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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是著名国际史学家徐国琦先生的一部学术著作，旨在通过探究中国与一战的关系，向世人呈现中国为加入国际体系，跻身国际世界而做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为我们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以及中国与一战的关系提供了切实可信的文本。
作者简介
作者：徐国琦，安徽枞阳人，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大学嘉里集团基金全球化历史讲席教授。从1990年代开始，即在海外读书、教书和写书，脚踩东西文化，手写国际文章。系西方著名国际史和跨国史学者。
译者：马建标，历史博士，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目录
导 言
不久前，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指出，法国在整个20世纪中有“两大执着”，一是法德关系，二是对自身的国际地位的关注。也许我们可以认为，自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人对只有一件事情特别执着：即如何以平等成员的身份融入国际社会。
第一章 中国为加入国际体系做出准备
要明白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先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在1895至1914年期间，中国的政治和思想文化是被一个双轨的进程塑造的，那就是深度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及内在化（internalization）。国际化是指中国人积极地参与及投入国际体系并接受各种思想观念、社会势力和时代潮流的影响； 内在化指中国为实现复兴及为国际化做出准备的过程和状况，这是采纳和改造外来力量并使它们化为中国本土的一部分的过程。
第二章中国国际主义的兴起与新式外交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出现与中国公众舆论的兴起有直接关系。公众 舆论在中国是一项政治创举。在近代中国，新闻媒体所发挥的最重要作用则是催生了中国人的国家意识和现代民族主义观念。在甲午战争以后，这些思想已经成为公众的意识形态，而不再是少数知识分子的理想。
第三章大战的爆发与中国的反应
尽管中国精英对国际事务和世界秩序的现状表现出不少困惑，但是中国外交政策群体（foreign policy public）还是对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迅速做出了反应。迄今为止，很少有历史学者关注这个时期存在的外交政策群体。由于缺乏这种认识，使得历史学者对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真实关连就难免出现认识上的偏差。
第四章中国的另一种战略：“以工带兵”计划
为了与协约国方面建立密切的联系及日后加强中国参战的理据，中国政府当局在1915年制订了一套具有创造性的新战略。传统观点一向认为“以工代兵”计划是一个“由协约国在1916年所提出……设计巧妙的华工招募计划”。然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华工招募计划早在1915年就已经提出了，而且最早提出该项计划的是中国而不是协约国。华工出洋计划在中国加入协约国方面参战的 战略中起到关键作用，而且更是中国加入国际体系的重要手段。
第五章中国正式参展
在众多的参战国中间，中国也许是最特殊的一个参战国。没有一个中立国像中国这样把自己国家的命运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怀抱如此高的期望，而且还在参战过程中遭受如此重大的挫折。1917年宣战是中国20年社会变化的发展结果，其中有一个积极的富有活力的外交政策公众的出现，这个外交政策公众推动了中国新式外交的形成。
第六章 内 战
也许没有任何一项外交政策主张比得上中国的参战政策那样对中国的内政和社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尽管参战政策是中国第一次重大的独立的外交方略，但是中国不仅没有享受到参战政策所带来的果实，却饱尝了剧烈的社会动荡、政治混乱以及国家的分裂。有关参战政策的辩论加剧了派系之争，怂恿了军阀主义，并导致内战的爆发。
第七章 1919年巴黎和会与中国寻求世界新秩序
尽管中国在参战问题上遭遇到诸多的不幸与挫折，但令人惊讶的是中国人民对协约国最终取得的胜利无不欢呼雀跃、兴奋异常。不仅如此，当这一消息传到中国时，北京政府立即宣布全国放假三天，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官不仅竭力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要求修改不平等的对外关系，他们还积极参与创建国际共同体，并使中国成为该共同体的平等 成员国。
序言
2018年修订版序言
此书系我于2005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原著的中文修订版。中文原版由马建标先生翻译，收入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三联人文经 典书库》并于2008年出版。2018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百周年， 四川人民出版社慨然决定出版此书修订版。《人文经典书库》的主编陈恒先生费尽心血，找到该书中文原版的清样，为修订工作解了燃眉之急。建标在百忙之中，为修订版帮助校对中文引文。Verna Yu女士和 张宁曦先生不辞辛苦，对全书进行仔细审核和修订。魏兵兵博士在引文核对上也提供了宝贵协助。四川人民出版社张春晓主任为此书的及时出版，贡献良多。对上述单位和个人的奉献和帮助，我借此机会表示十分感谢。
《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英文版系在我1999年完成的哈佛大学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出版。通过对多种国内外档案进行解读并运用国际史方法分析，我得出以下结论:中国与“一战”的互动，标志着 中国人真正意义上寻求国际化及新的国家认同的开始；通过国际史视野，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战”的双重意义:一是因为古老中国的积极参战，让所谓的“大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二是因为“大战”的爆发及影响，让“大战”成为中国历史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因为中国的参战，中国得以参加巴黎和会，第一次向世界提出中国的平等诉求，表达中国作为平等一员加入国际社会的愿望，国际联盟的宪章里有许多中国人的观念。“一战”因此成为中国人寻求新的国家认 同及国际化的一个里程碑。直言之，中国与“一战”关系意义非凡!“一战”让中国人大踏步走向世界，同时也把世界带向中国。
自20世纪90年代撰写关于一战与中国的博士论文以来，本人一直在国际学术界强调 一战与中国关系之密切，并撰写了四本相关的英文学术著作。除《中国与大战》外，尚有2011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战中的华工》（ 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 2016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亚洲与大战:一个共有的历史》 （ Asia and the Great War: A Shared History），以及五洲传播出版社在 2017年和2018年相继出版的中、英、法文版《为文明出征:第一次世 界大战期间西线华工的故事》等。
值此一战结束百年之际，全世界都在反思这场战争的遗产。美国在 2018年即有上百个一战纪念碑或纪念馆建成。一战战败国德国的大众汽车 公司在汉诺威有一个很有影响的研究机构，从2013年起该机构就连续四年每年主办一战方面的学术讨论会，本人有幸参加了其中三次。德国政府在2014年以“欧洲的一战爆发百年思考”的名义在其外交部大楼召开一战讨论会，德国外交部部长亲自出席晚宴，各国学者济济一堂，从多种角度反思这场“大战”。本人也十分荣幸，受邀躬逢其盛。剑桥、牛津等大学出版社也纷纷出版专著，从高雅的学术层面对这场战争加以研究，本人有幸参与由耶鲁大学温特教授主编，并于2014年用英、法两 种文字出版的三卷本《剑桥一战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的撰写工作，并为牛津大学出版社撰写了亚洲与一战 的专著。2019年为巴黎和会召开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界早在2016年即 筹备2019年6月在巴黎召开国际会议，讨论和会的意义、遗产和展示最高学术水平。本人应邀出任会议国际筹备委员会委员。2018年夏天，委员会已结束明年参会论文遴选。这些个人卷入的经历似乎可以说明，一战的国际研究正在如火如荼、大张旗鼓的纪念活动中进行。
美中不足的是，国内学术界对一战的关注以及对一战与中国的关 联尚缺乏深入研究，2018年国内固然有好几个关于一战的学术讨论会，但整体水平似乎有待提高。长期以来，国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关系的认识似乎并不充分。实际上，早在1914年秋，英国和日本即在青岛与德国军队激战。1915年日本更利用列强集中“一战”，无法分心之际，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意欲浑水摸鱼，置中国于日本控制之下。在“一战”期间，大约有14万华工来到欧洲，在“一战”西线战场为英法两国效力，出生入死。
中国与一战的密切关联直接影响到战后的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的爆发。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列强把山东割让给日本，从而导致在中国和世界局势中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连锁反应。中国拒签《凡尔赛条约》和因此爆发的五四运动就是其中的重要遗产。我在2009年接受《西湖》杂志长篇采访时，甚至大声疾呼，“没有‘一战'，何来五四?” 所以，依个人浅见，“一战”和“一战”中的华工对中国和中国人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的“一战”及“一战”中的华工同时也是世界文明 史中的重要篇章。
中国参加“一战”，从小处着眼是为了应付日本，为了在战后和 会上占一席之地，但从长远看，则是为了加入国际社会，为了国际化，为了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有发言权。在巴黎和会上，正因为中国代表团的 据理力争，并大义凛然地拒绝在对中国不利的《凡尔赛条约》上签字，才把所谓“中国问题”带到了世界最高论坛，并为山东问题在巴黎和会结束后的迅速解决提供了契机。因此，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不但没有完全失败，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大获成功。如果当时没有参战及 拒绝签订巴黎和会对德和约的经历，中国不可能在1921年很快同德国 签订平等条约，并在1922年迫使日本归还山东。中德于1921年所签订 的《中德协约》系近代中国与一个欧洲大国签订的第一个界定双边关系 的平等条约。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在巴黎和会上积极参与战后新秩序的建立。例如顾维钧系起草《国际联盟盟约》的15人委员会委员之一，对宪章的撰稿贡献颇多。中国人甚至从大局着眼，支持日本代表团在和会提出的“种族平等”条款。凡此种种，不仅让国际社会听见了中国的声音，并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成熟外交的风范。
令人高兴的是，尽管此书英文版出版于十多年前，但自2014年起，在世界各地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举办的诸多纪念活动中，这 本书不仅还经常被人提及，其基本观点也被中外学者广泛接受。这本书 的主题在今天的确更有学术和现实价值。2014年好几家中国媒体对我 的“一战”研究做过采访或长篇报道。在“一战”结束百年后的今天，中外学术界及媒体再次对本人的一战系列研究表现出浓厚兴趣和关注。
个人认为，在一战结束百年后，研究“一战”的历史及遗产对中国和世界仍有重要意义。一战百年，世界经历了巨大变迁，中国也从积贫积弱的国家成为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成员。值此一战结束百年之际，我十分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以弘扬学术为己任，推出本书的修订版。希望修订版的出版，能够帮助国内学者进一步了解一战的重要意义，促进国内对一战的研究，把国际学术界纪念和研究一战的热潮带进国内。
徐国琦 2018年11月8日写于香港
2008年中文版序
20世纪90年代我负笈美国求学时，在哈佛大学历史系的专业是美国史。原申请的指导老师是Ernest R.May教授。恰好在芝加哥大学任 教多年的入江昭（Akira Iriye）教授在我报到之前开始在哈佛执掌教鞭，鉴于他刚到不久，研究生尚不多，系里安排我转投他的门下。因缘际会，我因此有幸拜入江昭教授为师，在他的指导下学习美国史及国际史。入江昭是西方用全方位、多视角、多国档案研究美国史及东亚史的奠基人及集大成者。本书即系我忝列入江先生门墙后的习作。令人高兴的是，该书英文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问世后，受到广泛关注。旋即经澳门大学魏楚雄教授和上海师范大学陈恒教授的推荐，上海三联书店以宏扬天下学术为己任，欣然同意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并请复旦大学的马建标先生担纲承担翻译任务。在建标先生及出版社各级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本书终于同国内读者见面，至感欣慰，借此机会向所有关爱此书中文版问世的同人特别是建标先生和陈恒教授谨致谢意!
《中国与大战》一书系本人用国际史方法、多元视角研究中国及世界历史上一个鲜为人知的题目: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问题。这是我近几年所做的中国与国际化、国家认同问题系列研究的第一部。第二部系从体育角度来审视中国寻求国际化及新的国家认同的历史，书名叫《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2008年春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人民出版社计划尽快推出该书中文版。目前正撰写该系列的第三部，书名初步定为《文明的交融:一战华工与中国的国际化》。该书的普及版现已完稿，并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在2007年秋用中文和法 文出版。其英文版当能在2009年杀青，并会以英文在美国首先出版。这三本书分别从不同角度、全球视野、全面占有多国档案的基础上全新 解释重要但缺乏研究的相关历史题目。其中文版分别问世后，如能在方法上、观点上、资料上给国内学术界带来启迪，达到抛砖引玉之效，则幸莫大焉!
徐国琦 2007年仲秋于密歇根湖畔
2005年英文版序
1980年代后期我与一些学界同人合作撰写《美国外交政策史》。当我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颇为中国人在很短时间内对美国总统伍德 罗·威尔逊的态度发生的巨大反差所困惑。我对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题目的兴趣即形成于此时。1990年代初我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很快决定博士论文将侧重中国与一战关系。非常幸运的是，我的博士生导师入江昭教授对我的选题与写作始终予以大力支持和鼓励。我还要感谢我的博士论文指导委员会的另外两位教授柯伟林（William C.Kirby） 和Ernest R.May。他们像入江昭教授一样，总是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利用其渊博学识以及深刻的洞察力，言传身教，多方鞭策。如果没有这 三位导师的指导，本书也许无法达到目前水平。
我要感谢为本书的撰写提供过帮助的多家学术机构。哈佛燕京学社 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慷慨提供多年奖学金。德国克鲁伯基金会出资让我到德国从事为期半年的学术研究。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提供的研究基金使我得以在巴黎和伦敦花费6个月的时间去查阅各种档案。来自哈佛大学查尔斯·沃伦美国史研究中心的资助促成了我的美国国家档案馆一行。哈佛大学历史系资助我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度过一个收获颇丰的暑假。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任命我为该中心专为研究生设立的研究员位置达三年之久，并提供办公室及其他研究资助，使我得以在那里与来自不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辩难和讨论。多伦多大学和约克大学亚太事务联合研究中心以及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在我从事本书研究的不同阶段予以慷慨支持，对两中心的历任负责人Ernest P.Young，Martin Powers，Paul M. Evans和B. Michael Frolic的热情帮助，不胜感激。我所任教的卡拉玛祖学院允许我学术休假，专事本书的写作，在此也谨表谢意。
本书的完成还得到许多个人的帮助。借此机会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终生导师、南开大学的杨生茂教授，他为了把我培养成一名优秀的史学研究者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感谢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陈三井教授和张力教授，他们二位的热情帮助使我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学术研究受益匪浅；感谢密歇根大学亚洲图书馆的Calvin Hsu先生，当我需要资料时，他总能提供及时帮助。我在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等高校做有关本书主题的报告时，或在参加的诸多学术会议上，深受听众评论的启发，他们的建议和指正让我受益良多。此外，我要特别感谢如下诸位:
2001年我有幸与叶文心教授同时出席在柏林召开的有关中国国际 化的学术研讨会，她对本书的写作提出了许多高屋建瓴的宝贵建议。感谢David Strauss以及本书的匿名审稿人，他们为本书的修改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评论。我还要特别感谢杰·温特教授（Jay Winter）对本书的赏识，并推荐本书纳入由他主编的剑桥大学出版社“现代战争社会文化史丛书”。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编辑伊丽莎白·豪伍德（Elizabeth How- ard），她是所有作者都梦寐以求的理想编辑人选，她的建议和鼓励为本书增色不少。我要对特瑞·菲歇尔（Terre Fisher）表示深切的谢意， 她仔细阅读了本书的许多章节，并提出许多批评和修改建议，从而使本书在样式和内容上都大为改善。多亏她敏锐的眼光和高超的语言技巧， 否则本书最后的文字风貌将失色不少。感谢威廉·劳伦特（William Laurent）通读全稿，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伊莎贝尔·戴姆布里考特（Isabelle Dambricourt），她不仅帮助挑选了一张欧战华工的图片作为本2005年英文版序书的封面，而且其很高的工作效率促成本书早日问世。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首先要感谢我的父母，尽管他们从未受过学校教育，却能理解我现在所从事的研究的重要性，我作为长子，为了进行学术研究而周游世界却很少有时间写信或看望他们，对此他们也从未抱怨过。语言难以表达我对妻子尤卫群的感激之情，多年来没有她的鼓励、支持和牺牲，本书将无法完成。感谢我的子女玛格丽特（美茵）、朱丽娅（文歆）和汤姆（文虎），他们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在本书漫长有时甚至是苦闷的撰写过程中给了我支持及灵感。孩子们的耐心、理解和日常的娱乐放松使本书得以及时问世。上述所有学术机构和个人都有权分享本书可能获得的荣誉；但一切错谬由作者自负。
文摘
版权页：
中国与一战：世界史上被遗忘的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如何激发中国人对国际事务产生兴趣，并引起国人对自身与世界进行重新反思的呢?本书旨在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 国而言如何成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刻，如何成为一个影响中国人世 界观的转折点并影响到它以后的道路。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质上是一 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但是它出乎意料的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或许有人要问，既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如此重要，那么历史研 究者为何迄今尚未意识到这一点，为何对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关系的学术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尚付阙如呢? 无论哪种语言文字的著作，都没有 从中国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和参与国际事务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的参战问题，这是为什么?历史学者普遍冷落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关系的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但学术界有关一战的研究却是汗牛充栋，并且公认一战是世界史上重大事件之一。
许多年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都在吸引着众多学者的关注。看起来，历史学者已经挖空心思从每一个角度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研究，已往的研究著作既有高屋建瓴的论述，也有微观层面的个案考察。其中，在广义的议题上，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为数不少的优秀著作，比如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社会影响的研究，以及有关一战期间欧洲的跨代问题研究。如同亨利·梅（Henry May）所言，第一次世界大战象征着美国“天真无知时代的终结”，近来还有学者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意味着西班牙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学术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兴趣依然方兴未艾。
虽然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成果丰富多彩，但令人吃惊的是， 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几乎无人涉猎或很少受到学者的关注。比 如著名军事历史学家约翰·基根（John Keegan）在他的《第一次世界 大战新论》（ The First World War）中就完全忽略了中国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中所扮演的角色。 再如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悲怆》（ The Pity of War）也没有提及中国，即使论述中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背景其实会有助于弗氏著作的说服力。难怪柯伟林（William C.Kirby）指出:“人们可以阅览到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量历史书籍，而不知道中国曾经参战的历史事实。”
我们有理由质疑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鸿沟。为什么至今还找不到足以与罗伯特·沃尔（Robert Wohl）的开创性著作《1914年的一代》（ Generation of 1914）相媲美的有关中国民众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应 的研究?像戴维·肯尼迪（David Kennedy）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美国社会》解析一战对美国社会影响的精辟论述一样系统性分析一战对中 国社会的影响的研究何时才能问世?类似弗雷德里克·迪金森（Frederick Dickinson）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的研究如今何在?
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尚留许多重要问题没有解决。这一时期果真 像外界一般认为那样，只是一个政治混乱的军阀时期，中国在外交上的被动使她被其他大国欺负?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的影响是什么?中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有没有贡献?中国人参与国际事务的兴趣有多大程度是被一战引发的?最后，参战经历是怎样塑造了中国的国家认同，并促进中国的国际化? 所有这些问题还需要通过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予以仔细地探讨。
固然，早期的中华民国国力虚弱而且内政混乱，中国在国际体系里 一直被边缘化，而且国内政治结构不稳定。但上述事实并不能佐证老生 常谈的观点，认为中国无能力进行有效的外交，缺乏意愿改变其地位。……有时辉煌的外交成就恰恰是因为国力的软弱而非国家的强大。在拿破仑失败后，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时代的法国就是一个杰出的事例。得力于塔列朗出色的外交谈判使这个战败未久的法国不仅确保了领土的完整，更得以跻身世界强国行列。
另一传统观点还认为，中国与这场实际上是欧战的战争事实上没有 什么关系，这种说法也不恰当。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并被德国 和英国等欧洲诸国分割成许多利益范围，无论如何注定是要被拖入战争的。因此，中国主动参战是更为有利。中国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抛弃了传统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并几次主动要求参战。虽然中国一直到1917年8月才成功参战，但是中国借机主动参与国际事务是中国自19世纪末以来开始对本国国际地位重新思考的具体体现和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也许在政治上没有多大作为，但是所取得的外交成就则是卓尔不凡的。最近，柯伟林对此有公允的论述，他说:“以中国当时极弱的国力来说，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成就是非同凡响的。”柯伟林认为，“清朝虽然覆灭，但帝国依然存在。更准确地说，清帝国成了中国民族国家（the Chinese national state）的基础。这也许 是中华民国外交最了不起的功绩”。人们可以认为，是早期的中华民国 为这个整体的外交功绩奠定了基础。在民国初年，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捍卫中国国家主权的重大外交举措，这是值得称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全人类重要的转折阶段，但是，如果我们无法理解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进行的新国际主义外交，我们恐怕难以完全领会柯伟林的观点。
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华民族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在忍受政 治混乱、经济萧条和社会苦难，但这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激动、希望、期待、乐观和许多新梦想的时期。这一时期好比中国史上的战国时期以及狄更斯的名著《双城记》里的革命年代。各种思想观念、政治理论和国家认同的方略相互激荡，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意识形态、社会、文化和知识方面的创新，并催生出强大的变革力量。各种新观念、历史学说甚至是对一战事态发展的反应也大量涌现，并充斥于全国的新式印刷媒体中。各种新的政治观念的出现［民族主义替代儒家思想;民族国家替代文化主义（culturalism）］，留学生的回国，新资产阶级的活跃（而非传统士绅和官僚），公共领域和现代印刷媒体的出现，尤其是变化中的国 际体系本身，这一切都推动了中国的复兴。在中国近代史上，过去从未发生过舆论及社会和思想资源的动员在塑造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方向诸方面发挥如此重大的作用，同时又激起国人寻求国家身份认同的重大兴趣。中国人过去从未对国际事务显示出如此浓厚的兴趣，也未曾实行过旨在振兴国家及为加入国际社会的新式外交。遗憾的是，这种充满蓬勃生机的活力及激情在传统的中国与一战关系的研究中荡然无存。
《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是著名国际史学家徐国琦先生的一部学术著作，旨在通过探究中国与一战的关系，向世人呈现中国为加入国际体系，跻身国际世界而做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为我们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以及中国与一战的关系提供了切实可信的文本。
作者简介
作者：徐国琦，安徽枞阳人，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大学嘉里集团基金全球化历史讲席教授。从1990年代开始，即在海外读书、教书和写书，脚踩东西文化，手写国际文章。系西方著名国际史和跨国史学者。
译者：马建标，历史博士，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目录
导 言
不久前，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指出，法国在整个20世纪中有“两大执着”，一是法德关系，二是对自身的国际地位的关注。也许我们可以认为，自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人对只有一件事情特别执着：即如何以平等成员的身份融入国际社会。
第一章 中国为加入国际体系做出准备
要明白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先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在1895至1914年期间，中国的政治和思想文化是被一个双轨的进程塑造的，那就是深度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及内在化（internalization）。国际化是指中国人积极地参与及投入国际体系并接受各种思想观念、社会势力和时代潮流的影响； 内在化指中国为实现复兴及为国际化做出准备的过程和状况，这是采纳和改造外来力量并使它们化为中国本土的一部分的过程。
第二章中国国际主义的兴起与新式外交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出现与中国公众舆论的兴起有直接关系。公众 舆论在中国是一项政治创举。在近代中国，新闻媒体所发挥的最重要作用则是催生了中国人的国家意识和现代民族主义观念。在甲午战争以后，这些思想已经成为公众的意识形态，而不再是少数知识分子的理想。
第三章大战的爆发与中国的反应
尽管中国精英对国际事务和世界秩序的现状表现出不少困惑，但是中国外交政策群体（foreign policy public）还是对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迅速做出了反应。迄今为止，很少有历史学者关注这个时期存在的外交政策群体。由于缺乏这种认识，使得历史学者对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真实关连就难免出现认识上的偏差。
第四章中国的另一种战略：“以工带兵”计划
为了与协约国方面建立密切的联系及日后加强中国参战的理据，中国政府当局在1915年制订了一套具有创造性的新战略。传统观点一向认为“以工代兵”计划是一个“由协约国在1916年所提出……设计巧妙的华工招募计划”。然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华工招募计划早在1915年就已经提出了，而且最早提出该项计划的是中国而不是协约国。华工出洋计划在中国加入协约国方面参战的 战略中起到关键作用，而且更是中国加入国际体系的重要手段。
第五章中国正式参展
在众多的参战国中间，中国也许是最特殊的一个参战国。没有一个中立国像中国这样把自己国家的命运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怀抱如此高的期望，而且还在参战过程中遭受如此重大的挫折。1917年宣战是中国20年社会变化的发展结果，其中有一个积极的富有活力的外交政策公众的出现，这个外交政策公众推动了中国新式外交的形成。
第六章 内 战
也许没有任何一项外交政策主张比得上中国的参战政策那样对中国的内政和社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尽管参战政策是中国第一次重大的独立的外交方略，但是中国不仅没有享受到参战政策所带来的果实，却饱尝了剧烈的社会动荡、政治混乱以及国家的分裂。有关参战政策的辩论加剧了派系之争，怂恿了军阀主义，并导致内战的爆发。
第七章 1919年巴黎和会与中国寻求世界新秩序
尽管中国在参战问题上遭遇到诸多的不幸与挫折，但令人惊讶的是中国人民对协约国最终取得的胜利无不欢呼雀跃、兴奋异常。不仅如此，当这一消息传到中国时，北京政府立即宣布全国放假三天，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官不仅竭力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要求修改不平等的对外关系，他们还积极参与创建国际共同体，并使中国成为该共同体的平等 成员国。
序言
2018年修订版序言
此书系我于2005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原著的中文修订版。中文原版由马建标先生翻译，收入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三联人文经 典书库》并于2008年出版。2018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百周年， 四川人民出版社慨然决定出版此书修订版。《人文经典书库》的主编陈恒先生费尽心血，找到该书中文原版的清样，为修订工作解了燃眉之急。建标在百忙之中，为修订版帮助校对中文引文。Verna Yu女士和 张宁曦先生不辞辛苦，对全书进行仔细审核和修订。魏兵兵博士在引文核对上也提供了宝贵协助。四川人民出版社张春晓主任为此书的及时出版，贡献良多。对上述单位和个人的奉献和帮助，我借此机会表示十分感谢。
《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英文版系在我1999年完成的哈佛大学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出版。通过对多种国内外档案进行解读并运用国际史方法分析，我得出以下结论:中国与“一战”的互动，标志着 中国人真正意义上寻求国际化及新的国家认同的开始；通过国际史视野，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战”的双重意义:一是因为古老中国的积极参战，让所谓的“大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二是因为“大战”的爆发及影响，让“大战”成为中国历史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因为中国的参战，中国得以参加巴黎和会，第一次向世界提出中国的平等诉求，表达中国作为平等一员加入国际社会的愿望，国际联盟的宪章里有许多中国人的观念。“一战”因此成为中国人寻求新的国家认 同及国际化的一个里程碑。直言之，中国与“一战”关系意义非凡!“一战”让中国人大踏步走向世界，同时也把世界带向中国。
自20世纪90年代撰写关于一战与中国的博士论文以来，本人一直在国际学术界强调 一战与中国关系之密切，并撰写了四本相关的英文学术著作。除《中国与大战》外，尚有2011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战中的华工》（ 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 2016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亚洲与大战:一个共有的历史》 （ Asia and the Great War: A Shared History），以及五洲传播出版社在 2017年和2018年相继出版的中、英、法文版《为文明出征:第一次世 界大战期间西线华工的故事》等。
值此一战结束百年之际，全世界都在反思这场战争的遗产。美国在 2018年即有上百个一战纪念碑或纪念馆建成。一战战败国德国的大众汽车 公司在汉诺威有一个很有影响的研究机构，从2013年起该机构就连续四年每年主办一战方面的学术讨论会，本人有幸参加了其中三次。德国政府在2014年以“欧洲的一战爆发百年思考”的名义在其外交部大楼召开一战讨论会，德国外交部部长亲自出席晚宴，各国学者济济一堂，从多种角度反思这场“大战”。本人也十分荣幸，受邀躬逢其盛。剑桥、牛津等大学出版社也纷纷出版专著，从高雅的学术层面对这场战争加以研究，本人有幸参与由耶鲁大学温特教授主编，并于2014年用英、法两 种文字出版的三卷本《剑桥一战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的撰写工作，并为牛津大学出版社撰写了亚洲与一战 的专著。2019年为巴黎和会召开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界早在2016年即 筹备2019年6月在巴黎召开国际会议，讨论和会的意义、遗产和展示最高学术水平。本人应邀出任会议国际筹备委员会委员。2018年夏天，委员会已结束明年参会论文遴选。这些个人卷入的经历似乎可以说明，一战的国际研究正在如火如荼、大张旗鼓的纪念活动中进行。
美中不足的是，国内学术界对一战的关注以及对一战与中国的关 联尚缺乏深入研究，2018年国内固然有好几个关于一战的学术讨论会，但整体水平似乎有待提高。长期以来，国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关系的认识似乎并不充分。实际上，早在1914年秋，英国和日本即在青岛与德国军队激战。1915年日本更利用列强集中“一战”，无法分心之际，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意欲浑水摸鱼，置中国于日本控制之下。在“一战”期间，大约有14万华工来到欧洲，在“一战”西线战场为英法两国效力，出生入死。
中国与一战的密切关联直接影响到战后的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的爆发。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列强把山东割让给日本，从而导致在中国和世界局势中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连锁反应。中国拒签《凡尔赛条约》和因此爆发的五四运动就是其中的重要遗产。我在2009年接受《西湖》杂志长篇采访时，甚至大声疾呼，“没有‘一战'，何来五四?” 所以，依个人浅见，“一战”和“一战”中的华工对中国和中国人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的“一战”及“一战”中的华工同时也是世界文明 史中的重要篇章。
中国参加“一战”，从小处着眼是为了应付日本，为了在战后和 会上占一席之地，但从长远看，则是为了加入国际社会，为了国际化，为了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有发言权。在巴黎和会上，正因为中国代表团的 据理力争，并大义凛然地拒绝在对中国不利的《凡尔赛条约》上签字，才把所谓“中国问题”带到了世界最高论坛，并为山东问题在巴黎和会结束后的迅速解决提供了契机。因此，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不但没有完全失败，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大获成功。如果当时没有参战及 拒绝签订巴黎和会对德和约的经历，中国不可能在1921年很快同德国 签订平等条约，并在1922年迫使日本归还山东。中德于1921年所签订 的《中德协约》系近代中国与一个欧洲大国签订的第一个界定双边关系 的平等条约。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在巴黎和会上积极参与战后新秩序的建立。例如顾维钧系起草《国际联盟盟约》的15人委员会委员之一，对宪章的撰稿贡献颇多。中国人甚至从大局着眼，支持日本代表团在和会提出的“种族平等”条款。凡此种种，不仅让国际社会听见了中国的声音，并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成熟外交的风范。
令人高兴的是，尽管此书英文版出版于十多年前，但自2014年起，在世界各地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举办的诸多纪念活动中，这 本书不仅还经常被人提及，其基本观点也被中外学者广泛接受。这本书 的主题在今天的确更有学术和现实价值。2014年好几家中国媒体对我 的“一战”研究做过采访或长篇报道。在“一战”结束百年后的今天，中外学术界及媒体再次对本人的一战系列研究表现出浓厚兴趣和关注。
个人认为，在一战结束百年后，研究“一战”的历史及遗产对中国和世界仍有重要意义。一战百年，世界经历了巨大变迁，中国也从积贫积弱的国家成为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成员。值此一战结束百年之际，我十分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以弘扬学术为己任，推出本书的修订版。希望修订版的出版，能够帮助国内学者进一步了解一战的重要意义，促进国内对一战的研究，把国际学术界纪念和研究一战的热潮带进国内。
徐国琦 2018年11月8日写于香港
2008年中文版序
20世纪90年代我负笈美国求学时，在哈佛大学历史系的专业是美国史。原申请的指导老师是Ernest R.May教授。恰好在芝加哥大学任 教多年的入江昭（Akira Iriye）教授在我报到之前开始在哈佛执掌教鞭，鉴于他刚到不久，研究生尚不多，系里安排我转投他的门下。因缘际会，我因此有幸拜入江昭教授为师，在他的指导下学习美国史及国际史。入江昭是西方用全方位、多视角、多国档案研究美国史及东亚史的奠基人及集大成者。本书即系我忝列入江先生门墙后的习作。令人高兴的是，该书英文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问世后，受到广泛关注。旋即经澳门大学魏楚雄教授和上海师范大学陈恒教授的推荐，上海三联书店以宏扬天下学术为己任，欣然同意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并请复旦大学的马建标先生担纲承担翻译任务。在建标先生及出版社各级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本书终于同国内读者见面，至感欣慰，借此机会向所有关爱此书中文版问世的同人特别是建标先生和陈恒教授谨致谢意!
《中国与大战》一书系本人用国际史方法、多元视角研究中国及世界历史上一个鲜为人知的题目: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问题。这是我近几年所做的中国与国际化、国家认同问题系列研究的第一部。第二部系从体育角度来审视中国寻求国际化及新的国家认同的历史，书名叫《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2008年春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人民出版社计划尽快推出该书中文版。目前正撰写该系列的第三部，书名初步定为《文明的交融:一战华工与中国的国际化》。该书的普及版现已完稿，并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在2007年秋用中文和法 文出版。其英文版当能在2009年杀青，并会以英文在美国首先出版。这三本书分别从不同角度、全球视野、全面占有多国档案的基础上全新 解释重要但缺乏研究的相关历史题目。其中文版分别问世后，如能在方法上、观点上、资料上给国内学术界带来启迪，达到抛砖引玉之效，则幸莫大焉!
徐国琦 2007年仲秋于密歇根湖畔
2005年英文版序
1980年代后期我与一些学界同人合作撰写《美国外交政策史》。当我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颇为中国人在很短时间内对美国总统伍德 罗·威尔逊的态度发生的巨大反差所困惑。我对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题目的兴趣即形成于此时。1990年代初我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很快决定博士论文将侧重中国与一战关系。非常幸运的是，我的博士生导师入江昭教授对我的选题与写作始终予以大力支持和鼓励。我还要感谢我的博士论文指导委员会的另外两位教授柯伟林（William C.Kirby） 和Ernest R.May。他们像入江昭教授一样，总是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利用其渊博学识以及深刻的洞察力，言传身教，多方鞭策。如果没有这 三位导师的指导，本书也许无法达到目前水平。
我要感谢为本书的撰写提供过帮助的多家学术机构。哈佛燕京学社 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慷慨提供多年奖学金。德国克鲁伯基金会出资让我到德国从事为期半年的学术研究。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提供的研究基金使我得以在巴黎和伦敦花费6个月的时间去查阅各种档案。来自哈佛大学查尔斯·沃伦美国史研究中心的资助促成了我的美国国家档案馆一行。哈佛大学历史系资助我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度过一个收获颇丰的暑假。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任命我为该中心专为研究生设立的研究员位置达三年之久，并提供办公室及其他研究资助，使我得以在那里与来自不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辩难和讨论。多伦多大学和约克大学亚太事务联合研究中心以及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在我从事本书研究的不同阶段予以慷慨支持，对两中心的历任负责人Ernest P.Young，Martin Powers，Paul M. Evans和B. Michael Frolic的热情帮助，不胜感激。我所任教的卡拉玛祖学院允许我学术休假，专事本书的写作，在此也谨表谢意。
本书的完成还得到许多个人的帮助。借此机会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终生导师、南开大学的杨生茂教授，他为了把我培养成一名优秀的史学研究者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感谢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陈三井教授和张力教授，他们二位的热情帮助使我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学术研究受益匪浅；感谢密歇根大学亚洲图书馆的Calvin Hsu先生，当我需要资料时，他总能提供及时帮助。我在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等高校做有关本书主题的报告时，或在参加的诸多学术会议上，深受听众评论的启发，他们的建议和指正让我受益良多。此外，我要特别感谢如下诸位:
2001年我有幸与叶文心教授同时出席在柏林召开的有关中国国际 化的学术研讨会，她对本书的写作提出了许多高屋建瓴的宝贵建议。感谢David Strauss以及本书的匿名审稿人，他们为本书的修改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评论。我还要特别感谢杰·温特教授（Jay Winter）对本书的赏识，并推荐本书纳入由他主编的剑桥大学出版社“现代战争社会文化史丛书”。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编辑伊丽莎白·豪伍德（Elizabeth How- ard），她是所有作者都梦寐以求的理想编辑人选，她的建议和鼓励为本书增色不少。我要对特瑞·菲歇尔（Terre Fisher）表示深切的谢意， 她仔细阅读了本书的许多章节，并提出许多批评和修改建议，从而使本书在样式和内容上都大为改善。多亏她敏锐的眼光和高超的语言技巧， 否则本书最后的文字风貌将失色不少。感谢威廉·劳伦特（William Laurent）通读全稿，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伊莎贝尔·戴姆布里考特（Isabelle Dambricourt），她不仅帮助挑选了一张欧战华工的图片作为本2005年英文版序书的封面，而且其很高的工作效率促成本书早日问世。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首先要感谢我的父母，尽管他们从未受过学校教育，却能理解我现在所从事的研究的重要性，我作为长子，为了进行学术研究而周游世界却很少有时间写信或看望他们，对此他们也从未抱怨过。语言难以表达我对妻子尤卫群的感激之情，多年来没有她的鼓励、支持和牺牲，本书将无法完成。感谢我的子女玛格丽特（美茵）、朱丽娅（文歆）和汤姆（文虎），他们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在本书漫长有时甚至是苦闷的撰写过程中给了我支持及灵感。孩子们的耐心、理解和日常的娱乐放松使本书得以及时问世。上述所有学术机构和个人都有权分享本书可能获得的荣誉；但一切错谬由作者自负。
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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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一战：世界史上被遗忘的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如何激发中国人对国际事务产生兴趣，并引起国人对自身与世界进行重新反思的呢?本书旨在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 国而言如何成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刻，如何成为一个影响中国人世 界观的转折点并影响到它以后的道路。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质上是一 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但是它出乎意料的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或许有人要问，既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如此重要，那么历史研 究者为何迄今尚未意识到这一点，为何对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关系的学术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尚付阙如呢? 无论哪种语言文字的著作，都没有 从中国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和参与国际事务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的参战问题，这是为什么?历史学者普遍冷落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关系的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但学术界有关一战的研究却是汗牛充栋，并且公认一战是世界史上重大事件之一。
许多年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都在吸引着众多学者的关注。看起来，历史学者已经挖空心思从每一个角度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研究，已往的研究著作既有高屋建瓴的论述，也有微观层面的个案考察。其中，在广义的议题上，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为数不少的优秀著作，比如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社会影响的研究，以及有关一战期间欧洲的跨代问题研究。如同亨利·梅（Henry May）所言，第一次世界大战象征着美国“天真无知时代的终结”，近来还有学者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意味着西班牙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学术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兴趣依然方兴未艾。
虽然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成果丰富多彩，但令人吃惊的是， 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几乎无人涉猎或很少受到学者的关注。比 如著名军事历史学家约翰·基根（John Keegan）在他的《第一次世界 大战新论》（ The First World War）中就完全忽略了中国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中所扮演的角色。 再如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悲怆》（ The Pity of War）也没有提及中国，即使论述中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背景其实会有助于弗氏著作的说服力。难怪柯伟林（William C.Kirby）指出:“人们可以阅览到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量历史书籍，而不知道中国曾经参战的历史事实。”
我们有理由质疑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鸿沟。为什么至今还找不到足以与罗伯特·沃尔（Robert Wohl）的开创性著作《1914年的一代》（ Generation of 1914）相媲美的有关中国民众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应 的研究?像戴维·肯尼迪（David Kennedy）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美国社会》解析一战对美国社会影响的精辟论述一样系统性分析一战对中 国社会的影响的研究何时才能问世?类似弗雷德里克·迪金森（Frederick Dickinson）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的研究如今何在?
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尚留许多重要问题没有解决。这一时期果真 像外界一般认为那样，只是一个政治混乱的军阀时期，中国在外交上的被动使她被其他大国欺负?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的影响是什么?中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有没有贡献?中国人参与国际事务的兴趣有多大程度是被一战引发的?最后，参战经历是怎样塑造了中国的国家认同，并促进中国的国际化? 所有这些问题还需要通过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予以仔细地探讨。
固然，早期的中华民国国力虚弱而且内政混乱，中国在国际体系里 一直被边缘化，而且国内政治结构不稳定。但上述事实并不能佐证老生 常谈的观点，认为中国无能力进行有效的外交，缺乏意愿改变其地位。……有时辉煌的外交成就恰恰是因为国力的软弱而非国家的强大。在拿破仑失败后，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时代的法国就是一个杰出的事例。得力于塔列朗出色的外交谈判使这个战败未久的法国不仅确保了领土的完整，更得以跻身世界强国行列。
另一传统观点还认为，中国与这场实际上是欧战的战争事实上没有 什么关系，这种说法也不恰当。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并被德国 和英国等欧洲诸国分割成许多利益范围，无论如何注定是要被拖入战争的。因此，中国主动参战是更为有利。中国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抛弃了传统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并几次主动要求参战。虽然中国一直到1917年8月才成功参战，但是中国借机主动参与国际事务是中国自19世纪末以来开始对本国国际地位重新思考的具体体现和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也许在政治上没有多大作为，但是所取得的外交成就则是卓尔不凡的。最近，柯伟林对此有公允的论述，他说:“以中国当时极弱的国力来说，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成就是非同凡响的。”柯伟林认为，“清朝虽然覆灭，但帝国依然存在。更准确地说，清帝国成了中国民族国家（the Chinese national state）的基础。这也许 是中华民国外交最了不起的功绩”。人们可以认为，是早期的中华民国 为这个整体的外交功绩奠定了基础。在民国初年，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捍卫中国国家主权的重大外交举措，这是值得称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全人类重要的转折阶段，但是，如果我们无法理解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进行的新国际主义外交，我们恐怕难以完全领会柯伟林的观点。
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华民族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在忍受政 治混乱、经济萧条和社会苦难，但这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激动、希望、期待、乐观和许多新梦想的时期。这一时期好比中国史上的战国时期以及狄更斯的名著《双城记》里的革命年代。各种思想观念、政治理论和国家认同的方略相互激荡，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意识形态、社会、文化和知识方面的创新，并催生出强大的变革力量。各种新观念、历史学说甚至是对一战事态发展的反应也大量涌现，并充斥于全国的新式印刷媒体中。各种新的政治观念的出现［民族主义替代儒家思想;民族国家替代文化主义（culturalism）］，留学生的回国，新资产阶级的活跃（而非传统士绅和官僚），公共领域和现代印刷媒体的出现，尤其是变化中的国 际体系本身，这一切都推动了中国的复兴。在中国近代史上，过去从未发生过舆论及社会和思想资源的动员在塑造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方向诸方面发挥如此重大的作用，同时又激起国人寻求国家身份认同的重大兴趣。中国人过去从未对国际事务显示出如此浓厚的兴趣，也未曾实行过旨在振兴国家及为加入国际社会的新式外交。遗憾的是，这种充满蓬勃生机的活力及激情在传统的中国与一战关系的研究中荡然无存。
| ISBN | 9787220111730 |
|---|---|
| 出版社 | 四川人民出版社 |
| 作者 | 徐国琦 |
| 尺寸 |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