萨斯在非洲：卢旺达的种族屠杀
第十一章 一座岛屿，两个民族，两种历史：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
第十二章 中国：摇摆不定的巨人
第十三章 “开采”澳大利亚
第四部分 实践教训
第十四章 为何有些人类社会会做出灾难性的决策
第十五章 大企业与生态环境：不同条件，不同结局
第十六章 世界是一片圩田：这对当今的我们有何意义？
补充阅读
序言
什么是未来世界最大的政治
近几年来，我对环境保护问题有了较多的关注，也逐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体会。2006年的一件事，给我印象尤为深刻。
那次我和一批北京学者，应邀前往我国西部某省一个著名考古发掘遗址作学术考察及研讨。那个省份以污染严重著称，前往遗址的路上，整个天空晦暗阴沉，空气中烟尘弥漫。虽然我们被当地政府安排入住在市政府的宾馆——那在当地也算豪华的了，但是污染的空气并不会被宾馆高高的围墙所隔断，大家都感到呼吸道相当难受。
我当时就感叹：空气污染面前，真是人人平等啊！你看，哪怕你是身家亿万的老板，或是当地政府的高官，在污染的环境中，你不是也得和当地老百姓一样受害吗？等到考察研讨结束，踏上回京旅途时，几乎所有北京来的学者都患上了咽喉肿痛。大家在车上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在北京天天抱怨空气污染，和这里一比，北京真是空气清新呢！
这样一次本来再平常不过的学术旅行，事后细想起来，却竟然与许多重大问题发生了联系——从象征的意义上来说，它简直就是当今世界环境问题的一个缩影。
现在有一个相当有力的说法——“有限地球时代”。其实我们人类从来、从一开始就是处在有限地球时代，只是我们直到很晚的时候自己才意识到这一点。
所谓有限地球时代，意思是说，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还有一个平行的说法是：地球净化、容忍污染的能力是有限的。
这两个“有限”，在今天早已成为普遍的常识，可是在唯科学主义的信念——相信科学早晚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之下，这个常识竟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当工厂烟囱中喷出的黑烟被政治诗人歌颂为“黑色的牡丹”时，当及时节制生育的建议被斥为“资产阶级”的谬论时，这个常识就被遮蔽了。取而代之的，是所谓“人定胜天”的盲目信念，是对大自然的疯狂征服和榨取。
在这样的信念之下，地球上的资源，地球净化、容忍污染的能力，似乎都已经被假想为无限的。即便在理性的层面没有否认其有限性，但这两个极限也被推到了无穷远处——在眼下就可以先当作无限来尽情榨取。
在工业文明到来之前，人类在思想中将上述两个极限推到无穷远处，确实是情有可原的，因为那时地球上还有大片的处女地未被开垦，在已经被人类居住的土地上，低下的生产力造成的污染和今天相比也还极为有限。
但是工业文明和现代科学技术一旦出现，就显示出惊人的加速度。以人类历史的大时间尺度来看，几乎是转瞬之间，那两个遥远的极限就猝不及防地来到了我们面前！
所以，1962年，当蕾切尔·卡森用她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书，来强烈警告地球容忍污染的极限时，不啻“旷野中的一声呼喊”(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对此书的评价)。全球范围的环境保护运动，可以说就是发端于此书。
《寂静的春天》出版之后两年，在药业公司利益集团的诅咒声中，发出“旷野中的一声呼喊”的卡森自己死于癌症(1964)。之后6年，著名的“罗马俱乐部”成立(1968)。之后10年，罗马俱乐部出版第一部报告，题目就是《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uth,1972)。环境保护和“有限地球”的观念，由此日益深入人心，最终汇成全球性的运动。
在中国，最初我们曾经认为，“环境污染”那是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的问题，和我们毫无关系。后来我们当然被现实所教育，知道这是谁也避免不了的问题，而且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还想当然地将环境保护问题理解成一个科学技术问题。以为只要进一步发展治理污染的技术，就可以逐步解决问题。那种“先发展致富，再治理污染”的想法，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赖上述信念。
但是事实上，今天的环境保护问题，首先不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甚至几乎就不是科学技术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贾雷德·戴蒙德的这本《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对于我们就显得非常有意义了。
……
这里必须对我们经常见到或谈论的“污染治理”概念作一个重要的澄清。
不错，曾经乌黑发臭的泰晤士河后来又流水清清游鱼可见了，这经常被说成是“污染治理”的成果，也使得那些主张“先发展致富，再治理污染”的人感到有了信心。但问题是，污染究竟是怎样被“治理”的？如果只是通过产业转移，将污染的工厂从泰晤士河边搬迁到第三世界的某一条河边，以邻为壑，将污染转移到别人那里，从整个地球的角度来看，污染还是同样的污染，这算什么“治理”？
不幸的是，第一世界的许多污染都是这样“治理”的。实际上经常发生的是，污染从第一世界转移到第三世界，从发达地区转移到不发达地区。后者为了快速脱贫致富，还往往乐于接受这种转移。因为从表面看，这种转移既引进了外资，又带来了“高新技术”，产品又能外销创汇，似乎很有好处。
在这个问题上，讲论道德也无济于事。资本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在本土真正治理污染，或将污染产业转移到乐于接受它们的不发达地区，哪个成本更小，人们就会选择哪个。我们不可能通过讲道德来一说服“资本的意志”去选择成本高的那个。 由此我们就不难知道，环境污染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有一部分人抢先过上了穷奢极欲的生活而带来的。
于是在这个问题上，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各方利益的残酷博弈，谁手里牌更大，谁出牌更精明，谁就更能趋利避害。事情说到底就是如此而已，这不就成为赤裸裸的政治了吗？
贾雷德·戴蒙德希望第一世界的人们能够认识到，即使你们现在还可以向第三世界转移污染，但终究会有无法继续转移的那一天：“要第一世界居民降低他们对地球环境的影响，在政治上不可能实现。然而，依照目前情况，继续冲击环境，更是不可能。”即使第三世界不反抗（这实际上肯定是不可能的），地球承受污染的极限也很快就要到了。
就像这篇序言开头我提到的那个污染严重的省份，随着空气污染的日益加剧，有害的空气必然要越来越多地飘向四周，并且逐渐到达越来越远的地方——直到那些向第三世界转移污染产业的第一世界的富人庄园上空。
这就是我那次学术旅行中的故事的象征意义。
虽然贾雷德·戴蒙德给他自己定位为“谨慎的乐观派”，但是他下面这段话还是充满了悲观的气氛。
由于当前的人类社会过着不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不管用何种方法，世界的环境问题都必须在今天的儿童和青年的有生之年得到解决。惟一的问题在于，是以我们自愿选择的愉快的方式来解决，还是以不得不接受的不愉快的方式来解决，如战争、种族屠杀、饥荒、传染病和社会崩溃等。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
江晓原
二○○八年三月九日
于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吏系
文摘
蒙大拿的经济史
由于环境因素，整个美国西部山区并不利于粮食生产，蒙大拿也不例外，作物生长和牲口饲养都受到限制。蒙大拿的问题在于低降雨量导致农作物产量低；远离人口密集的消费市场，高纬度和高海拔使得作物生长季节短暂，且只能一年一熟，无法像夏季较长的地区可以一年二熟。这些缺陷意味着任何出自蒙大拿的作物若长在其他地方可以用更便宜的成本、更高的产量、更迅捷廉价的运输方式送到北美其他人口密集地区。因此蒙大拿历史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在这个宛如仙境但农业上却不具竞争力的土地上得以生存下来。
人类占据蒙大拿可分为几个经济阶段。第一阶段是13000年前到达此地的美洲土著时期。虽然他们在北美的东部和南部建立了农业社会，但是先于欧洲人来到蒙大拿的美洲土著仍然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甚至在发展农牧业的地区亦是如此。一个原因是蒙大拿缺乏可以饲养种植的原生野生动植物，因此较之北美东部和墨西哥，蒙大拿不能成为独立的农业发源地。另一个原因是远离北美的两个农业起源中心，那里的农作物无法随着欧洲人的到来传播到蒙大拿。今天，残留在蒙大拿的土著约有四分之三住在七个保护区内，那里除了牧草丰美外，其他天然资源相当匮乏。
据史料记载，最早踏上蒙大拿的欧洲人是1804年至1806年间由刘易斯和克拉克领导的探险队，他们在这个后来成为蒙大拿州的地方停留得要比其他卅来得久。紧接其后的第三个经济阶段是“山人”，即从加拿大和美国其他地方前来猎杀动物、做毛皮买卖的商人。下一个阶段始于1860年代，在蒙大拿前三个经济阶段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并一直持续到今天（尽管之前的经济活动已经渐渐衰退）。这个阶段的经济活动包括采矿业，特别是铜矿和金矿，伐木业，以及食品生产（女口饲养牛羊，种植粮食果蔬）。众多的矿工蜂拥至蒙大拿最大的比尤特铜矿区，由此激发了其他的经济，用以满足该州内部市场的需求。特别是附近的比特鲁谷砍伐了许多木材，为矿山提供能量，建造矿工的住所，以及搭建矿井支撑架。而供应给矿工的食物也来自比特鲁谷。这里地处南方，气候温和（依蒙大拿的标准来看），因此有个别名为“蒙大拿的香蕉带”。虽然比特鲁谷的降雨量很低（每年13英寸），天生植物也只有山艾，1860年代，来自欧洲的拓荒者们已经开始着手改变劣势，他们挖掘小型的灌溉渠，引接山谷西侧来自比特鲁山上的溪流。其后，又兴建了两套大型高价的灌溉系统，一套叫大渠，建于1908年至1910年，水源是谷地西侧的科莫湖；另一套系统由数个大型灌溉渠组成，用的是比特鲁河里的水。灌溉带来的机会之一使得比特鲁谷的苹果园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兴盛，并于20世纪初达到顶峰，今日仍在维持经营的苹果园已所剩不多。
蒙大拿旧的经济基础开始发生转变，狩猎和捕鱼由维持生计转为休闲娱乐，毛皮交易也已绝迹，而采矿业、伐木业租农业渐渐衰退。这一切均由下述经济和环境因素所致。今日，当地蓬勃发展的经济产业是旅游、休闲、养老和医疗保健。比特鲁谷近年来经济转型的标志性里程碑发生在1996年，财大气粗的嘉信理财创始人查尔斯·施瓦布从蒙大拿铜矿大王马可斯一达利手中买下面积为。2600英亩的比特鲁斯多克农场，然后将达利的庄园改建为供来自其他州的有钱人钓鱼、狩猎、骑马或是打高尔夫球的地方。他们在这个美丽的山谷购置第二处房产（或是第三第四处），一年光临数次。斯多克农场有18洞锦标级高尔夫球场和125栋房子或木屋。对这些最多可达六间卧室、6000平方英尺、80万美元起价的豪宅而言，“木屋”这一称谓似乎太过委婉。它们的买家都是高收入的有钱人，至少付得起俱乐部125000美元的入会费，光这些就已经是拉法利郡人平均年收入的七倍以上。整个斯多克农场四周都有围墙，大门竖了一块牌子写道“本农场只对会员和嘉宾开放”。很多木屋的主人都坐私人飞机过来，他们很少在汉密尔顿购物或是逗留，而是喜欢在斯多克农场俱乐部用餐。如果需要一些杂货，就请农场员工去汉密尔顿代为购买。一个汉密尔顿的本地人挖苦道：“这些贵族们如果想逛逛破旧的城中心，他们会像外国游客那样成群结队，一眼就能被认出来。”斯多克农场开发计划刚被宣布时，对那些在比特鲁谷生活了一辈子的人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他们猜测肯定不会有人花大价钱来这里置地，房子肯定卖不动，但结果却让他们大跌眼镜。虽然此前已有些富裕的外州人以个人名义陆续到比特鲁谷购买房产，但斯多克农场的开盘成为标志性的里程碑，一下子招来如此多的富豪。由此可以得出，比特鲁谷作为旅游休闲之地创造的经济利益要远远大于传统的养牛与种植苹果之用。
P9－11
人类历史上，当一个社会面对其复杂的环境问题，无法做出正确的应对和决策时，往往会走向崩溃。
为什么有些人类社会崩溃了？有些却成功存活下来？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贾雷德·戴蒙德著的这本《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以对失败的比较案例研究，试图为当今的人类社会提供一条生存与发展之道。
作者简介
作者:(美)贾雷德·戴蒙德 译者:江滢 译者:叶臻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是当代少数几位探究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思想家之一。
戴蒙德的研究使他获奖无数，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奖、美国地理学会伯尔奖、泰勒环境贡献奖、日本国际环境和谐奖和麦克阿瑟基金会研究基金。
《第三种黑猩猩》是戴蒙德教授第一本为知识大众写的书，也是他首次获得英国科普图书奖的作品。书中的一些重要论点，在其后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以及《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中做了更完整的铺陈，被合称为“人类大历史三部曲”。
目录
前言 两个农场的故事
第一部分 现代蒙大拿
第一章 蒙大拿苍穹下
第二部分 过去社会
第二章 复活节岛的薄暮
第三章 最后的人类：皮特凯恩岛和汉德森岛
第四章 旧日支配者：阿纳萨兹人和他们的邻居
第五章 马雅文明的崩溃
第六章 维京的前奏与赋格
第七章 格陵兰维京社会的繁荣
第八章 格陵兰维京社会的终曲
第九章 另辟蹊径，开拓成功之路
第三部分 现代社会
第十章 马尔萨斯在非洲：卢旺达的种族屠杀
第十一章 一座岛屿，两个民族，两种历史：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
第十二章 中国：摇摆不定的巨人
第十三章 “开采”澳大利亚
第四部分 实践教训
第十四章 为何有些人类社会会做出灾难性的决策
第十五章 大企业与生态环境：不同条件，不同结局
第十六章 世界是一片圩田：这对当今的我们有何意义？
补充阅读
序言
什么是未来世界最大的政治
近几年来，我对环境保护问题有了较多的关注，也逐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体会。2006年的一件事，给我印象尤为深刻。
那次我和一批北京学者，应邀前往我国西部某省一个著名考古发掘遗址作学术考察及研讨。那个省份以污染严重著称，前往遗址的路上，整个天空晦暗阴沉，空气中烟尘弥漫。虽然我们被当地政府安排入住在市政府的宾馆——那在当地也算豪华的了，但是污染的空气并不会被宾馆高高的围墙所隔断，大家都感到呼吸道相当难受。
我当时就感叹：空气污染面前，真是人人平等啊！你看，哪怕你是身家亿万的老板，或是当地政府的高官，在污染的环境中，你不是也得和当地老百姓一样受害吗？等到考察研讨结束，踏上回京旅途时，几乎所有北京来的学者都患上了咽喉肿痛。大家在车上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在北京天天抱怨空气污染，和这里一比，北京真是空气清新呢！
这样一次本来再平常不过的学术旅行，事后细想起来，却竟然与许多重大问题发生了联系——从象征的意义上来说，它简直就是当今世界环境问题的一个缩影。
现在有一个相当有力的说法——“有限地球时代”。其实我们人类从来、从一开始就是处在有限地球时代，只是我们直到很晚的时候自己才意识到这一点。
所谓有限地球时代，意思是说，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还有一个平行的说法是：地球净化、容忍污染的能力是有限的。
这两个“有限”，在今天早已成为普遍的常识，可是在唯科学主义的信念——相信科学早晚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之下，这个常识竟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当工厂烟囱中喷出的黑烟被政治诗人歌颂为“黑色的牡丹”时，当及时节制生育的建议被斥为“资产阶级”的谬论时，这个常识就被遮蔽了。取而代之的，是所谓“人定胜天”的盲目信念，是对大自然的疯狂征服和榨取。
在这样的信念之下，地球上的资源，地球净化、容忍污染的能力，似乎都已经被假想为无限的。即便在理性的层面没有否认其有限性，但这两个极限也被推到了无穷远处——在眼下就可以先当作无限来尽情榨取。
在工业文明到来之前，人类在思想中将上述两个极限推到无穷远处，确实是情有可原的，因为那时地球上还有大片的处女地未被开垦，在已经被人类居住的土地上，低下的生产力造成的污染和今天相比也还极为有限。
但是工业文明和现代科学技术一旦出现，就显示出惊人的加速度。以人类历史的大时间尺度来看，几乎是转瞬之间，那两个遥远的极限就猝不及防地来到了我们面前！
所以，1962年，当蕾切尔·卡森用她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书，来强烈警告地球容忍污染的极限时，不啻“旷野中的一声呼喊”(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对此书的评价)。全球范围的环境保护运动，可以说就是发端于此书。
《寂静的春天》出版之后两年，在药业公司利益集团的诅咒声中，发出“旷野中的一声呼喊”的卡森自己死于癌症(1964)。之后6年，著名的“罗马俱乐部”成立(1968)。之后10年，罗马俱乐部出版第一部报告，题目就是《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uth,1972)。环境保护和“有限地球”的观念，由此日益深入人心，最终汇成全球性的运动。
在中国，最初我们曾经认为，“环境污染”那是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的问题，和我们毫无关系。后来我们当然被现实所教育，知道这是谁也避免不了的问题，而且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还想当然地将环境保护问题理解成一个科学技术问题。以为只要进一步发展治理污染的技术，就可以逐步解决问题。那种“先发展致富，再治理污染”的想法，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赖上述信念。
但是事实上，今天的环境保护问题，首先不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甚至几乎就不是科学技术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贾雷德·戴蒙德的这本《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对于我们就显得非常有意义了。
……
这里必须对我们经常见到或谈论的“污染治理”概念作一个重要的澄清。
不错，曾经乌黑发臭的泰晤士河后来又流水清清游鱼可见了，这经常被说成是“污染治理”的成果，也使得那些主张“先发展致富，再治理污染”的人感到有了信心。但问题是，污染究竟是怎样被“治理”的？如果只是通过产业转移，将污染的工厂从泰晤士河边搬迁到第三世界的某一条河边，以邻为壑，将污染转移到别人那里，从整个地球的角度来看，污染还是同样的污染，这算什么“治理”？
不幸的是，第一世界的许多污染都是这样“治理”的。实际上经常发生的是，污染从第一世界转移到第三世界，从发达地区转移到不发达地区。后者为了快速脱贫致富，还往往乐于接受这种转移。因为从表面看，这种转移既引进了外资，又带来了“高新技术”，产品又能外销创汇，似乎很有好处。
在这个问题上，讲论道德也无济于事。资本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在本土真正治理污染，或将污染产业转移到乐于接受它们的不发达地区，哪个成本更小，人们就会选择哪个。我们不可能通过讲道德来一说服“资本的意志”去选择成本高的那个。 由此我们就不难知道，环境污染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有一部分人抢先过上了穷奢极欲的生活而带来的。
于是在这个问题上，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各方利益的残酷博弈，谁手里牌更大，谁出牌更精明，谁就更能趋利避害。事情说到底就是如此而已，这不就成为赤裸裸的政治了吗？
贾雷德·戴蒙德希望第一世界的人们能够认识到，即使你们现在还可以向第三世界转移污染，但终究会有无法继续转移的那一天：“要第一世界居民降低他们对地球环境的影响，在政治上不可能实现。然而，依照目前情况，继续冲击环境，更是不可能。”即使第三世界不反抗（这实际上肯定是不可能的），地球承受污染的极限也很快就要到了。
就像这篇序言开头我提到的那个污染严重的省份，随着空气污染的日益加剧，有害的空气必然要越来越多地飘向四周，并且逐渐到达越来越远的地方——直到那些向第三世界转移污染产业的第一世界的富人庄园上空。
这就是我那次学术旅行中的故事的象征意义。
虽然贾雷德·戴蒙德给他自己定位为“谨慎的乐观派”，但是他下面这段话还是充满了悲观的气氛。
由于当前的人类社会过着不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不管用何种方法，世界的环境问题都必须在今天的儿童和青年的有生之年得到解决。惟一的问题在于，是以我们自愿选择的愉快的方式来解决，还是以不得不接受的不愉快的方式来解决，如战争、种族屠杀、饥荒、传染病和社会崩溃等。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
江晓原
二○○八年三月九日
于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吏系
文摘
蒙大拿的经济史
由于环境因素，整个美国西部山区并不利于粮食生产，蒙大拿也不例外，作物生长和牲口饲养都受到限制。蒙大拿的问题在于低降雨量导致农作物产量低；远离人口密集的消费市场，高纬度和高海拔使得作物生长季节短暂，且只能一年一熟，无法像夏季较长的地区可以一年二熟。这些缺陷意味着任何出自蒙大拿的作物若长在其他地方可以用更便宜的成本、更高的产量、更迅捷廉价的运输方式送到北美其他人口密集地区。因此蒙大拿历史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在这个宛如仙境但农业上却不具竞争力的土地上得以生存下来。
人类占据蒙大拿可分为几个经济阶段。第一阶段是13000年前到达此地的美洲土著时期。虽然他们在北美的东部和南部建立了农业社会，但是先于欧洲人来到蒙大拿的美洲土著仍然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甚至在发展农牧业的地区亦是如此。一个原因是蒙大拿缺乏可以饲养种植的原生野生动植物，因此较之北美东部和墨西哥，蒙大拿不能成为独立的农业发源地。另一个原因是远离北美的两个农业起源中心，那里的农作物无法随着欧洲人的到来传播到蒙大拿。今天，残留在蒙大拿的土著约有四分之三住在七个保护区内，那里除了牧草丰美外，其他天然资源相当匮乏。
据史料记载，最早踏上蒙大拿的欧洲人是1804年至1806年间由刘易斯和克拉克领导的探险队，他们在这个后来成为蒙大拿州的地方停留得要比其他卅来得久。紧接其后的第三个经济阶段是“山人”，即从加拿大和美国其他地方前来猎杀动物、做毛皮买卖的商人。下一个阶段始于1860年代，在蒙大拿前三个经济阶段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并一直持续到今天（尽管之前的经济活动已经渐渐衰退）。这个阶段的经济活动包括采矿业，特别是铜矿和金矿，伐木业，以及食品生产（女口饲养牛羊，种植粮食果蔬）。众多的矿工蜂拥至蒙大拿最大的比尤特铜矿区，由此激发了其他的经济，用以满足该州内部市场的需求。特别是附近的比特鲁谷砍伐了许多木材，为矿山提供能量，建造矿工的住所，以及搭建矿井支撑架。而供应给矿工的食物也来自比特鲁谷。这里地处南方，气候温和（依蒙大拿的标准来看），因此有个别名为“蒙大拿的香蕉带”。虽然比特鲁谷的降雨量很低（每年13英寸），天生植物也只有山艾，1860年代，来自欧洲的拓荒者们已经开始着手改变劣势，他们挖掘小型的灌溉渠，引接山谷西侧来自比特鲁山上的溪流。其后，又兴建了两套大型高价的灌溉系统，一套叫大渠，建于1908年至1910年，水源是谷地西侧的科莫湖；另一套系统由数个大型灌溉渠组成，用的是比特鲁河里的水。灌溉带来的机会之一使得比特鲁谷的苹果园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兴盛，并于20世纪初达到顶峰，今日仍在维持经营的苹果园已所剩不多。
蒙大拿旧的经济基础开始发生转变，狩猎和捕鱼由维持生计转为休闲娱乐，毛皮交易也已绝迹，而采矿业、伐木业租农业渐渐衰退。这一切均由下述经济和环境因素所致。今日，当地蓬勃发展的经济产业是旅游、休闲、养老和医疗保健。比特鲁谷近年来经济转型的标志性里程碑发生在1996年，财大气粗的嘉信理财创始人查尔斯·施瓦布从蒙大拿铜矿大王马可斯一达利手中买下面积为。2600英亩的比特鲁斯多克农场，然后将达利的庄园改建为供来自其他州的有钱人钓鱼、狩猎、骑马或是打高尔夫球的地方。他们在这个美丽的山谷购置第二处房产（或是第三第四处），一年光临数次。斯多克农场有18洞锦标级高尔夫球场和125栋房子或木屋。对这些最多可达六间卧室、6000平方英尺、80万美元起价的豪宅而言，“木屋”这一称谓似乎太过委婉。它们的买家都是高收入的有钱人，至少付得起俱乐部125000美元的入会费，光这些就已经是拉法利郡人平均年收入的七倍以上。整个斯多克农场四周都有围墙，大门竖了一块牌子写道“本农场只对会员和嘉宾开放”。很多木屋的主人都坐私人飞机过来，他们很少在汉密尔顿购物或是逗留，而是喜欢在斯多克农场俱乐部用餐。如果需要一些杂货，就请农场员工去汉密尔顿代为购买。一个汉密尔顿的本地人挖苦道：“这些贵族们如果想逛逛破旧的城中心，他们会像外国游客那样成群结队，一眼就能被认出来。”斯多克农场开发计划刚被宣布时，对那些在比特鲁谷生活了一辈子的人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他们猜测肯定不会有人花大价钱来这里置地，房子肯定卖不动，但结果却让他们大跌眼镜。虽然此前已有些富裕的外州人以个人名义陆续到比特鲁谷购买房产，但斯多克农场的开盘成为标志性的里程碑，一下子招来如此多的富豪。由此可以得出，比特鲁谷作为旅游休闲之地创造的经济利益要远远大于传统的养牛与种植苹果之用。
P9－11
| ISBN | 9787532755127 |
|---|---|
| 出版社 | 上海译文出版社 |
| 作者 | 贾雷德·戴蒙德 |
| 尺寸 |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