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心理学原理:观点与应用(第三版) 9787544487634

编辑推荐

不同于其他心理学书籍仅仅告诉读者心理学是什么，《社区心理学原理：观点与应用》（第三版）还告诉每一位阅读此书的人，心理学研究能够和应该怎样改善我们的生活，为社会的良性发展提供怎样的支撑。“解决问题”是这本图书的核心。无论你是学生、心理工作者还是社会工作者，只要你是社会的一员，只要你属于某一社区，你就有必要翻开此书。

名人推荐

本书第二版揭示了社区在美国是什么、有哪些困难、它们做了什么而又未能改变什么等问题所蕴含的显而易见或不那么显而易见的心理学意义。这种揭示，无论就广度还是深度而言，均无可比肩。第三版使这一点更加清楚，即我们所谓的“社区”具有明显的渗透
性：在现代高科技的、充满流动性的世界中，社区受到那些距其边界或远或近的心理、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律事件的影响。是的，这是一本由心理学家写的专业著作，但与同类著作相比，它吸收了大量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较之于先前的版本，这一特点在第三版中尤为突出，以至于我很想说，这不仅是一本有关美国社区的书，更是一本有关美国的书。它一方面作为一部专业著作名副其实，另一方面并不枯燥、晦涩。做到这一点实非易事，已然是不小的成就。由头一章（“生活是一出肥皂剧”）开始，各章内容既线索清晰，又充满刺激；引用的文献资料既丰富，又紧扣所阐释的主题。这并不是一本索然无趣的书，而是一本生趣盎然、充满活力的书。它不仅是一部社区心理学导论，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和治疗心理学的研究者都能从中获益，因为本书的本书第二版揭示了社区在美国是什么、有哪些困难、它们做了什么而又未能改变什么等问题所蕴含的显而易见或不那么显而易见的心理学意义。这种揭示，无论就广度还是深度而言，均无可比肩。第三版使这一点更加清楚，即我们所谓的“社区”具有明显的渗透性：在现代高科技的、充满流动性的世界中，社区受到那些距其边界或远或近的心理、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律事件的影响。是的，这是一本由心理学家写的专业著作，但与同类著作相比，它吸收了大量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较之于先前的版本，这一特点在第三版中尤为突出，以至于我很想说，这不仅是一本有关美国社区的书，更是一本有关美国的书。它一方面作为一部专业著作名副其实，另一方面并不枯燥、晦涩。做到这一点实非易事，已然是不小的成就。由头一章（“生活是一出肥皂剧”）开始，各章内容既线索清晰，又充满刺激；引用的文献资料既丰富，又紧扣所阐释的主题。这并不是一本索然无趣的书，而是
一本生趣盎然、本书第二版揭示了社区在美国是什么、有哪些困难、它们做了什么而又未能改变什么等问题所蕴含的显而易见或不那么显而易见的心理学意义。这种揭示，无论就广度还是深度而言，均无可比肩。第三版使这一点更加清楚，即我们所谓的“社区”具有明显的渗透性：在现代高科技的、充满流动性的世界中，社区受到那些距其边界或远或近的心理、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律事件的影响。是的，这是一本由心理学家写的专业著作，但与同类著作相比，它吸收了大量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较之于先前的版本，这一特点在第三版中尤为突出，以至于我很想说，这不仅是一本有关美国社区的书，更是一本有关美国的书。它一方面作为一部专业著作名副其实，另一方面并不枯燥、晦涩。做到这一点实非易事，
已然是不小的成就。由头一章（“生活是一出肥皂剧”）开始，各章内容既线索清晰，又充满刺激；引用的文献资料既丰富，又紧扣所阐释的主题。这并不是一本索然无趣的书，而是一本生趣盎然、充满活力的书。它不仅是一部社区心理学导论，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和治疗心理学的研究者都能从中获益，因为本书的出版（虽未曾明言）对那些打着“专家”的幌子而掩盖其内容大量抄袭、粘贴重复之实（不幸这一事实又被长期忽略）的所谓“专业著作”而言，颇具嘲讽意味。充满活力的书。它不仅是一部社区心理学导论，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和治疗心理学的研究者都能从中获益，因为本书的出版（虽未曾明言）对那些打着“专家”的幌子而掩盖其内容大量抄袭、粘贴重复之实（不幸这一事实又被长期忽略）的所谓“专业著作”而言，颇具嘲讽意味。出版（虽未曾明言）对那些打着“专家”的幌子而掩盖其内容大量抄袭、粘贴重复之实（不幸这一事实又被长期忽略）的所谓“专业著作”而言，颇具嘲讽意味。

——西摩·萨拉森（ＳｅｙｍｏｕｒＢ．Ｓａｒａｓｏｎ）
美国康涅狄格州，斯特拉特福德（Ｓｔｒａｔｆｏｒｄ，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ｃｕｔ）

作者简介

默里?莱文（Murray Levine），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荣誉退休教授。曾在美国心理学会第27分会——美国社区心理学会任职，美国社区心理学奠基人之一，并因此被该学会授予杰出贡献奖。出版心理学著作58部，200多篇论文，是具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家。
道格拉斯?D. 珀金斯（Douglas D. Perkins），美国范德堡大学皮博迪学院人类与组织发展系教授，任该院社区研究中心负责人，该中心在美国社区心理学领域颇有影响。
戴维?V. 珀金斯（David V. Perkins），美国鲍尔州立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译者杨莉萍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社区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社区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心理学会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心理学会质性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期研究社会建构论心理学，关注以社会建构论为方法论导向的心理学质性研究，积极倡导和尝试采用质化方法探索社会心理问题，在心理学专业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社会建构论心理学》等多部教材和著作，主持并完成多项省部级以上重点科研课题，获得省级科研奖多项。2011-2012年赴美国范德堡大学访学，后与本书作者之一道格拉斯·D.珀金斯先生协作开展社区心理学研究。

目录

引 言
社区心理学概述
社区心理学是什么 １
社区心理学不是什么 ２
社区心理学原理 ３
各章内容的组织 ６
第一部分 社区心理学的产生与发展
第一章１１
生活是一出肥皂剧
心理问题的发病率与流行率 １３
机构收容人口 １３
精神卫生门诊医疗 １６
酒精滥用与药物滥用 １８
犯罪行为与受害人 １９
儿童与青少年问题 ２０
医疗问题与慢性病 ２２
专栏１-１ 对健康问题的心理社会适应：生殖器疱疹案例 ２３
天灾人祸 ２５
婚姻和生育 ２６
离婚 ２８
经济与就业 ３０
闲暇时间与价值变迁 ３５
美国社会的孤独感 ３６
专业医疗资源的有限性 ３７
医疗模式的问题 ３９
本章小结 ４２
第二章４４
社区心理学之发端
心理卫生保健在福利制度中的产生 ４５
社区心理卫生运动 ４８
从社区心理卫生运动到社区心理学 ５０
应用社会心理学与反贫困之战的影响 ５２
社区心理卫生运动的主要议题 ５６
去机构化 ５７
专栏２-１ 无家可归者 ５７
住院医疗的社区替代方案 ６０
专栏２-２ 有力的社区支持 ６１
少数民族和其他服务不足群体 ６４
儿童与青少年 ６５
本章小结 ６９
第二部分 社区心理学的理论
第三章７３
一张社区心理学的概念路线图
多伦温德模型 ７３
压力性生活事件 ７４
人与环境 ７５
结果 ７６
专栏３-１ 贫穷、失业与社会问题 ７７
基于多伦温德模型的干预机会 ８１
危机干预 ８１
强化心理调节的干预 ８３
强化情境调节的干预 ８５
诱发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个人心理特点 ８５
增大压力性事件发生风险的情境 ８７
对压力性生活事件的预防 ９０
本章小结 ９１
第四章９３
生态学类比
生态学作为一种范式 ９４
范式转换 ９５
专栏４-１ 生态学视角的社区研究 ９６
对于研究事业的意义 ９９
生态学原理 １００
相互依存 １０２
资源流通 １０３
适应 １０４
专栏４-２ 比利时吉尔的行为环境适应 １０６
自然演替 １０８
专栏４ ３ 中国香港养老住宅产业的繁荣 １０９
心理卫生与司法 １１０
司法作为生态学类比中的一个因素 １１１
适应司法变革 １１３
专栏４-４ 儿童保护法变革的意外后果 １１６
生态学与价值观 １１８
生态学与实践 １１９
本章小结 １２１
第五章１２３
心理学有关环境的五种构念
社会环境对行为和幸福感的影响 １２４
主观社会气氛 １２４
社会角色 １２８
社会资本：社区认知、行为与网络 １３３
物理环境对行为和幸福感的影响 １４０
社会物理环境：行为背景 １４２
专栏５ １ 费尔韦瑟旅舍 １４７
补充：如何看待个体差异的作用 １５１
本章小结 １５３
第六章１５４
标签理论：作为疾病模型的替代品
标签理论发展的社会背景 １５５
标签理论的基本原理 １５５
初级偏常与次级偏常 １５６
文化刻板印象与标签 １５７
何时违反剩余规则可能被贴标签 １５８
诊断与标签理论 １６１
行为被标签同化 １６３
耻辱印记 １６５
利用司法减少污名 １６８
某些警示 １６９
本章小结 １７０
第七章１７２
适应、危机、应对与支持
适应 １７２
危机与神经症 １７４
专栏７-１ 对压力性生活事件的研究 １７７
易感性：一个综合性视角 １８０
应对 １８１
应对的一般特征 １８１
专栏７-２ 波丽安娜与快乐游戏 １８３
危机解决的几个阶段 １８８
化创伤为应力 １８９
应对与宗教 １９１
社会支持 １９１
社会支持的理论与研究 １９２
专栏７-３ 文化语境中的应对与支持 １９６
社会支持研究的新方向 ２０２
专栏７-４ 对于失能者的支持干预 ２０５
本章小结 ２０７
第三部分 社区心理学的应用
第八章２１１
预防
预防领域的基本概念 ２１３
指征性（二级）预防 ２１５
初级心理卫生项目 ２１５
专栏８-１ 对虐童行为的预防：误报问题 ２１７
指征性心理卫生预防的局限性 ２１９
全员性与选择性（初级）预防 ２２１
能力建设 ２２７
专栏８-２ 一场成功的学校变革 ２３１
梯级风险预防 ２３４
专栏８-３ 抢步与领英：一项选择性预防实验 ２３８
艾滋病预防 ２４４
学校作为预防工作开展的重要场所 ２４９
立足于社区的健康促进 ２５０
本章小结 ２５１
第九章２５３
自助团体
自助团体的发展 ２５４
发展的现实原因 ２５６
自助团体的类型 ２５８
自助团体的性质 ２６０
自助团体动力学 ２６２
自助团体与理想家庭模型 ２６３
自助团体如何实现其功能 ２６５
自助与生态学构念 ２７１
自助团体是否有效 ２７４
匿名戒酒者协会与嗜酒者康复 ２７５
一项控制性实验 ２７８
启动自助团体 ２８０
倡议团体 ２８０
本章小结 ２８３
第十章２８４
变革问题
创设新的环境 ２８５
专栏１０-１ 青少年生活中心 ２８８
对既有环境的变革 ２９０
系统理论 ２９０
一阶变革与二阶变革 ２９１
组织的变革、发展与学习 ２９２
变革的成果与满意度目标 ２９５
变革的社会语境 ２９６
有关环境变革的案例研究 ３０１
一个州立精神病院的改革 ３０１
关爱智障人士的司法判决 ３０４
州范围内的计划性变革：得克萨斯教育奇迹 ３０６
本章小结 ３１２
第十一章３１４
学校废除种族隔离：社会层面的干预
奴隶制、种族隔离与美国宪法 ３１６
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及其诉讼策略 ３１７
社会科学理论与种族融合 ３２２
学校废除种族隔离的成功：一个研究案例 ３２５
废除种族隔离之后 ３２８
未来的问题 ３３０
本章小结 ３３１
第十二章３３３
社区发展与社会行动
问题定义的政治学 ３３３
指责受害人 ３３４
悖论与赋权 ３３５
众望所寄的社区 ３３７
社区发展 ３３８
社会行动 ３４６
社会行动的一个范例：爱渠业主协会 ３４７
专栏１２-１ “健康、环境与司法中心”和环境公正运动 ３５１
本章小结 ３５５
第十三章３５７
科学、伦理和社区心理学的未来
生态与科学 ３５７
社区干预的伦理 ３６２
跨学科的社区心理学 ３６５
生态与心理政治效度 ３６７
专栏１３-１ 生态心理政治模型应用于物理环境 ３７０
世界各国的社区心理学 ３７０
本章小结 ３７１
参考文献３７３
人名索引４１４
主题索引４２８
译者后记４３９

序言

中译版前言
我们很高兴与中国的学者、教授和同学们分享《社区心理学原理：观点与应用》这本书。社区心理学在全球范围内已经走过了５０多年的发展历程（Ｐｅｒｋｉｎｓ，２００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几乎占到世界五分之一的大国，有必要了解社区心理学在其他国家的研究、应用和发展情况，并创立属于自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心理学品牌，以便能在特定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成功应对城乡广泛存在的各种社区心理问题。
西方学者对中国社区心理学最早的认识出现于莱文（ＭｕｒｒａｙＬｅｖｉｎｅ）的《社区心理学在亚洲》一文（Ｌｅｖｉｎｅ，１９８９）。虽然那时中国应用心理学关注的重点还局限在教育与发展心理学领域（Ｄｅｗｅｉ，１９８９），对更大范围的环境影响还缺乏清醒的认知，或者说，还没有像本书这样涵盖较大的制度体系和社区层面，但坦白地说，那种针对儿童以预防为主的方案同样也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社区心理学研究的共同特点（见本书第八章）。
然而，不幸的是，在那之后的１８年中，再未看到有关中国社区心理学的研究文献发表。直到２００７年，北京大学的邓世英教授（ＤｅｎｇＳｈｉｙｉｎｇ）与美国社区心理学家鲁萨（ＭａｒｋＲｏｏｓａ）合作，在《美国社区心理学杂志》发表文章，探讨家庭对中学生犯罪行为及社会性发展的影响，那似乎意味着中国大陆心理学向国际社区心理学大家庭的回归，尽管该文重点关注的问题仍是微观系统对儿童个体发展的影响（见本书第三章和第四章）。
此后连续多年，每年至少有一篇有关中国问题的论文在重要的英文社区心理学杂志发表。这些论文的议题非常广泛。２００８年，北京师范大学的刘力（ＬｉｕＬｉ）教授发表了一份质性研究报告，探讨中国人生活质量的社会表征。其中对于尊祖敬宗（ｒｏｏｔｅｄｎｅｓｓ）、人际互惠（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ｎｅｓｓ）、社会参与（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和自由权（ｆｒｅｅｄｏｍ）等概念的讨论与本书内容高度相关。２００９年，西南政法大学的刘建宏（ＬｉｕＪｉａｎｈｏｎｇ）教授和他的美国同事探讨了另一个贯穿本书多章内容的话题（事实上我们在美国也做同一类研究），即犯罪恐惧与当代城市社会生活背景之间的关联性。２０１０年，徐庆文等人（Ｘｕ，Ｐｅｒｋｉｎｓ，＆ Ｃｈｏｗ，２０１０）基于对某个具有代表性的城乡样本的调查研究，发表了《社区意识、邻里和社会资本对于参与地方政治的预测性》一文。２０１１年，又见《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和社区参与研究》发表（Ｐａｌｍｅｒ，Ｐｅｒｋｉｎｓ，＆ Ｘｕ，２０１１）。我们很高兴看到中国社区心理研究者更多参与国际合作，也期盼看到你们更多的成果！
我们相信社区心理学在中国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２０１２年，杨莉萍和珀金斯（Ｙａｎｇ＆ Ｐｅｒｋｉｎｓ，２０１２）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发文，深入分析了中国社区心理学未来发展的机遇和各种阻碍。他们认为，中国社区心理学的未来发展取决于正反两种力量之间的博弈。现在看来，中国心理学会社区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于２０１５年１０月成立，足以慰藉作者当初的乐观。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之所以能够发生，得益于中国著名心理学家黄希庭教授等人的远见卓识，以及一大批关注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心理学家的积极努力。与此同时，杨莉萍和珀金斯在文中描述的那些障碍并未消失。社区心理学在中国的普及与发展仍面临很大阻力，可谓任重而道远。尽快创办属于社区心理学专业委员会自己的刊物，将社区心理学、社区心理健康和应用社会心理学等课程纳入研究生教学计划等举措，将有助于促进该领域的研究进展。我们欢迎中国社区心理学家更多参与国际交流，更多在国际社区心理学刊物如《全球视野中的社区心理学》《全球社区心理学实践杂志》上发表你们的研究成果。此外，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犛犛犆犐）中被摘引的社区心理学专业刊物有《美国社区心理学杂志》《社区心理学杂志》，以及《社区与应用社会心理学杂志》等。总之，社区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具有历史意义，为中国心理学家在该领域开展学术活动提供了重要资源。
同中国内地一样，中国香港的社区心理研究也开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Ｌａｍ ＆Ｈｏ，１９８９），自那以后一直热度不减。例如，有研究者针对香港妇女中心做过一项案例研究，反映了社区研究中的女性主义视角（Ｃｈｅｕｎｇ，１９８９）。香港教育学院心理学与老年学教授郑相德（Ｓｈｅｕｎｇ ＴａｋＣｈｅｎｇ）先后发表过１００多篇论文，让我们见识到一位热忱而勤奋的研究者如何积极推动了社区（和老年）心理学的发展。他在１９９３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报告了一项以香港老年住宅产业的发展为背景的社区心理研究（见本书第四章）。他与同事于２００４年通过对健康老年人的研究，分析和报告了香港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他和马克在２００７年描述和总结了香港不断变化着的社区心理学环境，以此丰富了国际社区心理学的成果。香港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社区心理学家。例如，马克和他的同事（Ｍａ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９）研究过社区意识、社区特征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２０１４年，吴等人（Ｎｇ＆ Ｍａｄｙａｎｉｎｇｒｕｍ，２０１４）发表了一项通过社区教育计划启动社会转型的研究。由于中国的最新政策鼓励发展社区教育和建设学习型社区，这篇文章与中国当前的社会现实相关度较高，具有参考和借鉴价值（Ｚｈａｎｇ＆Ｐｅｒｋｉｎｓ，２０１６）。鉴于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地区的文化和语言的同宗同源，以及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发展，两地心理学家都将受益于更多的互助
意识和合作实践。
正如你们将在本书第十三章读到的，社区心理学已在全球范围内获得稳步发展（Ｈａｎｉｔｉｏ＆ Ｐｅｒｋｉｎｓ，２０１７；Ｐｅｒｋｉｎｓ，２００９；Ｒｅｉｃ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国际社区心理学会从１０年前已开始定期召开会议，而在那之前，北美洲、拉丁美洲、欧洲和大洋洲已多次召开各大洲范围内的国际社区心理学研讨会。社区心理学中包含邻里支持、社会资本（第五章）、社会支持网络（第七章）与互助（第九章）等基本原理。我们相信，世界其他国家的社区心理学家已经准备好与中国同行合作，支持和促进社区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这种发展可能产生于某些学术机构或心理学内部，也可能像其他国家那样，得益于跨学科合作。与社区心理学密切相关的其他学科通常包括社区发展（Ｈａｎｉｔｉｏ＆ Ｐｅｒｋｉｎｓ，２０１７）、教育（Ｚｈａｎｇ＆ Ｐｅｒｋｉｎｓ，２０１６）、政治学、公共行政、社会工作（Ｘｕ，Ｐｅｒｋｉｎｓ，＆ Ｃｈｏｗ，２０１０）、公共卫生、人类学和其他领域的研究等（Ｍａｔ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Ｐｅｒｋｉｎｓ＆Ｓｃｈｅｎｓｕｌ，２０１６）。
最后，我们要向几位中国同行表达诚挚的谢意！首先，感谢本书的译者杨莉萍教授。没有她长达数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不会有眼前这个中文版。我们相信本书的译介能有助于中国社区心理学的发展。杨莉萍教授曾在美国范德堡大学访学一年。２０１３年，她邀请珀金斯（ＤｏｕｇｌａｓＰｅｒｋｉｎｓ）教授到她工作的南京师范大学讲学，并安排和陪同珀金斯教授前往社区参观，以此促进了中美社区心理学研究的交流。
我们还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的张永（ＺｈａｎｇＹｏｎｇ）教授！张永教授致力于将社区心理学与正在不断发展的中国社区教育联系起来。他曾作为中美富布莱特研究学者访问范德堡大学一年，并于２０１７年５月邀请珀金斯及家人访问中国。促成珀金斯教授那次访问的其他学者还有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石伟平（Ｓｈｉ Ｗｅｉ Ｐｉｎｇ）教授，上海纽约大学全球社会工作硕士项目主任徐庆文（ＸｕＱｉｎｇｗｅｎ）教授，以及杭州市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室汪国新（ＷａｎｇＧｕｏｘｉｎ）主任。在此一并向他们致谢！
珀金斯教授于２００７年首次访问中国。当时他带领来自美国范德堡大学的１２名大学生到达中国广西，与当地高校的教师和同学合作开展行动研究。该项目的中国地区负责人是广西工学院的陈耀东（ＣｈｅｎＹａｏｄｏｎｇ）教授。借此机会也向他表达感谢（见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 Ｐｅｒｋｉｎｓ，２００９）！我们对中国社区心理学的兴趣始于本书第一作者莱文１９８７年对中国的那次访问。他受邀去中国讲学和参观，正是与中国教师和校长的座谈使他开始关注中国的社区心理学研究。感谢北京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时任所长林传鼎（ＬｉｎＣｈｕａｎ Ｔｉｎｇ）教授以及该院的李德伟（ＬｉＤｅｗｅｉ）老师等！
我们将这个中文版献给所有曾经合作过的中国同事，以及将来有志于在社区心理学领域从事研究和实践的中国学生和从业者！

文摘

耻辱印记　
造成偏常生涯的最后一个影响因素是附着在精神病人或康复者身上的耻辱印记（参见Ｇｏｆｆｍａｎ，１９６３）。依照舍夫的观点，病人出院回归社区后，曾经是精神病人的耻辱印记会一直伴随着他（或她），就业也因此受到影响。同样重要的是，很多人会根据精神病病史来解释他们现在的行为。当自己的身份受到质疑时，他（或她）会感到很不舒服，而这种不安刚好为对方提供了证据，证实了他们的猜测。这些人很有可能再次入院治疗，因为他（或她）从未完全祛除社会身份的污点。精神疾病所附带的耻辱印记让出院病人长期处在污名化的角色中，从而创造出生涯偏常者（ｃａｒｅｅｒｄｅｖｉａｎｔ）或慢性精神病人的角色。舍夫和戈夫围绕污名对慢性失能的影响作用有过激烈争论。舍夫的标签理论强调这一点，而戈夫相信，人们对精神病康复者的行为反应主要还是基于精神病康复者当前的行为表现。
早些时候，对于曾经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人，除了非正式的约束，他们还会被强加很多正式的社会制裁，他们的自由因此受到很大限制。一个被确诊的精神病人，不管其能力如何，都会被吊销驾照，不能签订商品和服务合同，被禁止结婚，没有资格服兵役。近些时候，残疾人的权利得到了更好的保障（Ｌｅｖｙ，Ｒｕｂｅｎｓｔｅｉｎ，Ｅｎｎｉｓ，＆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１９９６；Ｓｔｅｆａｎ，２００１）。除精神残疾之外，职业和社会性的耻辱印记会带来同样的后果。曾经坐过牢的人携带着类似的耻辱印记。被判刑的成年人会比青少年受到更多的轻蔑。豪厄尔（Ｈｏｗｅｌｌ，１９９６）的研究发现，以成年人身份被定罪并在监狱服刑的青少年与那些接受未成年人司法系统惩罚的青少年相比具有更高的再犯率。在精神康复病人权益保护者看来，耻辱印记是康复病人重新适应社区最大的障碍。
标签理论认为，耻辱印记使人长期难以摆脱精神病人的角色。重要他人总是根据自己对病人过往经历的了解来解释对方的行为。甚至在病人完全康复之后，其生气、厌恶、争论、喜怒无常或者失败仍有可能被解读为精神障碍的持续表现，或者是又一次发病的前期症状。回想罗森汉（Ｒｏｓｅｎｈａｎ，１９７３）的研究报告，假扮病人正常的行为也被医护人员解释成病态的，并在病例中作为心理障碍的症状被记录。出于无聊而踱步被描述成焦虑，为了研究而记笔记被认定为强迫性写作。甚至在假扮病人出院以后，以前的诊断仍然留存，假扮病人在病情缓解期一直携带着“慢性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的标签。借用戈夫曼（Ｇｏｆｆｍａｎ，１９６３）的话说，病人的社会身份彻底“被毁了”（ｓｐｏｉｌｅｄ）。
如果我们对污名化的影响有任何质疑，只需回顾参议员伊格尔顿（ＴｈｏｍａｓＥａｇｌｅｔｏｎ）的例子。在１９７２年的竞选中，伊格尔顿被爆出许多年前曾接受过抑郁性精神障碍（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ｄｉｓｏｒｄｅｒ）的治疗。随后他被取消了副总统的候选资格。尽管在治疗事件发生之后，他已经在公共领导职位上尽职尽责地工作了许多年，发挥了显著作用，但精神障碍的耻辱印记仍然让他失去了竞选副总统的资格。
不只是公众人物受到伤害。我们有一位心理治疗师曾经为一名大约１４岁的男孩提供心理治疗，这个男孩有关成长的问题比别人多一些。若干年后，这个年轻人加入了海军。他顺利完成了基础和专业训练，并在各方面表现优秀。又过了几年，他得到了晋升的机会，海军需要对他的档案进行安全审查。一名海军情报官员联系了他的治疗师，想了解这个男孩几年前接受治疗的原因和性质。
耻辱印记和普通人的生活同样相关。在爱渠危机（ｔｈｅＬｏｖｅＣａｎａｌｃｒｉｓｉｓ）爆发初期，蓝领家庭主动回避那些赶到事发地点给予帮助的心理健康工作者，他们拒绝填写贴有心理健康标签的表格，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紧张的情绪，而是他们担心，如果自己接受帮助的话，邻居会有什么反应。他们想说的是：“我不是疯子！”（Ｇｉｂｂｓ，１９８３）。
即便是一个简单的标签也有可能带来耻辱印记。法学教授斯凯尔斯特伦特（Ｊｕｄｙ ＳｃａｌｅｓＴｒｅｎｔ）是非裔美国人，她的肤色比较浅，很容易被误认为是白种人。她讲述了许多人在得知她是非裔美国人后对她的态度和行为的改变（ＳｃａｌｅｓＴｒｅｎｔ，１９９５）。
耻辱印记是导致生涯偏常最强有力的因素吗？某机构通过田野调查和测量研究表明，最近这些年，美国人对精神障碍患者正变得越来越宽容。这类研究通常首先简单描述不同类型的精神障碍，然后使用量表测量社会距离。量表会询问诸如此类的问题：你能够接受这样一个人住在你的社区吗？你愿意和这个人一起工作吗？你会把自己家的某个房间出租给这个人居住吗？你愿意这个人和你的家人结婚吗？
采用这些方法研究所报告的结果并不一致（Ｓｏｃａｌｌ＆ Ｈｏｌｔｇｒａｖｅｓ，１９９２）。大部分研究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收集数据。其中一类研究，使用人物简介来描述病人，要求被试以纸笔测验的形式完成社会距离量表（Ｓｏｃｉａｌ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ｃａｌｅ）。另一类研究采用面对面访谈的形式，先假设有这样一个精神病人，再询问被试对病人的态度。来自医疗背景或结构的研究人员倾向于使用面对面访谈，利用假设的精神障碍患者作为刺激，结果发现，公众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态度正在改善。而社会科学研究者更喜欢使用自我报告问卷，这些研究一贯报告被试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消极态度（Ｒｏｅｓｓｌｅｒ，Ｓａｌｉｚｅ，＆ Ｖｏｇｅｓ，１９９５；Ｓｏｃａｌｌ＆ Ｈｏｌｔｇｒａｖｅｓ，１９９２）。因此，有关公众态度或乐观或悲观的报告与其说是公众态度的真实反映，不如说是不同研究方法和研究者所接受的不同训练的产物（Ｔｅｂｅｓ，１９８３）。
仅从态度水平上看，至少根据量表分数和自我报告，对智障患者的耻辱印记可能已经由早些年的高水平有所下降（Ｓｋｉｎｎｅｒ，Ｂｅｒｒｙ，Ｇｒｉｆｆｉｔｈ，＆ Ｂｙｅｒｓ，１９９５）。由美国精神病协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和美国精神病患者联盟（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Ｉｌｌ）（参见本书第九章）领导的以减少精神病患者的耻辱印记为目的的公共教育运动对此功不可没。我们对人们表达出来的态度和实际行动之间的关系知之甚少。有关精神疾病问题的公共教育可能影响了人们愿意在问卷上填写什么，但是他们的行动并不总是和他们表达出的态度完全一致。
有研究表明，精神障碍患者的家人与一般民众相比对精神疾病有着更多的宽容。虽然如此，家庭成员仍可能会出于个人考虑隐瞒有家人曾经住院治疗的历史。泰贝斯
（Ｔｅｂｅｓ，１９８３）通过大量文献研究发现，家庭成员经常减少对精神障碍患者的访问频率，并且许多家人不愿意接受患者回归家庭。由耻辱印记造成的排斥和与精神病患者打交道的压力很难清楚地区分开。泰贝斯认为，家人之所以排斥精神病人，主要是因为照料病人会带来身体、经济和心理等多方面的负担。这种解释比强调由耻辱印记造成的排斥似乎更为合理。
那些潜在的邻居、雇主、房东和其他与患者打交道的人的处境与家庭成员有所不同。许多诉讼案件反对分区条例（ｚｏｎｉｎｇｏｒｄｉｎａｎｃｅｓ），即把收容智力残疾人的团体之家（ｇｒｏｕｐｈｏｍｅｓ）赶出居民区。（美国最高法院在１９８５年就判过这样一个案子：得克萨斯州克利伯恩市诉克利伯恩生活中心；ＣｉｔｙｏｆＣｌｅｂｕｒｎｅ，Ｔｅｘａｓｖ．ＣｌｅｂｕｒｎｅＬｉｖｉｎｇＣｅｎｔｅｒ，１９８５。）分区条例的存在反映了社区居民的态度。人们害怕自己受到伤害，害怕自己的房地产贬值，但这些害怕似乎被过于夸大了。
就拿智力缺陷患者来说，研究表明，团体之家的存在根本没有或很少能够影响到附近房地产的价格（Ｗｉｅｎｅｒ，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Ｎｉｅｔｕｐｓｋｉ，１９８２）。研究同样表明，住在团体之家的智力缺陷患者和警察打交道的概率远远低于社区普通居民和警察接触的频率（Ｕｈｌ＆Ｌｅｖｉｎｅ，１９９０）。每当要在一个社区建立团体之家的时候，听到的几乎全是社区反对的声音。建设团体之家的计划很可能因为本地人的反对而搁浅。但是，一旦团体之家建设起来，后续追踪研究表明，邻居们不久之后就会对它变得积极，或者不再关心这件事。假设团体之家的建设真的产生了不良后果，那么，邻里的反对应该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的。因此，最初的态度看似带有偏见，却是基于耻辱印记，而不是以建设团体之家可能带来的真实性后果为依据的。
雇主可能会给有精神病史的雇员贴上耻辱印记，从而使得病人康复之后难以获得工作。布兰德和克莱伯恩（Ｂｒａｎｄ＆ Ｃｌａｉｂｏｒｎ，１９７６）安排四名本科生和两名研究生去应征零售业岗位的空缺。每个学生参加了六次面试。其中，在两次面试中，学生提出自己作为肺结核康复病人的经历，两次面试他们说自己是刑满释放的犯人，另外两次面试，他们把自己描述成精神病康复者。研究者对这些研究助手的衣着言行进行训练，使它们和每种角色一致。研究结果显示，前肺结核病人获得工作的概率达到７５％，而那些自称是刑满释放犯或精神病康复者的学生获得工作的机会为５８％。这表明，虽然雇主有可能雇用精神病康复者去做某些工作，但是在作雇用决定的时候，他们仍然会遇到某些阻碍，尽管这种阻碍并不会比刑满释放犯遭遇的更糟糕。在这项实验中，研究助手应聘的岗位都属于入门级的工作。如果再做重复实验，提供需承担更多责任的岗位，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需要注意的是，舍夫的模型应该适用于任何形式的偏常。
格布哈特和莱文（Ｇｅｂｈａｒｄ＆Ｌｅｖｉｎｅ，１９８５）编造已被雇用者的简历，然后问学习管理的学生，他们是否会提拔这些简历中描述的雇员到某个责任更加重大的岗位。在第一份简历中，雇员被描述三年前曾因为胆囊手术而失去工作；在第二份简历中，雇员被描述成曾因酗酒而失去工作；在第三份简历中，雇员同样被描述成曾因酗酒失去工作，但现在已加入嗜酒者互诫协会（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ｓ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除了这些，三份简历中的其他内容完全相同。结果表明，酗酒者的标签显著减少了雇员获得晋升的机会，即使简历上显示他有着良好的工作表现，并且最近三年都没有发生酗酒问题。这个研究原本假设加入嗜酒者互诫协会有助于消除污名，但该假设最终并未得到证实。
康复病人的社会关系会受到标签效应的影响。佩奇（Ｐａｇｅ___________，１９７７，１９８３）打电话给那些在地方日报刊登房屋出租广告的房东。如果打电话的人承认自己曾经患有某种精神疾病，房东就会立刻丧失积极性。在其中一个研究中，打电话的人仅仅是口吃，但这一事实便已经足以减少对方积极回复电话的可能性（积极回复电话是指告知还有房间可以出租，并且鼓励来电者预约时间去看房子）。换句话说，任何偏常状态都会造成耻辱印记，从而减少偏常者获得积极回应的机会。
佩奇（Ｔｅｂｅｓ，１９８３，ｐｐ．７０—７１）回顾了大量对污名化效应的田野和实验室研究后得出以下结论：
对标签效应的研究显示，在社会互动过程中，被贴上精神障碍标签的人和周围对此作出反应的人，其双方的观念和行为都会受到标签贬低作用的显著影响。这种作用使得被标记者感到被拒绝。一方面，未被标记的社会参与者通常知道对方曾经偏常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被标记的人预期自己会受到他人的排斥和／或者回避，当被标记的人是男性时尤其如此。另一方面，如果康复病人相信，周围人了解自己偏常的历史，他可能会主动疏远别人，而这种行为方式本身就容易诱发拒绝，使问题进一步加重。很显然，只要有可能，精神病康复者就会尽量隐瞒自己的身份。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如戈夫曼（Ｇｏｆｆｍａｎ，１９６３）所说，这样做本身需要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