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奥巴马总统健康政策顾问及作者阿图?葛文德、华人世界身心灵小说女王张德芬感动推荐！
◎从医生视角出发，追问心灵与肉体的关系、医生与病人的关系以及人性与疾病的关系，揭示比治愈疾病更重要的事！
◎因真实和挚诚打动万千读者，引领我们怀着温情与敬意，从“生死课”中体悟生命的尊严与美好。
名人推荐
本书富于启示，充满真情实感。陈医师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少有人知的世界……她的故事感人至深，尤其是在我们凝望死亡时，在医生和患者因直视死亡而感到困惑时，能给予我们温暖的慰藉。
——阿图?葛文德
本书因为故事的真实性，具有动人心魄的力量，同时因为悲天悯人的情怀自然流露，让人备觉温暖。这是一本生命之书，也是一本温暖之书，解释了生命的真相，也给现代人的心灵带来巨大的抚慰。
——张德芬
媒体推荐
本书流淌着炽热的情感……陈医生的故事中蕴含着无穷力量，均衡且完美，每一句话都如导弹般击中读者的内心深处，迸发出炫目的光。
——《纽约时报》
陈医师凭借明澈而坚定的洞察，揭示了隐藏在医疗神话背后的真相，值得我们所有人静心聆听。
——《旧金山新闻》
陈医师凭借外科医生的敏锐和精准，勇敢地面对难题，取得了惊人的效果。她完美地通过了这次“期末考”。
——《纽约邮报》
陈医师用优美而清晰的笔触，生动且坦诚地讲述了一个个重要场景，展现了医生们从学习时期头一次面对死亡，到末尾摒弃个人化情感的整个过程。
——《洛杉矶时报》书评
陈医师用克制而又充满激情的文字，向我们展示了医生们每天都要面对的残酷现实。
——《Elle》杂志
（本书）满怀同情，发人深省。
——《人物》杂志
陈医师温柔、清晰的笔触，仿佛在与亲密的朋友分享自己的想法和关切……叙述中流露出深深的同情和美丽的人性光辉。她对病人的真挚情感，以及她对生死问题的坦率真诚，使本书尤为引人入胜。
——《落基山新闻报》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陈葆琳
陈葆琳，美国著名外科医师，热销书作家，《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毕业于哈佛大学，在耶鲁大学、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完成外科训练，后任职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并于1999年荣膺该校杰出医师奖。陈医师对现代医疗中关于生死的追问发人深省，其作品曾入围或获得美国国家杂志奖等多个奖项。
目录
引 言 1
第一篇 生命的秘密 1
第１章 窃尸贼还是名医 3
第２章 死亡伟大而恣意 35
第３章 凌驾于生死之上的人 57
第二篇 治疗的真相 83
第４章 不为人知的医界成规 85
第５章 谁该为病亡者埋单 105
第６章 可视女子玩具 127
第三篇 临终之美 145
第７章 医生还是神奇魔法师 147
第８章 很遗憾地告知您 169
第９章 “永生者”技艺 197
后 记 219
出版后记 225
序言
引 言
电话另一端传来了埃丽卡的声音，仍旧是我记忆中大学时代的那个清晰的女高音。距离我们上次交谈，已经又过了将近20年，这期间经历了两次住院医生实习、两场婚礼和四个孩子。不过现在，我们这对大学室友再次听到了彼此的声音，这要感谢互联网通信带来的便利。那天下午，埃丽卡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简要地告诉我，她的父亲席林格医生，一名临床心理学家，刚刚去世。“我很想回顾一下过去的那些时光”，她写道。
我还记得埃丽卡的父亲。有一天下午，埃丽卡的父母来到我们宿舍，埃丽卡用我们那台没什么效果的音响放了一张汤米?多尔西的唱片。席林格医生穿着一件藏蓝色的羊毛开衫，鼻梁上低低地架着一副老花眼镜。他从红色塑料沙发上站起身来，挽着埃丽卡的右臂，领着她随着音乐的节拍翩翩起舞。他那希区柯克式的轮廓显得如此轻盈，让我觉得别的父母不可能像他这样跳舞。
埃丽卡在电话中告诉我，她父亲去年被诊断为转移性胃癌。他试着做了几次化疗，却导致了肺纤维化，也就是会让人慢慢陷入窒息的肺部硬化。席林格医生不得不终日躺在床上，稍微使劲儿就很吃力，可他还是要坚持轻声哼歌给埃丽卡八个月大的女儿听。伴随着他的哼唱，埃丽卡的女儿会轻轻扭动身体。每哼完一句，血氧监测仪都会发出警报，但席林格医生却对此置之不理。他不顾埃丽卡的劝阻，继续用柔和的颤音哼唱下去。
后来，席林格医生由于呼吸困难而感到十分痛苦，他示意女儿只想能舒服一些。尽管被诊断为晚期患者，但是他的医生们对这一刻却没有任何准备。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席林格医生不得不向当医生的女儿寻求帮助。他的医生甚至没来病房看看，是埃丽卡要来了吗啡。她知道这种药能缓解父亲的痛苦，同时也会抑制他的自主呼吸。
一个月之后和我说起当时的情景，埃丽卡哭了，她想起了自己那一刻肩负的责任。她问我，“你知道在最后几个月里，我们提过几次‘死亡’这个词吗？”我猜不出来。只要是受过一些医学训练的人，谁都能看出席林格医生是一位临终患者。
“一次，”她那清澈的嗓音忍不住颤抖，“只有一位医生和我们谈过死亡。除此之外，其他所有人都在谈如何对我父亲进行治疗。”埃丽卡停了一会儿，然后问我，“面对临终患者，我们怎么会做得这么差劲？”
20 年前报考医学院时，我认为自己将来的工作是拯救生命。就像想象中的英雄医生们一样，我每天都会庆祝自己击败了死亡，看到自己挽救的患者一个接一个地回来看我，他们全都精神饱满，面带微笑，热情洋溢地向我道谢。我没有想到，死亡会与我的工作如此形影不离。
这个职业最大的魅力就是拥有医治疾病的力量，很少有年轻的医学院学生会梦想着去照顾临终患者。但在一个超过90% 的人都将死于慢性疾病的社会，医生已经成了生命最后阶段的卫士，必须帮助临终患者和他们的家人度过艰难的最后时日。大部分患者和家属都期待医生能够宽慰他们，为他们提供这方面的帮助。对医生来说，如何照顾处于生命最后阶段的人们，正像本书的书名一样，是我们最后一场考试。
遗憾的是，很少有医生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答案。
和大部分同事一样，我进入医学领域时，并未充分做好照顾临终患者的准备。我过去从来没有照顾过临终患者，而且像许多医生一样，我也曾经深深地憎恶死亡。尽管如此，在将近十五年的学习和训练过程中，我不得不反复面对死亡。从许多老师和同事那里，我学会了在面对临终患者时要忽略或抑制人类所共有的情感，仿佛这样就能成为一名更好的医生。从在解剖实验室里第一次面对死亡时起，这些否认和漠视人性的课程就已经开始了，在繁忙琐碎的住院医生训练和工作中，它又将不断得到强化。
学会甚至最终开始模仿这种应对方法之后，我发现自己总是处在令人困扰的矛盾之中，而且这种矛盾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激烈。我没有勇气给临终的朋友打电话；我难以忘记有一位年轻的患者离世前曾经饱受痛苦；按照指示将尸体的骨盆锯成两半时，我也无法遏止自己对她产生人类所共有的同情。每次面对死亡，这些微小却影响深远的时刻，都会放大和清晰起来，直到我发现，恐惧和训练中学会的方法只能使我陷入无能为力的境地。认识到这些令人痛苦的后果和自己的矛盾之后，我开始摆脱过去学到的应对方法。在失去患者的痛苦中，我明白了自己也许能做一些比医治疾病更了不起的事情。我可以宽慰患者和他们的家人，也能反过来从他们那里学到一些宝贵的经验。
我把自己面对死亡的经历都汇集在这本书里。本书记录了我个人在15 年临床工作过程中对医学教育和临终关怀等诸多问题的反思。“第一篇 生命的秘密”主要记述了我在医学院学习期间学到的与死亡相关的一些早期课程：尸体解剖、第一次抢救以及第一次宣告死亡。对刚入门不久的医学院学生和实习医生来说，最初的这些经历经常迫使他们在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或情绪准备的情况下，面对一些最艰难，或者说是最恐怖的医学挑战。年轻的医生们从这些经历中获得的教训为他们未来的工作奠定了基调。
“第二篇 治疗的真相”探索了医疗的核心，揭示出我们这一行业面对临终患者的方式不仅确实存在，而且还在不断地自我延续。医学领域中有一个本质上的悖论：这个行业以照顾患者为前提，却又从机制上否认临终患者的感受。不过从临床工作的日常节奏来看，这一现象背后却又有其内在逻辑。对临床战壕中的步兵来说，逃避与患者进行艰难的沟通，以及对晚期患者加大治疗力度等看似不人道或残忍的行为，又可能是完全符合理性的。这种逻辑强大到几乎无法撼动，至少对于从事临床实践的住院医生而言是这样。
“第三篇 临终之美”指出，改变其实是可能发生的。从每位医生实际工作的微观世界到整个医疗行业，在医生如何照顾临终患者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微小却足以给人带来希望的改变。这些改变并不仅仅是我们对过去的职业训练和教育进行反思所带来的成果，它也要求我们认清自己终将死亡的命运以及我们与患者所共有的感情。
不论对医生来说，还是对普通人来说，接受自己终将死去的现实可能都是最艰巨的任务。正如弗洛伊德曾经写的，“潜意识里，我们每个人都坚信自己不会死。”我们从事日常活动时，几乎不可能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是有限的。……。弗洛伊德继续写道：
我们记得这句老话：“欲求和平，必先备战。”这句话也可以改写成：“欲求忍耐生命，必先准备死亡。”
为死亡做好准备，可能是所有考试中最难的一场，不过这场考试最终会帮助我们得以从容地活下去。
后记
我把初稿发给编辑的半个小时之后，收件箱里弹出了一封题为“关于肝脏和肿瘤专家的咨询”的电子邮件。发件人是多丽娜，她是一位教授，在我毕业的大学教授人类学。
我经常会收到类似的电子邮件。我喜欢自己的职业，像这样免费提供一些医疗建议，而且不需要让“患者们”等待，能给我带来一种打擦边球的乐趣。而且，与我帮过的所有朋友和亲人相比，帮助过去的老师会让我感到更为欣慰。
第一次听说多丽娜是在星期天的早午餐上。我和大学里的朋友们把用餐时间的社交活动和拖延症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坚信自己是在这里练习重要的对话技能。周日的早午餐是这些讨论会的制高点，这一天我们的对话会一直持续，下午两点的打烊时间后也不会停止，直到五点，对更加敬业的学生们来说，此时已经是晚餐时间。我们的讨论有时会关注政治，也有时会谈到朋友们的约会。我刚上大二那年的某个星期天下午，一位朋友谈起多丽娜。
“葆琳，”她说，“你一定要去听一次多丽娜的课。她真让人佩服。她能改变你的思维方式，而且，”我的朋友把嗓音压低，耳语着对我说，“她还特别酷。”
在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云集的校园里，在课程目录的厚度几乎可以与我们的教科书相媲美的情况下，这位朋友的建议值得认真考虑。我查到了多丽娜的课表，然后去上她的下一堂课。
我属于那种在上课期间，思绪有严重漫游倾向的大学生之一。但是在那一个小时里，我几乎无法将自己的注意力从多丽娜身上离开一小会儿，甚至连记笔记的时间都不够。她先介绍了这一领域普遍接受的理论，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不动声色地从各个角度进行阐释，很快便用组织巧妙的想法取代了过时的旧范式。即使在人才济济的大学里，多丽娜也很出众。她是这所大学中为数不多的亚裔美国教授之一，总穿着一身黑衣，留着一头不对称式的发型。快讲完课时，她便踩着那双像锥子一样的细高跟鞋，小跑着离开讲台。
之后的四年里，我尽可能多上多丽娜的课。有一年，我邀请她到我的宿舍参加师生晚宴。在我们的餐厅迎接她时，我很好奇这位聪慧的教授能否习惯大学生的饭菜。通过用餐期间的交谈，我了解到她的生活方式和我一样，亚洲的和美洲的元素奇妙地混合在一起。而且她能像谈论父母、服饰和食物一样轻松地谈论政治和阐释学。她常将各种话题混在一起谈论，十分令人着迷。
她提到当时在做的一个项目，认为根据我们的对话来看，我可能会感兴趣。“我正在研究的，亚裔美国人在时尚和戏剧中被刻画成什么形象，”她边说边将餐叉放到晚餐的鸡肉、土豆泥和橄榄青豆糊中。“具体地说，我正在调查种族、性别以及国籍的神话是如何塑造亚裔美国人的形象的。”
我无法回应。在餐厅练习妙趣横生、才智闪烁的对话的所有那些时间都变成了泡影。
在面对青年时期的存在性焦虑的过程中，多丽娜成了我的导师、大姐姐、朋友以及摇滚明星，她把这些角色都集于一身。她就是活生生的证据，证明我能够成为自己期望的角色，尽管父母亲对我充满担忧，同辈人带来了严峻挑战。在她把我当作她的“女斗士”之一后，任何事情对我来说都是有可能实现的。
毕业之后，我与多丽娜见过一次面，但之后就失去了联系，直到我完成外科训练之后。过去的几年中，我们偶尔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她现在是一位备受尊崇的人类学教授，同时也是两部优秀著作的作者和一位获过奖的剧作家。我是她昔日的学生，成了一名外科医生。虽然她的作品与手术没有一点关系，我仍然被多丽娜的写作所吸引。我时常翻看她的著作，想象自己再一次回到了她的课堂。我能听见她的声音，不断阐述和重新组织，吸引我松散的思绪，直到我的思维比以往都要更坚定。然后，她会再开始阐释下一个段落，仿佛她作为我导师永远都不会停止工作。
多丽娜的电子邮件以道歉开始。“非常感谢你的圣诞卡片，很抱歉我没有及时回复。”她一个月前就觉得身体不适，最终去找医生给她做了一些检查。
“结果显示，我的肝脏上有一些看上去比较可疑的肿块。”第二段这样开始。我把这些话重读了一遍，没看懂它们真正的含义。我摆弄着电脑，仿佛是它破坏了正在传输的信息。
“结果显示，我的肝脏上有一些看上去比较可疑的肿块。”我屏住呼吸，起初大脑感觉轻飘飘的，我不得不抓紧座椅，之后大脑又感觉胀得满满的，仿佛快要爆炸了一样。我继续读下去，“我今天去做了血液和超声波检查，”她继续写道，“医生觉得像是肝癌。”
读完电子邮件，我又感到了大脑里那种熟悉的压力，到晚上就变成了严重的头痛，连盥洗室壁橱里的泰诺都对它束手无策。……。我把她的病情介绍给其他医生，但是思绪却飞快地飘向未来。我努力让自己的思绪停止飞奔，却没有按钮可以按，也没有其他办法。我看见肿瘤在侵蚀她的肝脏，还会吐出贪婪的产物，去侵蚀她的肠道和肺部。我看见顽固的肿瘤渗漏出毒性液体，会导致她腹部肿胀。我看到了结局，知道这是自己无法阻止的。
当悲伤再一次袭来，我一直在想：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们无法消除失去带来的痛苦。无论是患者还是亲人，他们的离去永远都令人难以承受。我们可以改革，可以制定新的政策，甚至也能著书立说，但要改变临终关怀的现状，我们对死亡的职业性恐惧和厌恶是最大的障碍，并且也是最根本的人性上的障碍。照看临终患者，会使我们感到深切的悲伤。对死亡的反感往往使我们陷入惰性和否认的状态。
为了帮助多丽娜，我打了许多次电话，发了很多封电子邮件，所有这些努力都无法缓解我的悲伤，但这样做能阻止我无休止地坠入悲伤的深渊。照顾处于生命末期的患者的新标准为我提供了可供依靠的路标，尽管我仍旧被笼罩在绝望之中。虽然我的第一反应是想否认或逃避，但医疗行业的政策变化促使我去尝试面对事实。通过写作这本书，我终于得以深入认识了自己的焦虑：了解了它的根源所在，它长久以来的持续存在，以及它对我们带来的严重伤害。最后，承认死亡让我得到了解脱，无论是多丽娜的还是我自己的，只有这样我才能陪伴在自己深爱的大学导师身旁。
经过十天的痛苦等待，多项进一步检查的结果显示，多丽娜肝脏的肿块是一种罕见的良性肿瘤。她在给我的邮件中写道：
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对你的感谢，是你帮我重新找回了过去的生活。如果说我从这次经历中有所收获，那就是它告诉了我朋友是多么珍贵。这份情谊令我感动，为我增添了活下去的勇气，我不知道如何用语言来表达对你的感谢。拥有你这样的朋友真是太好了，就像日语所说的“承蒙惦念，深感荣幸”。
惦念对方，照顾他、为他减轻痛苦或者陪伴在他身边，可能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不仅作为朋友是这样，作为医生也是如此。
最终能够做到这一点时，我们便成了真正的治愈者。
文摘
第一篇 生命的秘密
第1 章 窃尸贼还是名医？
我碰到第一位正式的“患者”，是在她去世一年多以后。
20 世纪80 年代，我终于从医学院的预科生变成了一名羽翼渐丰的医学院学生。那个夏末，从宿舍的窗户，我可以望见广阔的密歇根湖。湖面上总是点缀着点点帆船，还有一些引人注目的跑步者轻声低语着沿芝加哥这边的湖岸轻快地慢跑。不过我却很少眺望窗外的怡人景色，因为我的脑子想的全都是接下来的任务：我和同学们马上就要进行人体解剖了。
在这个九月之前，我仅有一次看到逝者的遗体，是在阿公的葬礼上。20 世纪初，阿公在台湾一个闭塞的农家长大成人。他好不容易才读完高中，不过到中年时便已经在台北最繁华的地段拥有了一家珠宝店，还培养五个孩子上了大学。阿公从小讲闽南语，不过他还自学了普通话和日语。这些语言、方言之间的不同毫不亚于德语、英语和法语的差异。
阿公深爱我的母亲，也就是他的第一个孩子，对她的呵护近乎溺爱。作为母亲的第一个孩子，我也拥有特殊地位，常沐浴到他慈爱的光辉。不过可惜我在美国长大，虽然能听懂闽南语，但我只会讲掺杂了英语和普通话的“中式英语”。而且我与阿公一直相距半个地球，直到我上高中以后，他才移到美国定居。因此我虽然很爱阿公，但与他的关系却总是显得有些平淡。
在我读大学预科二年级的那年秋天，阿公去世了。在前一个周末，父母曾在电话中提起，阿公身体更差了，很可能“熬不过去了”。一个星期之后，他们便再次打来电话，告诉我阿公已经去世。
母亲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内心充满自责与悔恨。后来我才知道，病人离世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的亲属常常会在感情上受到这样的折磨。我在葬礼上虽然也很怀念阿公，但对应该如何度过生命中的这一阶段，以及如何安抚母亲的过度悲伤，我却十分茫然。阿公弥留之际，我并不在场。之前去探望他时，阿公还健在，可下一次再见时，阿公却已在棺材里安息。这一切都让我觉得阿公的离世极不真实。葬礼并不是很长，但身着黑衣的哀悼行列和心里那种不安的感觉却似乎永远不会消失。
最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棺材里的阿公看起来一点也不真切。尽管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已经尽了力，但躺在棺材里的看起来只像是阿公的模型，就像杜莎夫人蜡像馆里的蜡像。他那熟悉的脸庞和身躯都不复存在，所有亲戚都熟悉的他那轮廓酷似吉米?杜兰特的鼻子，现在也变了模样。他的鼻孔看起来不再那么结实，甚至有点塌了下来，就像一艘曾经威武航行的帆船失去了风的动力。
即使专业人员用尽化妆品和化妆技巧，也无法重现阿公的容貌，这个事实只强调了一件事：阿公真的死了，他已经离开了我们的生活。这次葬礼、父母为了通知阿公去世而打来的电话，还有母亲的悲伤留给我的记忆，就是上医学院之前我对死亡最直接的印象。
医学院的170 名同学当中，很少人比我经历过更多，我们都是在这一学期的人体解剖课上才第一次真正接触死亡。有一名同学之前曾经在医院太平间打过工，还有一名同学在伊利诺伊州的一家肉类加工厂打过工（他后来成了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他们都是罕见的例外。实际上，进入医学院前的那个夏天，我们大部分人都因为要进行人体解剖而感到恐惧和焦躁。
在医学院的迎新周里，我终于向其他同样焦虑不安的同学吐露了自己对解剖的恐惧。人体解剖很快就成了社交活动中最常被谈到的话题。曾经在太平间工作过的那位同学是大家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我一直想弄明白，尸体看起来到底是像活人还是更像蜡像。我暗自希望它们至少看上去和去世的阿公一样缺乏真实感。因为我觉得看起来越不像活人，解剖也会越容易。我们在迎新会上向高年级的学生询问他们前一年的经验，“最好穿上旧T 恤和旧牛仔裤，”他们边说边漫不经心地喝上一口饮料，“上完这学期的课，你们就会想扔掉这些衣服，因为味儿太大了。”我记下了他们的经验之谈，脑海中不断回放着他们满不在乎的表情。我们的衣服会沾上什么味儿呢？是尸体的气味吗?
从大约15 年前开始考虑走上这条路的那一刻开始，我便期望着自己能用专业知识去治病救人。我的大部分同学也是如此。我们是一个奇特的群体，既充满理想主义精神，又拥有高度的专注力和超强的竞争意识，因此才能通过严格的医学预科课程。虽然可能也有一些同学的目标是获得经济保障，或者期望借此实现某种生活方式，但大部分人的初衷都是想学习如何挽救生命。
◎奥巴马总统健康政策顾问及作者阿图?葛文德、华人世界身心灵小说女王张德芬感动推荐！
◎从医生视角出发，追问心灵与肉体的关系、医生与病人的关系以及人性与疾病的关系，揭示比治愈疾病更重要的事！
◎因真实和挚诚打动万千读者，引领我们怀着温情与敬意，从“生死课”中体悟生命的尊严与美好。
名人推荐
本书富于启示，充满真情实感。陈医师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少有人知的世界……她的故事感人至深，尤其是在我们凝望死亡时，在医生和患者因直视死亡而感到困惑时，能给予我们温暖的慰藉。
——阿图?葛文德
本书因为故事的真实性，具有动人心魄的力量，同时因为悲天悯人的情怀自然流露，让人备觉温暖。这是一本生命之书，也是一本温暖之书，解释了生命的真相，也给现代人的心灵带来巨大的抚慰。
——张德芬
媒体推荐
本书流淌着炽热的情感……陈医生的故事中蕴含着无穷力量，均衡且完美，每一句话都如导弹般击中读者的内心深处，迸发出炫目的光。
——《纽约时报》
陈医师凭借明澈而坚定的洞察，揭示了隐藏在医疗神话背后的真相，值得我们所有人静心聆听。
——《旧金山新闻》
陈医师凭借外科医生的敏锐和精准，勇敢地面对难题，取得了惊人的效果。她完美地通过了这次“期末考”。
——《纽约邮报》
陈医师用优美而清晰的笔触，生动且坦诚地讲述了一个个重要场景，展现了医生们从学习时期头一次面对死亡，到末尾摒弃个人化情感的整个过程。
——《洛杉矶时报》书评
陈医师用克制而又充满激情的文字，向我们展示了医生们每天都要面对的残酷现实。
——《Elle》杂志
（本书）满怀同情，发人深省。
——《人物》杂志
陈医师温柔、清晰的笔触，仿佛在与亲密的朋友分享自己的想法和关切……叙述中流露出深深的同情和美丽的人性光辉。她对病人的真挚情感，以及她对生死问题的坦率真诚，使本书尤为引人入胜。
——《落基山新闻报》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陈葆琳
陈葆琳，美国著名外科医师，热销书作家，《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毕业于哈佛大学，在耶鲁大学、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完成外科训练，后任职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并于1999年荣膺该校杰出医师奖。陈医师对现代医疗中关于生死的追问发人深省，其作品曾入围或获得美国国家杂志奖等多个奖项。
目录
引 言 1
第一篇 生命的秘密 1
第１章 窃尸贼还是名医 3
第２章 死亡伟大而恣意 35
第３章 凌驾于生死之上的人 57
第二篇 治疗的真相 83
第４章 不为人知的医界成规 85
第５章 谁该为病亡者埋单 105
第６章 可视女子玩具 127
第三篇 临终之美 145
第７章 医生还是神奇魔法师 147
第８章 很遗憾地告知您 169
第９章 “永生者”技艺 197
后 记 219
出版后记 225
序言
引 言
电话另一端传来了埃丽卡的声音，仍旧是我记忆中大学时代的那个清晰的女高音。距离我们上次交谈，已经又过了将近20年，这期间经历了两次住院医生实习、两场婚礼和四个孩子。不过现在，我们这对大学室友再次听到了彼此的声音，这要感谢互联网通信带来的便利。那天下午，埃丽卡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简要地告诉我，她的父亲席林格医生，一名临床心理学家，刚刚去世。“我很想回顾一下过去的那些时光”，她写道。
我还记得埃丽卡的父亲。有一天下午，埃丽卡的父母来到我们宿舍，埃丽卡用我们那台没什么效果的音响放了一张汤米?多尔西的唱片。席林格医生穿着一件藏蓝色的羊毛开衫，鼻梁上低低地架着一副老花眼镜。他从红色塑料沙发上站起身来，挽着埃丽卡的右臂，领着她随着音乐的节拍翩翩起舞。他那希区柯克式的轮廓显得如此轻盈，让我觉得别的父母不可能像他这样跳舞。
埃丽卡在电话中告诉我，她父亲去年被诊断为转移性胃癌。他试着做了几次化疗，却导致了肺纤维化，也就是会让人慢慢陷入窒息的肺部硬化。席林格医生不得不终日躺在床上，稍微使劲儿就很吃力，可他还是要坚持轻声哼歌给埃丽卡八个月大的女儿听。伴随着他的哼唱，埃丽卡的女儿会轻轻扭动身体。每哼完一句，血氧监测仪都会发出警报，但席林格医生却对此置之不理。他不顾埃丽卡的劝阻，继续用柔和的颤音哼唱下去。
后来，席林格医生由于呼吸困难而感到十分痛苦，他示意女儿只想能舒服一些。尽管被诊断为晚期患者，但是他的医生们对这一刻却没有任何准备。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席林格医生不得不向当医生的女儿寻求帮助。他的医生甚至没来病房看看，是埃丽卡要来了吗啡。她知道这种药能缓解父亲的痛苦，同时也会抑制他的自主呼吸。
一个月之后和我说起当时的情景，埃丽卡哭了，她想起了自己那一刻肩负的责任。她问我，“你知道在最后几个月里，我们提过几次‘死亡’这个词吗？”我猜不出来。只要是受过一些医学训练的人，谁都能看出席林格医生是一位临终患者。
“一次，”她那清澈的嗓音忍不住颤抖，“只有一位医生和我们谈过死亡。除此之外，其他所有人都在谈如何对我父亲进行治疗。”埃丽卡停了一会儿，然后问我，“面对临终患者，我们怎么会做得这么差劲？”
20 年前报考医学院时，我认为自己将来的工作是拯救生命。就像想象中的英雄医生们一样，我每天都会庆祝自己击败了死亡，看到自己挽救的患者一个接一个地回来看我，他们全都精神饱满，面带微笑，热情洋溢地向我道谢。我没有想到，死亡会与我的工作如此形影不离。
这个职业最大的魅力就是拥有医治疾病的力量，很少有年轻的医学院学生会梦想着去照顾临终患者。但在一个超过90% 的人都将死于慢性疾病的社会，医生已经成了生命最后阶段的卫士，必须帮助临终患者和他们的家人度过艰难的最后时日。大部分患者和家属都期待医生能够宽慰他们，为他们提供这方面的帮助。对医生来说，如何照顾处于生命最后阶段的人们，正像本书的书名一样，是我们最后一场考试。
遗憾的是，很少有医生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答案。
和大部分同事一样，我进入医学领域时，并未充分做好照顾临终患者的准备。我过去从来没有照顾过临终患者，而且像许多医生一样，我也曾经深深地憎恶死亡。尽管如此，在将近十五年的学习和训练过程中，我不得不反复面对死亡。从许多老师和同事那里，我学会了在面对临终患者时要忽略或抑制人类所共有的情感，仿佛这样就能成为一名更好的医生。从在解剖实验室里第一次面对死亡时起，这些否认和漠视人性的课程就已经开始了，在繁忙琐碎的住院医生训练和工作中，它又将不断得到强化。
学会甚至最终开始模仿这种应对方法之后，我发现自己总是处在令人困扰的矛盾之中，而且这种矛盾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激烈。我没有勇气给临终的朋友打电话；我难以忘记有一位年轻的患者离世前曾经饱受痛苦；按照指示将尸体的骨盆锯成两半时，我也无法遏止自己对她产生人类所共有的同情。每次面对死亡，这些微小却影响深远的时刻，都会放大和清晰起来，直到我发现，恐惧和训练中学会的方法只能使我陷入无能为力的境地。认识到这些令人痛苦的后果和自己的矛盾之后，我开始摆脱过去学到的应对方法。在失去患者的痛苦中，我明白了自己也许能做一些比医治疾病更了不起的事情。我可以宽慰患者和他们的家人，也能反过来从他们那里学到一些宝贵的经验。
我把自己面对死亡的经历都汇集在这本书里。本书记录了我个人在15 年临床工作过程中对医学教育和临终关怀等诸多问题的反思。“第一篇 生命的秘密”主要记述了我在医学院学习期间学到的与死亡相关的一些早期课程：尸体解剖、第一次抢救以及第一次宣告死亡。对刚入门不久的医学院学生和实习医生来说，最初的这些经历经常迫使他们在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或情绪准备的情况下，面对一些最艰难，或者说是最恐怖的医学挑战。年轻的医生们从这些经历中获得的教训为他们未来的工作奠定了基调。
“第二篇 治疗的真相”探索了医疗的核心，揭示出我们这一行业面对临终患者的方式不仅确实存在，而且还在不断地自我延续。医学领域中有一个本质上的悖论：这个行业以照顾患者为前提，却又从机制上否认临终患者的感受。不过从临床工作的日常节奏来看，这一现象背后却又有其内在逻辑。对临床战壕中的步兵来说，逃避与患者进行艰难的沟通，以及对晚期患者加大治疗力度等看似不人道或残忍的行为，又可能是完全符合理性的。这种逻辑强大到几乎无法撼动，至少对于从事临床实践的住院医生而言是这样。
“第三篇 临终之美”指出，改变其实是可能发生的。从每位医生实际工作的微观世界到整个医疗行业，在医生如何照顾临终患者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微小却足以给人带来希望的改变。这些改变并不仅仅是我们对过去的职业训练和教育进行反思所带来的成果，它也要求我们认清自己终将死亡的命运以及我们与患者所共有的感情。
不论对医生来说，还是对普通人来说，接受自己终将死去的现实可能都是最艰巨的任务。正如弗洛伊德曾经写的，“潜意识里，我们每个人都坚信自己不会死。”我们从事日常活动时，几乎不可能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是有限的。……。弗洛伊德继续写道：
我们记得这句老话：“欲求和平，必先备战。”这句话也可以改写成：“欲求忍耐生命，必先准备死亡。”
为死亡做好准备，可能是所有考试中最难的一场，不过这场考试最终会帮助我们得以从容地活下去。
后记
我把初稿发给编辑的半个小时之后，收件箱里弹出了一封题为“关于肝脏和肿瘤专家的咨询”的电子邮件。发件人是多丽娜，她是一位教授，在我毕业的大学教授人类学。
我经常会收到类似的电子邮件。我喜欢自己的职业，像这样免费提供一些医疗建议，而且不需要让“患者们”等待，能给我带来一种打擦边球的乐趣。而且，与我帮过的所有朋友和亲人相比，帮助过去的老师会让我感到更为欣慰。
第一次听说多丽娜是在星期天的早午餐上。我和大学里的朋友们把用餐时间的社交活动和拖延症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坚信自己是在这里练习重要的对话技能。周日的早午餐是这些讨论会的制高点，这一天我们的对话会一直持续，下午两点的打烊时间后也不会停止，直到五点，对更加敬业的学生们来说，此时已经是晚餐时间。我们的讨论有时会关注政治，也有时会谈到朋友们的约会。我刚上大二那年的某个星期天下午，一位朋友谈起多丽娜。
“葆琳，”她说，“你一定要去听一次多丽娜的课。她真让人佩服。她能改变你的思维方式，而且，”我的朋友把嗓音压低，耳语着对我说，“她还特别酷。”
在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云集的校园里，在课程目录的厚度几乎可以与我们的教科书相媲美的情况下，这位朋友的建议值得认真考虑。我查到了多丽娜的课表，然后去上她的下一堂课。
我属于那种在上课期间，思绪有严重漫游倾向的大学生之一。但是在那一个小时里，我几乎无法将自己的注意力从多丽娜身上离开一小会儿，甚至连记笔记的时间都不够。她先介绍了这一领域普遍接受的理论，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不动声色地从各个角度进行阐释，很快便用组织巧妙的想法取代了过时的旧范式。即使在人才济济的大学里，多丽娜也很出众。她是这所大学中为数不多的亚裔美国教授之一，总穿着一身黑衣，留着一头不对称式的发型。快讲完课时，她便踩着那双像锥子一样的细高跟鞋，小跑着离开讲台。
之后的四年里，我尽可能多上多丽娜的课。有一年，我邀请她到我的宿舍参加师生晚宴。在我们的餐厅迎接她时，我很好奇这位聪慧的教授能否习惯大学生的饭菜。通过用餐期间的交谈，我了解到她的生活方式和我一样，亚洲的和美洲的元素奇妙地混合在一起。而且她能像谈论父母、服饰和食物一样轻松地谈论政治和阐释学。她常将各种话题混在一起谈论，十分令人着迷。
她提到当时在做的一个项目，认为根据我们的对话来看，我可能会感兴趣。“我正在研究的，亚裔美国人在时尚和戏剧中被刻画成什么形象，”她边说边将餐叉放到晚餐的鸡肉、土豆泥和橄榄青豆糊中。“具体地说，我正在调查种族、性别以及国籍的神话是如何塑造亚裔美国人的形象的。”
我无法回应。在餐厅练习妙趣横生、才智闪烁的对话的所有那些时间都变成了泡影。
在面对青年时期的存在性焦虑的过程中，多丽娜成了我的导师、大姐姐、朋友以及摇滚明星，她把这些角色都集于一身。她就是活生生的证据，证明我能够成为自己期望的角色，尽管父母亲对我充满担忧，同辈人带来了严峻挑战。在她把我当作她的“女斗士”之一后，任何事情对我来说都是有可能实现的。
毕业之后，我与多丽娜见过一次面，但之后就失去了联系，直到我完成外科训练之后。过去的几年中，我们偶尔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她现在是一位备受尊崇的人类学教授，同时也是两部优秀著作的作者和一位获过奖的剧作家。我是她昔日的学生，成了一名外科医生。虽然她的作品与手术没有一点关系，我仍然被多丽娜的写作所吸引。我时常翻看她的著作，想象自己再一次回到了她的课堂。我能听见她的声音，不断阐述和重新组织，吸引我松散的思绪，直到我的思维比以往都要更坚定。然后，她会再开始阐释下一个段落，仿佛她作为我导师永远都不会停止工作。
多丽娜的电子邮件以道歉开始。“非常感谢你的圣诞卡片，很抱歉我没有及时回复。”她一个月前就觉得身体不适，最终去找医生给她做了一些检查。
“结果显示，我的肝脏上有一些看上去比较可疑的肿块。”第二段这样开始。我把这些话重读了一遍，没看懂它们真正的含义。我摆弄着电脑，仿佛是它破坏了正在传输的信息。
“结果显示，我的肝脏上有一些看上去比较可疑的肿块。”我屏住呼吸，起初大脑感觉轻飘飘的，我不得不抓紧座椅，之后大脑又感觉胀得满满的，仿佛快要爆炸了一样。我继续读下去，“我今天去做了血液和超声波检查，”她继续写道，“医生觉得像是肝癌。”
读完电子邮件，我又感到了大脑里那种熟悉的压力，到晚上就变成了严重的头痛，连盥洗室壁橱里的泰诺都对它束手无策。……。我把她的病情介绍给其他医生，但是思绪却飞快地飘向未来。我努力让自己的思绪停止飞奔，却没有按钮可以按，也没有其他办法。我看见肿瘤在侵蚀她的肝脏，还会吐出贪婪的产物，去侵蚀她的肠道和肺部。我看见顽固的肿瘤渗漏出毒性液体，会导致她腹部肿胀。我看到了结局，知道这是自己无法阻止的。
当悲伤再一次袭来，我一直在想：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们无法消除失去带来的痛苦。无论是患者还是亲人，他们的离去永远都令人难以承受。我们可以改革，可以制定新的政策，甚至也能著书立说，但要改变临终关怀的现状，我们对死亡的职业性恐惧和厌恶是最大的障碍，并且也是最根本的人性上的障碍。照看临终患者，会使我们感到深切的悲伤。对死亡的反感往往使我们陷入惰性和否认的状态。
为了帮助多丽娜，我打了许多次电话，发了很多封电子邮件，所有这些努力都无法缓解我的悲伤，但这样做能阻止我无休止地坠入悲伤的深渊。照顾处于生命末期的患者的新标准为我提供了可供依靠的路标，尽管我仍旧被笼罩在绝望之中。虽然我的第一反应是想否认或逃避，但医疗行业的政策变化促使我去尝试面对事实。通过写作这本书，我终于得以深入认识了自己的焦虑：了解了它的根源所在，它长久以来的持续存在，以及它对我们带来的严重伤害。最后，承认死亡让我得到了解脱，无论是多丽娜的还是我自己的，只有这样我才能陪伴在自己深爱的大学导师身旁。
经过十天的痛苦等待，多项进一步检查的结果显示，多丽娜肝脏的肿块是一种罕见的良性肿瘤。她在给我的邮件中写道：
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对你的感谢，是你帮我重新找回了过去的生活。如果说我从这次经历中有所收获，那就是它告诉了我朋友是多么珍贵。这份情谊令我感动，为我增添了活下去的勇气，我不知道如何用语言来表达对你的感谢。拥有你这样的朋友真是太好了，就像日语所说的“承蒙惦念，深感荣幸”。
惦念对方，照顾他、为他减轻痛苦或者陪伴在他身边，可能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不仅作为朋友是这样，作为医生也是如此。
最终能够做到这一点时，我们便成了真正的治愈者。
文摘
第一篇 生命的秘密
第1 章 窃尸贼还是名医？
我碰到第一位正式的“患者”，是在她去世一年多以后。
20 世纪80 年代，我终于从医学院的预科生变成了一名羽翼渐丰的医学院学生。那个夏末，从宿舍的窗户，我可以望见广阔的密歇根湖。湖面上总是点缀着点点帆船，还有一些引人注目的跑步者轻声低语着沿芝加哥这边的湖岸轻快地慢跑。不过我却很少眺望窗外的怡人景色，因为我的脑子想的全都是接下来的任务：我和同学们马上就要进行人体解剖了。
在这个九月之前，我仅有一次看到逝者的遗体，是在阿公的葬礼上。20 世纪初，阿公在台湾一个闭塞的农家长大成人。他好不容易才读完高中，不过到中年时便已经在台北最繁华的地段拥有了一家珠宝店，还培养五个孩子上了大学。阿公从小讲闽南语，不过他还自学了普通话和日语。这些语言、方言之间的不同毫不亚于德语、英语和法语的差异。
阿公深爱我的母亲，也就是他的第一个孩子，对她的呵护近乎溺爱。作为母亲的第一个孩子，我也拥有特殊地位，常沐浴到他慈爱的光辉。不过可惜我在美国长大，虽然能听懂闽南语，但我只会讲掺杂了英语和普通话的“中式英语”。而且我与阿公一直相距半个地球，直到我上高中以后，他才移到美国定居。因此我虽然很爱阿公，但与他的关系却总是显得有些平淡。
在我读大学预科二年级的那年秋天，阿公去世了。在前一个周末，父母曾在电话中提起，阿公身体更差了，很可能“熬不过去了”。一个星期之后，他们便再次打来电话，告诉我阿公已经去世。
母亲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内心充满自责与悔恨。后来我才知道，病人离世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的亲属常常会在感情上受到这样的折磨。我在葬礼上虽然也很怀念阿公，但对应该如何度过生命中的这一阶段，以及如何安抚母亲的过度悲伤，我却十分茫然。阿公弥留之际，我并不在场。之前去探望他时，阿公还健在，可下一次再见时，阿公却已在棺材里安息。这一切都让我觉得阿公的离世极不真实。葬礼并不是很长，但身着黑衣的哀悼行列和心里那种不安的感觉却似乎永远不会消失。
最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棺材里的阿公看起来一点也不真切。尽管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已经尽了力，但躺在棺材里的看起来只像是阿公的模型，就像杜莎夫人蜡像馆里的蜡像。他那熟悉的脸庞和身躯都不复存在，所有亲戚都熟悉的他那轮廓酷似吉米?杜兰特的鼻子，现在也变了模样。他的鼻孔看起来不再那么结实，甚至有点塌了下来，就像一艘曾经威武航行的帆船失去了风的动力。
即使专业人员用尽化妆品和化妆技巧，也无法重现阿公的容貌，这个事实只强调了一件事：阿公真的死了，他已经离开了我们的生活。这次葬礼、父母为了通知阿公去世而打来的电话，还有母亲的悲伤留给我的记忆，就是上医学院之前我对死亡最直接的印象。
医学院的170 名同学当中，很少人比我经历过更多，我们都是在这一学期的人体解剖课上才第一次真正接触死亡。有一名同学之前曾经在医院太平间打过工，还有一名同学在伊利诺伊州的一家肉类加工厂打过工（他后来成了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他们都是罕见的例外。实际上，进入医学院前的那个夏天，我们大部分人都因为要进行人体解剖而感到恐惧和焦躁。
在医学院的迎新周里，我终于向其他同样焦虑不安的同学吐露了自己对解剖的恐惧。人体解剖很快就成了社交活动中最常被谈到的话题。曾经在太平间工作过的那位同学是大家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我一直想弄明白，尸体看起来到底是像活人还是更像蜡像。我暗自希望它们至少看上去和去世的阿公一样缺乏真实感。因为我觉得看起来越不像活人，解剖也会越容易。我们在迎新会上向高年级的学生询问他们前一年的经验，“最好穿上旧T 恤和旧牛仔裤，”他们边说边漫不经心地喝上一口饮料，“上完这学期的课，你们就会想扔掉这些衣服，因为味儿太大了。”我记下了他们的经验之谈，脑海中不断回放着他们满不在乎的表情。我们的衣服会沾上什么味儿呢？是尸体的气味吗?
从大约15 年前开始考虑走上这条路的那一刻开始，我便期望着自己能用专业知识去治病救人。我的大部分同学也是如此。我们是一个奇特的群体，既充满理想主义精神，又拥有高度的专注力和超强的竞争意识，因此才能通过严格的医学预科课程。虽然可能也有一些同学的目标是获得经济保障，或者期望借此实现某种生活方式，但大部分人的初衷都是想学习如何挽救生命。
| ISBN | 9787513922395,751392239X |
|---|---|
| 出版社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
| 作者 | 陈葆琳 |
| 尺寸 |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