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汉语言学新视界》（2017年总第2期）收录、转载了近两年（2015—2016）汉语研究中部分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专业论文，共计18篇。《汉语言学新视界》遵循学术性、前瞻性、原创性、本土化的基本原则，以全国专业期刊发表的汉语研究论文为考察范围，经由学界专家的推荐，遴选出部分有代表性的论文加以转载，希冀对当前的汉语研究起到引领作用和示范效应。由本书看来，这两年汉语研究引人瞩目的动向是：汉语个性探索继续深化，语言分析方法不断拓展，年轻一代学者悄然崛起。
作者简介
本书稿的编委会和作者团队包括江蓝生、蒋绍愚、刘丹青、沈家煊、袁毓林、吴为善等知名语言学家，在国内具有相当的学界地位和学术影响力。
目录
目 录
卷首语/编委会
再析“不”“没”的对立与中和/侯瑞芬
“致使-被动”结构的句法/胡建华 杨萌萌
超常组合与语义羡余——汉语语法化诱因新探/江蓝生
詞義演變和句法演變的相互關係/蒋绍愚
汉语中的非话题主语/刘丹青
“四缺一”现象的动因定位和评价——兼谈描写简单性跟解释简单性的正比关系/陆丙甫 丁 健
三音词语的韵律-结构-语义界面调适——兼论汉语词法的界面关系/孟 凯
从生成整体论的角度看语言结构的生成与分析——主要以汉语动宾结构为例/任 鹰
词类的类型学和汉语的词类/沈家煊
变换移位、提升并入、拷贝删除及其他——与结构变换相关的句法分析理论及在汉语句法研究中的应用/沈 阳
论汉语的“隐性述结式”/孙天琦 郭 锐
复制、型变及语言区域/吴福祥
试论上古汉语语法的综合性/姚振武
汉语意合语法的认知机制和描写体系/袁毓林
从互动交际的视角看让步类同语式评价立场的表达/乐 耀
言者与听者的错位/张伯江
30年来汉语虚词研究的发展趋势与当前课题/张谊生
兼类说反思/周 韧
序言
卷首语
金鸡报晓，万象更新，2017年来到了，我们的《汉语言学新视界》（2017）也按时出版了。新的时代传播新的理念，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勇于创新，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并提出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基本理念。毫无疑问，这也是汉语言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沈家煊先生在2016年第19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研讨会的大会上总结时指出，汉语研究应当对国外学者提供语言探索的启发性，而不仅仅是用来印证他们理论的适用性。为此，他借鉴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提出了汉语研究中坚持“吸收外来，不忘本来”的基本理念。沈家煊先生主张：一方面要“吸收外来”，就是对国外好的东西，我们要继续学习与吸收，就像赵元任先生曾说的那样“学到一个合格的程度”；另一方面要“不忘本来”，在学习与吸收外来研究成果的同时，要能够“跳出去”，结合汉语实际，立足汉语事实，提出具有汉语特点的创新观点。这是值得汉语言学研究者深思的基本命题。
本年刊（2017）收录、转载了近两年（2015—2016）汉语研究中部分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专业论文，希望能对学界同仁及广大读者有所裨益。总体来看，这两年汉语研究引人瞩目的动向是：汉语个性探索继续深化，语言分析方法不断拓展，年轻一代学者悄然崛起。
一
立足汉语事实，发现汉语特点，是近些年来汉语研究的主流趋势，也是新时代汉语言学研究的目标，为此不少资深学者都孜孜不倦地进行这个领域的探索，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沈家煊的《词类的类型学和汉语的词类》提出了一些对汉语事实的基本思考。论文认为语言类型研究和语言共性研究可以说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可以这样来理解：类型学是通过比较从结构特点上对语言进行分类；世界上的语言看上去结构千变万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结构变异要受一定的限制，有些变异类型不可能出现，这种变异的限制就是语言的共性。因此，语言的类型研究和共性研究只是侧重面不同而已：共性研究主要关心语言类型的变化有哪些限制，而类型学主要关心语言变化有哪些不同的类型。近年来国际语言学界出现了“重视语言结构多样性”的研究趋向，很多人开始认识到，要找出语言真正的共性，应该要先充分了解语言结构的多样性，研究的重点应该从一致性转移到多样性上来。语言类型学的研究从词法类型转移到词序类型，近年又有从词序类型进入词类类型的趋向。作者揭示了这种转移的内在逻辑，并对当前词类类型研究的情况作了介绍，像英语那样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四分的词类格局其实在世界语言中并不占多数。在此基础上，作者就汉语现在通行的词类系统存在的问题（包括理论问题和应用问题）加以分析，初步提出一种更加贴近汉语实际的词类系统。袁毓林的《汉语意合语法的认知机制和描写体系》针对汉语“意合”的特点，旨在厘清意合语法的不同含意，揭示汉语意合语法的认知机制和运作过程，建立足以刻画汉语语法的意合机制的描写体系。论文首先说明低级版本的意合法侧重于语法形式的不充分性，而高级版本的意合法侧重于语言形式的不完整性，说明主体性和体验性认知对于意合语法的支撑作用。在此基础上，作者尝试建立一种基于概念结构的“词库—构式”等多层次结构（论元结构、物性结构、骨架结构、时体结构和认识结构等）互动的汉语语法的描写体系。刘丹青的《汉语中的非话题主语》对长期以来学界对汉语主语和话题分合的探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论文指出，学界多数学者认同Li和Thompson（1976）的分类，将汉语视为话题优先型语言，但仍有不少学者认为汉语的主语都是语用上的话题，甚至认为汉语基本没有句法上的主语，只有语用上的话题。作者以若干句法、信息结构和韵律特征为标准，辅以跨语言比较，判定至少在7种情况下，汉语主句的主语不是话题：（1）主语为对比焦点；（2）主语为信息焦点；（3）主语出现于整句焦点句；（4）主语受焦点敏感算子约束；（5）无定主语句；（6）新信息主语句；（7）最小量化主语句。这些情况显示汉语主语和话题虽然交叉很多，但仍是汉语中两个各自独立的句法库藏成分。
值得关注的是，近两年来对于汉语特点的探索已经不限于现代汉语共时平面，而是进一步延伸到历时平面，不少从事汉语历史语言学研究的学者也立足汉语事实，力图解释汉语特点形成的历时因素，这是对汉语特点探索的深化。蒋绍愚的《詞義演變和句法演變的相互關係》着眼于汉语演变过程中词义演变和句法演变的相互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作者发现汉语学界词义演变和句法演变都已讨论得很多，但通常是把这两者分别讨论的。研究历史词汇的关注词义的演变，研究历史句法的关注句法的演变；至于词义演变和句法演变的相互关系，往往注意得不够。作者认为这两者之间是有内在关联的，并指出汉语词义演变和句法演变的相互关系有三种情况：（1）词义影响句法；（2）句法影响词义；（3）词义和句法共同影响词义。姚振武的《试论上古汉语语法的综合性》强调上古汉语语法的综合性特点。论文认为，综合性的主要表现是“一种形式多种功能”和“多种形式一种功能”，前者常常导致语法形式的多样化发展，而后者常常导致语法形式的同一化发展。作者进一步指出：印欧语倾向于随着功能的不同，一种形式分析（或者说分化、离析）成多种形式（形态丰富），是倾向于形成形式和功能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汉语由于缺乏形态，其语法形式表达语法功能时自身往往并不改变，所以倾向于形成一种形式对应多种功能的局面。因此，可以说人类语言，形态的综合意味着功能的孤立（单一），而形态的孤立意味着功能的综合（模糊，兼容）。江蓝生的《超常组合与语义羡余》对汉语在演变过程中的语法化诱因进行了再探讨。论文首先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的论述，对“动因”“先决条件”和“诱因”这三个概念加以厘清，强调论文所指的“诱因”，不仅包括语义和结构上的先决条件、必要条件，更主要的是指向语法化的充分条件（sufficient conditions）。作者认为语义相宜性和一定的句法结构只是语法化的前提条件，常规结构式的非典型组合和特殊的语义关系才是真正的诱因。在此基础上，作者把结构式中语义复指、语义部分重合、语义同指三种特殊的语义关系概括为语义羡余，并提出语义羡余是语法化的又一诱因。由此论文的结论是：从本质上说语法化的诱因是原有的结构和语义平衡被打破，语法化的实现是变异句结构和语义关系新平衡的建立，而新平衡能否达成，关键看有无进行重新分析的机缘。
二
语言研究依赖于有效的分析方法，分析方法本身体现了研究者的理念，反映了特定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没有有效的分析方法，语言研究难免限于就事论事的描写，无法揭示语言现象蕴含的规律，难以解释语言现象存在的理据。事实表明，近两年的汉语研究，在分析方法上凸显了不断拓展的趋势。陆丙甫、丁健的《“四缺一”现象的动因定位和评价》论证了描写简单性跟解释简单性的正比关系。论文借鉴了当代语言类型学的蕴涵共性分析法（A现象蕴涵着B现象），指出蕴涵共性提供了一种新的共性类型，从而大大丰富了语言共性的研究范围，加深了我们对人类语言共性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继结构主义“最小差别对”（minimal pair）之后的又一种普遍描写模式。所谓“四缺一”本质上也是一种“最小差别”格局：在两对各自具有“是－非”两个变量所构成的四个搭配中，只有一个不存在，这种现象可通过“可能性等级”和“两因素互动”去解释。作者通过一些个案分析，阐释“四缺一”的复杂性及相关动因的优选原则，对汉语言学研究具有示范效应。沈阳的《变换移位、提升并入、拷贝删除及其他》集中论述与结构变换相关的句法分析理论在汉语句法研究中的应用。论文认为，当代语言学理论中关于句法分析的理论很多，如索绪尔提出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美国结构理论提出的“向心结构和离心结构”“分布分析”“层次分析”，以及生成语法理论提出的“论元结构”“X结构”。但其中有一种方法一直占据着句法分析的核心地位，即美国结构理论后期提出并采用的与“结构变换”和“成分移位”相关的句法分析手段。半个世纪以来，与这种分析方法相关的句法理论和分析技术已有了很大变化和发展，提出了“成分移位分析”“提升并入分析”“拷贝删除分析”等等方法。作者认为，这些分析方法在汉语句法和语义研究中也非常有效，并简要介绍了这些句法分析的成果及最新进展，希望引起学界重视，拓展汉语言学研究的分析方法。
语言研究分析方法的拓展，还体现在研究者突破传统研究的框架，立足新的视点，创新分析方法。事实表明，近两年来这种趋势也在不断拓展。吴福祥的《复制、型变及语言区域》深入讨论了语言演变过程中相关语言接触引发的三个概念，即“复制”“型变”和“语言区域”。作者强调“复制”（replication）、“型变”（metatypy）和“语言区域”（linguistic area）是三个重要概念，尤其是“复制”和“型变”，与之相关的探究和讨论是近年来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探索的重要进展。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讨论这三个术语的内涵及其内在关系，着重说明“语法复制”作为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的重要机制，是形成“型变”和“语言区域”的重要过程。在此基础上，论文进一步指出：（1）“复制”是指一种语言（复制语）仿照另一语言（模式语）的某种语法模式，产生出一种新的语法结构或语法概念，是接触引发的语法和语义演变的重要机制。（2）“型变”是指一个语言的语法系统受另一语言的影响而发生整体性重组，以致在结构类型上发生根本性改变，是语法复制的后果或产物。（3）“语言区域”的重要特征是一个地理区域的不同语言之间具有显著的结构相似性，而其动因是包括语法复制在内的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张伯江的《言者与听者的错位》立足言语交际的视角来分析话语编码和解码过程中的错位现象。论文强调言语交流以互相理解为目的，但在实际交际过程中，由于说话者的编码与听话者的解码不匹配，也常有言者与听者理解错位的情况。交流是否成功，根本的决定因素还是在于听话人是否准确理解了说话人的意思，理解不准确就形成了错位，就不是一次成功的言语交流。作者指出：通常说话人总是充分考虑听话人能否准确理解自己而选择特定的说话方式，这是普遍的交际原则；但语言的主观性无处不在，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感情，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记，而说话人的这种主观立场、态度和感情又往往不能被听话人及时准确地把握住。论文依据大量的语言事实，列举了十种情况，讨论了言语解码者在理解时对言语编码者主观意图不准确解读的现象。
三
立足句法语义对汉语事实进行描写并解释，是汉语言学研究的传统。这是在某种语言理论（如：结构语法、生成语法、功能语法、认知语法、构式语法）关照之下，研究汉语事实的实践活动，长期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取得了极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近两年来，这种研究继续深化，出现了很多新的观点。胡建华、杨萌萌的《“致使-被动”结构的句法》针对汉语“给、让、教（交／叫）”既表致使又表被动的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第一，什么样的动词或语素可以既表致使又表被动？或者说，既表致使又表被动的条件是什么？第二，这种“致使-被动”解读是有关成分或结构演变的结果，还是两种变换形式一直同时并存？论文首先提出“致使-被动”变换解读的分析方案，然后指出演变分析的问题所在。作者认为：“给、让、教”之所以既可以表致使又可以表被动，是因其词汇句法结构为双VP结构，而只有这样的双VP结构才能产生致使和被动两种语义的变换。“给、让、教”本身的词汇语义并不含致使义和被动义，致使义和被动义源自对“给、让、教”所投射的双VP结构所做的句式解读。任鹰的《从生成整体论的角度看语言结构的生成与分析》主要以汉语动宾结构为例展开讨论。论文认为汉语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关系较为松散，同一类句法结构常可包容多种语义关系。动宾结构又是颇为能产并极具开放特征的句法结构，汉语句法结构有着较强的语义兼容能力的特点，在动宾结构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动宾结构究竟能够包容多少种语义关系，乃至某些动宾结构的语义关系应当如何确认，—直被视为汉语语法研究中的难题。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难题”存在，就是因为语言研究中的结构分析同语言运用中的结构生成和理解，在理念与方法上均存有抵牾。作者的结论是：句法结构的生成与其说是从部分到整体，不如说是从一个整体到另一个整体，部分在整体中的地位、部分对整体的表述价值，决定着部分结构成分的提取方式。汉语句法结构的生成注重部分的突显度，注重部分同整体的关系，应是汉语句法结构语义包容能力极强的根本原因。
值得关注的另一类成果，是研究者对汉语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修正，或加以评述，也很有特色。侯瑞芬的《再析“不”“没”的对立与中和》是对汉语否定词传统研究的一种反思。作者指出，“不”与“没”是现代汉语中的两个基本否定词，通常认为“没”有两种用法。作为动词，它表示对事物存在的否定，否定名词；作为副词，它用于客观叙述，限于指过去和现在，不能指将来。与之相对“不”只有副词用法，即用于主观意愿，可指过去、现在和将来。也就是说，我们首先用否定动词和否定名词给“没”和“不”切了一刀，然后在否定动词上从客观和主观、已然和未然两个维度对“没”和“不”进行了区分。作者认为两者的主要区别是语义上“性质否定”和“存现否定”的区别，可进一步抽象为主观否定和客观否定的区别，这种区分横贯名词和动词。“不”和“没”之间是一种扭曲关系，“没”只有客观性，而“不”既有客观性又有主观性，主观性为主。这种扭曲关系是造成“不”和“没”对立与中和现象的根本原因。张谊生的《30年来汉语虚词研究的发展趋势与当前课题》对汉语虚词研究及其发展趋势作了概括和总结。作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虚词研究突飞猛进，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然而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局限与不足，更应该明确未来的研究方向。作者指出，汉语虚词具有不同于印欧语虚词的特点，要想全面深刻地揭示汉语语法规律，科学合理地阐释语法形式与语法意义之间对应或不对应的关系，就必须花大力气对各类虚词进行尽可能详尽透彻的研究。30年来，汉语虚词研究最为重要、最具潜力的领域涉及语法化、主观化、词汇化、构式化、标记化、附缀化、元语言、语义地图八个方面，同时也存在着一系列局限与不足，需要进一步突破。
四
学术研究源远流长，可持续发展依赖于我们年轻一代学者。汉语言学研究也一样，我们欣喜地看到长江后浪推前浪，年轻一代正在悄然崛起。也许他们的学术地位还不高，也许他们的研究还不成熟，但他们是未来汉语言学研究的主力军，汉语言学界在他们身上寄托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希望。因此本年刊每年都要遴选并推介几位年轻学者的研究成果，以鼓励他们更上一层楼，担当起未来汉语言学研究的历史重任。事实上，我们发现一些70后学者已经开始逐渐成熟，在汉语言学研究领域获得了自己的话语权。周韧的《兼类说反思》对传统语法研究中词类范畴的“兼类”认定进行了反思。“兼类”是词类划分中的重要概念，指“一词多类”现象，即一个词属于两个或多个类别的现象。“兼类”概念在汉语语法研究之初就已经存在了，比如《马氏文通》中就有“字类通假”的说法。在后来的汉语语法研究中，出现了种种不同的理论来处理“一词多类”现象，这其中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黎锦熙和陈承泽提出的“转类说”和“词类活用说”。作者认为，朱德熙先生的词类观和他确立的汉语词类体系在汉语语法学界具有深远影响，如果深入贯彻朱先生最主要的词类观，那么在汉语的词类划分体系中，便不宜有兼类的概念。作者指出，设立兼类词所依据的“数量原则”其实难以把握，而从概括词和个体词的关系、词类划分标准的确定和词性标注三个方面说明兼类概念，同样会陷入理论困境。作者强调：一旦确立“汉语词类和句法成分不是一一对应关系”这一重要原则，那么设置兼类便会多多少少和这一原则产生矛盾，是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孟凯的《三音词的韵律-结构-语义界面调适》从韵律、结构、语义三个层面讨论汉语词法的界面关系。近30年来，汉语的三音词语有明显增加的趋势，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学界以往对三音词语的研究侧重于探讨其韵律特点及韵律与结构形式的对应关系，如[1+2]结构以动宾式为主（如：开玩笑），[2+1]结构以偏正式占绝对优势（如：宽心丸），[1+1+1]结构不多，主要是联合式（如：短平快）、补充式（如：舍不得）、主谓式（如：面对面）。作者发现，有些[2+1]偏正式三音词语（如：恒温器、净水器、嫩肉粉、热水器、瘦肉精）和[1+2]动宾式三音词语（如：吃偏饭、喝闷酒、读死书、开夜车、睡懒觉）在韵律、结构或语义上具有特异性，但能够在这三个界面的调适中实现和谐。作者指出，[2+1]偏正式三音词语主要体现的是语义压制导致内部成分结构顺应的双界面调适。[1+2]动宾式三音词语则体现出韵律压制促使结构和内部语义先后顺应的连锁式界面调适。以具有特异性的三音词语和跨层结构词汇化而来的双音词为代表的复合词语，体现的正是汉语词法的韵律—结构—语义的界面关系。
更令我们欣喜的是，汉语学界一些80后学者也开始崭露头角，给我们的汉语言学研究带来了新鲜的空气。虽然他们的职称还不高，他们的资历也还不深，但他们已经升堂入室，并做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乐耀的《从互动交际的视角看让步类同语式评价立场的表达》立足近些年来发展迅速的“互动语言学”（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对汉语让步类同语式评价立场的表达进行了解析。互动语言学的核心理念是：从社会交际互动（social interaction）这一语言最原本的自然栖息地（natural habitat）之中来解释语言的结构和使用。因此，它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要从语言的各个方面（音韵、形态、句法、词汇、语义，包括语用）来研究其结构和使用方式是如何通过互动交际来塑造的；二是在社会交际中，互动双方需要完成的交际功能和承担的会话行为（conversational actions）是如何通过语言来实现的。由此可见，语言语法结构的塑造和社会交际互动的运作之间是一种天然的互育（cross-fertilization）关系。作者考察了让步类同语式（如：这双鞋好是好，可就是太贵了）在不同的会话序列结构中是如何表达主观评价立场的，厘清了在交际互动中，会话行为和表达该会话行为的语言形式之间的相应关系。论文通过分析让步类同语式在会话中表达评价立场的各种形式，总结了该结构在互动中表达评价立场时所遵循的总体原则，即先扬后抑。从中揭示了同语结构与会话结构之间的关联，阐明了同语结构立场表达的互动属性。孙天琦（与郭锐合作）的《论汉语的“隐性述结式”》着眼于解决“后果宾语”（如：跑了一身汗）的允准机制及实现模式，论证了“后果宾语”结构与述补结构存在整齐的平行性。作者认为，这类结构可以确认为补语只起语法作用而没有语音形式的“隐性述结式”。由此提出了“产生”义和“粘附”义两类“隐性述结式”，从述结式的论元衍生规则推导出“后果宾语”结构的各种实现模式，并统一解释了这类结构的相关问题。论文还把这一模式扩展到“取夺义双宾”“隐性致使”等特殊结构，解释了这些结构特殊的论元实现问题，进一步论证了“隐性述结式”在汉语研究中的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通过本集刊转载的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读者们一定能窥见近两年汉语言学研究的动向以及今后发展的趋势。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的各个领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与此相应的是汉语及其汉文化的国际推广也正在获得广泛而深入的进展。因此，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迫在眉睫，可谓是任重道远。我们相信，富有责任感的中国语言学者一定会担起历史的重任，创立具有汉语特点的语言学理论体系。
《汉语言学新视界》编委会
文摘
语言区域，也称“语言联盟”（sprachbund）、“扩散区域”（diffusion area）、“中位层关系”（adstratum relationship）以及“趋同区域”（convergence area）等，其重要特征是一个地理区域的不同语言之间具有结构相似性，在这类区域里，通常的情形是有些语言之间没有亲缘关系，至少亲缘关系不是很近；而导致这些语言之间具有共同特性的原因是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即这些特性被某些语言借用或复制）。
英语“linguistic area”（语言区域）这个名称源于Velten (1943) 对Sprachbund (字面意义是 ‘language union’) 的翻译。关于“语言区域”，最经典的定义见于Emeneau（1980:124）：
（30）“语言区域”这个术语可被定义为指称这样的区域：它包含若干语言，这些语言属于一种以上的语系但显示出若干共同的特征，而这些特征不见于（至少）一个语系的其他成员。
此外，Thomason（2001）和Haspelmath（2001）的定义也非常重要：
（31）语言区域指的是这样的地理区域：包含三种或更多的一组语言，这些语言由于接触而不是因为偶然因素或承自共同祖语而具有某些共同的结构特征。（Thomason 2001: 99）：
（32）当地理毗邻的若干语言共享某些结构特征，而这些结构特征不能归因于共同原始语特征的保留，并且使得这些语言在类型面貌上异于周围的其他语言；那么我们就应承认这是一个语言区域。（Haspelmath 2001:1492）
Heine & Kuteva (2005:174-175）认为，只要具备（33）所述情形，就可以认为存在一个语言区域。
(33) a. 在一个地理区域内有一些语言被使用；
b. 这些语言共有一组语言特征；而这些特征的出现或存在不能从发生学关系、沿流（drift）、语言结构和语言演变的普遍制约以及偶然巧合等角度来解释；
c. 这组特征不见于该区域之外的语言；
d．因为b的存在，这些特征的出现一定是语言接触的结果。
迄今为止，已被普遍承认的语言区域有：巴尔干、南亚（印度次大陆）、中美洲、北美洲西北海岸、波罗的以及埃塞俄比亚等语言区域。下面介绍近年来已被确认的两个重要的语言区域，即均值欧洲语和大陆东南亚语言区域。
4.1 欧洲语言区域：均值欧洲语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欧洲语言类型”研究计划（EUROTYP）的启动，欧洲语言区域特征和区域关系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研究表明，欧洲的语言在形态句法结构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有足够的理由被视为一个语言区域。（参看Bechert et al 1990; Lazard 1990; Bernini & Ramat 1996; Haspelmath 1988,2001; Dahl 1990,2000; Auwera 1998a,1998b,1998c; Kortmann 1998a,1998b; Haspelmath &Buchholz 1998; Kuteva 1998; Stolz 2006；Heine &Kutave 2006）。这个语言区域现在通常被称做“均值欧洲语”（Standard Average European，以下简做SAE）。这方面最深入的研究是Haspelmath（2001）和Heine & Kutave（2006）。
Haspelmath（2001）认为，均值欧洲语具有12个显著的区域特征，涉及的语言有罗曼语、日耳曼语、波罗的-斯拉夫语、巴尔干语及最西部芬兰-乌戈尔语等。为准确地界定和表征均值欧洲语的范围和结构，Haspelmath（2001）从12个均值欧洲语的区域特征（以下简做“SAE特征”）中选出9个来对与均值欧洲语相关的语言进行测试，以计算不同语言作为均值欧洲语的典型程度。
《汉语言学新视界》（2017年总第2期）收录、转载了近两年（2015—2016）汉语研究中部分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专业论文，共计18篇。《汉语言学新视界》遵循学术性、前瞻性、原创性、本土化的基本原则，以全国专业期刊发表的汉语研究论文为考察范围，经由学界专家的推荐，遴选出部分有代表性的论文加以转载，希冀对当前的汉语研究起到引领作用和示范效应。由本书看来，这两年汉语研究引人瞩目的动向是：汉语个性探索继续深化，语言分析方法不断拓展，年轻一代学者悄然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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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稿的编委会和作者团队包括江蓝生、蒋绍愚、刘丹青、沈家煊、袁毓林、吴为善等知名语言学家，在国内具有相当的学界地位和学术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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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编委会
再析“不”“没”的对立与中和/侯瑞芬
“致使-被动”结构的句法/胡建华 杨萌萌
超常组合与语义羡余——汉语语法化诱因新探/江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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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中的非话题主语/刘丹青
“四缺一”现象的动因定位和评价——兼谈描写简单性跟解释简单性的正比关系/陆丙甫 丁 健
三音词语的韵律-结构-语义界面调适——兼论汉语词法的界面关系/孟 凯
从生成整体论的角度看语言结构的生成与分析——主要以汉语动宾结构为例/任 鹰
词类的类型学和汉语的词类/沈家煊
变换移位、提升并入、拷贝删除及其他——与结构变换相关的句法分析理论及在汉语句法研究中的应用/沈 阳
论汉语的“隐性述结式”/孙天琦 郭 锐
复制、型变及语言区域/吴福祥
试论上古汉语语法的综合性/姚振武
汉语意合语法的认知机制和描写体系/袁毓林
从互动交际的视角看让步类同语式评价立场的表达/乐 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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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来汉语虚词研究的发展趋势与当前课题/张谊生
兼类说反思/周 韧
序言
卷首语
金鸡报晓，万象更新，2017年来到了，我们的《汉语言学新视界》（2017）也按时出版了。新的时代传播新的理念，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勇于创新，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并提出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基本理念。毫无疑问，这也是汉语言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沈家煊先生在2016年第19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研讨会的大会上总结时指出，汉语研究应当对国外学者提供语言探索的启发性，而不仅仅是用来印证他们理论的适用性。为此，他借鉴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提出了汉语研究中坚持“吸收外来，不忘本来”的基本理念。沈家煊先生主张：一方面要“吸收外来”，就是对国外好的东西，我们要继续学习与吸收，就像赵元任先生曾说的那样“学到一个合格的程度”；另一方面要“不忘本来”，在学习与吸收外来研究成果的同时，要能够“跳出去”，结合汉语实际，立足汉语事实，提出具有汉语特点的创新观点。这是值得汉语言学研究者深思的基本命题。
本年刊（2017）收录、转载了近两年（2015—2016）汉语研究中部分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专业论文，希望能对学界同仁及广大读者有所裨益。总体来看，这两年汉语研究引人瞩目的动向是：汉语个性探索继续深化，语言分析方法不断拓展，年轻一代学者悄然崛起。
一
立足汉语事实，发现汉语特点，是近些年来汉语研究的主流趋势，也是新时代汉语言学研究的目标，为此不少资深学者都孜孜不倦地进行这个领域的探索，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沈家煊的《词类的类型学和汉语的词类》提出了一些对汉语事实的基本思考。论文认为语言类型研究和语言共性研究可以说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可以这样来理解：类型学是通过比较从结构特点上对语言进行分类；世界上的语言看上去结构千变万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结构变异要受一定的限制，有些变异类型不可能出现，这种变异的限制就是语言的共性。因此，语言的类型研究和共性研究只是侧重面不同而已：共性研究主要关心语言类型的变化有哪些限制，而类型学主要关心语言变化有哪些不同的类型。近年来国际语言学界出现了“重视语言结构多样性”的研究趋向，很多人开始认识到，要找出语言真正的共性，应该要先充分了解语言结构的多样性，研究的重点应该从一致性转移到多样性上来。语言类型学的研究从词法类型转移到词序类型，近年又有从词序类型进入词类类型的趋向。作者揭示了这种转移的内在逻辑，并对当前词类类型研究的情况作了介绍，像英语那样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四分的词类格局其实在世界语言中并不占多数。在此基础上，作者就汉语现在通行的词类系统存在的问题（包括理论问题和应用问题）加以分析，初步提出一种更加贴近汉语实际的词类系统。袁毓林的《汉语意合语法的认知机制和描写体系》针对汉语“意合”的特点，旨在厘清意合语法的不同含意，揭示汉语意合语法的认知机制和运作过程，建立足以刻画汉语语法的意合机制的描写体系。论文首先说明低级版本的意合法侧重于语法形式的不充分性，而高级版本的意合法侧重于语言形式的不完整性，说明主体性和体验性认知对于意合语法的支撑作用。在此基础上，作者尝试建立一种基于概念结构的“词库—构式”等多层次结构（论元结构、物性结构、骨架结构、时体结构和认识结构等）互动的汉语语法的描写体系。刘丹青的《汉语中的非话题主语》对长期以来学界对汉语主语和话题分合的探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论文指出，学界多数学者认同Li和Thompson（1976）的分类，将汉语视为话题优先型语言，但仍有不少学者认为汉语的主语都是语用上的话题，甚至认为汉语基本没有句法上的主语，只有语用上的话题。作者以若干句法、信息结构和韵律特征为标准，辅以跨语言比较，判定至少在7种情况下，汉语主句的主语不是话题：（1）主语为对比焦点；（2）主语为信息焦点；（3）主语出现于整句焦点句；（4）主语受焦点敏感算子约束；（5）无定主语句；（6）新信息主语句；（7）最小量化主语句。这些情况显示汉语主语和话题虽然交叉很多，但仍是汉语中两个各自独立的句法库藏成分。
值得关注的是，近两年来对于汉语特点的探索已经不限于现代汉语共时平面，而是进一步延伸到历时平面，不少从事汉语历史语言学研究的学者也立足汉语事实，力图解释汉语特点形成的历时因素，这是对汉语特点探索的深化。蒋绍愚的《詞義演變和句法演變的相互關係》着眼于汉语演变过程中词义演变和句法演变的相互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作者发现汉语学界词义演变和句法演变都已讨论得很多，但通常是把这两者分别讨论的。研究历史词汇的关注词义的演变，研究历史句法的关注句法的演变；至于词义演变和句法演变的相互关系，往往注意得不够。作者认为这两者之间是有内在关联的，并指出汉语词义演变和句法演变的相互关系有三种情况：（1）词义影响句法；（2）句法影响词义；（3）词义和句法共同影响词义。姚振武的《试论上古汉语语法的综合性》强调上古汉语语法的综合性特点。论文认为，综合性的主要表现是“一种形式多种功能”和“多种形式一种功能”，前者常常导致语法形式的多样化发展，而后者常常导致语法形式的同一化发展。作者进一步指出：印欧语倾向于随着功能的不同，一种形式分析（或者说分化、离析）成多种形式（形态丰富），是倾向于形成形式和功能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汉语由于缺乏形态，其语法形式表达语法功能时自身往往并不改变，所以倾向于形成一种形式对应多种功能的局面。因此，可以说人类语言，形态的综合意味着功能的孤立（单一），而形态的孤立意味着功能的综合（模糊，兼容）。江蓝生的《超常组合与语义羡余》对汉语在演变过程中的语法化诱因进行了再探讨。论文首先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的论述，对“动因”“先决条件”和“诱因”这三个概念加以厘清，强调论文所指的“诱因”，不仅包括语义和结构上的先决条件、必要条件，更主要的是指向语法化的充分条件（sufficient conditions）。作者认为语义相宜性和一定的句法结构只是语法化的前提条件，常规结构式的非典型组合和特殊的语义关系才是真正的诱因。在此基础上，作者把结构式中语义复指、语义部分重合、语义同指三种特殊的语义关系概括为语义羡余，并提出语义羡余是语法化的又一诱因。由此论文的结论是：从本质上说语法化的诱因是原有的结构和语义平衡被打破，语法化的实现是变异句结构和语义关系新平衡的建立，而新平衡能否达成，关键看有无进行重新分析的机缘。
二
语言研究依赖于有效的分析方法，分析方法本身体现了研究者的理念，反映了特定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没有有效的分析方法，语言研究难免限于就事论事的描写，无法揭示语言现象蕴含的规律，难以解释语言现象存在的理据。事实表明，近两年的汉语研究，在分析方法上凸显了不断拓展的趋势。陆丙甫、丁健的《“四缺一”现象的动因定位和评价》论证了描写简单性跟解释简单性的正比关系。论文借鉴了当代语言类型学的蕴涵共性分析法（A现象蕴涵着B现象），指出蕴涵共性提供了一种新的共性类型，从而大大丰富了语言共性的研究范围，加深了我们对人类语言共性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继结构主义“最小差别对”（minimal pair）之后的又一种普遍描写模式。所谓“四缺一”本质上也是一种“最小差别”格局：在两对各自具有“是－非”两个变量所构成的四个搭配中，只有一个不存在，这种现象可通过“可能性等级”和“两因素互动”去解释。作者通过一些个案分析，阐释“四缺一”的复杂性及相关动因的优选原则，对汉语言学研究具有示范效应。沈阳的《变换移位、提升并入、拷贝删除及其他》集中论述与结构变换相关的句法分析理论在汉语句法研究中的应用。论文认为，当代语言学理论中关于句法分析的理论很多，如索绪尔提出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美国结构理论提出的“向心结构和离心结构”“分布分析”“层次分析”，以及生成语法理论提出的“论元结构”“X结构”。但其中有一种方法一直占据着句法分析的核心地位，即美国结构理论后期提出并采用的与“结构变换”和“成分移位”相关的句法分析手段。半个世纪以来，与这种分析方法相关的句法理论和分析技术已有了很大变化和发展，提出了“成分移位分析”“提升并入分析”“拷贝删除分析”等等方法。作者认为，这些分析方法在汉语句法和语义研究中也非常有效，并简要介绍了这些句法分析的成果及最新进展，希望引起学界重视，拓展汉语言学研究的分析方法。
语言研究分析方法的拓展，还体现在研究者突破传统研究的框架，立足新的视点，创新分析方法。事实表明，近两年来这种趋势也在不断拓展。吴福祥的《复制、型变及语言区域》深入讨论了语言演变过程中相关语言接触引发的三个概念，即“复制”“型变”和“语言区域”。作者强调“复制”（replication）、“型变”（metatypy）和“语言区域”（linguistic area）是三个重要概念，尤其是“复制”和“型变”，与之相关的探究和讨论是近年来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探索的重要进展。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讨论这三个术语的内涵及其内在关系，着重说明“语法复制”作为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的重要机制，是形成“型变”和“语言区域”的重要过程。在此基础上，论文进一步指出：（1）“复制”是指一种语言（复制语）仿照另一语言（模式语）的某种语法模式，产生出一种新的语法结构或语法概念，是接触引发的语法和语义演变的重要机制。（2）“型变”是指一个语言的语法系统受另一语言的影响而发生整体性重组，以致在结构类型上发生根本性改变，是语法复制的后果或产物。（3）“语言区域”的重要特征是一个地理区域的不同语言之间具有显著的结构相似性，而其动因是包括语法复制在内的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张伯江的《言者与听者的错位》立足言语交际的视角来分析话语编码和解码过程中的错位现象。论文强调言语交流以互相理解为目的，但在实际交际过程中，由于说话者的编码与听话者的解码不匹配，也常有言者与听者理解错位的情况。交流是否成功，根本的决定因素还是在于听话人是否准确理解了说话人的意思，理解不准确就形成了错位，就不是一次成功的言语交流。作者指出：通常说话人总是充分考虑听话人能否准确理解自己而选择特定的说话方式，这是普遍的交际原则；但语言的主观性无处不在，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感情，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记，而说话人的这种主观立场、态度和感情又往往不能被听话人及时准确地把握住。论文依据大量的语言事实，列举了十种情况，讨论了言语解码者在理解时对言语编码者主观意图不准确解读的现象。
三
立足句法语义对汉语事实进行描写并解释，是汉语言学研究的传统。这是在某种语言理论（如：结构语法、生成语法、功能语法、认知语法、构式语法）关照之下，研究汉语事实的实践活动，长期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取得了极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近两年来，这种研究继续深化，出现了很多新的观点。胡建华、杨萌萌的《“致使-被动”结构的句法》针对汉语“给、让、教（交／叫）”既表致使又表被动的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第一，什么样的动词或语素可以既表致使又表被动？或者说，既表致使又表被动的条件是什么？第二，这种“致使-被动”解读是有关成分或结构演变的结果，还是两种变换形式一直同时并存？论文首先提出“致使-被动”变换解读的分析方案，然后指出演变分析的问题所在。作者认为：“给、让、教”之所以既可以表致使又可以表被动，是因其词汇句法结构为双VP结构，而只有这样的双VP结构才能产生致使和被动两种语义的变换。“给、让、教”本身的词汇语义并不含致使义和被动义，致使义和被动义源自对“给、让、教”所投射的双VP结构所做的句式解读。任鹰的《从生成整体论的角度看语言结构的生成与分析》主要以汉语动宾结构为例展开讨论。论文认为汉语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关系较为松散，同一类句法结构常可包容多种语义关系。动宾结构又是颇为能产并极具开放特征的句法结构，汉语句法结构有着较强的语义兼容能力的特点，在动宾结构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动宾结构究竟能够包容多少种语义关系，乃至某些动宾结构的语义关系应当如何确认，—直被视为汉语语法研究中的难题。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难题”存在，就是因为语言研究中的结构分析同语言运用中的结构生成和理解，在理念与方法上均存有抵牾。作者的结论是：句法结构的生成与其说是从部分到整体，不如说是从一个整体到另一个整体，部分在整体中的地位、部分对整体的表述价值，决定着部分结构成分的提取方式。汉语句法结构的生成注重部分的突显度，注重部分同整体的关系，应是汉语句法结构语义包容能力极强的根本原因。
值得关注的另一类成果，是研究者对汉语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修正，或加以评述，也很有特色。侯瑞芬的《再析“不”“没”的对立与中和》是对汉语否定词传统研究的一种反思。作者指出，“不”与“没”是现代汉语中的两个基本否定词，通常认为“没”有两种用法。作为动词，它表示对事物存在的否定，否定名词；作为副词，它用于客观叙述，限于指过去和现在，不能指将来。与之相对“不”只有副词用法，即用于主观意愿，可指过去、现在和将来。也就是说，我们首先用否定动词和否定名词给“没”和“不”切了一刀，然后在否定动词上从客观和主观、已然和未然两个维度对“没”和“不”进行了区分。作者认为两者的主要区别是语义上“性质否定”和“存现否定”的区别，可进一步抽象为主观否定和客观否定的区别，这种区分横贯名词和动词。“不”和“没”之间是一种扭曲关系，“没”只有客观性，而“不”既有客观性又有主观性，主观性为主。这种扭曲关系是造成“不”和“没”对立与中和现象的根本原因。张谊生的《30年来汉语虚词研究的发展趋势与当前课题》对汉语虚词研究及其发展趋势作了概括和总结。作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虚词研究突飞猛进，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然而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局限与不足，更应该明确未来的研究方向。作者指出，汉语虚词具有不同于印欧语虚词的特点，要想全面深刻地揭示汉语语法规律，科学合理地阐释语法形式与语法意义之间对应或不对应的关系，就必须花大力气对各类虚词进行尽可能详尽透彻的研究。30年来，汉语虚词研究最为重要、最具潜力的领域涉及语法化、主观化、词汇化、构式化、标记化、附缀化、元语言、语义地图八个方面，同时也存在着一系列局限与不足，需要进一步突破。
四
学术研究源远流长，可持续发展依赖于我们年轻一代学者。汉语言学研究也一样，我们欣喜地看到长江后浪推前浪，年轻一代正在悄然崛起。也许他们的学术地位还不高，也许他们的研究还不成熟，但他们是未来汉语言学研究的主力军，汉语言学界在他们身上寄托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希望。因此本年刊每年都要遴选并推介几位年轻学者的研究成果，以鼓励他们更上一层楼，担当起未来汉语言学研究的历史重任。事实上，我们发现一些70后学者已经开始逐渐成熟，在汉语言学研究领域获得了自己的话语权。周韧的《兼类说反思》对传统语法研究中词类范畴的“兼类”认定进行了反思。“兼类”是词类划分中的重要概念，指“一词多类”现象，即一个词属于两个或多个类别的现象。“兼类”概念在汉语语法研究之初就已经存在了，比如《马氏文通》中就有“字类通假”的说法。在后来的汉语语法研究中，出现了种种不同的理论来处理“一词多类”现象，这其中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黎锦熙和陈承泽提出的“转类说”和“词类活用说”。作者认为，朱德熙先生的词类观和他确立的汉语词类体系在汉语语法学界具有深远影响，如果深入贯彻朱先生最主要的词类观，那么在汉语的词类划分体系中，便不宜有兼类的概念。作者指出，设立兼类词所依据的“数量原则”其实难以把握，而从概括词和个体词的关系、词类划分标准的确定和词性标注三个方面说明兼类概念，同样会陷入理论困境。作者强调：一旦确立“汉语词类和句法成分不是一一对应关系”这一重要原则，那么设置兼类便会多多少少和这一原则产生矛盾，是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孟凯的《三音词的韵律-结构-语义界面调适》从韵律、结构、语义三个层面讨论汉语词法的界面关系。近30年来，汉语的三音词语有明显增加的趋势，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学界以往对三音词语的研究侧重于探讨其韵律特点及韵律与结构形式的对应关系，如[1+2]结构以动宾式为主（如：开玩笑），[2+1]结构以偏正式占绝对优势（如：宽心丸），[1+1+1]结构不多，主要是联合式（如：短平快）、补充式（如：舍不得）、主谓式（如：面对面）。作者发现，有些[2+1]偏正式三音词语（如：恒温器、净水器、嫩肉粉、热水器、瘦肉精）和[1+2]动宾式三音词语（如：吃偏饭、喝闷酒、读死书、开夜车、睡懒觉）在韵律、结构或语义上具有特异性，但能够在这三个界面的调适中实现和谐。作者指出，[2+1]偏正式三音词语主要体现的是语义压制导致内部成分结构顺应的双界面调适。[1+2]动宾式三音词语则体现出韵律压制促使结构和内部语义先后顺应的连锁式界面调适。以具有特异性的三音词语和跨层结构词汇化而来的双音词为代表的复合词语，体现的正是汉语词法的韵律—结构—语义的界面关系。
更令我们欣喜的是，汉语学界一些80后学者也开始崭露头角，给我们的汉语言学研究带来了新鲜的空气。虽然他们的职称还不高，他们的资历也还不深，但他们已经升堂入室，并做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乐耀的《从互动交际的视角看让步类同语式评价立场的表达》立足近些年来发展迅速的“互动语言学”（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对汉语让步类同语式评价立场的表达进行了解析。互动语言学的核心理念是：从社会交际互动（social interaction）这一语言最原本的自然栖息地（natural habitat）之中来解释语言的结构和使用。因此，它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要从语言的各个方面（音韵、形态、句法、词汇、语义，包括语用）来研究其结构和使用方式是如何通过互动交际来塑造的；二是在社会交际中，互动双方需要完成的交际功能和承担的会话行为（conversational actions）是如何通过语言来实现的。由此可见，语言语法结构的塑造和社会交际互动的运作之间是一种天然的互育（cross-fertilization）关系。作者考察了让步类同语式（如：这双鞋好是好，可就是太贵了）在不同的会话序列结构中是如何表达主观评价立场的，厘清了在交际互动中，会话行为和表达该会话行为的语言形式之间的相应关系。论文通过分析让步类同语式在会话中表达评价立场的各种形式，总结了该结构在互动中表达评价立场时所遵循的总体原则，即先扬后抑。从中揭示了同语结构与会话结构之间的关联，阐明了同语结构立场表达的互动属性。孙天琦（与郭锐合作）的《论汉语的“隐性述结式”》着眼于解决“后果宾语”（如：跑了一身汗）的允准机制及实现模式，论证了“后果宾语”结构与述补结构存在整齐的平行性。作者认为，这类结构可以确认为补语只起语法作用而没有语音形式的“隐性述结式”。由此提出了“产生”义和“粘附”义两类“隐性述结式”，从述结式的论元衍生规则推导出“后果宾语”结构的各种实现模式，并统一解释了这类结构的相关问题。论文还把这一模式扩展到“取夺义双宾”“隐性致使”等特殊结构，解释了这些结构特殊的论元实现问题，进一步论证了“隐性述结式”在汉语研究中的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通过本集刊转载的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读者们一定能窥见近两年汉语言学研究的动向以及今后发展的趋势。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的各个领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与此相应的是汉语及其汉文化的国际推广也正在获得广泛而深入的进展。因此，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迫在眉睫，可谓是任重道远。我们相信，富有责任感的中国语言学者一定会担起历史的重任，创立具有汉语特点的语言学理论体系。
《汉语言学新视界》编委会
文摘
语言区域，也称“语言联盟”（sprachbund）、“扩散区域”（diffusion area）、“中位层关系”（adstratum relationship）以及“趋同区域”（convergence area）等，其重要特征是一个地理区域的不同语言之间具有结构相似性，在这类区域里，通常的情形是有些语言之间没有亲缘关系，至少亲缘关系不是很近；而导致这些语言之间具有共同特性的原因是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即这些特性被某些语言借用或复制）。
英语“linguistic area”（语言区域）这个名称源于Velten (1943) 对Sprachbund (字面意义是 ‘language union’) 的翻译。关于“语言区域”，最经典的定义见于Emeneau（1980:124）：
（30）“语言区域”这个术语可被定义为指称这样的区域：它包含若干语言，这些语言属于一种以上的语系但显示出若干共同的特征，而这些特征不见于（至少）一个语系的其他成员。
此外，Thomason（2001）和Haspelmath（2001）的定义也非常重要：
（31）语言区域指的是这样的地理区域：包含三种或更多的一组语言，这些语言由于接触而不是因为偶然因素或承自共同祖语而具有某些共同的结构特征。（Thomason 2001: 99）：
（32）当地理毗邻的若干语言共享某些结构特征，而这些结构特征不能归因于共同原始语特征的保留，并且使得这些语言在类型面貌上异于周围的其他语言；那么我们就应承认这是一个语言区域。（Haspelmath 2001:1492）
Heine & Kuteva (2005:174-175）认为，只要具备（33）所述情形，就可以认为存在一个语言区域。
(33) a. 在一个地理区域内有一些语言被使用；
b. 这些语言共有一组语言特征；而这些特征的出现或存在不能从发生学关系、沿流（drift）、语言结构和语言演变的普遍制约以及偶然巧合等角度来解释；
c. 这组特征不见于该区域之外的语言；
d．因为b的存在，这些特征的出现一定是语言接触的结果。
迄今为止，已被普遍承认的语言区域有：巴尔干、南亚（印度次大陆）、中美洲、北美洲西北海岸、波罗的以及埃塞俄比亚等语言区域。下面介绍近年来已被确认的两个重要的语言区域，即均值欧洲语和大陆东南亚语言区域。
4.1 欧洲语言区域：均值欧洲语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欧洲语言类型”研究计划（EUROTYP）的启动，欧洲语言区域特征和区域关系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研究表明，欧洲的语言在形态句法结构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有足够的理由被视为一个语言区域。（参看Bechert et al 1990; Lazard 1990; Bernini & Ramat 1996; Haspelmath 1988,2001; Dahl 1990,2000; Auwera 1998a,1998b,1998c; Kortmann 1998a,1998b; Haspelmath &Buchholz 1998; Kuteva 1998; Stolz 2006；Heine &Kutave 2006）。这个语言区域现在通常被称做“均值欧洲语”（Standard Average European，以下简做SAE）。这方面最深入的研究是Haspelmath（2001）和Heine & Kutave（2006）。
Haspelmath（2001）认为，均值欧洲语具有12个显著的区域特征，涉及的语言有罗曼语、日耳曼语、波罗的-斯拉夫语、巴尔干语及最西部芬兰-乌戈尔语等。为准确地界定和表征均值欧洲语的范围和结构，Haspelmath（2001）从12个均值欧洲语的区域特征（以下简做“SAE特征”）中选出9个来对与均值欧洲语相关的语言进行测试，以计算不同语言作为均值欧洲语的典型程度。
| ISBN | 9787548612216,7548612214 |
|---|---|
| 出版社 | 学林出版社 |
| 作者 | 《汉语言学新视界》编委会 |
| 尺寸 |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