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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经典作品集，用大历史的视野来梳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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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经典作品集，用大历史的视野来梳理历史
作者简介
黄仁宇（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 其后赴美攻读历史，先后获学士（1954）、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纽约州立大学New Paltz分校副教授、教授（1967-1980）。曾至英国剑桥协助李约瑟搜集整理研究有关《中国科学与文明》的材料（1972-1973）。参与《明代名人传》的编写工作（1972-1973）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1979）。
目录
目录
序 1
从《三言》看晚明商人 1
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
——李约瑟博士所称中国官僚主义的一个例证 28
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给我们的新认识 56
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 80
中国历史与西洋文化的汇合
——五百年无此奇遇 120
中国近五百年历史为一元论 171
附录各专著提及20世纪中期以前中国土地占有的情形 189
里昂车站的会晤点 192
序言
序
本书初刊于1988年，可是内中有几篇文字已见于其他报刊，所以粗率地说，全书经历至今已有十五年。
十五年前我初次倡说中国长期革命业已成功，有人批评我的立场偏激。即在十年前仍有人预言，邓小平去世后中国又将沉沦于民国初年军阀割据的局面。这种种悲观，缘于忽略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
我们所说中国的长期革命业已成功，并不是说所有问题都已解决，而是前后比较，已面临历史上一大突破。……
其中最重要的症结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登场。但是资本主义是一个被滥用的名词。我们因其无可替代，虽引用而必强调在20世纪末年，其最显著之特色不在阶级斗争，也不是新教伦理，而是负债经营。
一个国家希望资金广泛地流通，经理人员与所有权分离，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讯全般活用，务必先在法制上创造一个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局面。中国过去以文士管制亿万农民,用刑法作张本，于今引用商业习惯，以律师、会计师、工程师做前导，着重民法。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系。20世纪的革命，即显示着整体社会重新构造过程中的艰辛。
这本书是我的历史写作之中提出引用参考资料较频繁的一种。《明实录》内《太宗实录》年终统计一文又整个重写，加入英国之参考资料多种。（其中明代数字的了解则初作于1970年的夏天，时在哈佛东亚研究所做研究工作，距今将近三十年矣。）《上海，Shanghai，シヤンハイ》系应在沈阳及上海发行的《万象》双月刊所作，载该刊今年三月号及《联合报》副刊3月7、8、9日。虽系小品文字，但是显示着新旧体制之不能融洽，仍侧面阐释一段天翻地覆的改造无可避免。
作者的主旨仍是抛砖引玉。我深觉得中国历史需要整个重写（包括西洋史在内），我提供自己在摸索时的线索，希望高明人士将眼光更看宽看大，将历史读物更向前修订。对一般读者则着重不要忽略自己当前的立足点。
黄仁宇
1999年4月14日
文摘
从《三言》看晚明商人
中国传统社会，因采取中央集权制，事无大小，悉听朝廷号令。所有法律辞章，必须划一。此在工业革命之前，交通通讯诸技术未曾发达之际，实有多数不合实际之处。因此皇室威权，虽广泛无涯，但其行政技术低劣。政治之安定，并非经常在法律及经济上求改革；而有赖于支持儒家思想，由家族社会之安定性所促成。此种措施，实与西洋诸国近世纪保障人权、支持私人财产、允许市民自治种种措施大相径庭。因此“重农抑商”纵非中国朝廷能经常维持之政策，亦必为社会发展之必然趋势。西洋诸国资本主义之发展，有赖于尊重私人财产之绝对性，并认为此绝对性高于皇权，甚至高于传统之道德观念。其司法权之独立，即由法庭保障此绝对性。凡此措施，只能在西欧诸小国经始。中国之地方政府，始终未由私人结会之形式构成，而系由中央政府规划；其行政精神又偏重于中央政府之便宜。其间差异之处，无待详述。
明代统治中国凡二百七十六年，跨14世纪至17世纪，此为西欧诸国近代国家社会形成及资本主义发展之际。中国政府则在此时期巩固其中央集权[明代集权，见于顾炎武之《日知录》及黄宗羲之《明夷待访录》。亦见于F.W.Mote，“The Growth of Chinese Despotism，”Oriens Extremus，8（1961）；Lien-sheng Yang，“Ming Local Administration，”in Charles O.Hucker（ed.）,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New York，1969）.]。因中央集权之结果，政府之经济政策，不能以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之情形为基础，而系以经济低度发展地区之情形为基础[本人所著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16th Century Ming China（Cambridge，1974）对此点叙述甚详。]。例如洪武之税收政策，全以谷物为基干，各衙门所用人役，在宋代王安石变法时，即收代役钱，在明初又全部改为现身服役。永乐虽派遣郑和下西洋，但对民间海舶，则极力取缔。1404年则令民间海船，悉改为平头船，以防止泛海[《太宗实录》（中央研究院版，下同），页498。]。《明律例》亦定民间私造二桅以上大船，私自泛海者处斩[见《大明会典》，卷167，但此律未能施行。]。凡此多端，其重点在保持全国经济之平衡，以维持政治之统一。大凡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过大时，其政治必受影响。例如美国在19世纪即因其经济发展不平衡，乃有南北战争。此在传统中国社会，自当竭力防避。
黄仁宇经典作品集，用大历史的视野来梳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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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仁宇（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 其后赴美攻读历史，先后获学士（1954）、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纽约州立大学New Paltz分校副教授、教授（1967-1980）。曾至英国剑桥协助李约瑟搜集整理研究有关《中国科学与文明》的材料（1972-1973）。参与《明代名人传》的编写工作（1972-1973）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1979）。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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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从《三言》看晚明商人 1
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
——李约瑟博士所称中国官僚主义的一个例证 28
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给我们的新认识 56
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 80
中国历史与西洋文化的汇合
——五百年无此奇遇 120
中国近五百年历史为一元论 171
附录各专著提及20世纪中期以前中国土地占有的情形 189
里昂车站的会晤点 192
序言
序
本书初刊于1988年，可是内中有几篇文字已见于其他报刊，所以粗率地说，全书经历至今已有十五年。
十五年前我初次倡说中国长期革命业已成功，有人批评我的立场偏激。即在十年前仍有人预言，邓小平去世后中国又将沉沦于民国初年军阀割据的局面。这种种悲观，缘于忽略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
我们所说中国的长期革命业已成功，并不是说所有问题都已解决，而是前后比较，已面临历史上一大突破。……
其中最重要的症结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登场。但是资本主义是一个被滥用的名词。我们因其无可替代，虽引用而必强调在20世纪末年，其最显著之特色不在阶级斗争，也不是新教伦理，而是负债经营。
一个国家希望资金广泛地流通，经理人员与所有权分离，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讯全般活用，务必先在法制上创造一个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局面。中国过去以文士管制亿万农民,用刑法作张本，于今引用商业习惯，以律师、会计师、工程师做前导，着重民法。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系。20世纪的革命，即显示着整体社会重新构造过程中的艰辛。
这本书是我的历史写作之中提出引用参考资料较频繁的一种。《明实录》内《太宗实录》年终统计一文又整个重写，加入英国之参考资料多种。（其中明代数字的了解则初作于1970年的夏天，时在哈佛东亚研究所做研究工作，距今将近三十年矣。）《上海，Shanghai，シヤンハイ》系应在沈阳及上海发行的《万象》双月刊所作，载该刊今年三月号及《联合报》副刊3月7、8、9日。虽系小品文字，但是显示着新旧体制之不能融洽，仍侧面阐释一段天翻地覆的改造无可避免。
作者的主旨仍是抛砖引玉。我深觉得中国历史需要整个重写（包括西洋史在内），我提供自己在摸索时的线索，希望高明人士将眼光更看宽看大，将历史读物更向前修订。对一般读者则着重不要忽略自己当前的立足点。
黄仁宇
1999年4月14日
文摘
从《三言》看晚明商人
中国传统社会，因采取中央集权制，事无大小，悉听朝廷号令。所有法律辞章，必须划一。此在工业革命之前，交通通讯诸技术未曾发达之际，实有多数不合实际之处。因此皇室威权，虽广泛无涯，但其行政技术低劣。政治之安定，并非经常在法律及经济上求改革；而有赖于支持儒家思想，由家族社会之安定性所促成。此种措施，实与西洋诸国近世纪保障人权、支持私人财产、允许市民自治种种措施大相径庭。因此“重农抑商”纵非中国朝廷能经常维持之政策，亦必为社会发展之必然趋势。西洋诸国资本主义之发展，有赖于尊重私人财产之绝对性，并认为此绝对性高于皇权，甚至高于传统之道德观念。其司法权之独立，即由法庭保障此绝对性。凡此措施，只能在西欧诸小国经始。中国之地方政府，始终未由私人结会之形式构成，而系由中央政府规划；其行政精神又偏重于中央政府之便宜。其间差异之处，无待详述。
明代统治中国凡二百七十六年，跨14世纪至17世纪，此为西欧诸国近代国家社会形成及资本主义发展之际。中国政府则在此时期巩固其中央集权[明代集权，见于顾炎武之《日知录》及黄宗羲之《明夷待访录》。亦见于F.W.Mote，“The Growth of Chinese Despotism，”Oriens Extremus，8（1961）；Lien-sheng Yang，“Ming Local Administration，”in Charles O.Hucker（ed.）,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New York，1969）.]。因中央集权之结果，政府之经济政策，不能以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之情形为基础，而系以经济低度发展地区之情形为基础[本人所著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16th Century Ming China（Cambridge，1974）对此点叙述甚详。]。例如洪武之税收政策，全以谷物为基干，各衙门所用人役，在宋代王安石变法时，即收代役钱，在明初又全部改为现身服役。永乐虽派遣郑和下西洋，但对民间海舶，则极力取缔。1404年则令民间海船，悉改为平头船，以防止泛海[《太宗实录》（中央研究院版，下同），页498。]。《明律例》亦定民间私造二桅以上大船，私自泛海者处斩[见《大明会典》，卷167，但此律未能施行。]。凡此多端，其重点在保持全国经济之平衡，以维持政治之统一。大凡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过大时，其政治必受影响。例如美国在19世纪即因其经济发展不平衡，乃有南北战争。此在传统中国社会，自当竭力防避。
| ISBN | 9787510875878 |
|---|---|
| 出版社 | 九州出版社 |
| 作者 | 黄仁宇 |
| 尺寸 |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