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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拓展和深化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未来的呼唤，它涉及中华民族高端人才的整体素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未来复兴，同时，也是关系到中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强化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实践导向，有助于把大学生的校园学习生活引导到社会实践的广阔天地，极大缩短校园与社会的心理和文化距离，使大学生个体能够更早更好地服务于和融入群体和社会文化体系，增长才干，提升境界，获得更加全面和健康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国高等教育才能够更好发挥其文化传承创新功能，为中华文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
名人推荐
本卷主题覆盖广，内涵丰富，讲座嘉宾都是各领域有一定影响力的学者，体现了比较高的学术引导价值；研究探讨了当时有关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分享了演讲者的研究成果，有利于厘清读者的认识，思想性较强；此外讲座内容深入浅出，学术型和阅读性均比较强，对于拓展大学生知识视野、提高文化修养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
杨叔子 男，1933年9月生于江西省湖口县。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机械工程专家、教育家，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十五大、十六大代表，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顾问，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特邀理事，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
先后受聘为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30余所高校的兼职教授、客座教授、名誉教授和顾问。荣获国家ji有突出贡献专家、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高校先进科技工作者、全国优秀教师等称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欧阳康 男，1953年生，四川资阳人。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知名学者。华中科技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哲学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华中科技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全国高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哲学家协会常务理事……
多次获国家、教育部和省级优秀成果奖，1992年起享受特殊津贴，1996年荣获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9年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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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民间故事与现代小说/336
后记/358
序言
文化素质教育要解决好“以什么样的文化来育人”的问题
杨叔子
时隔多年，作为文化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成果，影响巨大的《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又接着出版了，而且一次就推出了四卷，值得热烈祝贺！
文化素质教育涉及高等教育的两个根本，即“育人”和“文化”。对高等教育而言，一方面，牢记“育人”这个根本，就是不忘教育的初心；另一方面，牢记“文化”这个根本，就是不忘教育的内涵。本质上讲，教育就是“文化育人”，就是“以文化人”。而文化素质教育就是要解决好“以什么样的文化来育人”的问题。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如何服务于新时代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创新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内涵的文化素质教育，是我们要承担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
这里有必要重温党的十九大报告有关文化和教育的重要论述。
关于文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成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教育，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可以说，文化很重要，教育很重要，素质教育很重要，而文化素质教育则将文化、教育、素质教育连接成整体。因此，文化素质教育同样也很重要。过去二十多年的文化素质教育实践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今天，文化素质教育工作首先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重新认识新时代文化的内涵。新时代的文化，核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新时代文化的核心和根本；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其次，要发展文化素质教育，创造出既符合新时代文化建设要求又体现素质教育精神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文化在发展，教育在发展，因此，“以什么样的文化来育人”是一个常说常新的命题。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素质教育将会“经久不衰”。华中科技大学提出“让文化素质教育的旗帜更加鲜艳”，我十分赞成这个口号，也希望华中科技大学在这方面有新的建树、新的成就。我衷心地祝愿，文化素质教育将迎来新的发展高潮。
新时代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及其实践导向本文原载《教育研究》2012年第2期，现征得作者同意做了部分修改，是为序。
欧阳康
自1995年算起，我国高校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已经开展了20多年，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将“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作为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方略，既指出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也对文化素质教育做出了宏观的战略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为更好地开展文化素质教育指出了明确的方向。由此，在新时代拓展和深化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应强化其实践导向。一方面将文化素质教育融入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实践，转化为他们的生存活动和生命体验，提高他们的文化品位；另一方面积极引导大学生主动投入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和文化建设，在服务社会和报效祖国的过程中展示人生价值，在传承和创新中华文化的过程中提升思想境界。我们应当从这样的高度明确新时代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功能定位和目标体系，探讨更加科学的价值取向和实施途径，促进当代大学生更加全面健康地发展。
一、明确文化素质教育的功能定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通过大学扩招和合校，不仅让更多的适龄青年能够走进大学，也让大学在教书育人、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方面获得全面发展的强劲动力与必要空间，让大学有可能回归大学本性，塑造大学精神，取得了革命性的跨越式发展。但是来自多方面的对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不太满意，少表明我们教育者包括教育管理者的初衷与社会各界对我们的要求与期盼之间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在当前大学对于教育的担忧中，一个非常突出的方面便是大学生文化素养甚至基本素养的缺失。这当然并不只是大学的问题，而是涉及整个教育体系宏观定位和内部协调分工的问题。有人甚至这样描述过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从整个高中、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的教育错位问题：幼儿园急着教小学的课，小学急着教初中的课，初中急着教高中的课，高中急着教大学的课，而到了大学却发现还有一些基本的教育缺失，于是不得不去补在幼儿园就应当教的东西，要教大学生们做人行事、接人待物，教他们以基本的礼貌用语和行为规范，要对大学生进行基础性的人性、人格、人品培养。这就是人的基本素养与基本品格教育。文化素质教育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显得格外重要和紧迫，要求努力提高校园文化建设水平，引导高校凝练和培育大学精神；鼓励师生员工特别是青年学生参与基层文化建设和群众文化活动。从本文讨论的话题来看，就是要对文化素质教育做一个恰当的功能定位。这里有三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个层面，文化素质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定位。文化素质教育应纳入全面素质教育的视野来加以考察。全面素质教育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文化素质教育只是全面素质教育体系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1994 年起，时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的杨叔子院士和一批有识之士开始倡导文化素质教育。当时有很明确的针对性，就是由于高考文理分科所带来的理工科学生的知识结构局限和培养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由此以来，我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经历了从“三注”(注重素质教育，注视创新能力培养，注意个性发展)和“三个提高”(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提高大学教师的文化素养，提高大学的文化品位与格调)到“三个结合”(文化素质教育与提高教师素养相结合，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与科学教育相结合)的过程。当前，文化素质教育面对诸多挑战，需要我们的积极谋划与创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将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作为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基本方向和重要内容，既指出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也对文化素质教育做出了宏观的战略定位。我们应当在这样的双重意义和二维高度上来思考文化素质教育。
第二个层面，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在高校课程体系中的定位。课程是教育教学的基本形式。文化素质教育只有纳入规范化的课程教育体系才有可靠的载体，才能得到具体的实现。多年来，我国高校普遍开设了文化素质教育课，有的学校还推出了一批精品课程，对拓展大学生的学术视野和知识体系、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现在看来，要把文化素质课真正开好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一是拓展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覆盖面，将更多的学科内容开设为素质教育的课程；二是扩展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内涵，使之具有更加丰富的内容；三是提升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质量，使之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和魅力；四是增加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数量，使更多的大学生能够有机会选修该类课程，受到文化的熏陶与洗礼；五是把文化素质的精神与价值灌注到各种专业课程之中，使之都能提升文化品格，发挥文化素质教育的功能，等等。
第三个层面，文化素质教育在大学生成人成才中的地位。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过程，在人的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实践性文化素质教育在大学生全面素质培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根本的功能在于帮助大学生更早更好地走进社会和参与社会实践，促进大学生在实践中增强其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提升其文化品格，促进其全面发展。
二、构建文化素质教育的目标体系
我国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自实施以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新的历史时期，文化素质教育何去何从则需要一个明确的目标体系。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党中央提出两个核心问题——办什么样的大学和怎样办好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育好人。按照这样的思路，这里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搞什么样的文化素质教育，怎样更好地开展文化素质教育。或者我们也可以把问题转化为文化素质教育的核心目标何在，如何实现它的核心目标，这就是在多元价值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履行“立德树人”的神圣使命。由此，构建文化素质教育的目标体系应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尽快从涉及文化素质教育的一些概念争论中超脱出来。近年来，围绕文化素质教育的概念界定和内涵存在着一些争论，需要我们加以正视。从教育部的官方文件来看，使用的是文化素质教育概念，并将其看作素质教育的内在组成部分。我国绝大部分高校也都是使用的这个概念，在文化素质教育的旗帜下开展相应的活动。近年来也有学校把类似的活动叫作“通识教育”，与国外所说的“General Education”相比照；有的则叫作“博雅教育”或“自由教育”，来源于国外一些高校的“Liberal Education”或“Liberal Arts Education”；国外还有高校将其称为全人教育，即英文的“WholePerson Education”。有的高校既讲文化素质教育，又讲通识教育，也用博雅教育，想把多方面的内容都容纳进去。也有的学者不赞成诸多提法并存，认为它们是与文化素质教育有区别甚至对立的，主张用文化素质教育来加以统一或统摄。笔者认为，这种争论，一方面反映了素质教育尤其文化素质教育可能具有的丰富内涵和多样形态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人们力图从不同的侧面来开展活动，强化其不同的侧面。从总体来看，这些概念方面的讨论如果能够形成共识，对于澄清问题无疑是有好处的，但如果一时无法达成共识也不要紧，因为关键和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名目，而在于实质，在于我们的总体教育理念和实施方略。不管以什么名目来展开，只要有利于大学精神的塑造，有利于大学生的自由全面健康发展，有利于培养更多更好的优秀人才，就应当允许和鼓励。
第二，文化素质指导委员会和相关单位应当拓展自己的工作边界。就拓展文化素质教育的工作边界而言，过去我们关心得比较多的是人文知识的拓展，希望能够开设更多的选修课，后来发展到了大学生综合能力培养，设计了多种形式的活动，现在又提升到了高端素养的培育和养成，这就需要更加丰富多样的载体和手段。就文化素质教育深化和发展的方向而言，则需要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创新的思路、更加开拓的精神，着眼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我们主张强化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实践导向，这里的实践包含大学生本身的学习生活实践和中国社会的生产与发展实践。我们一方面应当努力将文化素质教育融入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实践，转化为他们的生存活动和生命体验，增强大学生校园生命活动的实践特性和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应当积极引导大学生主动投身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在服务社会和报效人民的过程中展示人生价值、提升思想境界。这就给文化素质教育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提供了更大的活动与发展空间。如果我国各高校的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和相关机构都能把工作边界再拓展一点，工作思路再细致一点，活动内容再丰富一点，那么我们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就会在整体上有更大的拓展，拓展的目标就是促进大学生的全面的高素质的培养。
第三，关注文化素质教育的三种内涵或者三个层面。文化素质教育包含着三个基本的层面：一是知识层面；二是能力层面；三是境界层面。我们过去对前两个层面更为关注，也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在知识层面，我们强调人文与科学并重，要求理工科学生加强人文知识和修养，人文社科的学生要加强科学精神教育，实际上所有的学生都应该既有科学素养又有人文素养。现实情况是学理工科的学生不一定都有很好的科学素养，而学人文的也不一定必然有很好的人文素养，我们需要一种整体性的教育。在能力层面，我们强调感性与理性能力、动脑与动手能力、批判与建构能力、服务与创新能力等的统一。今天我们更看重的是第三个层面：境界层面。当代大学生缺失的是思想境界，而境界提升实际上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冯友兰先生认为人生有四种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人的境界提升是一个从自然到功利到道德到天地的过程。马克思的墓志铭上写的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向哪个方向去改变？自然是向理想的方向，而理想则在人的心中，这个理想的生成需要在人的全部生命体验中去感悟。
从当前大学生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一方面要强调提升境界，另一方面要敢于和善于去面对消沉、面对堕落、面对沉沦。过去我们的文化素质教育往往关注人性和人心的高端方面，这是应当继承、保持和发扬的。而同样应当引起关注的，恰恰还有低端的东西。如果人生没有一个高的境界，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大学生活是没有目标的，甚至会出现消沉与堕落。所以，我们不仅要问一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还应该问一下“钢铁是怎样锈蚀的？”从人性的基础性假说来看，西方文化是原罪说和性恶论，中国文化是性善说。不管是性善性恶，在现实社会中，不管由善变恶，还是由恶变善，关键在于自我意识和自我规范，才有可能在行动中获得自由。
大学生们追求自由，但对自由也有很多的误解。例如，不少人把自由简单地理解为随心所欲。其实真正的自由不仅仅是随心所欲，首先是在认识和超越限定。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爵士把自由分为两种：一种叫作积极自由，即自由地做想做的事情(Freedom to do what you want to do)；另一种叫作消极自由，即超越限定的自由(Freedom from the limitation)。
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限定中，只有把握和消除了限定，才有可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实现积极自由。每一个大学生都生活在受到各种限定的环境中，从他们进大学那一天起，就要遵守校规，要去学习，要去上课，要做作业，要做实验，完成论文等。这些限定已经将他们压得喘不过气了，他们如何去实现自由，达到真正的自由？如果对于自由理解得不正确，他们所追求的自由就可能变成没有前提的随心所欲，成为一种放纵，成为一种无政府主义。
三、探讨文化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
文化素质教育目标的达成需要有科学有效的路径支撑。多年来，我国高校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了很多好的做法，应当继续保持和发扬。但新时代文化素质教育面对全新的大学生群体，有更高的要求，要使其更加行之有效，还需要加强对教师和学生的情况做具体分析，尤其是从实践导向的高度回答一些有关教育途径的基础性问题。这里主要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人的优秀素养，到底是“教”出来的，还是“养”出来的？这里说的“教”是指来自外部的灌输，这里说的“养”就是自我的体验。过去我们比较强调来自外部的环境影响和教育引导，现在越来越感到体验的重要性。笔者作为哲学教师，特别重视人生的体验与感悟。因为，真正的优秀很难说是教出来的，而往往是自己悟和养出来的，是一种自我教育和自我塑造。现实的情况是，我们用同样一套教育体系、同样一套课程、同样的教学方法，去教不同的学生，达到的效果却大不相同。大学四年结束之时，当年以相似的高分招收进校的大学生，在同样的学校环境中却迅速地发生分化，大多数人保持在一般状态，而优秀的和落后的则向两个极端迅速分化。同样一个体系对于不同人的作用是非常不一样的。而这里大的差距就在于学生对于学校的教育和环境的作用有非常不同的自我领悟与自我内化。开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从学校的角度看，就是提供一种氛围和条件，而其作用，则要看不同学生对其的认同与追寻。
第二，学生如何才能由被教育者转化为自我教育者？我们过去一直强调“全员育人”，但笔者认为更应注重“全员自育”。只有当每一个大学生都能够自觉地进行自我教育的时候，我们的育人体系才可能发挥作用，否则再好的教育体系对同学们来说无非是一些外在性、强制性和框架性的东西，难以对他们的内在因素发挥实质性的积极作用。这正是实践性文化素质教育体系的关键因素。华中科技大学的172 名同学，以王艾甫先生无意中发现的没有发出的84 张阵亡通知书为线索，为太原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湖北籍烈士寻找亲属，开展“烈士寻亲”活动，在履行国家责任的过程中迅速成长，变得更加成熟。这项活动获得国家有关部门的表彰。后来我们继续开展红色寻访，为赤壁市羊楼洞野战医院的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寻找亲友，寻访改革开放30 年，寻访新中国成立60 年，等等。这些活动把同学们引入到中国社会实践的历史与现实，促进了外部信息向同学们内在心理和社会要素的转换，yin领了他们的思想进步，加速了他们的成长过程。这表明充分认识历史的现代意义，发挥历史事实的教育作用，促进历史意识的现代塑造，对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具有更为直接和重要的意义。
第三，教师如何才能由演员变成导演或教练？课程是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渠道。给大学生上文化素质教育课，教师好像是个演员，在课堂上演讲，学生是听众，二者之间往往存在着主动与被动的巨大反差。即便教师表演得再好，得到了同学们的好评，但如何实现课程内容的内化，把课堂的教育教学变成大学生所特有的实践性活动，仍然是件值得探讨的事情。因此，文化素质教育的作用应当是让同学们成为演员或者运动员，教会他们自己去表演、去提高素养、去创造好的成绩，而教师的角色应当由演员向导演和教练转换。在文化素质教育的课堂或者活动中，教师不应当冲到第一线，而应当在第二线甚至第三线，让学生冲到第一线去实践、去学习、去探索，并从中获得进步。
第四，学校的各种教育资源如何在素质教育的统摄下更好整合？各个学校都有很多资源，分散在学校的各个方面，由各种职能部门管理，如何将它们汇聚起来作为一个有机系统投入到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将各方面的力量汇聚成为一种合力，从不同方面推动文化素质教育的发展，这是当前特别值得研究也需要努力去做的事情。很多学校在这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这里的一个重要办学理念在于，素质教育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的战略性选择，文化素质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突破口，不仅是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的事情，也是全校的事情，学校的各个职能部门都应当把文化素质教育作为自己的工作来抓紧抓好，使学校各方面的力量形成合力，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四、确立新时期文化素质教育的价值取向
新时代文化素质教育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文化素质教育本身的发展方向，只有确立了科学的价值取向，才能保证文化素质教育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我们强调新时代文化素质教育的实践导向，就是要将文化素质教育融入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转化为他们的自觉实践，同时要通过多种形式的文化素质教育活动，把大学生引导到火热的中国社会发展与建设实践，让他们在社会实践中发挥作用，实现价值，增长才干。为此，新时期文化素质教育应当也有必要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坚持全员育人与全员自育相结合。谁是高校教育教学的主体？对此，高等教育界一直存在争论。有人主张教师是主体，也有人主张学生是主体，由此形成了教师主体论和学生主体论。在我们看来，教和学是一个过程的两个基本方面，教师作为教育者，是教育教学的主体，教师对整个教育教学过程起着yin领、把关的主导作用，教师的主体性对教育教学的质量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学生作为受教育者，他们是客体，但并不完全是被动的，因为他们同时也是学习、研究、思考的主体，掌握着学习的进度和质量，决定着学习的效果和水平。一个优秀的教学过程是教师的主体性和学生的主体性都很好发挥并有机结合的过程。没有教师主体性的发挥，则不可能按照预期的目标来培养人；没有学生主体性的发挥，则再好的教师和教育体系也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这就是教和学的辩证法，也是教育和自我教育的辩证法。在文化素质教育中也要特别注意处理好这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让教师和学生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定位。从学校管理的角度看，教师是主导的，优秀的教师应当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他们向着更加积极主动和健康的方向全面发展，以提升大学生的基本素养，实现对于大学生全面自由发展的有效yin领，从而使大学期间的人生为未来人生积累更多的经验和财富，这就是我们说的全员育人指导下的全员自育。要达到这样的要求，对于教师的素质无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甚至可以说，强化素质教育，也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对全体教师文化素质的一种重塑，要求每一个人都不断提升自己的素质。从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大学教师的教师资格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地获得的，而是需要不断充实和提升，不断考核和监督。
第二，坚持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在社会高度分工的条件下，一般来说，大学生终要通过从事一定的专业工作或在一定的行业中服务于社会，所有的素质都要在专业性的工作中得到表现和应用，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因此，素质不是脱离专业而存在的，文化素质教育是专业教育的补充。相应地，素质教育不可能脱离专业教育而孤立地存在，只能依托和贯穿于专业教育和专业学习之中。如果没有了专业，再好的素质也难以发挥作用。文化素质教育应当贯穿于专业教育之中，使专业知识与素养的训练变得更加扎实和丰富。这就要求专业教师具有更高的文化素养，使专业学习具有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使专业训练具有更高的文化品位。
第三，坚持“教练式的教”与“学生自主性的练”相结合。文化素质教育不应当仅仅传授知识，更要求身体力行。因此，文化素质教育不能采取满堂灌式的教，它应该是教练式地教，激发和引导学生自主性地练；不仅在课堂上练，也在实践中练，让师生在生产和生活实践过程中实现良性和健康的互动，让学生在练习中体会到进步、成就与快乐。做一个好的教练对于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实践性的教学也对学生不断提高自我素养提出了要求，提供了空间和机会，有助于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创造力。
第四，坚持规范式教育与个性化学习相结合。今天的中国高校总体上来说还是比较强调教育的整体性、规范性和统一性的，以便保证高等教育的基本质量，这是必要的。但如何在此前提下进一步加强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教育，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则尤为需要探讨。今天的中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型走向了大众型，但这仅仅是从招生比例来说的，并不能成为降低高等教育质量的口实。从高等教育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来看，它仍然承担着培养高端人才的任务，并且仍然应当是精英教育，或者至少应当保持精英品格。精英教育的核心是个性化教育，让每个受教育者能够大限度地发展自己的个性，文化素质教育也应当成为个性化教育的内在组成部分和重要途径。
在新时代拓展和深化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未来的呼唤，它涉及中华民族高端人才的整体素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未来复兴，同时，也是关系到中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强化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实践导向，有助于把大学生的校园学习生活引导到社会实践的广阔天地，极大缩短校园与社会的心理和文化距离，使大学生个体能够更早更好地服务于和融入群体和社会文化体系，增长才干，提升境界，获得更加全面和健康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国高等教育才能够更好发挥其文化传承创新功能，为中华文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
后记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教育部的倡导和组织下，文化素质教育“一呼而起”，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研究与实践探索蓬勃兴盛，而人文讲座则成为其中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线。原华中理工大学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现华中科技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以下简称“基地”）在诸多前辈时贤的鼓舞与关怀下，顺势而为，汇编出版了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师生提供的人文讲座稿，并冠名《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1～6卷）出版后，因其参与学校多、专题涉及广、讲座水平高、思想启迪深，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共鸣，影响巨大。“一花引来百花开”。此后，各高校纷纷推出形式各异的文化素质教育讲座并结集出版演讲稿，将全国高校的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推上新的发展高度。
时隔多年后，我们决定续编《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7～10卷），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向《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1～6卷）致敬，冀图以此来继承与高扬由周远清、季羡林、杨叔子等先生所倡导和开启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理念；其次也是对基地十多年来工作的回顾与总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为，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习总书记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全国高校和广大青年学生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新时期文化素质教育指明了新方向，提出了新要求。一些兄弟高校、一批关注文化素质教育的老领导、老教授和广大热心读者希望我们能继续推出人文启思录。为此，我们不揣谫陋、不畏困难，戮力续编《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
与前6卷的编纂相比，此次续编最大的变化是稿源的单一化，即稿件基本源于在华中科技大学举办的各种人文讲座。华中科技大学致力于“让文化素质教育的旗帜更加鲜艳”，精心打造人文讲座品牌，23年来从无间断。截至2017年6月，基地共举办讲座2185期，一大批专家学者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精彩的报告。本次续编稿件主要来源于2003—2014年举办的1214场讲座。此外，还有部分稿件来源于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当代写作研究中心和研究生院“科学精神与实践”讲座。
此次续编延续了以前一贯的编辑体例和选录要求。第7卷选自2003—2007年的部分演讲；第8卷选自2008—2009年的部分演讲；第9卷选自2010—2012年的部分演讲；第10卷选自2013—2014年的部分演讲。
续编工作由基地主任欧阳康教授组织领导，刘金仿、余东升、索元元、郭玫、曾甘霖等承担具体的选编工作。
续编工作一如既往地得到了学校领导、杨叔子院士及有关专家学者的鼓励、支持和指导，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研究生院提供了一批高水平的稿件，一批学生志愿者做了大量细致的录音整理工作，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者
2017年10月24日
文摘
今天的中国在经济上可以跟西方大国平起平坐，似乎可以喘一口气了，因此我们在文化上力图有所作为，也做了大量的事情。例如，在全世界办了几百个孔子学院，在北京办了奥运会，在上海办了世博会，在广州办了亚运会，等等。因此，我们经常会在媒体里看到中国人的那种豪迈感和喜悦感，我不认为这只是官方的一个宣传，这是集体的感受，在民众当中是有共鸣的。
但是，有这么多振奋人心的事情，也有一些人存在负面情绪。前段时间有本书很火，叫《中国不高兴》，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好事还不高兴呢？其实不高兴有各种内部的原因，各种矛盾导致社会事件频发，以至于我们经常变得很生气、很焦躁、很郁闷，然后就变得很纠结。
近几年里，比较有影响的论述中，有一种说法很吸引人，是说中国现在强大了，在文化上要有所作为，要创建一种新的文明。这种文明在两个意义上是重要的：一是文化自主，我们在文化上要自己做主，不要模仿西方，我们要按自己的价值观和自己的方式来生活；第二，这样一种中国文化，会产生一种示范性，不仅是对中国人有意义，对全世界可能都有启示意义，会创造一种新的未来的文明。我对这样的追求和抱负持尊敬的态度。它的意义在于，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现代生活确实有问题。虽然社会发展很快、生活很富裕，但大家都太看重钱了，比较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心态很焦躁，精神上也很迷茫。学术界有人认为，这是西方现代性的危机或困境。如果中国能创造出另外一种形态的文明模式，或另类现代性，能克服西方现代性的危机，那当然很了不起，不但对中国人有意义，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有重要的意义。要探讨这种可能性，我们首先要看这个崛起是什么意义上的崛起，或者说崛起的原因是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中国这种发展模式是否证明了我们的文化自主性，甚至超越了西方的发展模式，这是要打问号的，这种定论是为时尚早的。
新左派虽然对这种发展方式有批评，但解释是类似的，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结合。左、右两派对中国迅速发展的解释很接近，只是对发展的后果有不同的评价判断。自由派可能比较赞成全球化和市场化，而新左派认为进入全球资本主义的过程造成了严重的负面结果。
当然，最近的情况有了一些变化。新左派学者也常常被称为“批判知识分子”，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一直对这种发展模式有很强烈的批判。但最近他们的批判声音越来越淡化了，似乎越来越多地认同这种发展。所以有一次我开玩笑说：现在“批判知识分子”失踪了，大家都变成了“表扬知识分子”。
问题在于，如果中国的发展实际上主要是借鉴了西方的发展模式，那么这样的崛起在文明和文化的意义上，又有多少中国的独特性可言呢？又如何谈得上文化的自主性呢？现在有些学者提出，虽然我们借鉴了西方的市场经济，但中国的发展在根本上不是照搬西方模式，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以及社会主义文化因素，都在发展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这个解释非常有意思，但接下来就又有了一个问题。因为批判知识分子曾经告诉我们，这个发展有很多负面的后果，如果中国元素对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那么是否也要对发展造成的问题负责呢？
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涉及很多方面。比如GDP，现在我们的GDP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还有其他指标，比如基尼系数，这是衡量社会收入分配平等状况的指数，这个指数越高，社会贫富差距就越大。国际组织认为，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超过0.4，就已经到警戒线了。大概前几年我们已经到了0.48、0.49。在全世界有基尼系数统计的国家里，我们已经排在前10位了，超过了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以这个指标来看待我们的发展，就会产生很大的困扰。中国的发展还带来了其他问题，例如环境问题、诚信危机、道德滑坡等。也就是说，中国的崛起是双面的，一方面有很伟大、很了不起的成就；另外一个方面是负面效应。
中国的发展既有借鉴，又有自己的传统元素和独创，那么发展的成就和问题都有其自身内在的原因。
P246-247
在新时代拓展和深化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未来的呼唤，它涉及中华民族高端人才的整体素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未来复兴，同时，也是关系到中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强化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实践导向，有助于把大学生的校园学习生活引导到社会实践的广阔天地，极大缩短校园与社会的心理和文化距离，使大学生个体能够更早更好地服务于和融入群体和社会文化体系，增长才干，提升境界，获得更加全面和健康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国高等教育才能够更好发挥其文化传承创新功能，为中华文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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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主题覆盖广，内涵丰富，讲座嘉宾都是各领域有一定影响力的学者，体现了比较高的学术引导价值；研究探讨了当时有关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分享了演讲者的研究成果，有利于厘清读者的认识，思想性较强；此外讲座内容深入浅出，学术型和阅读性均比较强，对于拓展大学生知识视野、提高文化修养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
杨叔子 男，1933年9月生于江西省湖口县。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机械工程专家、教育家，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十五大、十六大代表，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顾问，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特邀理事，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
先后受聘为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30余所高校的兼职教授、客座教授、名誉教授和顾问。荣获国家ji有突出贡献专家、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高校先进科技工作者、全国优秀教师等称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欧阳康 男，1953年生，四川资阳人。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知名学者。华中科技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哲学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华中科技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全国高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哲学家协会常务理事……
多次获国家、教育部和省级优秀成果奖，1992年起享受特殊津贴，1996年荣获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9年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
目录
目录
社会与文化
方朝晖从文化模式、文化心理看儒学的现代意义/2
杨善华社会转型期城市家庭所面对的挑战/8
江涌当前中国经济安全透视/19
高淑娟大学生的幸福指数和幸福感/26
林火旺为生命找道理/45
陶东风重建我们的“好生活”理念/67
洪建中跨文化的沟通与实践——心理学的视角/73
张曙光《中国好声音》给我们的启示/79
哲学与科学
刘大椿科学的哲学反思：从辩护到审度/86
陈波悖论：思维的魔方/96
陈波逻辑学和理性精神/106
吴国盛科学的起源/117
刘擎面对没有凭据的人生：现代性困境中的价值重建/125
俞可平政治学前沿/132
徐凤林“悲剧哲学”的人文意义/141
童世骏让“理性”以“理性的方式存在”/152
马天俊哲学与爱智慧/167
刘笑敢价值冲突与人文自然/178
黄洋苏格拉底之死与雅典民主政治/187
邓晓芒什么是历史？/196
中国与世界
李工真世界科学文化中心的洲际大转移(上)/214
李工真世界科学文化中心的洲际大转移(下)/229
刘擎中国崛起与文化自主：一个反思性的辨析/244
洪浚浩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途径/252
资中筠世界与中国都面临转折/259
汤书昆风靡天下中华瓷——传奇的陶瓷之路的故事/267
文化与艺术
童庆炳“美在关系”的理论构建/278
傅谨多元文化和传统艺术的突围/284
赵林当代文化重建的背景、传统与前景/293
林少华王小波、史铁生、村上春树：为了灵魂的自由/304
张炜时代的阅读深度/320
韩少功文学的变与不变/329
格非民间故事与现代小说/336
后记/358
序言
文化素质教育要解决好“以什么样的文化来育人”的问题
杨叔子
时隔多年，作为文化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成果，影响巨大的《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又接着出版了，而且一次就推出了四卷，值得热烈祝贺！
文化素质教育涉及高等教育的两个根本，即“育人”和“文化”。对高等教育而言，一方面，牢记“育人”这个根本，就是不忘教育的初心；另一方面，牢记“文化”这个根本，就是不忘教育的内涵。本质上讲，教育就是“文化育人”，就是“以文化人”。而文化素质教育就是要解决好“以什么样的文化来育人”的问题。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如何服务于新时代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创新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内涵的文化素质教育，是我们要承担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
这里有必要重温党的十九大报告有关文化和教育的重要论述。
关于文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成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教育，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可以说，文化很重要，教育很重要，素质教育很重要，而文化素质教育则将文化、教育、素质教育连接成整体。因此，文化素质教育同样也很重要。过去二十多年的文化素质教育实践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今天，文化素质教育工作首先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重新认识新时代文化的内涵。新时代的文化，核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新时代文化的核心和根本；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其次，要发展文化素质教育，创造出既符合新时代文化建设要求又体现素质教育精神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文化在发展，教育在发展，因此，“以什么样的文化来育人”是一个常说常新的命题。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素质教育将会“经久不衰”。华中科技大学提出“让文化素质教育的旗帜更加鲜艳”，我十分赞成这个口号，也希望华中科技大学在这方面有新的建树、新的成就。我衷心地祝愿，文化素质教育将迎来新的发展高潮。
新时代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及其实践导向本文原载《教育研究》2012年第2期，现征得作者同意做了部分修改，是为序。
欧阳康
自1995年算起，我国高校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已经开展了20多年，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将“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作为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方略，既指出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也对文化素质教育做出了宏观的战略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为更好地开展文化素质教育指出了明确的方向。由此，在新时代拓展和深化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应强化其实践导向。一方面将文化素质教育融入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实践，转化为他们的生存活动和生命体验，提高他们的文化品位；另一方面积极引导大学生主动投入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和文化建设，在服务社会和报效祖国的过程中展示人生价值，在传承和创新中华文化的过程中提升思想境界。我们应当从这样的高度明确新时代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功能定位和目标体系，探讨更加科学的价值取向和实施途径，促进当代大学生更加全面健康地发展。
一、明确文化素质教育的功能定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通过大学扩招和合校，不仅让更多的适龄青年能够走进大学，也让大学在教书育人、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方面获得全面发展的强劲动力与必要空间，让大学有可能回归大学本性，塑造大学精神，取得了革命性的跨越式发展。但是来自多方面的对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不太满意，少表明我们教育者包括教育管理者的初衷与社会各界对我们的要求与期盼之间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在当前大学对于教育的担忧中，一个非常突出的方面便是大学生文化素养甚至基本素养的缺失。这当然并不只是大学的问题，而是涉及整个教育体系宏观定位和内部协调分工的问题。有人甚至这样描述过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从整个高中、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的教育错位问题：幼儿园急着教小学的课，小学急着教初中的课，初中急着教高中的课，高中急着教大学的课，而到了大学却发现还有一些基本的教育缺失，于是不得不去补在幼儿园就应当教的东西，要教大学生们做人行事、接人待物，教他们以基本的礼貌用语和行为规范，要对大学生进行基础性的人性、人格、人品培养。这就是人的基本素养与基本品格教育。文化素质教育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显得格外重要和紧迫，要求努力提高校园文化建设水平，引导高校凝练和培育大学精神；鼓励师生员工特别是青年学生参与基层文化建设和群众文化活动。从本文讨论的话题来看，就是要对文化素质教育做一个恰当的功能定位。这里有三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个层面，文化素质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定位。文化素质教育应纳入全面素质教育的视野来加以考察。全面素质教育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文化素质教育只是全面素质教育体系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1994 年起，时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的杨叔子院士和一批有识之士开始倡导文化素质教育。当时有很明确的针对性，就是由于高考文理分科所带来的理工科学生的知识结构局限和培养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由此以来，我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经历了从“三注”(注重素质教育，注视创新能力培养，注意个性发展)和“三个提高”(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提高大学教师的文化素养，提高大学的文化品位与格调)到“三个结合”(文化素质教育与提高教师素养相结合，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与科学教育相结合)的过程。当前，文化素质教育面对诸多挑战，需要我们的积极谋划与创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将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作为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基本方向和重要内容，既指出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也对文化素质教育做出了宏观的战略定位。我们应当在这样的双重意义和二维高度上来思考文化素质教育。
第二个层面，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在高校课程体系中的定位。课程是教育教学的基本形式。文化素质教育只有纳入规范化的课程教育体系才有可靠的载体，才能得到具体的实现。多年来，我国高校普遍开设了文化素质教育课，有的学校还推出了一批精品课程，对拓展大学生的学术视野和知识体系、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现在看来，要把文化素质课真正开好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一是拓展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覆盖面，将更多的学科内容开设为素质教育的课程；二是扩展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内涵，使之具有更加丰富的内容；三是提升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质量，使之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和魅力；四是增加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数量，使更多的大学生能够有机会选修该类课程，受到文化的熏陶与洗礼；五是把文化素质的精神与价值灌注到各种专业课程之中，使之都能提升文化品格，发挥文化素质教育的功能，等等。
第三个层面，文化素质教育在大学生成人成才中的地位。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过程，在人的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实践性文化素质教育在大学生全面素质培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根本的功能在于帮助大学生更早更好地走进社会和参与社会实践，促进大学生在实践中增强其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提升其文化品格，促进其全面发展。
二、构建文化素质教育的目标体系
我国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自实施以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新的历史时期，文化素质教育何去何从则需要一个明确的目标体系。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党中央提出两个核心问题——办什么样的大学和怎样办好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育好人。按照这样的思路，这里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搞什么样的文化素质教育，怎样更好地开展文化素质教育。或者我们也可以把问题转化为文化素质教育的核心目标何在，如何实现它的核心目标，这就是在多元价值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履行“立德树人”的神圣使命。由此，构建文化素质教育的目标体系应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尽快从涉及文化素质教育的一些概念争论中超脱出来。近年来，围绕文化素质教育的概念界定和内涵存在着一些争论，需要我们加以正视。从教育部的官方文件来看，使用的是文化素质教育概念，并将其看作素质教育的内在组成部分。我国绝大部分高校也都是使用的这个概念，在文化素质教育的旗帜下开展相应的活动。近年来也有学校把类似的活动叫作“通识教育”，与国外所说的“General Education”相比照；有的则叫作“博雅教育”或“自由教育”，来源于国外一些高校的“Liberal Education”或“Liberal Arts Education”；国外还有高校将其称为全人教育，即英文的“WholePerson Education”。有的高校既讲文化素质教育，又讲通识教育，也用博雅教育，想把多方面的内容都容纳进去。也有的学者不赞成诸多提法并存，认为它们是与文化素质教育有区别甚至对立的，主张用文化素质教育来加以统一或统摄。笔者认为，这种争论，一方面反映了素质教育尤其文化素质教育可能具有的丰富内涵和多样形态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人们力图从不同的侧面来开展活动，强化其不同的侧面。从总体来看，这些概念方面的讨论如果能够形成共识，对于澄清问题无疑是有好处的，但如果一时无法达成共识也不要紧，因为关键和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名目，而在于实质，在于我们的总体教育理念和实施方略。不管以什么名目来展开，只要有利于大学精神的塑造，有利于大学生的自由全面健康发展，有利于培养更多更好的优秀人才，就应当允许和鼓励。
第二，文化素质指导委员会和相关单位应当拓展自己的工作边界。就拓展文化素质教育的工作边界而言，过去我们关心得比较多的是人文知识的拓展，希望能够开设更多的选修课，后来发展到了大学生综合能力培养，设计了多种形式的活动，现在又提升到了高端素养的培育和养成，这就需要更加丰富多样的载体和手段。就文化素质教育深化和发展的方向而言，则需要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创新的思路、更加开拓的精神，着眼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我们主张强化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实践导向，这里的实践包含大学生本身的学习生活实践和中国社会的生产与发展实践。我们一方面应当努力将文化素质教育融入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实践，转化为他们的生存活动和生命体验，增强大学生校园生命活动的实践特性和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应当积极引导大学生主动投身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在服务社会和报效人民的过程中展示人生价值、提升思想境界。这就给文化素质教育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提供了更大的活动与发展空间。如果我国各高校的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和相关机构都能把工作边界再拓展一点，工作思路再细致一点，活动内容再丰富一点，那么我们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就会在整体上有更大的拓展，拓展的目标就是促进大学生的全面的高素质的培养。
第三，关注文化素质教育的三种内涵或者三个层面。文化素质教育包含着三个基本的层面：一是知识层面；二是能力层面；三是境界层面。我们过去对前两个层面更为关注，也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在知识层面，我们强调人文与科学并重，要求理工科学生加强人文知识和修养，人文社科的学生要加强科学精神教育，实际上所有的学生都应该既有科学素养又有人文素养。现实情况是学理工科的学生不一定都有很好的科学素养，而学人文的也不一定必然有很好的人文素养，我们需要一种整体性的教育。在能力层面，我们强调感性与理性能力、动脑与动手能力、批判与建构能力、服务与创新能力等的统一。今天我们更看重的是第三个层面：境界层面。当代大学生缺失的是思想境界，而境界提升实际上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冯友兰先生认为人生有四种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人的境界提升是一个从自然到功利到道德到天地的过程。马克思的墓志铭上写的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向哪个方向去改变？自然是向理想的方向，而理想则在人的心中，这个理想的生成需要在人的全部生命体验中去感悟。
从当前大学生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一方面要强调提升境界，另一方面要敢于和善于去面对消沉、面对堕落、面对沉沦。过去我们的文化素质教育往往关注人性和人心的高端方面，这是应当继承、保持和发扬的。而同样应当引起关注的，恰恰还有低端的东西。如果人生没有一个高的境界，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大学生活是没有目标的，甚至会出现消沉与堕落。所以，我们不仅要问一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还应该问一下“钢铁是怎样锈蚀的？”从人性的基础性假说来看，西方文化是原罪说和性恶论，中国文化是性善说。不管是性善性恶，在现实社会中，不管由善变恶，还是由恶变善，关键在于自我意识和自我规范，才有可能在行动中获得自由。
大学生们追求自由，但对自由也有很多的误解。例如，不少人把自由简单地理解为随心所欲。其实真正的自由不仅仅是随心所欲，首先是在认识和超越限定。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爵士把自由分为两种：一种叫作积极自由，即自由地做想做的事情(Freedom to do what you want to do)；另一种叫作消极自由，即超越限定的自由(Freedom from the limitation)。
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限定中，只有把握和消除了限定，才有可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实现积极自由。每一个大学生都生活在受到各种限定的环境中，从他们进大学那一天起，就要遵守校规，要去学习，要去上课，要做作业，要做实验，完成论文等。这些限定已经将他们压得喘不过气了，他们如何去实现自由，达到真正的自由？如果对于自由理解得不正确，他们所追求的自由就可能变成没有前提的随心所欲，成为一种放纵，成为一种无政府主义。
三、探讨文化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
文化素质教育目标的达成需要有科学有效的路径支撑。多年来，我国高校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了很多好的做法，应当继续保持和发扬。但新时代文化素质教育面对全新的大学生群体，有更高的要求，要使其更加行之有效，还需要加强对教师和学生的情况做具体分析，尤其是从实践导向的高度回答一些有关教育途径的基础性问题。这里主要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人的优秀素养，到底是“教”出来的，还是“养”出来的？这里说的“教”是指来自外部的灌输，这里说的“养”就是自我的体验。过去我们比较强调来自外部的环境影响和教育引导，现在越来越感到体验的重要性。笔者作为哲学教师，特别重视人生的体验与感悟。因为，真正的优秀很难说是教出来的，而往往是自己悟和养出来的，是一种自我教育和自我塑造。现实的情况是，我们用同样一套教育体系、同样一套课程、同样的教学方法，去教不同的学生，达到的效果却大不相同。大学四年结束之时，当年以相似的高分招收进校的大学生，在同样的学校环境中却迅速地发生分化，大多数人保持在一般状态，而优秀的和落后的则向两个极端迅速分化。同样一个体系对于不同人的作用是非常不一样的。而这里大的差距就在于学生对于学校的教育和环境的作用有非常不同的自我领悟与自我内化。开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从学校的角度看，就是提供一种氛围和条件，而其作用，则要看不同学生对其的认同与追寻。
第二，学生如何才能由被教育者转化为自我教育者？我们过去一直强调“全员育人”，但笔者认为更应注重“全员自育”。只有当每一个大学生都能够自觉地进行自我教育的时候，我们的育人体系才可能发挥作用，否则再好的教育体系对同学们来说无非是一些外在性、强制性和框架性的东西，难以对他们的内在因素发挥实质性的积极作用。这正是实践性文化素质教育体系的关键因素。华中科技大学的172 名同学，以王艾甫先生无意中发现的没有发出的84 张阵亡通知书为线索，为太原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湖北籍烈士寻找亲属，开展“烈士寻亲”活动，在履行国家责任的过程中迅速成长，变得更加成熟。这项活动获得国家有关部门的表彰。后来我们继续开展红色寻访，为赤壁市羊楼洞野战医院的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寻找亲友，寻访改革开放30 年，寻访新中国成立60 年，等等。这些活动把同学们引入到中国社会实践的历史与现实，促进了外部信息向同学们内在心理和社会要素的转换，yin领了他们的思想进步，加速了他们的成长过程。这表明充分认识历史的现代意义，发挥历史事实的教育作用，促进历史意识的现代塑造，对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具有更为直接和重要的意义。
第三，教师如何才能由演员变成导演或教练？课程是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渠道。给大学生上文化素质教育课，教师好像是个演员，在课堂上演讲，学生是听众，二者之间往往存在着主动与被动的巨大反差。即便教师表演得再好，得到了同学们的好评，但如何实现课程内容的内化，把课堂的教育教学变成大学生所特有的实践性活动，仍然是件值得探讨的事情。因此，文化素质教育的作用应当是让同学们成为演员或者运动员，教会他们自己去表演、去提高素养、去创造好的成绩，而教师的角色应当由演员向导演和教练转换。在文化素质教育的课堂或者活动中，教师不应当冲到第一线，而应当在第二线甚至第三线，让学生冲到第一线去实践、去学习、去探索，并从中获得进步。
第四，学校的各种教育资源如何在素质教育的统摄下更好整合？各个学校都有很多资源，分散在学校的各个方面，由各种职能部门管理，如何将它们汇聚起来作为一个有机系统投入到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将各方面的力量汇聚成为一种合力，从不同方面推动文化素质教育的发展，这是当前特别值得研究也需要努力去做的事情。很多学校在这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这里的一个重要办学理念在于，素质教育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的战略性选择，文化素质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突破口，不仅是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的事情，也是全校的事情，学校的各个职能部门都应当把文化素质教育作为自己的工作来抓紧抓好，使学校各方面的力量形成合力，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四、确立新时期文化素质教育的价值取向
新时代文化素质教育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文化素质教育本身的发展方向，只有确立了科学的价值取向，才能保证文化素质教育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我们强调新时代文化素质教育的实践导向，就是要将文化素质教育融入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转化为他们的自觉实践，同时要通过多种形式的文化素质教育活动，把大学生引导到火热的中国社会发展与建设实践，让他们在社会实践中发挥作用，实现价值，增长才干。为此，新时期文化素质教育应当也有必要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坚持全员育人与全员自育相结合。谁是高校教育教学的主体？对此，高等教育界一直存在争论。有人主张教师是主体，也有人主张学生是主体，由此形成了教师主体论和学生主体论。在我们看来，教和学是一个过程的两个基本方面，教师作为教育者，是教育教学的主体，教师对整个教育教学过程起着yin领、把关的主导作用，教师的主体性对教育教学的质量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学生作为受教育者，他们是客体，但并不完全是被动的，因为他们同时也是学习、研究、思考的主体，掌握着学习的进度和质量，决定着学习的效果和水平。一个优秀的教学过程是教师的主体性和学生的主体性都很好发挥并有机结合的过程。没有教师主体性的发挥，则不可能按照预期的目标来培养人；没有学生主体性的发挥，则再好的教师和教育体系也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这就是教和学的辩证法，也是教育和自我教育的辩证法。在文化素质教育中也要特别注意处理好这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让教师和学生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定位。从学校管理的角度看，教师是主导的，优秀的教师应当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他们向着更加积极主动和健康的方向全面发展，以提升大学生的基本素养，实现对于大学生全面自由发展的有效yin领，从而使大学期间的人生为未来人生积累更多的经验和财富，这就是我们说的全员育人指导下的全员自育。要达到这样的要求，对于教师的素质无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甚至可以说，强化素质教育，也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对全体教师文化素质的一种重塑，要求每一个人都不断提升自己的素质。从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大学教师的教师资格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地获得的，而是需要不断充实和提升，不断考核和监督。
第二，坚持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在社会高度分工的条件下，一般来说，大学生终要通过从事一定的专业工作或在一定的行业中服务于社会，所有的素质都要在专业性的工作中得到表现和应用，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因此，素质不是脱离专业而存在的，文化素质教育是专业教育的补充。相应地，素质教育不可能脱离专业教育而孤立地存在，只能依托和贯穿于专业教育和专业学习之中。如果没有了专业，再好的素质也难以发挥作用。文化素质教育应当贯穿于专业教育之中，使专业知识与素养的训练变得更加扎实和丰富。这就要求专业教师具有更高的文化素养，使专业学习具有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使专业训练具有更高的文化品位。
第三，坚持“教练式的教”与“学生自主性的练”相结合。文化素质教育不应当仅仅传授知识，更要求身体力行。因此，文化素质教育不能采取满堂灌式的教，它应该是教练式地教，激发和引导学生自主性地练；不仅在课堂上练，也在实践中练，让师生在生产和生活实践过程中实现良性和健康的互动，让学生在练习中体会到进步、成就与快乐。做一个好的教练对于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实践性的教学也对学生不断提高自我素养提出了要求，提供了空间和机会，有助于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创造力。
第四，坚持规范式教育与个性化学习相结合。今天的中国高校总体上来说还是比较强调教育的整体性、规范性和统一性的，以便保证高等教育的基本质量，这是必要的。但如何在此前提下进一步加强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教育，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则尤为需要探讨。今天的中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型走向了大众型，但这仅仅是从招生比例来说的，并不能成为降低高等教育质量的口实。从高等教育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来看，它仍然承担着培养高端人才的任务，并且仍然应当是精英教育，或者至少应当保持精英品格。精英教育的核心是个性化教育，让每个受教育者能够大限度地发展自己的个性，文化素质教育也应当成为个性化教育的内在组成部分和重要途径。
在新时代拓展和深化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未来的呼唤，它涉及中华民族高端人才的整体素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未来复兴，同时，也是关系到中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强化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实践导向，有助于把大学生的校园学习生活引导到社会实践的广阔天地，极大缩短校园与社会的心理和文化距离，使大学生个体能够更早更好地服务于和融入群体和社会文化体系，增长才干，提升境界，获得更加全面和健康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国高等教育才能够更好发挥其文化传承创新功能，为中华文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
后记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教育部的倡导和组织下，文化素质教育“一呼而起”，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研究与实践探索蓬勃兴盛，而人文讲座则成为其中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线。原华中理工大学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现华中科技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以下简称“基地”）在诸多前辈时贤的鼓舞与关怀下，顺势而为，汇编出版了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师生提供的人文讲座稿，并冠名《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1～6卷）出版后，因其参与学校多、专题涉及广、讲座水平高、思想启迪深，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共鸣，影响巨大。“一花引来百花开”。此后，各高校纷纷推出形式各异的文化素质教育讲座并结集出版演讲稿，将全国高校的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推上新的发展高度。
时隔多年后，我们决定续编《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7～10卷），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向《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1～6卷）致敬，冀图以此来继承与高扬由周远清、季羡林、杨叔子等先生所倡导和开启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理念；其次也是对基地十多年来工作的回顾与总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为，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习总书记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全国高校和广大青年学生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新时期文化素质教育指明了新方向，提出了新要求。一些兄弟高校、一批关注文化素质教育的老领导、老教授和广大热心读者希望我们能继续推出人文启思录。为此，我们不揣谫陋、不畏困难，戮力续编《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
与前6卷的编纂相比，此次续编最大的变化是稿源的单一化，即稿件基本源于在华中科技大学举办的各种人文讲座。华中科技大学致力于“让文化素质教育的旗帜更加鲜艳”，精心打造人文讲座品牌，23年来从无间断。截至2017年6月，基地共举办讲座2185期，一大批专家学者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精彩的报告。本次续编稿件主要来源于2003—2014年举办的1214场讲座。此外，还有部分稿件来源于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当代写作研究中心和研究生院“科学精神与实践”讲座。
此次续编延续了以前一贯的编辑体例和选录要求。第7卷选自2003—2007年的部分演讲；第8卷选自2008—2009年的部分演讲；第9卷选自2010—2012年的部分演讲；第10卷选自2013—2014年的部分演讲。
续编工作由基地主任欧阳康教授组织领导，刘金仿、余东升、索元元、郭玫、曾甘霖等承担具体的选编工作。
续编工作一如既往地得到了学校领导、杨叔子院士及有关专家学者的鼓励、支持和指导，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研究生院提供了一批高水平的稿件，一批学生志愿者做了大量细致的录音整理工作，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者
2017年10月24日
文摘
今天的中国在经济上可以跟西方大国平起平坐，似乎可以喘一口气了，因此我们在文化上力图有所作为，也做了大量的事情。例如，在全世界办了几百个孔子学院，在北京办了奥运会，在上海办了世博会，在广州办了亚运会，等等。因此，我们经常会在媒体里看到中国人的那种豪迈感和喜悦感，我不认为这只是官方的一个宣传，这是集体的感受，在民众当中是有共鸣的。
但是，有这么多振奋人心的事情，也有一些人存在负面情绪。前段时间有本书很火，叫《中国不高兴》，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好事还不高兴呢？其实不高兴有各种内部的原因，各种矛盾导致社会事件频发，以至于我们经常变得很生气、很焦躁、很郁闷，然后就变得很纠结。
近几年里，比较有影响的论述中，有一种说法很吸引人，是说中国现在强大了，在文化上要有所作为，要创建一种新的文明。这种文明在两个意义上是重要的：一是文化自主，我们在文化上要自己做主，不要模仿西方，我们要按自己的价值观和自己的方式来生活；第二，这样一种中国文化，会产生一种示范性，不仅是对中国人有意义，对全世界可能都有启示意义，会创造一种新的未来的文明。我对这样的追求和抱负持尊敬的态度。它的意义在于，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现代生活确实有问题。虽然社会发展很快、生活很富裕，但大家都太看重钱了，比较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心态很焦躁，精神上也很迷茫。学术界有人认为，这是西方现代性的危机或困境。如果中国能创造出另外一种形态的文明模式，或另类现代性，能克服西方现代性的危机，那当然很了不起，不但对中国人有意义，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有重要的意义。要探讨这种可能性，我们首先要看这个崛起是什么意义上的崛起，或者说崛起的原因是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中国这种发展模式是否证明了我们的文化自主性，甚至超越了西方的发展模式，这是要打问号的，这种定论是为时尚早的。
新左派虽然对这种发展方式有批评，但解释是类似的，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结合。左、右两派对中国迅速发展的解释很接近，只是对发展的后果有不同的评价判断。自由派可能比较赞成全球化和市场化，而新左派认为进入全球资本主义的过程造成了严重的负面结果。
当然，最近的情况有了一些变化。新左派学者也常常被称为“批判知识分子”，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一直对这种发展模式有很强烈的批判。但最近他们的批判声音越来越淡化了，似乎越来越多地认同这种发展。所以有一次我开玩笑说：现在“批判知识分子”失踪了，大家都变成了“表扬知识分子”。
问题在于，如果中国的发展实际上主要是借鉴了西方的发展模式，那么这样的崛起在文明和文化的意义上，又有多少中国的独特性可言呢？又如何谈得上文化的自主性呢？现在有些学者提出，虽然我们借鉴了西方的市场经济，但中国的发展在根本上不是照搬西方模式，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以及社会主义文化因素，都在发展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这个解释非常有意思，但接下来就又有了一个问题。因为批判知识分子曾经告诉我们，这个发展有很多负面的后果，如果中国元素对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那么是否也要对发展造成的问题负责呢？
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涉及很多方面。比如GDP，现在我们的GDP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还有其他指标，比如基尼系数，这是衡量社会收入分配平等状况的指数，这个指数越高，社会贫富差距就越大。国际组织认为，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超过0.4，就已经到警戒线了。大概前几年我们已经到了0.48、0.49。在全世界有基尼系数统计的国家里，我们已经排在前10位了，超过了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以这个指标来看待我们的发展，就会产生很大的困扰。中国的发展还带来了其他问题，例如环境问题、诚信危机、道德滑坡等。也就是说，中国的崛起是双面的，一方面有很伟大、很了不起的成就；另外一个方面是负面效应。
中国的发展既有借鉴，又有自己的传统元素和独创，那么发展的成就和问题都有其自身内在的原因。
P246-247
| ISBN | 7568034437,9787568034432 |
|---|---|
| 出版社 |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
| 作者 | 欧阳康 |
| 尺寸 |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