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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家庭=缺失的父亲+焦虑的母亲+失控的孩子？
现如今，“丧偶式育儿”“诈尸式育儿”这些流行话题充满了对父亲的调侃，在千万个中国家庭里，父亲消失了。当孩子拥有一个缺席的父亲的同时，也伴随着一个焦虑的、无助的母亲，而父亲在家庭里的隐形状态，使孩子更多地生活在一个母亲的世界里。
父亲的缺失是古已有之的吗？还是伴随人类发展出现的新问题？人类的“父性”能失而复得吗？这是历史的拷问。
名人推荐
作为“男人”，总是要外出“打猎”或“工作”的，甚至是不惜走得很远……但是作为“父亲”，要想着回家，还要记得回家的路，还要克服回家途中的困难……这其中所包含的，是情感、是认知、是意志，同时还有信心和责任……《父性》一书是关于父亲的心理学，也是一部关于父亲的当代启示录。
——申荷永
心理学教授 博导
《父亲在儿童健康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明确定义了有效的“父亲功能”的七个方面：第一，和孩子的母亲培育积极的关系；第二，花时间陪孩子；第三，养育孩子；第四，恰当地规训孩子；第五，引导孩子走向（家庭）以外的世界；第六，保护和供养；第七，成为孩子的模范。
——李孟潮
心理学博士 执业医师
作者简介
鲁格·肇嘉博士（Luigi Zoja）是当代心理分析家，曾任意大利心理分析学会主席、国际心理分析学会主席及伦理委员会主席。已出版包括《父性》《偏执狂：“疯子”创造历史》《发展与罪恶：关于发展的心理学及其限制》等14本著作，部分著作被翻译成14种语言出版。其著作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出发，结合分析心理学的专业视角，有相当深的哲学意涵。著名原型心理学家詹姆斯·希尔曼博士（James Hillman）曾用“人类心理学家”这一称谓来形容鲁格·肇嘉博士，以表达对其人学识渊博的赞赏。
目录
第一部分 史前史阶段
第一章 哺乳动物：父性的退却 003
第二章 大类人猿的性活动 011
第三章 父亲的史前地平线 017
第四章 父性的革命 024
第五章 露茜长大了 040
第二部分 神话和古典时期
第六章 父权制和母权制 059
第七章 父亲的历史地平线 074
第八章 父亲的神话起源 081
第九章 赫克托耳 089
第十章 尤利西斯 113
……
第三部分 走向现代与颓废
第十三章 从罗马时代的父亲到儿子，
再到法国大革命 203
第十四章 从法国大革命到工业革命 226
第十五章 对战争的祛魅 236
第十六章 公共父亲的颠覆 253
第十七章 乔德一家的旅行 270
第四部分 今天的父亲
第十八章 父性的枯竭 293
第十九章 父性的退却：逃往过去 308
第二十章 父性的退却：逃往未来 319
第二十一章 举高的消失 338
第二十二章 作为养家糊口者的父亲 356
第二十三章 寻找父亲 368
第五部分 最后的反思
第二十四章 最后的反思 385
序言
从父亲的角度看待父亲
雅各布·弗洛伊德是一个布匹商人，他因为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父亲而被历史记住。某个星期六，他穿戴整齐，戴着一顶新的皮礼帽，在弗莱贝格市的街道上散步。刚拐进一个转角时，有一个男人挡住了他的去路。当时的情形十分尴尬，那个时代的人行道通常是一条狭窄的小径，以使步行者能避开大街上的泥泞。雅各布·弗洛伊德开始向前迈步，却有点胆怯，因为他发现要求或准许获得优先权与荣誉或原则无关。但那个男人比他更快，并急切地维护他的优越感：他把雅各布·弗洛伊德头上的帽子击落到烂泥中，吼道：“从人行道上滚下去，你这个犹太人！”
在向儿子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雅各布·弗洛伊德在这个地方停顿了下来。但小西格蒙德希望听到更多，因为对他来说，这才是故事变得有趣的地方。他问道：“那么，你是怎么做的？”
父亲十分平静地回答道：“我走下人行道，然后捡起帽子。”
据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第一位传记作者厄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认为，在这位精神分析创立者的性格形成过程中，这件事是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这个他以前视为绝对和完美榜样的男人身上，这种英雄主义完全缺失，这件事像一根大棒砸落在他的心灵上，从而也决定了其未来的道路。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段插曲发生，精神分析或许会以其他不同的方式发展。弗洛伊德也不会想到把儿子作为父亲必然的对手，他也不会去批评一神教及其上帝天父的制度。
在此后的某一天，弗洛伊德会读到维吉尔（Virgil）的《埃涅伊德》（Aeneid）并最终理解：他的父亲发现自己站在与埃涅阿斯（Aeneas）逃离特洛伊时所面临的相同分岔口上。与敌人遭遇时需要做一个决定：是为个人荣誉而战并冒着死亡的风险，还是将思路转到未来与自己的民众和家人继续生活？弗洛伊德是如此感激《埃涅伊德》，以至于在他的《梦的解析》（1900）一书的前面加上了《埃涅伊德》中的一句诗文（VII, 312）：Flectere si nequeo Superos Acheronta movebo （假如我不能让天堂之神屈服，我会使地狱之神感动）。我们会在本书后面的部分章节里对埃涅阿斯这位特洛伊战争中的勇士给予关注，现在也暂时抛开弗洛伊德不谈，单单看看他幻想的破灭。
这个故事列出了一个中心问题：孩子对他们的父亲有什么期待？在以这个故事为象征的父权制的传统中，这和他们对母亲的期待有很大不同。
在正常的情境中，所有的孩子都爱他们的母亲。但当一位母亲被恶劣地对待或蒙受羞辱时，情况会变得怎样？她的孩子会继续爱她，或者会尝试去同情她。
孩子通常都会爱他们的父亲吗？当然如此。不过当一位父亲成为不公正行为的牺牲品时，事情会变得比母亲处于同样境遇时复杂得多，因为父子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周围的环境制约。母子关系，首先在它的最早阶段具有排他性特征，以至于这种关系几乎与任何其他世界分离。孩子与父亲的情形却大不相同：从一开始，我们对父子关系的习惯意象是在至少由三个人所组成的群体背景下来看的。从一开始，它就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实际上，父亲的角色被期待成教导孩子与社会发生关联的技巧的导师，就像母亲教导孩子如何处理与他们身体有关的事情一样。
如果一位母亲屈从于屈辱行为，孩子的反应可能完全是负面的。但我们的文学作品并没有母亲被抛弃的记录，孩子宣称“你不是一个真正的母亲”的机会是不多的。然而一位轻易忍受冒犯的父亲，却有听到孩子谴责他的举止不像一个父亲的风险。孩子们对这个观点的执着告诉我们，他们想要的安慰不独源自父亲的爱和正直，他们还期望父亲是强大的。他们部分地意识到，社会关系的功能不仅在于爱，也不仅在于正直，还在于纯粹的、赤裸裸的权力。
孩子们希望他们的父亲是强大的，是一位胜利者。如果一位父亲是一个胜利者，同时也是一个好人，公正且满怀慈爱，是再好不过的了。但最重要的是，父亲通常代表一个知道如何取得胜利的男人意象，他是否将善良摆在了次要的位置。我们的传统屡屡认为，一位行为公正但未能在外界取得成功的父亲，远不及那些不公正却胜利加顶的父亲。例如，莎士比亚就以这种似是而非的论点闻名：《李尔王》给了我们一位父亲的原型，这位父亲权力和威望的丧失导致他遭到抛弃。
但我们的传统偏爱的父亲并不仅仅冒着采纳贫乏的道德标准之风险，把重要性归结于权力也与有限的情感生活密不可分。这种自我的局限性成为他人际关系的标记，并建立起一个别人可能以牙还牙的恶性循环：小西格蒙德显然不能理解父亲的软弱。
两次世界大战及随后的越南战争的破坏性已与父亲的攻击性结合在一起，对这种关系的感性认识，导致非攻击性父亲的数量已在稳步上升。但这个进化的过程也伴随着退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男性青少年现在完全把他们自己托付给同辈人组成的团伙，用该团伙的头领来取代父亲。不可否认，对所有孩子来说，父辈的攻击性的衰减是一种积极的发展，但许多男孩仍与持温和态度的父亲保持一定距离，觉得他软弱，而把他们的赞赏直接投向一些威胁社区的暴力恶棍，选择他做养父。
当然，这样的阶段可能只是步向成年的极其艰难的道路的一部分。然而，类似的情形变得越来越显而易见。今天的世界似乎令成年男性很难识别这样的道路通向何方。这些年轻人遵循着匹诺曹（Pinocchio，《木偶奇遇记》的主人公。——译注）的模式，很快就厌倦了他的父亲盖比特——他其实并不迟钝，只是很诚实，受人尊敬——并抛弃了他，跟随着鲁西格鲁鲁这位傲慢自大、离经叛道的同学，仅仅因为后者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并为此感到无比骄傲。这个来自意大利的，依然有些泥土气息的古老故事，在今天看来还不过时，也许就解释了它至今仍享有盛誉的原因。
显而易见，孩子们期望父亲能表现出一种爱与关怀，这种爱与关怀与他们从母亲身上接收到的爱相似。但他们还要求别的东西。“对我要好，”孩子坚持要求，“公正且公平。要爱我。但是对其他人，首先就要强大，即便过于暴力，即便牺牲了公正。”
你也可以反对这一点，因为我们的出发点是一个有着父性传统的西方世界，是19世纪的一个片段，而在当今孩子们的眼中，母亲与父亲之间的共同点比以前多得多。心理学家对父子二人组合进行了研究，最新的研究结论表明，在生命的第一个月，父亲与孩子就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独特的关系。然而，我们倾向于避免父亲与家庭、与社会、与周围文化的分离：我们基本的假设仍然是，父亲之为人父者的特殊性首先恰恰存在于这些功能的复杂性中；这一假设也植根于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它没有把个体的维度与集体的维度区分开来。父亲的权威屈从于民主的准则，他的力量在很多方面已经衰退；但我们的无意识不会在几个世纪内就会消除占据主导地位已近千年的东西。尽管失去了父亲，甚至尽管现在可能正朝着一个新的不同的局面过渡，至少在无意识层面，西方社会依然是父权制?的。
父母常常在充满矛盾指令与教导的情境中抚养子女，因而使孩子们脆弱、不安全，并且在最严重的案例中，使他们预先处在心理分裂的危境——精神分裂之中，关于这些我们说得已经够多了。但是，孩子们也通过他们的期望对父母施加了有力的影响（与父母对孩子的影响不同，因为它并不是主要的，但由于每天都在进行，因此加深了其效果）。期望与投射共同起作用，使我们变成其他人想要我们成为的人。由于年幼的儿童认为父母是好的、成熟的，且是绝对可以信赖的，他们也确实会帮助父母变得更相信自己，能探索慷慨大方的满足感，因而变得更成熟。
但是在一个父权制社会，这一规律主要是对母亲有效的。对父亲而言，事情就复杂得多了，因为孩子的期望也更加自相矛盾了：这一矛盾并不是一个例外，而是一个规律。这一矛盾也并不是发生在不同的时刻，而是同时出现的。在家庭内部，父亲必须遵循一个道德正直的准则；但在社会上，他的行为首先必须与力量的法则相符，或者，更确切地说，有点类似达尔文的进化规律，也就是适者生存规律，“好的”就是“最合适”的，在这层意义上，就是能显示最强大的能力，能保证他们自己及后代的生存。
然而，父亲也是单一的个体，他不能也不允许将自己分裂成两半。于是，为了在这一引起分裂的力量中找到自己，他在两种法则中不断转换，因而变得不安全起来。父亲们曾经能够将这种与他们的角色极不相容的不安全感隐藏起来，而孩子们既没有权利来评价父亲的道德与成功，也没有任何方法来这样做。这样的方法在今天已经司空见惯，甚至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这一情形必须牢记于心，因为它构成了我们所称的“父亲的悖论”。可以这样简单地描述该悖论：衡量母亲履行义务到了何种程度，通常基于她怎样与孩子进行互动，这确实是一巨大的挑战，但它很清晰，容易识别；父亲的境遇却完全不同，除依据他怎样与孩子互动来判断以外，还有赖于他怎样与社会进行互动，而这两个不同的领域所遵守的法则是不相同的。
“父亲的悖论”不仅是个体的、心理的，而且独立于任何特定时期的社会规范之外，同时也是公众的和历史的。欧洲父权制文明的核心——已经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起先是由于殖民主义，现在却是由于全球化——也蕴涵着第二个悖论，也正是第一个悖论的集体面目。这一文明在基督教信仰中找到了其教义，然而与此同时它又“达尔文式”地传播着，通过运用力量的方式：通过战争的方式；通过掠夺和毁灭自然的方式；通过镇压和剥削那些弱者或仅仅是更爱和平的人们的方式；通过系统化地在全球范围内招摇着“尔等不得杀戮”“尔等不得偷盗”“尔等不得觊觎邻家的屋舍……或任何属于邻家的东西”这些命令的方式。在这层意义上，欧洲文化的核心，那些在地球上四处传播的理性准则，其本身却是如此深刻地非理性。就像作为个体的父亲一样，这种父权制也在遵守爱的法则和力量的法则之间摇摆，离两者的调和相距甚远。
一位为左翼政治团体工作的年轻女性，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上了大学。当时，学生的抗议运动达到了狂热的巅峰。她的父亲是一个企业家。他的整个事业都危机四伏，其家族公司更是处于严重的困境中，因为他缺少进攻性，也缺少争斗的意愿。
她头脑敏捷，精通辩论技巧，由于学的是哲学，她又参加了政治辩论，其天分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面对父亲，她就像一位雄辩家。而反过来，父亲有点笨拙地接受了她的挑战，参与到她的讨论中去，并且完全没有意识到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更好地与女儿交流。在讨论中，他的辩词更加显得笨拙。女儿游刃有余地施展着她的聪慧，总是赢的一方。然而，她的满足感总是不长久。父亲比她软弱，既没有她自己正在追求的知识与智慧，也没有情感上的独立，这一切使她的胜利有点苦涩。
父亲极爱她，而且他在事业上并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投机者，在家庭中也不是一个独揽大权的暴君。因此，是什么使女儿感觉他就像一个陌生人，并不存在于她的理念中？这是一个关于情感的更深层的问题，并且受到更非理性的情感波动影响。那个男人身着失败者的心理外衣，就像内萨斯 的衬衣不能被脱去。然而，痛苦与难过还没有达到顶点。
她渐渐意识到家庭已经步入经济上的困境，而这主要是个人的原因。她的朋友都是企业家的女儿，都过着舒适的生活。她对父亲的鄙视与日俱增。父亲也变得总是遭人拒绝，被人打败，同时身体也患了疾病，检查发现得了癌症，已经时日不多。
女儿努力想对父亲表示同情，然而她内心反叛了。除了他的大脑日渐迷糊，失败已经在他身上扎下了可怕的根。女儿感觉父亲的出现比任何时候都令她难以忍受：他引发一种非理性的反感，在身体上和审美上都挥之不去，就像她在被单上发现一条讨厌的蠕虫一?样。
父亲尝试迫使女儿与他聊天，让她陪在自己身边，命令她待在家中，不得和朋友们外出。他想方设法所做的给他带来的是更大的嘲笑与奚落。在回想那段时光时，女儿还记得门是怎样“砰”的一声被关在了身后，她抛弃了躁动不安的父亲，照样出去了。父亲死去了，饱受身体与灵魂的折磨。有一段时间，女儿觉得已彻底解?放。
许多年以后，女儿进行了心理分析，尝试着与父亲的形象进行和解，并就他不可避免地遗留给她的那种罪恶感做工作。她对于父亲的感觉——那种鲜明的反感，甚至在他死去后，依然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为了克服这种反感，她不得不无数次回想起他的经历，回忆起他的容颜。慢慢地，她不再为他如此与自己接近而生厌；她几乎体验到了与之相反的情感，有点类似忧伤的思念，她再一次觉得非常同情他；到最后，她觉得很爱他。这一工作进展得如此缓慢，让人觉得永远都没有尽头。她已能接受父亲在世时已经了解的一些事实，但在以前，这些了解都是理性的：之前她无法将它们转变成发自内心的信念而在她的心灵中占据重要位?置。
“我的父亲在事业上没有成功，就像他的疾病，使他变得弱小；但并不是不好的，因此也并不是不值得被人爱。我的价值观从未以身体的勇猛与经济上的成功为中心。我对这个过度竞争的社会感到十分厌恶，这个社会奖赏残酷无情，却沉重压迫弱小。我想要站在弱者一边。但这不是容易的事，尤其是当弱者如此令人害怕地与你接近，让你觉得一个人的弱点正在威胁你，就像传染病一样。基本上，我为自己有这样的感觉而感到更加毛骨悚然，这太不公平了；但要克服面对那些被打败的人时的那种反感非常困难，特别是当失败与自尊的丧失结伴而行时。”
“在我的内心，我在对着父亲叫喊：‘既然你已经选择了一个你应当觉得羞耻的职业，你至少应该把钱赚回来！不要那样面无人色地躺在床上！起来，到你的办公室去！为什么你不能与癌症做斗争？你在让它获得胜利，只是为了刁难我。’”
* * *
在20世纪40年代的意大利，一个男孩成长在一个大家庭中，这个家庭包括祖父母、叔叔、姨妈以及其他各种亲戚。当时，这个国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接下来的法西斯分子与反法西斯战士之间的内战，依然记忆犹新，而另一场更伟大的斗争正在形成，就在将要决定战后的意大利是实行君主制度还是共和制度的公民投票中进行。这是一个书香门第，属于中上阶层，可以容忍并尊重各种不同的观点及视角，而且谁都不需要提高嗓门说话。男孩还记得家里人围绕着政治进行讨论的气氛：讨论的语气总是礼貌而有教养的，充满激情，总是活力十足，打动人心，能够给人留下深深的烙?印。
男孩的父亲偏向于共和制，家庭中的一些成员也表示赞同。其他人赞成保留国王，也许是因为担心共和制是走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只有一个叔叔是真正狂热的保皇党。家庭中的成员没有把他太当一回事，但他的拜访次数频繁，足以让男孩有这样的发现：自己早期的记忆之一——从幼儿园时期到开始读初中——是成为一个狂热的保皇主义者。
作为一个成人来进行心理分析，他说起这些保皇主义的情感，认为是对他父亲的一种背叛。
“但是，作为一个孩子，”分析师说道，“你当时年纪那么小，你能够为一种背叛负责吗？”
“我并不这样认为。我当时已经了解了足够多的东西，能够做出正确的结论了。我的父亲话很少，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职责中，而我的叔叔高傲自大，十分肤浅，什么也做不好：他真正感兴趣的是过一种轻松而舒适的生活。”
“你不是说你是后来才做出这些判断的吗？你和叔叔之间都谈论些什么？”
“我问他关于战争的情形。实际上，他并没有见到太多的军事行动，因为他被分配到供应线上。但有一个故事我不断地要求他一遍又一遍地讲。他曾经受阻于一个路障，他的卡车受到攻击。他派人找来一辆坦克，把路障以及在背后射击的人全部摧毁了：那些人正在保卫着自己的国家。
“当我记起那个故事时，我觉得有点头昏脑涨：今天我好像从一个很高的地方再次看见了那一场景，似乎在努力超越它。但听到叔叔回忆这个故事时我极其兴奋，毕竟那个有着这样感觉的男孩，就是我。”
“你有没有和父亲谈论过战争？”
“从来没有。他对此一无所知。他是后备军官，从未被召上战场，因为他作为一个工程师的某些特长被认为是更重要的，如建造炸弹躲避处等。很明显他也乐于做这些事，因为避免了危险，也因为做的是一些有用的事而不是他反感的事。但我觉得他是在逃避，因为躲避处事实上就是躲避的地方，看起来他甚至有点双重逃避。我的父亲比叔叔年老，也没有他那么强壮，一切似乎都在宣告，他不适合战斗。我还观察他们早晨刮胡子。父亲用的是电动剃须刀，而叔叔用的是折叠式剃刀。那个电动剃刀似乎让我想起了我在厨房里的女佣手上见到的第一件电器：这是男人应当感到羞耻的事情。但对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男人之间对比的真正总结还是公民复决投票——根据喜欢君主制还是共和制来投票。”
“你和父亲讨论过公民复决投票吗？”
“他将自己局限在一些本质的要点上。他会说：‘你看，意大利的情况与德国不同。正是国王任命墨索里尼来执政。因此，光我们自己废除独裁专政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废除国王。’然后我想他还会加上一句，似乎在自言自语：‘即使是一个共和国，也会有出现一个无能的总统的危险，但是当大家罢黜他后，就不必忍受某个同样无能的儿子了。’”
“最荒谬的事情是，当时我已经明白他是对的，但我拒绝给予他那种被赞同的满足感。”
“你与叔叔谈论过这些事吗？”
“事情的症结就在这一点上。叔叔根本就没有任何想法。他只会大呼小叫：‘共和国？那是什么意思？你难道不知道共和国的总统是一个老朽的老人而已？’我甚至还认为他给我看了一个老人的照片。也许是在后来，当共和国已经建立起来之后，但我的记忆将所有这些关键的意象都归结于属于一个单独的时刻。‘国王，’他会说，‘年轻、强健而英俊：看一看他。’他会指着照片中的一个人，穿着华丽的制服，被一群骑兵官员簇拥着。我还年轻，而且正在发展的思维功能还很麻木。外貌是一切，理性看似无足轻重。我将国王认同为叔叔，而将疲惫的年老总统认同为父亲。我偏爱那个我认为更强壮、更激动人心的形象，这个形象充满了更有力的稳定感，一个不需要被其他任何人选择的人物：毕竟，国王生来就是国?王。”
“这个时期也正是祖父母给我讲匹诺曹的故事的时期。也许我就像那个木偶儿子，他知道父亲盖比特是对的，却与野性十足的鲁西格鲁鲁一起离家出走了，因为他觉得只有鲁西格鲁鲁才能为他带来新的体验和新的玩乐方式。在一个过于有教养的家庭，也许叔叔是唯独让我感到有一种简单而本能的男性人格存在迹象的人，而这个阶段你如果没有实际体验，就不能将它跳过。”
“我的父亲也有值得批评的地方。为什么他不能与我分享他的想法？为什么他不解释建造躲避处来提供免受武器伤害的保护比使用武器更好？而建造躲避处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力量？在这种意义上，我真的很需要他，但我没有感到他在我身边。因为他没有告诉我他是怎样思考的，而不是因为他从未讲过有关战争的故?事。”
* * *
…………
但是，粗暴地得出结论说西方现代社会的不稳定在于父亲权威的逐渐削弱，是错误的，因为这种减弱本身只是它的另一种表现而已。同样地，如果我们认为父亲危机完全是一个近几代或者只是20世纪才出现的现象，就会严重束缚我们的思想；我们会发现，在西方世界中，父亲的潜在意象是受希腊神话和罗马法则的深刻影响而形成的，尽管后来它被基督的降临改变，然后又受到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影响而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所发生的改变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但相对于历史的汹涌波涛，它们也只是浪尖上的泡沫而已。
只关注当今时代和当前形势，就相当于向大众媒体文化致敬：一种立即满足食欲的快餐文化。对于这种文化，瞬息的食欲满足比任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展开的长期计划都重要。如果这就是许多研究的秘密指南，那么它们最终会背离自己：它们在言语上为好父亲的缺失而悲伤，但实际上增加了某些事物的活力，包括那些集体意象所赋予的诸如与好父亲的持重、坚定与责任心相对立的事物。兜售当前所发生的事件纪实，就像叫卖快餐：有大量的卡路里，质量低劣，但消费者人数众多。而且如果事实就是如此——正如我们所担心的——调查研究局限在当今已知的事实当中，这使得它有着电视慢慢谋杀书本这样的罪恶：正是那些书本提供了这些调查研究的推广形式。
毋庸置疑，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已经导致在集体心理层面所发生的变化有着令人眩晕的加速度。然而我们也必须记住，我们能直接看见的变化，总是将我们置于对其评价过高的危险之下：从一个波浪的浪尖向下看到波谷，我们得出结论说它们之间的高度就是海洋的深度。可靠的研究告诉我们，在美国，大多数人广泛持有并大致赞同的父亲意象，已经在短短几代的时间内从“一家之主”变成了“共同父母”（父亲也分担母亲的职责）。然而，美国的父亲和孩子之间真正的牵连从实质上来说是没有什么改变的。事实上他们的牵连程度与母亲和孩子之间的牵连程度相比非常之低，而且也是微不足道的。
与我们的真实行为相比，调查研究所揭示的通常与我们在意识头脑中所保存的信念更相关：它们揭示出我们心中父亲的意象，或者说父亲所想象的，他们自己相信的理想形象。与在我们内心深处漫无目的地转悠着的，沉重而悲惨的原型不同，这种意识的价值会迅速改变，特别是在这样一个依赖抛售更新的价值而不断交流的时代。销售自身的过程使大众交流不断推进并加速表面的变化。新异事物以最快的速度，按照时装业的可笑模式出售：时装业通过每年不断地翻新产品来创造人们的需求。这并不是人类心理的深层发生了变化的标志。心理分析的实践使它变得更加清晰，例如，公开的讨论及先前不为人知的寻欢作乐之场所的遍地开花，导致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内，意大利人的性观念的改变要比过去整个世纪都大。然而，无意识的压抑却没有得到同等程度的放松，而且与性有关的领域的整体形态，也没有任何有意义的改变。人们的头脑已经现代化了，双脚却牢牢地扎根在天主教的千年岁月当中。
我们知道，对于父亲的讨论不存在绝对真理。历史事实——特别是在当今世界，男人角色与女人角色之间的距离快速缩短——展示了无穷的演变进程。有的母亲是一家之主，她们有自己的事业，而她们的孩子通过复杂的期待来看待她们：因此，母亲也同样陷入了“父亲的悖论”当中，并且伴随着更大程度的复杂性，因为孩子不会放弃，如果有这样的母亲，也会很享受对传统母亲贤惠与奉献的期待。
不过，出现这个情况的原因很明显。因为这样的女人是一个现代的“一元化父母”，她在其人格中增加了一个类似父亲的形象。在将父亲作为一个心理学原则，而不仅是一个物质的人来对待时，我们必须也关注一下类似案例。我们所感兴趣的是这一形象的基本特征——在父亲的原型中——而且不仅关注其变化，当然也不仅只关注他们当中的几个：我们所关心的是“父亲，不论其性别为何”。因此，我们还可以加上一句，不论其来自哪个国家或属于哪个时代。
既然我们的兴趣点是心理的，我们想探讨一个父亲的集体意象，包括在无意识中发现的，也包括在我们所浸润的文化中所发现的。即使所指的人是实际存在过的，我们探讨他也是鉴于其有特别的能力，能够概括这一更普遍意象的特征。在我们讨论过程的不同时刻，这一形象在女性当中，就像在男性当中一样；在团体当中，就像在个体当中一样，都得到了具体体现。我们的兴趣集中于一种心理原则，而且为了简便起见，我们继续称之为“父亲”，没有更进一步的形容词来修饰。
因此，我们对于“父亲”的研究将开始于我们所能发现的最遥远的起源。许多价值很高的文献已经对“父亲”的历史有所关注，但并没有关注其在岁月长河中的心理进化。实质上，在这里采用的“心理”一词可以用来指那些分析师关注的各种事物：那些围绕着父亲的理智信念和社会标准——而且已经是看得见的——引不起我们太大的兴趣，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位于更深层面的意象与模式。尽管通常是无意识的，且已被忘记，但它们依然强健有力，并出人意料地存在着。
这些意图也是本书如此构成的原因。
我们不会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地追溯父亲的历史，而是集中在其关键的心理阶段：首先是父亲的史前阶段，然后是希腊、罗马、基督的降临、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最后是世界大战和“家庭的革命”，而后两者揭示了父亲与孩子的分离。
我们将把注意力转向没有留下历史痕迹的过去，更多地关注古老年代的规诫与神话，而不是现今还保存着，至少是正式地保存着的强有力的宗教信仰与习俗。后者对于形成今天对父亲的理解也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分析师主要关注的是事物不被人看见的那些层面，那些弗洛伊德向维吉尔借用的“地狱”。深度心理学喜欢去了解：为什么在今天的父亲身上、在西装革履和衬衫领带的包裹下，尤利西斯与埃涅阿斯的胳膊依然能够找到。
虽然意识到不得不依赖对一个极不确定的领域进行推测，但我们对于父亲意象的研究将引领我们穿越历史的围墙。本书的第一部分将注意力投向史前时代，投向通往人类父亲的动物发展进程。
事实上我们会看到，父亲身份的起源沿着自然与文化的接缝之处延伸。这一断言是站得住脚的，因为一夫一妻制的父权制家庭，在所有的历史社会中都占主导地位，它是文化的产物，似乎并不存在于自然世界（例如，在类人猿中）。就更明显的方面来说，它也是站得住脚的：母亲以清楚、显而易见的方式为后代赋予生命并提供滋养；而与母亲不同的是，男性为了感知到他对生殖行为中的参与——因而将自身转化为一个父亲——必须首先获得某种推理能力。最后，最重要的是，当我们从反向的观点来看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时，这一断言依然是适用的。除考虑文化给了我们父亲之外，我们还必须提出一种或然性——至少是可能性——就是父亲的出现本身对文化的诞生负有责任（诚然，是与其他新发展一起，诸如技术的革新等）：对人类最终从其原始的生存状态中退出因而也就从动物行列中退出，负有责任。本书的第一部分试图重现这一过?程。
父亲是一种建构、一种技巧。他以此而有别于母亲，母亲为人类的生活世界带来一种已完全在动物生活中得到确定的、无处不在的、生存的先决条件。
中国式家庭=缺失的父亲+焦虑的母亲+失控的孩子？
现如今，“丧偶式育儿”“诈尸式育儿”这些流行话题充满了对父亲的调侃，在千万个中国家庭里，父亲消失了。当孩子拥有一个缺席的父亲的同时，也伴随着一个焦虑的、无助的母亲，而父亲在家庭里的隐形状态，使孩子更多地生活在一个母亲的世界里。
父亲的缺失是古已有之的吗？还是伴随人类发展出现的新问题？人类的“父性”能失而复得吗？这是历史的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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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荷永
心理学教授 博导
《父亲在儿童健康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明确定义了有效的“父亲功能”的七个方面：第一，和孩子的母亲培育积极的关系；第二，花时间陪孩子；第三，养育孩子；第四，恰当地规训孩子；第五，引导孩子走向（家庭）以外的世界；第六，保护和供养；第七，成为孩子的模范。
——李孟潮
心理学博士 执业医师
作者简介
鲁格·肇嘉博士（Luigi Zoja）是当代心理分析家，曾任意大利心理分析学会主席、国际心理分析学会主席及伦理委员会主席。已出版包括《父性》《偏执狂：“疯子”创造历史》《发展与罪恶：关于发展的心理学及其限制》等14本著作，部分著作被翻译成14种语言出版。其著作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出发，结合分析心理学的专业视角，有相当深的哲学意涵。著名原型心理学家詹姆斯·希尔曼博士（James Hillman）曾用“人类心理学家”这一称谓来形容鲁格·肇嘉博士，以表达对其人学识渊博的赞赏。
目录
第一部分 史前史阶段
第一章 哺乳动物：父性的退却 003
第二章 大类人猿的性活动 011
第三章 父亲的史前地平线 017
第四章 父性的革命 024
第五章 露茜长大了 040
第二部分 神话和古典时期
第六章 父权制和母权制 059
第七章 父亲的历史地平线 074
第八章 父亲的神话起源 081
第九章 赫克托耳 089
第十章 尤利西斯 113
……
第三部分 走向现代与颓废
第十三章 从罗马时代的父亲到儿子，
再到法国大革命 203
第十四章 从法国大革命到工业革命 226
第十五章 对战争的祛魅 236
第十六章 公共父亲的颠覆 253
第十七章 乔德一家的旅行 270
第四部分 今天的父亲
第十八章 父性的枯竭 293
第十九章 父性的退却：逃往过去 308
第二十章 父性的退却：逃往未来 319
第二十一章 举高的消失 338
第二十二章 作为养家糊口者的父亲 356
第二十三章 寻找父亲 368
第五部分 最后的反思
第二十四章 最后的反思 385
序言
从父亲的角度看待父亲
雅各布·弗洛伊德是一个布匹商人，他因为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父亲而被历史记住。某个星期六，他穿戴整齐，戴着一顶新的皮礼帽，在弗莱贝格市的街道上散步。刚拐进一个转角时，有一个男人挡住了他的去路。当时的情形十分尴尬，那个时代的人行道通常是一条狭窄的小径，以使步行者能避开大街上的泥泞。雅各布·弗洛伊德开始向前迈步，却有点胆怯，因为他发现要求或准许获得优先权与荣誉或原则无关。但那个男人比他更快，并急切地维护他的优越感：他把雅各布·弗洛伊德头上的帽子击落到烂泥中，吼道：“从人行道上滚下去，你这个犹太人！”
在向儿子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雅各布·弗洛伊德在这个地方停顿了下来。但小西格蒙德希望听到更多，因为对他来说，这才是故事变得有趣的地方。他问道：“那么，你是怎么做的？”
父亲十分平静地回答道：“我走下人行道，然后捡起帽子。”
据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第一位传记作者厄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认为，在这位精神分析创立者的性格形成过程中，这件事是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这个他以前视为绝对和完美榜样的男人身上，这种英雄主义完全缺失，这件事像一根大棒砸落在他的心灵上，从而也决定了其未来的道路。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段插曲发生，精神分析或许会以其他不同的方式发展。弗洛伊德也不会想到把儿子作为父亲必然的对手，他也不会去批评一神教及其上帝天父的制度。
在此后的某一天，弗洛伊德会读到维吉尔（Virgil）的《埃涅伊德》（Aeneid）并最终理解：他的父亲发现自己站在与埃涅阿斯（Aeneas）逃离特洛伊时所面临的相同分岔口上。与敌人遭遇时需要做一个决定：是为个人荣誉而战并冒着死亡的风险，还是将思路转到未来与自己的民众和家人继续生活？弗洛伊德是如此感激《埃涅伊德》，以至于在他的《梦的解析》（1900）一书的前面加上了《埃涅伊德》中的一句诗文（VII, 312）：Flectere si nequeo Superos Acheronta movebo （假如我不能让天堂之神屈服，我会使地狱之神感动）。我们会在本书后面的部分章节里对埃涅阿斯这位特洛伊战争中的勇士给予关注，现在也暂时抛开弗洛伊德不谈，单单看看他幻想的破灭。
这个故事列出了一个中心问题：孩子对他们的父亲有什么期待？在以这个故事为象征的父权制的传统中，这和他们对母亲的期待有很大不同。
在正常的情境中，所有的孩子都爱他们的母亲。但当一位母亲被恶劣地对待或蒙受羞辱时，情况会变得怎样？她的孩子会继续爱她，或者会尝试去同情她。
孩子通常都会爱他们的父亲吗？当然如此。不过当一位父亲成为不公正行为的牺牲品时，事情会变得比母亲处于同样境遇时复杂得多，因为父子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周围的环境制约。母子关系，首先在它的最早阶段具有排他性特征，以至于这种关系几乎与任何其他世界分离。孩子与父亲的情形却大不相同：从一开始，我们对父子关系的习惯意象是在至少由三个人所组成的群体背景下来看的。从一开始，它就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实际上，父亲的角色被期待成教导孩子与社会发生关联的技巧的导师，就像母亲教导孩子如何处理与他们身体有关的事情一样。
如果一位母亲屈从于屈辱行为，孩子的反应可能完全是负面的。但我们的文学作品并没有母亲被抛弃的记录，孩子宣称“你不是一个真正的母亲”的机会是不多的。然而一位轻易忍受冒犯的父亲，却有听到孩子谴责他的举止不像一个父亲的风险。孩子们对这个观点的执着告诉我们，他们想要的安慰不独源自父亲的爱和正直，他们还期望父亲是强大的。他们部分地意识到，社会关系的功能不仅在于爱，也不仅在于正直，还在于纯粹的、赤裸裸的权力。
孩子们希望他们的父亲是强大的，是一位胜利者。如果一位父亲是一个胜利者，同时也是一个好人，公正且满怀慈爱，是再好不过的了。但最重要的是，父亲通常代表一个知道如何取得胜利的男人意象，他是否将善良摆在了次要的位置。我们的传统屡屡认为，一位行为公正但未能在外界取得成功的父亲，远不及那些不公正却胜利加顶的父亲。例如，莎士比亚就以这种似是而非的论点闻名：《李尔王》给了我们一位父亲的原型，这位父亲权力和威望的丧失导致他遭到抛弃。
但我们的传统偏爱的父亲并不仅仅冒着采纳贫乏的道德标准之风险，把重要性归结于权力也与有限的情感生活密不可分。这种自我的局限性成为他人际关系的标记，并建立起一个别人可能以牙还牙的恶性循环：小西格蒙德显然不能理解父亲的软弱。
两次世界大战及随后的越南战争的破坏性已与父亲的攻击性结合在一起，对这种关系的感性认识，导致非攻击性父亲的数量已在稳步上升。但这个进化的过程也伴随着退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男性青少年现在完全把他们自己托付给同辈人组成的团伙，用该团伙的头领来取代父亲。不可否认，对所有孩子来说，父辈的攻击性的衰减是一种积极的发展，但许多男孩仍与持温和态度的父亲保持一定距离，觉得他软弱，而把他们的赞赏直接投向一些威胁社区的暴力恶棍，选择他做养父。
当然，这样的阶段可能只是步向成年的极其艰难的道路的一部分。然而，类似的情形变得越来越显而易见。今天的世界似乎令成年男性很难识别这样的道路通向何方。这些年轻人遵循着匹诺曹（Pinocchio，《木偶奇遇记》的主人公。——译注）的模式，很快就厌倦了他的父亲盖比特——他其实并不迟钝，只是很诚实，受人尊敬——并抛弃了他，跟随着鲁西格鲁鲁这位傲慢自大、离经叛道的同学，仅仅因为后者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并为此感到无比骄傲。这个来自意大利的，依然有些泥土气息的古老故事，在今天看来还不过时，也许就解释了它至今仍享有盛誉的原因。
显而易见，孩子们期望父亲能表现出一种爱与关怀，这种爱与关怀与他们从母亲身上接收到的爱相似。但他们还要求别的东西。“对我要好，”孩子坚持要求，“公正且公平。要爱我。但是对其他人，首先就要强大，即便过于暴力，即便牺牲了公正。”
你也可以反对这一点，因为我们的出发点是一个有着父性传统的西方世界，是19世纪的一个片段，而在当今孩子们的眼中，母亲与父亲之间的共同点比以前多得多。心理学家对父子二人组合进行了研究，最新的研究结论表明，在生命的第一个月，父亲与孩子就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独特的关系。然而，我们倾向于避免父亲与家庭、与社会、与周围文化的分离：我们基本的假设仍然是，父亲之为人父者的特殊性首先恰恰存在于这些功能的复杂性中；这一假设也植根于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它没有把个体的维度与集体的维度区分开来。父亲的权威屈从于民主的准则，他的力量在很多方面已经衰退；但我们的无意识不会在几个世纪内就会消除占据主导地位已近千年的东西。尽管失去了父亲，甚至尽管现在可能正朝着一个新的不同的局面过渡，至少在无意识层面，西方社会依然是父权制?的。
父母常常在充满矛盾指令与教导的情境中抚养子女，因而使孩子们脆弱、不安全，并且在最严重的案例中，使他们预先处在心理分裂的危境——精神分裂之中，关于这些我们说得已经够多了。但是，孩子们也通过他们的期望对父母施加了有力的影响（与父母对孩子的影响不同，因为它并不是主要的，但由于每天都在进行，因此加深了其效果）。期望与投射共同起作用，使我们变成其他人想要我们成为的人。由于年幼的儿童认为父母是好的、成熟的，且是绝对可以信赖的，他们也确实会帮助父母变得更相信自己，能探索慷慨大方的满足感，因而变得更成熟。
但是在一个父权制社会，这一规律主要是对母亲有效的。对父亲而言，事情就复杂得多了，因为孩子的期望也更加自相矛盾了：这一矛盾并不是一个例外，而是一个规律。这一矛盾也并不是发生在不同的时刻，而是同时出现的。在家庭内部，父亲必须遵循一个道德正直的准则；但在社会上，他的行为首先必须与力量的法则相符，或者，更确切地说，有点类似达尔文的进化规律，也就是适者生存规律，“好的”就是“最合适”的，在这层意义上，就是能显示最强大的能力，能保证他们自己及后代的生存。
然而，父亲也是单一的个体，他不能也不允许将自己分裂成两半。于是，为了在这一引起分裂的力量中找到自己，他在两种法则中不断转换，因而变得不安全起来。父亲们曾经能够将这种与他们的角色极不相容的不安全感隐藏起来，而孩子们既没有权利来评价父亲的道德与成功，也没有任何方法来这样做。这样的方法在今天已经司空见惯，甚至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这一情形必须牢记于心，因为它构成了我们所称的“父亲的悖论”。可以这样简单地描述该悖论：衡量母亲履行义务到了何种程度，通常基于她怎样与孩子进行互动，这确实是一巨大的挑战，但它很清晰，容易识别；父亲的境遇却完全不同，除依据他怎样与孩子互动来判断以外，还有赖于他怎样与社会进行互动，而这两个不同的领域所遵守的法则是不相同的。
“父亲的悖论”不仅是个体的、心理的，而且独立于任何特定时期的社会规范之外，同时也是公众的和历史的。欧洲父权制文明的核心——已经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起先是由于殖民主义，现在却是由于全球化——也蕴涵着第二个悖论，也正是第一个悖论的集体面目。这一文明在基督教信仰中找到了其教义，然而与此同时它又“达尔文式”地传播着，通过运用力量的方式：通过战争的方式；通过掠夺和毁灭自然的方式；通过镇压和剥削那些弱者或仅仅是更爱和平的人们的方式；通过系统化地在全球范围内招摇着“尔等不得杀戮”“尔等不得偷盗”“尔等不得觊觎邻家的屋舍……或任何属于邻家的东西”这些命令的方式。在这层意义上，欧洲文化的核心，那些在地球上四处传播的理性准则，其本身却是如此深刻地非理性。就像作为个体的父亲一样，这种父权制也在遵守爱的法则和力量的法则之间摇摆，离两者的调和相距甚远。
一位为左翼政治团体工作的年轻女性，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上了大学。当时，学生的抗议运动达到了狂热的巅峰。她的父亲是一个企业家。他的整个事业都危机四伏，其家族公司更是处于严重的困境中，因为他缺少进攻性，也缺少争斗的意愿。
她头脑敏捷，精通辩论技巧，由于学的是哲学，她又参加了政治辩论，其天分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面对父亲，她就像一位雄辩家。而反过来，父亲有点笨拙地接受了她的挑战，参与到她的讨论中去，并且完全没有意识到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更好地与女儿交流。在讨论中，他的辩词更加显得笨拙。女儿游刃有余地施展着她的聪慧，总是赢的一方。然而，她的满足感总是不长久。父亲比她软弱，既没有她自己正在追求的知识与智慧，也没有情感上的独立，这一切使她的胜利有点苦涩。
父亲极爱她，而且他在事业上并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投机者，在家庭中也不是一个独揽大权的暴君。因此，是什么使女儿感觉他就像一个陌生人，并不存在于她的理念中？这是一个关于情感的更深层的问题，并且受到更非理性的情感波动影响。那个男人身着失败者的心理外衣，就像内萨斯 的衬衣不能被脱去。然而，痛苦与难过还没有达到顶点。
她渐渐意识到家庭已经步入经济上的困境，而这主要是个人的原因。她的朋友都是企业家的女儿，都过着舒适的生活。她对父亲的鄙视与日俱增。父亲也变得总是遭人拒绝，被人打败，同时身体也患了疾病，检查发现得了癌症，已经时日不多。
女儿努力想对父亲表示同情，然而她内心反叛了。除了他的大脑日渐迷糊，失败已经在他身上扎下了可怕的根。女儿感觉父亲的出现比任何时候都令她难以忍受：他引发一种非理性的反感，在身体上和审美上都挥之不去，就像她在被单上发现一条讨厌的蠕虫一?样。
父亲尝试迫使女儿与他聊天，让她陪在自己身边，命令她待在家中，不得和朋友们外出。他想方设法所做的给他带来的是更大的嘲笑与奚落。在回想那段时光时，女儿还记得门是怎样“砰”的一声被关在了身后，她抛弃了躁动不安的父亲，照样出去了。父亲死去了，饱受身体与灵魂的折磨。有一段时间，女儿觉得已彻底解?放。
许多年以后，女儿进行了心理分析，尝试着与父亲的形象进行和解，并就他不可避免地遗留给她的那种罪恶感做工作。她对于父亲的感觉——那种鲜明的反感，甚至在他死去后，依然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为了克服这种反感，她不得不无数次回想起他的经历，回忆起他的容颜。慢慢地，她不再为他如此与自己接近而生厌；她几乎体验到了与之相反的情感，有点类似忧伤的思念，她再一次觉得非常同情他；到最后，她觉得很爱他。这一工作进展得如此缓慢，让人觉得永远都没有尽头。她已能接受父亲在世时已经了解的一些事实，但在以前，这些了解都是理性的：之前她无法将它们转变成发自内心的信念而在她的心灵中占据重要位?置。
“我的父亲在事业上没有成功，就像他的疾病，使他变得弱小；但并不是不好的，因此也并不是不值得被人爱。我的价值观从未以身体的勇猛与经济上的成功为中心。我对这个过度竞争的社会感到十分厌恶，这个社会奖赏残酷无情，却沉重压迫弱小。我想要站在弱者一边。但这不是容易的事，尤其是当弱者如此令人害怕地与你接近，让你觉得一个人的弱点正在威胁你，就像传染病一样。基本上，我为自己有这样的感觉而感到更加毛骨悚然，这太不公平了；但要克服面对那些被打败的人时的那种反感非常困难，特别是当失败与自尊的丧失结伴而行时。”
“在我的内心，我在对着父亲叫喊：‘既然你已经选择了一个你应当觉得羞耻的职业，你至少应该把钱赚回来！不要那样面无人色地躺在床上！起来，到你的办公室去！为什么你不能与癌症做斗争？你在让它获得胜利，只是为了刁难我。’”
* * *
在20世纪40年代的意大利，一个男孩成长在一个大家庭中，这个家庭包括祖父母、叔叔、姨妈以及其他各种亲戚。当时，这个国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接下来的法西斯分子与反法西斯战士之间的内战，依然记忆犹新，而另一场更伟大的斗争正在形成，就在将要决定战后的意大利是实行君主制度还是共和制度的公民投票中进行。这是一个书香门第，属于中上阶层，可以容忍并尊重各种不同的观点及视角，而且谁都不需要提高嗓门说话。男孩还记得家里人围绕着政治进行讨论的气氛：讨论的语气总是礼貌而有教养的，充满激情，总是活力十足，打动人心，能够给人留下深深的烙?印。
男孩的父亲偏向于共和制，家庭中的一些成员也表示赞同。其他人赞成保留国王，也许是因为担心共和制是走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只有一个叔叔是真正狂热的保皇党。家庭中的成员没有把他太当一回事，但他的拜访次数频繁，足以让男孩有这样的发现：自己早期的记忆之一——从幼儿园时期到开始读初中——是成为一个狂热的保皇主义者。
作为一个成人来进行心理分析，他说起这些保皇主义的情感，认为是对他父亲的一种背叛。
“但是，作为一个孩子，”分析师说道，“你当时年纪那么小，你能够为一种背叛负责吗？”
“我并不这样认为。我当时已经了解了足够多的东西，能够做出正确的结论了。我的父亲话很少，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职责中，而我的叔叔高傲自大，十分肤浅，什么也做不好：他真正感兴趣的是过一种轻松而舒适的生活。”
“你不是说你是后来才做出这些判断的吗？你和叔叔之间都谈论些什么？”
“我问他关于战争的情形。实际上，他并没有见到太多的军事行动，因为他被分配到供应线上。但有一个故事我不断地要求他一遍又一遍地讲。他曾经受阻于一个路障，他的卡车受到攻击。他派人找来一辆坦克，把路障以及在背后射击的人全部摧毁了：那些人正在保卫着自己的国家。
“当我记起那个故事时，我觉得有点头昏脑涨：今天我好像从一个很高的地方再次看见了那一场景，似乎在努力超越它。但听到叔叔回忆这个故事时我极其兴奋，毕竟那个有着这样感觉的男孩，就是我。”
“你有没有和父亲谈论过战争？”
“从来没有。他对此一无所知。他是后备军官，从未被召上战场，因为他作为一个工程师的某些特长被认为是更重要的，如建造炸弹躲避处等。很明显他也乐于做这些事，因为避免了危险，也因为做的是一些有用的事而不是他反感的事。但我觉得他是在逃避，因为躲避处事实上就是躲避的地方，看起来他甚至有点双重逃避。我的父亲比叔叔年老，也没有他那么强壮，一切似乎都在宣告，他不适合战斗。我还观察他们早晨刮胡子。父亲用的是电动剃须刀，而叔叔用的是折叠式剃刀。那个电动剃刀似乎让我想起了我在厨房里的女佣手上见到的第一件电器：这是男人应当感到羞耻的事情。但对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男人之间对比的真正总结还是公民复决投票——根据喜欢君主制还是共和制来投票。”
“你和父亲讨论过公民复决投票吗？”
“他将自己局限在一些本质的要点上。他会说：‘你看，意大利的情况与德国不同。正是国王任命墨索里尼来执政。因此，光我们自己废除独裁专政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废除国王。’然后我想他还会加上一句，似乎在自言自语：‘即使是一个共和国，也会有出现一个无能的总统的危险，但是当大家罢黜他后，就不必忍受某个同样无能的儿子了。’”
“最荒谬的事情是，当时我已经明白他是对的，但我拒绝给予他那种被赞同的满足感。”
“你与叔叔谈论过这些事吗？”
“事情的症结就在这一点上。叔叔根本就没有任何想法。他只会大呼小叫：‘共和国？那是什么意思？你难道不知道共和国的总统是一个老朽的老人而已？’我甚至还认为他给我看了一个老人的照片。也许是在后来，当共和国已经建立起来之后，但我的记忆将所有这些关键的意象都归结于属于一个单独的时刻。‘国王，’他会说，‘年轻、强健而英俊：看一看他。’他会指着照片中的一个人，穿着华丽的制服，被一群骑兵官员簇拥着。我还年轻，而且正在发展的思维功能还很麻木。外貌是一切，理性看似无足轻重。我将国王认同为叔叔，而将疲惫的年老总统认同为父亲。我偏爱那个我认为更强壮、更激动人心的形象，这个形象充满了更有力的稳定感，一个不需要被其他任何人选择的人物：毕竟，国王生来就是国?王。”
“这个时期也正是祖父母给我讲匹诺曹的故事的时期。也许我就像那个木偶儿子，他知道父亲盖比特是对的，却与野性十足的鲁西格鲁鲁一起离家出走了，因为他觉得只有鲁西格鲁鲁才能为他带来新的体验和新的玩乐方式。在一个过于有教养的家庭，也许叔叔是唯独让我感到有一种简单而本能的男性人格存在迹象的人，而这个阶段你如果没有实际体验，就不能将它跳过。”
“我的父亲也有值得批评的地方。为什么他不能与我分享他的想法？为什么他不解释建造躲避处来提供免受武器伤害的保护比使用武器更好？而建造躲避处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力量？在这种意义上，我真的很需要他，但我没有感到他在我身边。因为他没有告诉我他是怎样思考的，而不是因为他从未讲过有关战争的故?事。”
* * *
…………
但是，粗暴地得出结论说西方现代社会的不稳定在于父亲权威的逐渐削弱，是错误的，因为这种减弱本身只是它的另一种表现而已。同样地，如果我们认为父亲危机完全是一个近几代或者只是20世纪才出现的现象，就会严重束缚我们的思想；我们会发现，在西方世界中，父亲的潜在意象是受希腊神话和罗马法则的深刻影响而形成的，尽管后来它被基督的降临改变，然后又受到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影响而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所发生的改变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但相对于历史的汹涌波涛，它们也只是浪尖上的泡沫而已。
只关注当今时代和当前形势，就相当于向大众媒体文化致敬：一种立即满足食欲的快餐文化。对于这种文化，瞬息的食欲满足比任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展开的长期计划都重要。如果这就是许多研究的秘密指南，那么它们最终会背离自己：它们在言语上为好父亲的缺失而悲伤，但实际上增加了某些事物的活力，包括那些集体意象所赋予的诸如与好父亲的持重、坚定与责任心相对立的事物。兜售当前所发生的事件纪实，就像叫卖快餐：有大量的卡路里，质量低劣，但消费者人数众多。而且如果事实就是如此——正如我们所担心的——调查研究局限在当今已知的事实当中，这使得它有着电视慢慢谋杀书本这样的罪恶：正是那些书本提供了这些调查研究的推广形式。
毋庸置疑，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已经导致在集体心理层面所发生的变化有着令人眩晕的加速度。然而我们也必须记住，我们能直接看见的变化，总是将我们置于对其评价过高的危险之下：从一个波浪的浪尖向下看到波谷，我们得出结论说它们之间的高度就是海洋的深度。可靠的研究告诉我们，在美国，大多数人广泛持有并大致赞同的父亲意象，已经在短短几代的时间内从“一家之主”变成了“共同父母”（父亲也分担母亲的职责）。然而，美国的父亲和孩子之间真正的牵连从实质上来说是没有什么改变的。事实上他们的牵连程度与母亲和孩子之间的牵连程度相比非常之低，而且也是微不足道的。
与我们的真实行为相比，调查研究所揭示的通常与我们在意识头脑中所保存的信念更相关：它们揭示出我们心中父亲的意象，或者说父亲所想象的，他们自己相信的理想形象。与在我们内心深处漫无目的地转悠着的，沉重而悲惨的原型不同，这种意识的价值会迅速改变，特别是在这样一个依赖抛售更新的价值而不断交流的时代。销售自身的过程使大众交流不断推进并加速表面的变化。新异事物以最快的速度，按照时装业的可笑模式出售：时装业通过每年不断地翻新产品来创造人们的需求。这并不是人类心理的深层发生了变化的标志。心理分析的实践使它变得更加清晰，例如，公开的讨论及先前不为人知的寻欢作乐之场所的遍地开花，导致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内，意大利人的性观念的改变要比过去整个世纪都大。然而，无意识的压抑却没有得到同等程度的放松，而且与性有关的领域的整体形态，也没有任何有意义的改变。人们的头脑已经现代化了，双脚却牢牢地扎根在天主教的千年岁月当中。
我们知道，对于父亲的讨论不存在绝对真理。历史事实——特别是在当今世界，男人角色与女人角色之间的距离快速缩短——展示了无穷的演变进程。有的母亲是一家之主，她们有自己的事业，而她们的孩子通过复杂的期待来看待她们：因此，母亲也同样陷入了“父亲的悖论”当中，并且伴随着更大程度的复杂性，因为孩子不会放弃，如果有这样的母亲，也会很享受对传统母亲贤惠与奉献的期待。
不过，出现这个情况的原因很明显。因为这样的女人是一个现代的“一元化父母”，她在其人格中增加了一个类似父亲的形象。在将父亲作为一个心理学原则，而不仅是一个物质的人来对待时，我们必须也关注一下类似案例。我们所感兴趣的是这一形象的基本特征——在父亲的原型中——而且不仅关注其变化，当然也不仅只关注他们当中的几个：我们所关心的是“父亲，不论其性别为何”。因此，我们还可以加上一句，不论其来自哪个国家或属于哪个时代。
既然我们的兴趣点是心理的，我们想探讨一个父亲的集体意象，包括在无意识中发现的，也包括在我们所浸润的文化中所发现的。即使所指的人是实际存在过的，我们探讨他也是鉴于其有特别的能力，能够概括这一更普遍意象的特征。在我们讨论过程的不同时刻，这一形象在女性当中，就像在男性当中一样；在团体当中，就像在个体当中一样，都得到了具体体现。我们的兴趣集中于一种心理原则，而且为了简便起见，我们继续称之为“父亲”，没有更进一步的形容词来修饰。
因此，我们对于“父亲”的研究将开始于我们所能发现的最遥远的起源。许多价值很高的文献已经对“父亲”的历史有所关注，但并没有关注其在岁月长河中的心理进化。实质上，在这里采用的“心理”一词可以用来指那些分析师关注的各种事物：那些围绕着父亲的理智信念和社会标准——而且已经是看得见的——引不起我们太大的兴趣，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位于更深层面的意象与模式。尽管通常是无意识的，且已被忘记，但它们依然强健有力，并出人意料地存在着。
这些意图也是本书如此构成的原因。
我们不会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地追溯父亲的历史，而是集中在其关键的心理阶段：首先是父亲的史前阶段，然后是希腊、罗马、基督的降临、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最后是世界大战和“家庭的革命”，而后两者揭示了父亲与孩子的分离。
我们将把注意力转向没有留下历史痕迹的过去，更多地关注古老年代的规诫与神话，而不是现今还保存着，至少是正式地保存着的强有力的宗教信仰与习俗。后者对于形成今天对父亲的理解也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分析师主要关注的是事物不被人看见的那些层面，那些弗洛伊德向维吉尔借用的“地狱”。深度心理学喜欢去了解：为什么在今天的父亲身上、在西装革履和衬衫领带的包裹下，尤利西斯与埃涅阿斯的胳膊依然能够找到。
虽然意识到不得不依赖对一个极不确定的领域进行推测，但我们对于父亲意象的研究将引领我们穿越历史的围墙。本书的第一部分将注意力投向史前时代，投向通往人类父亲的动物发展进程。
事实上我们会看到，父亲身份的起源沿着自然与文化的接缝之处延伸。这一断言是站得住脚的，因为一夫一妻制的父权制家庭，在所有的历史社会中都占主导地位，它是文化的产物，似乎并不存在于自然世界（例如，在类人猿中）。就更明显的方面来说，它也是站得住脚的：母亲以清楚、显而易见的方式为后代赋予生命并提供滋养；而与母亲不同的是，男性为了感知到他对生殖行为中的参与——因而将自身转化为一个父亲——必须首先获得某种推理能力。最后，最重要的是，当我们从反向的观点来看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时，这一断言依然是适用的。除考虑文化给了我们父亲之外，我们还必须提出一种或然性——至少是可能性——就是父亲的出现本身对文化的诞生负有责任（诚然，是与其他新发展一起，诸如技术的革新等）：对人类最终从其原始的生存状态中退出因而也就从动物行列中退出，负有责任。本书的第一部分试图重现这一过?程。
父亲是一种建构、一种技巧。他以此而有别于母亲，母亲为人类的生活世界带来一种已完全在动物生活中得到确定的、无处不在的、生存的先决条件。
| ISBN | 9787519251260,7519251268 |
|---|---|
| 出版社 |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 作者 | 鲁格?肇嘉 (Luigi Zoja) |
| 尺寸 |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