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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与解释·马基雅维利集之一，立足马基雅维利的经典作品，重新阐发其中的民主特质
《马基雅维利式民主》不但从根本上重新评价了西方政治教坛中核心人物之一的马基雅维利，而且明确介入了有关制度设计和民主改革的当代论争。
?在马基雅维利对经济阶级划分、政治问责和大众赋权的思考的启发下，作者麦考米克建议在政体内建立一个位于公职人员之上，把社会经济和政治精英排除在外，并为随机抽签选出的平民赋予重要的否决权、立法权和审查权的公民机构。
作者简介
作者麦考米克（John P. McCormick），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代表作有《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反对作为技术的政治》（1997）、《韦伯、哈贝马斯与欧洲国家转型：宪法的、社会的与超国家的民主》（2007）和《马基雅维利式民主》（2011），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文艺复兴时代的佛罗伦萨政治思想、19到20世纪的欧洲大陆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法哲学和法社会学、欧洲政治以及当代民主理论。
译者康向宇，山西省古交市人，中山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清华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法理学、宪法学与政治思想史，译有《法律的文化研究：重构法学》（保罗·；卡恩著，法律出版社，2018年）。
译者韩广召，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有译文多篇。
目录
前言 / 1
马基雅维利作品缩略语 / 4
导论：自由、不平等与大众政体 / 1
第一部分
第1章人民、贵族和君主 / 31
第2章民主共和国与年轻贵族的压迫欲 / 54
第二部分
第3章大众参与和大众裁决的益处与局限 / 97
第4章选举、抽签和限定阶级的制度 / 136
第5章政治审判与“自由的生活方式” / 172
第三部分
第6章共和主义与民主 / 213
第7章后选举式的共和政体与保民官制的复兴 / 261
致谢 / 290
参考文献 / 295
索引 / 325
翻译分工 / 337
序言
前 言
政治问责的危机困扰着当代民主政治。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即使是“自由而公正”的选举，也不能保证他们选出的公职人员能够回应选民的政治意愿和政治期待。此外，民主政府似乎逐渐失去了防止最富裕的社会成员对法律和政策的制定施加过大影响的能力。选举式民主似乎并没有促进民众统治(popular rule)，反而允许乃至鼓励政治的和经济的精英损害公共利益以充实他们的财富，并侵害普通公民的自由。公民们既无法控制公职人员的行为，也不能抵制富人的权力和特权，这种趋势不但严重地威胁到当今政治代表的品质，而且严重地削弱了我们这个时代共和国中的自由与平等的境况。
马基雅维利对更早期的共和国做出了最敏锐的分析，在他的启发下，本书重新审视了现代民主之前的大众政体(popular governments)监督和控制政治经济精英的宪制措施和制度方式。为了遏制这些精英对自由和平等造成的威胁，传统共和国的普通公民提出了远比竞争性选举更为广泛的问责措施，并且常常将其付诸实践。在马基雅维利对这些措施的认可及其对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罗马诸宪制的全面分析的引领下，我发现了一种强有力的、超越选举的精英问责(elite accountability)和大众赋权(popular empowerment)模式的诸要素：禁止最富裕公民参与的公职或会议(offices or assemblies)、抽签与选举相结合的行政长官(magistrate)任命程序，以及由全体公民对指控和上诉做出最终裁决的政治审判。我把由这些制度组成的大众政体类型命名为“马基雅维利式民主”。
纵观历史，共和国的政治和经济精英抵制大众对于这些制度的要求，很多为贵族共和国代 言的哲学家和史学家也都强烈抨击这些措施。曾经主导西方政治思想的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圭恰尔迪尼和麦迪逊等思想家，事实上更偏爱使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在关键方面不受大众控制的宪制安排。在19世纪欧洲和北美殖民地大量知识分子开始支持进步的和激进的民主运动之前，马基雅维利大概是唯独拥护如下共和国的重要知识分子：在这种共和国里，人民通过超越选举的手段，积极主动地抗辩并限制政治和经济精英的行为。本着这种马基雅维利式精神，我以一些改革建议为本书作结，这些建议源于古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那些重要的共和国里曾经争论或实施过的约束精英(elite-constraining)和赋权公民(citizen-enabling)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获得马基雅维利最高赞誉的制度：罗马共和国的平民保民官(tribunes of the plebs)。我尤其建议——作为一个思想实验——用一个“人民保民院”(People’s Tribunate)来修正美国宪法。
抛开制度方案不论，本书还强调了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中根本性的平民主义的(populist)——也就是赋权公民(citizen-empowering)——和反精英主义的基础。归根到底，我认为，马基雅维利应当被理解为一个民主主义者，而非“共和主义者”——至少不是思想史研究领域影响巨大的“剑桥学派”所定义的“共和主义”，而且这位杰出的佛罗伦萨国务秘书与“共和主义”的关系也不同于该学派的论述。如前所述，绝大多数共和国都在仿效——它们的支持者也都赞同——贵族宪制模式，而非民主宪制模式。因此，我将论证，共和主义普遍地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放任社会经济精英对国内政治的支配，这种支配不仅超过了剑桥学派或受其影响的学者——比如波考克、斯金纳和佩蒂特——所承认的程度，而且必然超过了马基雅维利的作品所呈现的程度。上述论者一贯忽视或严重遮蔽了马基雅维利对限定阶级的(class-specific)职位、超越选举的任命、惩罚公职人员的方式、普通公民广泛讨论和直接决定公共政策的会议等制度的认可。
按照我的诠释，马基雅维利激励我们彻底地反思大众政体中政治参与和精英问责所必需的制度与文化条件。不同于西塞罗、圭恰尔迪尼和青年麦迪逊等共和主义者，或者白芝浩、熊彼特等选举民主的支持者，马基雅维利试图缓和——而非简单地利用——普通公民对社会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的顺从。的确，在马基雅维利看来，自由依赖于某些制度，这些制度能够回应乃至进一步鼓励那种不信任甚或厌恶富裕的和显赫的公民与政府的大众性情(popular disposition)。
总而言之，《马基雅维利式民主》重新关注了为了大众政体的内政修明而将阶级冲突加以适当制度化的必要性。它重提了马基雅维利被人遗忘的教诲：是富裕公民手中的资源以及公职人员享有的广泛自由裁量权，而非普通公民所谓的无知、冷漠与反复无常，对这种政体的自由构成了首要威胁。本书重新评价了在马基雅维利和民主共和主义者们看来抵抗针对普通公民及其政治体的自由的严重威胁所必需的制度，并思考了在今天复兴此类制度的可能方式。
文摘
马基雅维利的阶级政治
马基雅维利对共和国最有特权与权力之成员的动机和行为洞若观火；他将显赫的公民称为“贵族”(nobles/nobili)、“权贵”(aristocrats/ottimat)以及最普遍的“大人物”(the great/grandi)，这些词语可以互换使用。马基雅维利关于社会精英的观点源于他对地中海地区共和国古今历史的详尽阅读，以及他作为一位16世纪早期佛罗伦萨共和国出身相对卑微的公职人员的亲身经历。正如《李维史论》所清晰表明的，李维笔下的社会冲突给马基雅维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罗马共和国早期，贵族挑起并持续煽动这些社会冲突。更直接的是，马基雅维利在履行国务秘书、外交特使以及国民军负责人的职责时，遭到了佛罗伦萨权贵极为严苛且居高临下的对待。
由于其父亲的债务及所谓的私生子身份，马基雅维利频频遭受蔑视和嘲笑。尽管马基雅维利家族拥有任职于共和国最高机构的传统，但是他自己的相对贫困和名声不佳使他没有资格担任城邦的主要行政职务。事实上，他几乎完全仰仗共和国最高行政长官皮耶罗?索德里尼的庇护而任职于外交、秘书厅和军事部门，而通常情况下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是很难担任这些官职的。权贵们自认为有资格担任其中多数职位，因此经常抨击马基雅维利，并频繁阻挠他有效地履行职责：尤其是，他们向他试图在共和国建立一支公民军的计划泼冷水，阻止对他最高大使职位的任命，并污蔑他是一个私生子和欠税者的后代、一个性倒错者。
马基雅维利总结了他的研究与经历，认为一种永无止境的压迫欲驱使共和国的大人物努力积累财富，把持政府部门，以及获取声誉(D I. 5、 P 9)。马基雅维利认为，富裕而杰出的公民并不愿意与普通公民共享军事指挥权、通过选举任命的公职以及元老院的职位(资政委员会[consultative committees]、上议院和高等法院)，他们更沉溺于支配他人的欲望，而非任何促进公共利益的渴望。抛却所谓“位高则任重”(noblesse oblige)的托词(D I. 37)——这些托词都是历史上谄媚的作家(scrittori)虚构出来的(D I. 58)。马基雅维利坚称：军事统帅、行政长官、元老和法官都想让别人屈从于自己的意志，并力图在他们自己的政治体中飞黄腾达，尤其是以公共利益为代价，尽量充实自身的物质财富。
必须指出的是，马基雅维利并没有将大人物或权贵定义为一个形式上封闭而狭隘的世袭阶级，即使当他用“贵族”或“权贵”这些词指称精英时，他所谓的精英也不是一种封建贵族。例如，马基雅维利明确区分了城邦及共和国的大人物与游手好闲的富裕“绅士”(gentlemen)，后者在安全的城堡中压迫乡村居民(D I. 55)。相反，马基雅维利将大人物理解为一个由新近富裕的和政治上白手起家的平民持续自我整合而成的阶级，正如佛罗伦萨共和国和中晚期罗马共和国中的情形。虽然“大人物”这一社会经济阶级并不像世袭精英阶层那般固化，特定个人或家族的上下流动性也更强，但他们在任何特定时刻都表现出一种确定状态，即马基雅维利所说的被一种压迫欲(a desire to oppress)所驱使。
让我们继续澄清马基雅维利指称的精英的本质：很多解释者在提出这个问题时，低估或忽略了马基雅维利关于大人物之动机和行为的论述的物质与经济维度。他们认为，马基雅维利归之于大人物的压迫欲，最符合人们对荣誉(honor)、荣耀(glory)和名望(fame)的追求，恐怕并不涉及攫取财富或利用经济特权使政治利益最大化。然而，马基雅维利始终强调大人物的财富，并指出他们总是将财富作为实施压迫的目的。例如，他指出，最富裕的罗马人构成了“大多数贵族”(D I. 37)；马基雅维利还将叙拉古共和国的统治阶级认定为元老和富人(P 8)；在《李维史论》的前面部分，马基雅维利将大人物描述为“拥有很多”的人，更确切地说，他们“不端而有野心地”利用慷慨的馈赠，压迫普通公民并破坏大众政体(D I. 5)。随后，同样在这部作品中，他先后提及贵族的“巨大野心”和“贪得无厌”(D I. 40)。
我认为，马基雅维利在讨论罗马土地法的章节中的判断具有有决定性：马基雅维利指出，在共和国的历史进程中，贵族“在涉及政治职位时，总是同意平民的要求，而没有引起特别的骚动；但是，当涉及财物时，贵族是如此顽固地保护”(D I. 37)。这是一处振聋发聩的轻描淡写。马基雅维利在这里含蓄地提到了关键的例证：罗马元老为了保卫他们不断扩张的经济特权，在共和国的公民场所(civic space)谋杀了改革家提比略?格拉古。马基雅维利无疑明白，贵族、权贵和“大人物”对物质利益的珍视，多过对声望和荣誉的渴求。当他们被再分配的诉求紧逼时，他们的确公开表明了这一点。
经典与解释·马基雅维利集之一，立足马基雅维利的经典作品，重新阐发其中的民主特质
《马基雅维利式民主》不但从根本上重新评价了西方政治教坛中核心人物之一的马基雅维利，而且明确介入了有关制度设计和民主改革的当代论争。
?在马基雅维利对经济阶级划分、政治问责和大众赋权的思考的启发下，作者麦考米克建议在政体内建立一个位于公职人员之上，把社会经济和政治精英排除在外，并为随机抽签选出的平民赋予重要的否决权、立法权和审查权的公民机构。
作者简介
作者麦考米克（John P. McCormick），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代表作有《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反对作为技术的政治》（1997）、《韦伯、哈贝马斯与欧洲国家转型：宪法的、社会的与超国家的民主》（2007）和《马基雅维利式民主》（2011），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文艺复兴时代的佛罗伦萨政治思想、19到20世纪的欧洲大陆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法哲学和法社会学、欧洲政治以及当代民主理论。
译者康向宇，山西省古交市人，中山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清华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法理学、宪法学与政治思想史，译有《法律的文化研究：重构法学》（保罗·；卡恩著，法律出版社，2018年）。
译者韩广召，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有译文多篇。
目录
前言 / 1
马基雅维利作品缩略语 / 4
导论：自由、不平等与大众政体 / 1
第一部分
第1章人民、贵族和君主 / 31
第2章民主共和国与年轻贵族的压迫欲 / 54
第二部分
第3章大众参与和大众裁决的益处与局限 / 97
第4章选举、抽签和限定阶级的制度 / 136
第5章政治审判与“自由的生活方式” / 172
第三部分
第6章共和主义与民主 / 213
第7章后选举式的共和政体与保民官制的复兴 / 261
致谢 / 290
参考文献 / 295
索引 / 325
翻译分工 / 337
序言
前 言
政治问责的危机困扰着当代民主政治。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即使是“自由而公正”的选举，也不能保证他们选出的公职人员能够回应选民的政治意愿和政治期待。此外，民主政府似乎逐渐失去了防止最富裕的社会成员对法律和政策的制定施加过大影响的能力。选举式民主似乎并没有促进民众统治(popular rule)，反而允许乃至鼓励政治的和经济的精英损害公共利益以充实他们的财富，并侵害普通公民的自由。公民们既无法控制公职人员的行为，也不能抵制富人的权力和特权，这种趋势不但严重地威胁到当今政治代表的品质，而且严重地削弱了我们这个时代共和国中的自由与平等的境况。
马基雅维利对更早期的共和国做出了最敏锐的分析，在他的启发下，本书重新审视了现代民主之前的大众政体(popular governments)监督和控制政治经济精英的宪制措施和制度方式。为了遏制这些精英对自由和平等造成的威胁，传统共和国的普通公民提出了远比竞争性选举更为广泛的问责措施，并且常常将其付诸实践。在马基雅维利对这些措施的认可及其对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罗马诸宪制的全面分析的引领下，我发现了一种强有力的、超越选举的精英问责(elite accountability)和大众赋权(popular empowerment)模式的诸要素：禁止最富裕公民参与的公职或会议(offices or assemblies)、抽签与选举相结合的行政长官(magistrate)任命程序，以及由全体公民对指控和上诉做出最终裁决的政治审判。我把由这些制度组成的大众政体类型命名为“马基雅维利式民主”。
纵观历史，共和国的政治和经济精英抵制大众对于这些制度的要求，很多为贵族共和国代 言的哲学家和史学家也都强烈抨击这些措施。曾经主导西方政治思想的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圭恰尔迪尼和麦迪逊等思想家，事实上更偏爱使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在关键方面不受大众控制的宪制安排。在19世纪欧洲和北美殖民地大量知识分子开始支持进步的和激进的民主运动之前，马基雅维利大概是唯独拥护如下共和国的重要知识分子：在这种共和国里，人民通过超越选举的手段，积极主动地抗辩并限制政治和经济精英的行为。本着这种马基雅维利式精神，我以一些改革建议为本书作结，这些建议源于古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那些重要的共和国里曾经争论或实施过的约束精英(elite-constraining)和赋权公民(citizen-enabling)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获得马基雅维利最高赞誉的制度：罗马共和国的平民保民官(tribunes of the plebs)。我尤其建议——作为一个思想实验——用一个“人民保民院”(People’s Tribunate)来修正美国宪法。
抛开制度方案不论，本书还强调了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中根本性的平民主义的(populist)——也就是赋权公民(citizen-empowering)——和反精英主义的基础。归根到底，我认为，马基雅维利应当被理解为一个民主主义者，而非“共和主义者”——至少不是思想史研究领域影响巨大的“剑桥学派”所定义的“共和主义”，而且这位杰出的佛罗伦萨国务秘书与“共和主义”的关系也不同于该学派的论述。如前所述，绝大多数共和国都在仿效——它们的支持者也都赞同——贵族宪制模式，而非民主宪制模式。因此，我将论证，共和主义普遍地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放任社会经济精英对国内政治的支配，这种支配不仅超过了剑桥学派或受其影响的学者——比如波考克、斯金纳和佩蒂特——所承认的程度，而且必然超过了马基雅维利的作品所呈现的程度。上述论者一贯忽视或严重遮蔽了马基雅维利对限定阶级的(class-specific)职位、超越选举的任命、惩罚公职人员的方式、普通公民广泛讨论和直接决定公共政策的会议等制度的认可。
按照我的诠释，马基雅维利激励我们彻底地反思大众政体中政治参与和精英问责所必需的制度与文化条件。不同于西塞罗、圭恰尔迪尼和青年麦迪逊等共和主义者，或者白芝浩、熊彼特等选举民主的支持者，马基雅维利试图缓和——而非简单地利用——普通公民对社会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的顺从。的确，在马基雅维利看来，自由依赖于某些制度，这些制度能够回应乃至进一步鼓励那种不信任甚或厌恶富裕的和显赫的公民与政府的大众性情(popular disposition)。
总而言之，《马基雅维利式民主》重新关注了为了大众政体的内政修明而将阶级冲突加以适当制度化的必要性。它重提了马基雅维利被人遗忘的教诲：是富裕公民手中的资源以及公职人员享有的广泛自由裁量权，而非普通公民所谓的无知、冷漠与反复无常，对这种政体的自由构成了首要威胁。本书重新评价了在马基雅维利和民主共和主义者们看来抵抗针对普通公民及其政治体的自由的严重威胁所必需的制度，并思考了在今天复兴此类制度的可能方式。
文摘
马基雅维利的阶级政治
马基雅维利对共和国最有特权与权力之成员的动机和行为洞若观火；他将显赫的公民称为“贵族”(nobles/nobili)、“权贵”(aristocrats/ottimat)以及最普遍的“大人物”(the great/grandi)，这些词语可以互换使用。马基雅维利关于社会精英的观点源于他对地中海地区共和国古今历史的详尽阅读，以及他作为一位16世纪早期佛罗伦萨共和国出身相对卑微的公职人员的亲身经历。正如《李维史论》所清晰表明的，李维笔下的社会冲突给马基雅维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罗马共和国早期，贵族挑起并持续煽动这些社会冲突。更直接的是，马基雅维利在履行国务秘书、外交特使以及国民军负责人的职责时，遭到了佛罗伦萨权贵极为严苛且居高临下的对待。
由于其父亲的债务及所谓的私生子身份，马基雅维利频频遭受蔑视和嘲笑。尽管马基雅维利家族拥有任职于共和国最高机构的传统，但是他自己的相对贫困和名声不佳使他没有资格担任城邦的主要行政职务。事实上，他几乎完全仰仗共和国最高行政长官皮耶罗?索德里尼的庇护而任职于外交、秘书厅和军事部门，而通常情况下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是很难担任这些官职的。权贵们自认为有资格担任其中多数职位，因此经常抨击马基雅维利，并频繁阻挠他有效地履行职责：尤其是，他们向他试图在共和国建立一支公民军的计划泼冷水，阻止对他最高大使职位的任命，并污蔑他是一个私生子和欠税者的后代、一个性倒错者。
马基雅维利总结了他的研究与经历，认为一种永无止境的压迫欲驱使共和国的大人物努力积累财富，把持政府部门，以及获取声誉(D I. 5、 P 9)。马基雅维利认为，富裕而杰出的公民并不愿意与普通公民共享军事指挥权、通过选举任命的公职以及元老院的职位(资政委员会[consultative committees]、上议院和高等法院)，他们更沉溺于支配他人的欲望，而非任何促进公共利益的渴望。抛却所谓“位高则任重”(noblesse oblige)的托词(D I. 37)——这些托词都是历史上谄媚的作家(scrittori)虚构出来的(D I. 58)。马基雅维利坚称：军事统帅、行政长官、元老和法官都想让别人屈从于自己的意志，并力图在他们自己的政治体中飞黄腾达，尤其是以公共利益为代价，尽量充实自身的物质财富。
必须指出的是，马基雅维利并没有将大人物或权贵定义为一个形式上封闭而狭隘的世袭阶级，即使当他用“贵族”或“权贵”这些词指称精英时，他所谓的精英也不是一种封建贵族。例如，马基雅维利明确区分了城邦及共和国的大人物与游手好闲的富裕“绅士”(gentlemen)，后者在安全的城堡中压迫乡村居民(D I. 55)。相反，马基雅维利将大人物理解为一个由新近富裕的和政治上白手起家的平民持续自我整合而成的阶级，正如佛罗伦萨共和国和中晚期罗马共和国中的情形。虽然“大人物”这一社会经济阶级并不像世袭精英阶层那般固化，特定个人或家族的上下流动性也更强，但他们在任何特定时刻都表现出一种确定状态，即马基雅维利所说的被一种压迫欲(a desire to oppress)所驱使。
让我们继续澄清马基雅维利指称的精英的本质：很多解释者在提出这个问题时，低估或忽略了马基雅维利关于大人物之动机和行为的论述的物质与经济维度。他们认为，马基雅维利归之于大人物的压迫欲，最符合人们对荣誉(honor)、荣耀(glory)和名望(fame)的追求，恐怕并不涉及攫取财富或利用经济特权使政治利益最大化。然而，马基雅维利始终强调大人物的财富，并指出他们总是将财富作为实施压迫的目的。例如，他指出，最富裕的罗马人构成了“大多数贵族”(D I. 37)；马基雅维利还将叙拉古共和国的统治阶级认定为元老和富人(P 8)；在《李维史论》的前面部分，马基雅维利将大人物描述为“拥有很多”的人，更确切地说，他们“不端而有野心地”利用慷慨的馈赠，压迫普通公民并破坏大众政体(D I. 5)。随后，同样在这部作品中，他先后提及贵族的“巨大野心”和“贪得无厌”(D I. 40)。
我认为，马基雅维利在讨论罗马土地法的章节中的判断具有有决定性：马基雅维利指出，在共和国的历史进程中，贵族“在涉及政治职位时，总是同意平民的要求，而没有引起特别的骚动；但是，当涉及财物时，贵族是如此顽固地保护”(D I. 37)。这是一处振聋发聩的轻描淡写。马基雅维利在这里含蓄地提到了关键的例证：罗马元老为了保卫他们不断扩张的经济特权，在共和国的公民场所(civic space)谋杀了改革家提比略?格拉古。马基雅维利无疑明白，贵族、权贵和“大人物”对物质利益的珍视，多过对声望和荣誉的渴求。当他们被再分配的诉求紧逼时，他们的确公开表明了这一点。
| ISBN | 9787567583856 |
|---|---|
| 出版社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 作者 | John P. McCormick |
| 尺寸 |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