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近代海外汉学名著丛刊”。本套丛书规模宏大、版本珍贵、视角独特，所选皆为纯学术论著。“近代海外汉学名著丛刊资料”所选书目，绝大部分在1949年以后未曾出版。
名人推荐
我们蒐集了上百部尘封的汉学译著，呈现给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学术界，一方面是为了铭记前人为推展学术而做出的努力，另方面也是为了提醒新常态时期的学人，学术发展有其历史累积的脉络，可以从中汲取历史经验，温故而知新。——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教授 郑培凯世事沉浮，风云变幻，这些昔日的译著有的还在被学者屡屡提及；有的则尘封甚久，不再被人记得。如今辑而再印，使之重见天日，是既富于现实意义，也富于历史意义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傅杰这批海外汉学经典的学术特点非常突出，一方面，它们大都充分利用了丰富的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进行精深的文本分析，体现出作者的汉学水平和深厚的古文献根基；但另一方面，从总体的研究方法上却与传统的中国学术大相径庭，作者已经不再像二十四史的史家那样仍旧站在中原王朝正统史观的立场来观察所谓“四裔”，进行粗线条的描述，而是以西方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全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对研究对象从历史语言、地理环境、社会组织结构、人群迁移流动、对外文化交流等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加以剖析，从而展示出前所未有的学术新格局。——四川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霍巍
作者简介
主编： 郑培凯。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Chinese Civilization Centre）教授兼主任。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副修历史。曾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耶鲁大学、佩斯大学、台湾大学。编委： 傅杰（“历史文化与中国社会经济”主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霍巍（“中外交通与边疆史”主编）。四川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戴燕（“古典文献与语言文字列”主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目录
古典文献与语言文字列22种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国语与中国文欧人之汉学研究中国文学通论中国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文艺论史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中国文学思想史纲中国文学发凡中国学术文艺史讲话中国古代文艺思潮论六国表订误及其商榷（外二种）左传真伪考及其他毛诗楚辞考赋史大要元人杂剧序说水浒传新考证王摩诘孔子儒学概论四书研究历史文化与中国社会经济23种中国历代社会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中国社会发展史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青铜器时代考东亚文化之黎明古物研究中国印刷术源流史中国上古天文中国音乐史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先秦经济史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国农家经济中国资本主义发达史儒教与现代思潮儒道两家关系论中国哲学史概论儒教政治哲学中国伦理学史中国关税制度论中国历史教程中国货币论中外交通与边疆史18种鞑靼千年史康居粟特考东胡民族考塞外史地论文译丛辽金乣军及金代兵制考西辽史匈奴史兀良哈及鞑靼考元代经略东北考元代蒙汉色目待遇考元朝制度考元朝怯薛及斡耳朵考元代农民之生活中日交通史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唐宋贸易港研究西域研究
序言
温故而知新——《近代海外汉学名著丛刊资料》总序晚清以来，西力东渐，西方文化思想的著作也大量译成中文，最著名的如严复与林纾的译著，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界与文学界，使得中国文化的思维脉络为之丕变。除了西方思想经典、文学与实证科学著作的翻译，以实证方法系统化探讨中国文史的域外汉学，也对中国学术思想界产生了莫大冲击，改变了中国学术的著述方法与取向。中国传统的知识结构，是按经史子集四库分类的，以儒家意识形态的经学为文化知识的砥柱，以史学为贯穿历史经验的殷鉴，至于子部与集部，则是作为保存文献、扩大知识面的附带知识，可以耽情冥想，可以悠游玩赏，却都是边缘化的知识，无关圣教的弘扬，无关文化精髓的宏旨。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现代学术体系，在知识分类上，与中国传统大相径庭，讲究系统分科，不同知识领域各有其客观存在的价值，有其相对独立的目的与标准。日本知识界在明治维新以来，鉴于东方文明落后于西方的船坚炮利，率先效法西方，在追求“文明开化”、“脱亚入欧”的过程中，为日本学术发展循著现代西方的体例，建立了哲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商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医学、农学、工程学、植物学、动物学等等新型学科，企图与西方学术齐头并进，从而影响了中国近代学术体系的发展。本丛刊选印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版的汉学译著百种，分为三大类：“历史文化与中国社会经济”、“语言文学与古典文献”、“中外交通及边疆史”，反映民国时期学术界重视西方及日本汉学研究的成果，借助他山之石，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意义，特别是开拓了传统学术忽略的领域。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学者如蔡元培、胡适都提倡“整理国故”，以理性实证的方法，对中国文化传统做出系统化的研究，是与这些汉学译著相辅相成的。这些译著除了介绍域外汉学的成果，还引进了崭新的学术研究方法与视角，有助于梳理中国文化传统的脉络，重新整合知识结构与学术体系。虽然这些学术著作不是中国学者的成就，无法纳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史学术的主脉，但是从中文译本的影响而言，起码也应当视为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支脉或潜流，不容忽视。可惜的是，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因为两岸政治形势的变化，这些汉学译著，除了部分因王云五重新入主台湾商务印书馆，而得以在台湾做了少量的重印，在大陆的出版界，则完全受到遗忘，甚至在许多新成立的大学图书馆中也不见踪影。我们蒐集了上百部尘封的汉学译著，呈现给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学术界，一方面是为了铭记前人为推展学术而做出的努力，另方面也是为了提醒新常态时期的学人，学术发展有其历史累积的脉络，可以从中汲取历史经验，温故而知新。说到“温故知新”与这批早期汉学译著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以见翻译域外汉学如何反映了时代精神，为融汇东西方学术思维，重新阐释中国文化传承，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一是域外汉学的研究对象，以中国历史文化典籍为主，属于中西文化碰撞期间兴起的“国学”范畴，与五四新文化人物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若合符节。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并赋予新的学术意义，是清末民初知识精英念兹在兹的心结。历史发展走到一个环节，时代的狂风扬起了批判传统的大旗，风中的英雄帮着推波助澜，却又无时或忘自己民族文化主体的未来，纠缠于“传统”能否“现代”的困境。域外汉学的出现，以西方实证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综合东西方各种语言文字材料，扩大了研究国学的眼界，即使无法打开中国文化传统是否走到尽头的心结，至少是提供了一个解惑的方向，在大雾弥漫的夜晚，看到了依稀渺茫的星光。二是翻译域外汉学，有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吊诡作用，逐渐化解了中国文化思维中的自大心理与封闭心态，让唯我独尊的国粹基本教义派解除武装到牙齿的盔甲，转而吸收并接受西方实证研究的学风。民国期间新式教育制度的推行、学术体系的变化、大学学术专业的创建，具体到北京大学国学门的成立、中央研究院规划历史、语言、考古的研究领域，都与翻译域外汉学背后的旨意是息息相关的。因此，重新阅览这批民国期间的汉学译著，对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学人来说，温故而知新，不但可以窥知民国学人追求新知的心理状态，也会刺激吾人反思，认真思考学术研究方法与中国学术发展的前景，更进一步，探索文化传统的重新阐释与新知介入的关系。知识体系的变化当然与传统的重新阐释有关，是外烁的影响大呢，还是内因变化的成分居多？《论语·为政》记载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历代解经，对这个“为师”的道理，有两种相近似但又取向不同的解释。朱熹《四书集注》说：“故者，旧所闻。新者，今所得。言学能时习旧闻而每有新得，则所学在我而其应不穷，故可以为人师。若夫记问之学，则无得于心而所知有限，故《学记》讥其不足以为人师，正与此意互相发也。”虽然朱熹把知识分为“旧所闻”与“新所得”，强调的却是“学而时习之”，从中生发新的心得，也就是从诠释旧典中得到新知。这个说法与朱熹在鹅湖之会以后，作诗唱和，写给陆九渊的诗句，“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异曲同工，是一个意思，万变不离其宗，旧学与新知是同一个脉络的知识学理。然而，有些朱熹之前的经学家，解释“温故知新”，却有不同的取向。皇侃《论语义疏》就说：“故，谓所学已得之事也。所学已得者则温燖之不使忘失，此是月无忘其所能也。新，谓即时所学新得者也。知新，谓日知其所亡也。若学能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此乃可为人师也。”皇侃明确说到，“故”指的是过去所学的知识，而“新”则指的是新近学到的知识，新旧结合，相互发明，就可以“为人师”了。邢昺《论语注疏》循著皇侃的思路，也说：“言旧所学得者，温寻使不忘，是温故也。素所未知，学使知之，是知新也。既温寻故者，又知新者，则可以为人师也。”这裡讲的“素所未知”，就不只是研读旧学，有了新的体会，从过去的传统中发展出的“新知”，而是从来没听过、没想过的新学问了。这种“素所未知”的新学问，结合“旧所闻”，对习以为常的知识框架，就会产生巨大的冲击，而出现飞跃性的结构变化。知识内容或许大体沿袭传统，知识结构却得以重新整合，出现崭新的认知系统，重新审视自己文化传统的意义，打开文化传承的新局面。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汉学译作，就发挥了这样的作用，促使中国学者放弃自我中心的文化态度，从各种不同侧面，探知中国历史文化的光谱，以域外（或是全球）的角度观测中国传统，摇动了文化的万花筒，看到七彩缤纷的中国。严复在甲午战争之后，改良变法思想风起云涌之时，开始大量翻译西方思想经典著作，是有感于国人（特别是传统文化孕育的知识精英）思维系统封闭，企图介绍实证新知，引进逻辑思维的方法，以破除儒学之道“一以贯之”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虚妄。他翻译《天演论》，在序文中提到，有人归纳东西方学术思想，认为中国文化重精神，是形而上之学，立意高超，而西方文化重物质，是形而下之学，只追求功利的回报。他认为，这种自以为是的蒙昧态度，陷入传统旧学的框囿而不自知，没有自我反思的能力，无法吸收“素所未知”的新知识，也就无法开展并弘扬自己的文化传统。严复非常清楚他翻译西方经典的目的，是为了介绍新知，打破中国传统思维的封闭性，但是，作为披荆斩棘的拓荒人，他深知思想封闭者的顽固心理，必须因势利导，以免遭到盲目卫道之士的攻讦。严复有其防身的策略，不会像许褚战马超那样赤膊上阵，而是以桐城文章译述赫胥黎、斯宾塞、穆勒、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博得晚清知识精英的赞许，由文章深闳而传入了新知义理。从文化变迁的角度而言，通过翻译，以迂回战术来介绍西方思想，得到巨大的成功，产生了改变传统思维体系的实效，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以此类推，民国时期大量翻译域外汉学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思想史课题。关于清末民初西方学术思维冲击中国知识精英，颠覆传统文化的知识结构，钱穆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的序言中，从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发出深刻的感慨，做了笼统的批评：“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通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不可不加以讨论。”钱穆所指出的问题，是传统知识体系强调“通”，文史哲不分家，最崇尚通儒，而现代学术讲究专业分科，各司其职，以至于读不通古籍呈现的整体性知识思维。姚名达在撰写《中国目录学史》的时候，对西力东渐，西潮带来的翻译著作及新知新学，也有类似的感慨：“《四部》分类法，不合时代也，不仅现代为然。自道光、咸丰允许西人入国通商传教以来，继以派生留学外国，于是东西洋洋籍逐年增多。学问翻新，迥出旧学之外。目录学界之思想不免为之震盪。”这种对学术体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观察，反映了中国学人从晚清一直到民国，夹在东西方两种不同思维体系的衝突，身历其境的切身感受，因此感触良多。二十世纪上半叶最能代表中国学术的通儒是王国维与陈寅恪，他们浸润了经史子集的四部知识传统，承继乾嘉笃实的考据学风，却都经过西洋逻辑思维与实证科学的洗礼，参与中国知识结构的转型。对西方现代知识结构如何在中国生根发芽，不但再三致意，并且以自己的学术实践来努力促成。王国维早在1902年就写信给张之洞，反对把经学列为大学分科之首，而主张效法西方与日本的大学，设立哲学科，明确指出知识结构的分类不可因循传统，而必须另起炉灶。陈寅恪在1925年就清华大学建制的问题，写了《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指出大学的职责在于学术之独立，而中国学术界的情况令人十分不满，必须认真效法西方学术的体制及实践。他说，“盖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门造车者比。”这两位国学大师，对西方与日本的汉学研究十分注意，都是以开放态度对待域外汉学研究，集思广益，以成其大家。再回到“温故知新”的历代经解，说说文化传承的阐释学意义。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指出，上古之时，文化知识是上层统治精英的家学，不再治理实际政事的长者可以传递德行的知识，可以为人师。“温故而知新”，就显示长者不忘旧时所学，且能吸收新知，继承并发扬这种学术与政治合一的传统。到了孔子之时，时代出现了变化，士大夫不见得能够谨守家法，弘扬德行，也不一定能够“为师”了。孔子之后，世变日亟，“道术为天下裂”，文化知识不再为少数统治精英所垄断，也不必然与治理政事有关，学术在民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学术知识发展的脉络基本未变，仍然是要温故知新，进德修业。从刘宝楠不经意的阐释中，可以看到时代变迁影响了学术文化的内容，改变了知识结构的体系，但其内在发展的理路仍旧，还是需要旧学与新知的融合，才能有所发展。刘宝楠还引述了刘逢禄的解释：“故，古也。《六经》皆述古昔、称先王者也。知新，谓通其大义，以斟酌后世之製作，汉初经师皆是也。”刘宝楠赞成这个说法，并指出，汉唐人解释”知新”，大多数都沿用此意。也就是说，旧学是传统的知识结构体系，新知是时代变化出现的新知识，必须相互斟酌，才能发挥得宜。至于如何对旧学“通其大义”，就见仁见智，各有说法了。从这个通达的诠释来讨论近代西学东渐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温故而知新”在民国学人的心底，是产生“传统”与“现代”纠葛的心理陷阱，不易跨越。若依照朱熹的说法，“学能时习旧闻而每有新得，则所学在我而其应不穷”，虽然在哲理上可以模模糊糊说通，但在清末民初的具体历史时代环节，西学的新知属于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在原有的旧学脉络中，根本无从立足，如何“其应不穷”？所以，真要放之四海而皆淮，提升“温故而知新”的普世意义，以理解域外汉学译著与近代学术知识体系变迁的文化史意义，我们认为，皇侃、邢昺，一直到刘宝楠的阐释，是比较合适，并与现代文化阐释学的说法相近。伽达默（Hans-Georg Gadamer）在他的名著《真理与方法》中，说到认知理性与文化传统的关系，特别指出，人们通过理性，来判断历史文化中事实的真相，但是人的理性与生存环境息息相关，与传统所衍生的丰富文化底蕴有关，不可能完全超越文化传统的思维脉络。他认为，人生活在文化传统之中，就不可能“遗世独立”，以全能超越的抽象思辨来认识传统，甚至是批判或颠覆传统。传统是历史文化延续与传承的表征，不会一成不变，而我们的认知理性也会因时代变迁，而不断重新诠释传统。伽达默的阐释学以西方文化传统为例，说明新知如何纳入传统，而使文化传统生机不断，生生不息，与中国历代经学家的说法（朱熹除外），有异曲同工之效。以此观照民国时期的汉学译著，我们认为，这批学术新知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繁衍与发展上，实有承先启后之功。《近代海外汉学名著丛刊》的出版，最值得感谢的是南兆旭先生二十年多来搜罗的执着与努力。虽然这套丛刊不能穷尽民国时期的汉学译著，但是，能汇集上百部自从1949年以来在国内不曾重印的学术著作，再度公之于世，总是功不唐捐的大功德。忝为本丛刊的主编，我面对这批民国学术材料，先是感到纷杂无章，有些原作者的学术素养也难副当前的学术标准，甚为犹豫。后来转念一想，这是上个世纪中国最纷乱时期的学术记录，也是民生凋敝，国势隤危，内乱外患交加之际，仍有许多学者孜孜矻矻，戮力翻译域外汉学，为中国学术的承传拓展新知的坦途，不禁肃然起敬，开始用心整理分类。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好在有学殖丰赡的诤友担任分卷主编，并撰写各分卷前言，实在是衷心铭感。有傅杰教授负责“历史文化与中国社会经济”、戴燕教授负责“语言文学与古典文献”、霍巍教授负责“中外交通及边疆史”，吾道不孤矣。在整理编辑过程中，助理周威先生费心最多，也是我要衷心感谢的。道术之存亡，全在人心之向背。这批民国汉学译著重新问世，对我们生长在承平之世的学人，应当有激励的作用，为学术研究多尽分力，让中国学术发展更上一层楼。郑培凯二〇一五年七月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近代海外汉学名著丛刊”。本套丛书规模宏大、版本珍贵、视角独特，所选皆为纯学术论著。“近代海外汉学名著丛刊资料”所选书目，绝大部分在1949年以后未曾出版。
名人推荐
我们蒐集了上百部尘封的汉学译著，呈现给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学术界，一方面是为了铭记前人为推展学术而做出的努力，另方面也是为了提醒新常态时期的学人，学术发展有其历史累积的脉络，可以从中汲取历史经验，温故而知新。——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教授 郑培凯世事沉浮，风云变幻，这些昔日的译著有的还在被学者屡屡提及；有的则尘封甚久，不再被人记得。如今辑而再印，使之重见天日，是既富于现实意义，也富于历史意义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傅杰这批海外汉学经典的学术特点非常突出，一方面，它们大都充分利用了丰富的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进行精深的文本分析，体现出作者的汉学水平和深厚的古文献根基；但另一方面，从总体的研究方法上却与传统的中国学术大相径庭，作者已经不再像二十四史的史家那样仍旧站在中原王朝正统史观的立场来观察所谓“四裔”，进行粗线条的描述，而是以西方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全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对研究对象从历史语言、地理环境、社会组织结构、人群迁移流动、对外文化交流等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加以剖析，从而展示出前所未有的学术新格局。——四川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霍巍
作者简介
主编： 郑培凯。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Chinese Civilization Centre）教授兼主任。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副修历史。曾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耶鲁大学、佩斯大学、台湾大学。编委： 傅杰（“历史文化与中国社会经济”主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霍巍（“中外交通与边疆史”主编）。四川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戴燕（“古典文献与语言文字列”主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目录
古典文献与语言文字列22种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国语与中国文欧人之汉学研究中国文学通论中国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文艺论史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中国文学思想史纲中国文学发凡中国学术文艺史讲话中国古代文艺思潮论六国表订误及其商榷（外二种）左传真伪考及其他毛诗楚辞考赋史大要元人杂剧序说水浒传新考证王摩诘孔子儒学概论四书研究历史文化与中国社会经济23种中国历代社会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中国社会发展史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青铜器时代考东亚文化之黎明古物研究中国印刷术源流史中国上古天文中国音乐史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先秦经济史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国农家经济中国资本主义发达史儒教与现代思潮儒道两家关系论中国哲学史概论儒教政治哲学中国伦理学史中国关税制度论中国历史教程中国货币论中外交通与边疆史18种鞑靼千年史康居粟特考东胡民族考塞外史地论文译丛辽金乣军及金代兵制考西辽史匈奴史兀良哈及鞑靼考元代经略东北考元代蒙汉色目待遇考元朝制度考元朝怯薛及斡耳朵考元代农民之生活中日交通史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唐宋贸易港研究西域研究
序言
温故而知新——《近代海外汉学名著丛刊资料》总序晚清以来，西力东渐，西方文化思想的著作也大量译成中文，最著名的如严复与林纾的译著，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界与文学界，使得中国文化的思维脉络为之丕变。除了西方思想经典、文学与实证科学著作的翻译，以实证方法系统化探讨中国文史的域外汉学，也对中国学术思想界产生了莫大冲击，改变了中国学术的著述方法与取向。中国传统的知识结构，是按经史子集四库分类的，以儒家意识形态的经学为文化知识的砥柱，以史学为贯穿历史经验的殷鉴，至于子部与集部，则是作为保存文献、扩大知识面的附带知识，可以耽情冥想，可以悠游玩赏，却都是边缘化的知识，无关圣教的弘扬，无关文化精髓的宏旨。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现代学术体系，在知识分类上，与中国传统大相径庭，讲究系统分科，不同知识领域各有其客观存在的价值，有其相对独立的目的与标准。日本知识界在明治维新以来，鉴于东方文明落后于西方的船坚炮利，率先效法西方，在追求“文明开化”、“脱亚入欧”的过程中，为日本学术发展循著现代西方的体例，建立了哲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商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医学、农学、工程学、植物学、动物学等等新型学科，企图与西方学术齐头并进，从而影响了中国近代学术体系的发展。本丛刊选印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版的汉学译著百种，分为三大类：“历史文化与中国社会经济”、“语言文学与古典文献”、“中外交通及边疆史”，反映民国时期学术界重视西方及日本汉学研究的成果，借助他山之石，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意义，特别是开拓了传统学术忽略的领域。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学者如蔡元培、胡适都提倡“整理国故”，以理性实证的方法，对中国文化传统做出系统化的研究，是与这些汉学译著相辅相成的。这些译著除了介绍域外汉学的成果，还引进了崭新的学术研究方法与视角，有助于梳理中国文化传统的脉络，重新整合知识结构与学术体系。虽然这些学术著作不是中国学者的成就，无法纳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史学术的主脉，但是从中文译本的影响而言，起码也应当视为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支脉或潜流，不容忽视。可惜的是，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因为两岸政治形势的变化，这些汉学译著，除了部分因王云五重新入主台湾商务印书馆，而得以在台湾做了少量的重印，在大陆的出版界，则完全受到遗忘，甚至在许多新成立的大学图书馆中也不见踪影。我们蒐集了上百部尘封的汉学译著，呈现给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学术界，一方面是为了铭记前人为推展学术而做出的努力，另方面也是为了提醒新常态时期的学人，学术发展有其历史累积的脉络，可以从中汲取历史经验，温故而知新。说到“温故知新”与这批早期汉学译著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以见翻译域外汉学如何反映了时代精神，为融汇东西方学术思维，重新阐释中国文化传承，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一是域外汉学的研究对象，以中国历史文化典籍为主，属于中西文化碰撞期间兴起的“国学”范畴，与五四新文化人物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若合符节。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并赋予新的学术意义，是清末民初知识精英念兹在兹的心结。历史发展走到一个环节，时代的狂风扬起了批判传统的大旗，风中的英雄帮着推波助澜，却又无时或忘自己民族文化主体的未来，纠缠于“传统”能否“现代”的困境。域外汉学的出现，以西方实证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综合东西方各种语言文字材料，扩大了研究国学的眼界，即使无法打开中国文化传统是否走到尽头的心结，至少是提供了一个解惑的方向，在大雾弥漫的夜晚，看到了依稀渺茫的星光。二是翻译域外汉学，有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吊诡作用，逐渐化解了中国文化思维中的自大心理与封闭心态，让唯我独尊的国粹基本教义派解除武装到牙齿的盔甲，转而吸收并接受西方实证研究的学风。民国期间新式教育制度的推行、学术体系的变化、大学学术专业的创建，具体到北京大学国学门的成立、中央研究院规划历史、语言、考古的研究领域，都与翻译域外汉学背后的旨意是息息相关的。因此，重新阅览这批民国期间的汉学译著，对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学人来说，温故而知新，不但可以窥知民国学人追求新知的心理状态，也会刺激吾人反思，认真思考学术研究方法与中国学术发展的前景，更进一步，探索文化传统的重新阐释与新知介入的关系。知识体系的变化当然与传统的重新阐释有关，是外烁的影响大呢，还是内因变化的成分居多？《论语·为政》记载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历代解经，对这个“为师”的道理，有两种相近似但又取向不同的解释。朱熹《四书集注》说：“故者，旧所闻。新者，今所得。言学能时习旧闻而每有新得，则所学在我而其应不穷，故可以为人师。若夫记问之学，则无得于心而所知有限，故《学记》讥其不足以为人师，正与此意互相发也。”虽然朱熹把知识分为“旧所闻”与“新所得”，强调的却是“学而时习之”，从中生发新的心得，也就是从诠释旧典中得到新知。这个说法与朱熹在鹅湖之会以后，作诗唱和，写给陆九渊的诗句，“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异曲同工，是一个意思，万变不离其宗，旧学与新知是同一个脉络的知识学理。然而，有些朱熹之前的经学家，解释“温故知新”，却有不同的取向。皇侃《论语义疏》就说：“故，谓所学已得之事也。所学已得者则温燖之不使忘失，此是月无忘其所能也。新，谓即时所学新得者也。知新，谓日知其所亡也。若学能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此乃可为人师也。”皇侃明确说到，“故”指的是过去所学的知识，而“新”则指的是新近学到的知识，新旧结合，相互发明，就可以“为人师”了。邢昺《论语注疏》循著皇侃的思路，也说：“言旧所学得者，温寻使不忘，是温故也。素所未知，学使知之，是知新也。既温寻故者，又知新者，则可以为人师也。”这裡讲的“素所未知”，就不只是研读旧学，有了新的体会，从过去的传统中发展出的“新知”，而是从来没听过、没想过的新学问了。这种“素所未知”的新学问，结合“旧所闻”，对习以为常的知识框架，就会产生巨大的冲击，而出现飞跃性的结构变化。知识内容或许大体沿袭传统，知识结构却得以重新整合，出现崭新的认知系统，重新审视自己文化传统的意义，打开文化传承的新局面。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汉学译作，就发挥了这样的作用，促使中国学者放弃自我中心的文化态度，从各种不同侧面，探知中国历史文化的光谱，以域外（或是全球）的角度观测中国传统，摇动了文化的万花筒，看到七彩缤纷的中国。严复在甲午战争之后，改良变法思想风起云涌之时，开始大量翻译西方思想经典著作，是有感于国人（特别是传统文化孕育的知识精英）思维系统封闭，企图介绍实证新知，引进逻辑思维的方法，以破除儒学之道“一以贯之”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虚妄。他翻译《天演论》，在序文中提到，有人归纳东西方学术思想，认为中国文化重精神，是形而上之学，立意高超，而西方文化重物质，是形而下之学，只追求功利的回报。他认为，这种自以为是的蒙昧态度，陷入传统旧学的框囿而不自知，没有自我反思的能力，无法吸收“素所未知”的新知识，也就无法开展并弘扬自己的文化传统。严复非常清楚他翻译西方经典的目的，是为了介绍新知，打破中国传统思维的封闭性，但是，作为披荆斩棘的拓荒人，他深知思想封闭者的顽固心理，必须因势利导，以免遭到盲目卫道之士的攻讦。严复有其防身的策略，不会像许褚战马超那样赤膊上阵，而是以桐城文章译述赫胥黎、斯宾塞、穆勒、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博得晚清知识精英的赞许，由文章深闳而传入了新知义理。从文化变迁的角度而言，通过翻译，以迂回战术来介绍西方思想，得到巨大的成功，产生了改变传统思维体系的实效，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以此类推，民国时期大量翻译域外汉学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思想史课题。关于清末民初西方学术思维冲击中国知识精英，颠覆传统文化的知识结构，钱穆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的序言中，从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发出深刻的感慨，做了笼统的批评：“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通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不可不加以讨论。”钱穆所指出的问题，是传统知识体系强调“通”，文史哲不分家，最崇尚通儒，而现代学术讲究专业分科，各司其职，以至于读不通古籍呈现的整体性知识思维。姚名达在撰写《中国目录学史》的时候，对西力东渐，西潮带来的翻译著作及新知新学，也有类似的感慨：“《四部》分类法，不合时代也，不仅现代为然。自道光、咸丰允许西人入国通商传教以来，继以派生留学外国，于是东西洋洋籍逐年增多。学问翻新，迥出旧学之外。目录学界之思想不免为之震盪。”这种对学术体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观察，反映了中国学人从晚清一直到民国，夹在东西方两种不同思维体系的衝突，身历其境的切身感受，因此感触良多。二十世纪上半叶最能代表中国学术的通儒是王国维与陈寅恪，他们浸润了经史子集的四部知识传统，承继乾嘉笃实的考据学风，却都经过西洋逻辑思维与实证科学的洗礼，参与中国知识结构的转型。对西方现代知识结构如何在中国生根发芽，不但再三致意，并且以自己的学术实践来努力促成。王国维早在1902年就写信给张之洞，反对把经学列为大学分科之首，而主张效法西方与日本的大学，设立哲学科，明确指出知识结构的分类不可因循传统，而必须另起炉灶。陈寅恪在1925年就清华大学建制的问题，写了《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指出大学的职责在于学术之独立，而中国学术界的情况令人十分不满，必须认真效法西方学术的体制及实践。他说，“盖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门造车者比。”这两位国学大师，对西方与日本的汉学研究十分注意，都是以开放态度对待域外汉学研究，集思广益，以成其大家。再回到“温故知新”的历代经解，说说文化传承的阐释学意义。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指出，上古之时，文化知识是上层统治精英的家学，不再治理实际政事的长者可以传递德行的知识，可以为人师。“温故而知新”，就显示长者不忘旧时所学，且能吸收新知，继承并发扬这种学术与政治合一的传统。到了孔子之时，时代出现了变化，士大夫不见得能够谨守家法，弘扬德行，也不一定能够“为师”了。孔子之后，世变日亟，“道术为天下裂”，文化知识不再为少数统治精英所垄断，也不必然与治理政事有关，学术在民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学术知识发展的脉络基本未变，仍然是要温故知新，进德修业。从刘宝楠不经意的阐释中，可以看到时代变迁影响了学术文化的内容，改变了知识结构的体系，但其内在发展的理路仍旧，还是需要旧学与新知的融合，才能有所发展。刘宝楠还引述了刘逢禄的解释：“故，古也。《六经》皆述古昔、称先王者也。知新，谓通其大义，以斟酌后世之製作，汉初经师皆是也。”刘宝楠赞成这个说法，并指出，汉唐人解释”知新”，大多数都沿用此意。也就是说，旧学是传统的知识结构体系，新知是时代变化出现的新知识，必须相互斟酌，才能发挥得宜。至于如何对旧学“通其大义”，就见仁见智，各有说法了。从这个通达的诠释来讨论近代西学东渐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温故而知新”在民国学人的心底，是产生“传统”与“现代”纠葛的心理陷阱，不易跨越。若依照朱熹的说法，“学能时习旧闻而每有新得，则所学在我而其应不穷”，虽然在哲理上可以模模糊糊说通，但在清末民初的具体历史时代环节，西学的新知属于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在原有的旧学脉络中，根本无从立足，如何“其应不穷”？所以，真要放之四海而皆淮，提升“温故而知新”的普世意义，以理解域外汉学译著与近代学术知识体系变迁的文化史意义，我们认为，皇侃、邢昺，一直到刘宝楠的阐释，是比较合适，并与现代文化阐释学的说法相近。伽达默（Hans-Georg Gadamer）在他的名著《真理与方法》中，说到认知理性与文化传统的关系，特别指出，人们通过理性，来判断历史文化中事实的真相，但是人的理性与生存环境息息相关，与传统所衍生的丰富文化底蕴有关，不可能完全超越文化传统的思维脉络。他认为，人生活在文化传统之中，就不可能“遗世独立”，以全能超越的抽象思辨来认识传统，甚至是批判或颠覆传统。传统是历史文化延续与传承的表征，不会一成不变，而我们的认知理性也会因时代变迁，而不断重新诠释传统。伽达默的阐释学以西方文化传统为例，说明新知如何纳入传统，而使文化传统生机不断，生生不息，与中国历代经学家的说法（朱熹除外），有异曲同工之效。以此观照民国时期的汉学译著，我们认为，这批学术新知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繁衍与发展上，实有承先启后之功。《近代海外汉学名著丛刊》的出版，最值得感谢的是南兆旭先生二十年多来搜罗的执着与努力。虽然这套丛刊不能穷尽民国时期的汉学译著，但是，能汇集上百部自从1949年以来在国内不曾重印的学术著作，再度公之于世，总是功不唐捐的大功德。忝为本丛刊的主编，我面对这批民国学术材料，先是感到纷杂无章，有些原作者的学术素养也难副当前的学术标准，甚为犹豫。后来转念一想，这是上个世纪中国最纷乱时期的学术记录，也是民生凋敝，国势隤危，内乱外患交加之际，仍有许多学者孜孜矻矻，戮力翻译域外汉学，为中国学术的承传拓展新知的坦途，不禁肃然起敬，开始用心整理分类。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好在有学殖丰赡的诤友担任分卷主编，并撰写各分卷前言，实在是衷心铭感。有傅杰教授负责“历史文化与中国社会经济”、戴燕教授负责“语言文学与古典文献”、霍巍教授负责“中外交通及边疆史”，吾道不孤矣。在整理编辑过程中，助理周威先生费心最多，也是我要衷心感谢的。道术之存亡，全在人心之向背。这批民国汉学译著重新问世，对我们生长在承平之世的学人，应当有激励的作用，为学术研究多尽分力，让中国学术发展更上一层楼。郑培凯二〇一五年七月
| 出版社 | 山西人民出版社 |
|---|---|
| 作者 | 郑培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