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黄志辉，1984 年生，江西分宜人，人类学博士，民族大学民族学系讲师、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人类学，尤为关注当代工业民族志以及人类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目前，正展开民族地区的土地与社会研究，继续倡导“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以兼具政治经济学与文化人类学的视野，理解并解释各种土地经济形态、城乡社群分合过程和文化变迁议题。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并著有《无相支配：代耕农及其底层世界》一书
目录
目 录
《江村经济》与《禄村农田》——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 1
托尼的乡土中国重建方案与青年费孝通的三次系统回应 28
“新战国世纪”与“新圣贤”——费孝通先生晚年的世界秩序观 63
重返“土”范畴——费孝通先生的学术遗产 84
理解费孝通的研究单位——中国作为“个案” 119
费孝通先生的城镇类型观——兼论小城镇与城乡协同发展中的区域道义 140
漫谈费孝通先生在中观层次上的一些类型学概念 170
序言
前 言
潘光旦先生曾将天下学问的变化视为一个类似于“梭子形的公式”：起初笼统单一，中段分化复杂，末了又归于新的笼统或综合。不同时代的学问如水一般，或化分为“派”，沟壑纵横；或综合为“汇”，江河聚海。在为费孝通《生育制度》一书所作的序言《派与汇》中，潘光旦对费孝通不吝美言，但时刻提醒费孝通，不要因为保持“派”的立场而忘了“汇”的综合。功能主义的学问有其磅礴之处，但大庭院也可能有小气象。潘光旦先生不断告诫，在学派林立的时代，无论是社会思想研究者还是社会理想主义者，应该结合各家短长，共工合作，融为新“汇”，开新人文精神风气研究之先河。要祛除天下思想派系分流之弊，“关键均在一个汇字，治标的路莫忘旧汇，治本的路是寻求新汇”。没有对往届旧宗的真正尊重，就难以有锋利的新锐远见；没有对新时代进行综合的勇气，就难以呈现总体性的社会文化知识。关键的是，理论与思想的分歧即使再多，只要在产生分歧的同时，不忘合作，既发展自身又顾全别人的努力与观点，就有可能汇合一个新的人文时代。潘先生作为费先生的老师，将对学生的批评隐于期盼之中，这种师情友谊，可谓真兮切兮。而费孝通先生也未负潘望，他一生保持学术丰产的同时，时刻秉持潘光旦所追求的中和位育以及新人文思想，筚路蓝缕，在寻求富民道路的同时开启了文化自觉的时代。只要翻翻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学界、民族学界的学位论文和期刊著作，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费先生的学问已成为时代之汇了。哪个研究者不在自己的文献回顾部分引用几句费孝通的话呢？
文摘
《重返土范畴——费孝通先生的学术遗产》一文是笔者于2014 年底写就的一篇较为幼稚的文字。这篇文字是结合自己的土地研究取向，从《费孝通文集》的总体阅读中提取的。虽然有些内容的叙事逻辑不够严谨，但它试图说明，作为中国社会文化传统有机体的土范畴，是度衡当代中国各种现代化方案是否合理的一种内在视野。费孝通先生穷尽一生设计的乡土重建方案、小城镇方案以及21 世纪“新圣贤”方案，都是扎根于中国土范畴这一内在视野的基础上的。近20 年来出现的对土范畴的各种误读，都是因为没有弄清土范畴本身的复合性与多样性、历史性与包容性、社会性与观念性等内在特征，以及其内在的正义、平等与自主原则。要重新认识中国，我辈应激活费孝通等前辈的学术遗产，实现文化自觉，重返土范畴。
《理解费孝通的研究单位——中国作为“个案”》一文的内容涉及费先生的方法论梳理。在个案研究领域中，研究者的分析单位与最终探讨的研究单位有时相同，有时不同。费孝通先生一生的研究几乎涉猎从微观至宏观的所有分析单位，并且分别沿着三条进路最终向“中国”这个终极关怀靠拢。（三条研究进路分别是：“个案本身的研究”“个案之中的个案归纳”“收敛性的个案研究”。）在该文中，我还要试图说明的是，利奇、弗里德曼以及诸多当代关注个案研究的学者，简化了费孝通的方法论框架，忽略了其个案体系内部的复杂性、连接性与扩展性。
黄志辉，1984 年生，江西分宜人，人类学博士，民族大学民族学系讲师、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人类学，尤为关注当代工业民族志以及人类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目前，正展开民族地区的土地与社会研究，继续倡导“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以兼具政治经济学与文化人类学的视野，理解并解释各种土地经济形态、城乡社群分合过程和文化变迁议题。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并著有《无相支配：代耕农及其底层世界》一书
目录
目 录
《江村经济》与《禄村农田》——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 1
托尼的乡土中国重建方案与青年费孝通的三次系统回应 28
“新战国世纪”与“新圣贤”——费孝通先生晚年的世界秩序观 63
重返“土”范畴——费孝通先生的学术遗产 84
理解费孝通的研究单位——中国作为“个案” 119
费孝通先生的城镇类型观——兼论小城镇与城乡协同发展中的区域道义 140
漫谈费孝通先生在中观层次上的一些类型学概念 170
序言
前 言
潘光旦先生曾将天下学问的变化视为一个类似于“梭子形的公式”：起初笼统单一，中段分化复杂，末了又归于新的笼统或综合。不同时代的学问如水一般，或化分为“派”，沟壑纵横；或综合为“汇”，江河聚海。在为费孝通《生育制度》一书所作的序言《派与汇》中，潘光旦对费孝通不吝美言，但时刻提醒费孝通，不要因为保持“派”的立场而忘了“汇”的综合。功能主义的学问有其磅礴之处，但大庭院也可能有小气象。潘光旦先生不断告诫，在学派林立的时代，无论是社会思想研究者还是社会理想主义者，应该结合各家短长，共工合作，融为新“汇”，开新人文精神风气研究之先河。要祛除天下思想派系分流之弊，“关键均在一个汇字，治标的路莫忘旧汇，治本的路是寻求新汇”。没有对往届旧宗的真正尊重，就难以有锋利的新锐远见；没有对新时代进行综合的勇气，就难以呈现总体性的社会文化知识。关键的是，理论与思想的分歧即使再多，只要在产生分歧的同时，不忘合作，既发展自身又顾全别人的努力与观点，就有可能汇合一个新的人文时代。潘先生作为费先生的老师，将对学生的批评隐于期盼之中，这种师情友谊，可谓真兮切兮。而费孝通先生也未负潘望，他一生保持学术丰产的同时，时刻秉持潘光旦所追求的中和位育以及新人文思想，筚路蓝缕，在寻求富民道路的同时开启了文化自觉的时代。只要翻翻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学界、民族学界的学位论文和期刊著作，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费先生的学问已成为时代之汇了。哪个研究者不在自己的文献回顾部分引用几句费孝通的话呢？
文摘
《重返土范畴——费孝通先生的学术遗产》一文是笔者于2014 年底写就的一篇较为幼稚的文字。这篇文字是结合自己的土地研究取向，从《费孝通文集》的总体阅读中提取的。虽然有些内容的叙事逻辑不够严谨，但它试图说明，作为中国社会文化传统有机体的土范畴，是度衡当代中国各种现代化方案是否合理的一种内在视野。费孝通先生穷尽一生设计的乡土重建方案、小城镇方案以及21 世纪“新圣贤”方案，都是扎根于中国土范畴这一内在视野的基础上的。近20 年来出现的对土范畴的各种误读，都是因为没有弄清土范畴本身的复合性与多样性、历史性与包容性、社会性与观念性等内在特征，以及其内在的正义、平等与自主原则。要重新认识中国，我辈应激活费孝通等前辈的学术遗产，实现文化自觉，重返土范畴。
《理解费孝通的研究单位——中国作为“个案”》一文的内容涉及费先生的方法论梳理。在个案研究领域中，研究者的分析单位与最终探讨的研究单位有时相同，有时不同。费孝通先生一生的研究几乎涉猎从微观至宏观的所有分析单位，并且分别沿着三条进路最终向“中国”这个终极关怀靠拢。（三条研究进路分别是：“个案本身的研究”“个案之中的个案归纳”“收敛性的个案研究”。）在该文中，我还要试图说明的是，利奇、弗里德曼以及诸多当代关注个案研究的学者，简化了费孝通的方法论框架，忽略了其个案体系内部的复杂性、连接性与扩展性。
| ISBN | 9787510873751 |
|---|---|
| 出版社 | 九州出版社 |
| 作者 | 黄志辉 |
| 尺寸 |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