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为什么没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为什么面对如此多的挑衅，
大国和平可以成功存在这么多年？
如今我们能做些什么，
以确保这一情形永存？
冷战史学家泰斗加迪斯，
以其对美苏关系的独特洞见，
为我们奉上一部完整的冷战史。
名人推荐
加迪斯以其惯有的洞察力和审慎的思索，向我们提供了这些重要的、有说服力的论文，加深并改变了我们对美素关系的理解。
——罗伯特杰维斯 哥伦比亚大学
媒体推荐
本书逻辑严密、博古通今、文笔流畅……（加迪斯）是颇有见地的历史学家，他将理论性思考与对大量美国档案的深刻认识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冷战史。
——《纽约时报》书评
作者简介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现为耶鲁大学罗伯特?A. 拉韦特（Robert A. Lovett）讲座教授，著名的冷战史学家和大战略研究家，曾被《纽约时报》称作“冷战史学家泰斗”，2005年获美国“国家人文奖章”（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出版了多部有关冷战的系列著作。
目录
序言／Ⅰ
第一章 历史遗产：冷战前的俄美关系／1
第二章 获胜后的不安全感：美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威胁观／21
第三章 势力范围：美国与欧洲，1945—1949／59
第四章 划分边界：东亚的“环形防线”战略，1947—1951／93
第五章 自我慑止的源起：美国与不使用核武器，1945—1958／140
第六章 分化对手：美国与国际共产主义，1945—1958／197
第七章 学习忍受透明度：侦察卫星机制的出现／262
第八章 长和平：战后国际体系的稳定因素／288
参考文献／332
序言
序言
本书将向人们表明，当好奇心、好运气与不顾体面的机会主义相结合时，会产生什么结果。好奇心源于我的感触，即先前对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费力的理论分析，仍留下了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到底从苏联的行为中发现了什么样的威胁？华盛顿是否真的想要在战后欧洲建立势力范围？杜鲁门政府为什么一开始赞同避免在亚洲大陆进行军事介入，但很快又改变战略了呢？在没有任何可能会受苏联报复性攻击威胁的十年中，美国为何要克制自己不使用核武器呢？美国官员是否真的认为国际共产主义是“铁板一块”的？苏联人和美国人是如何发展出不试图击落对方侦察卫星的默契的？最重要的是，考虑到自1945年以来超级大国间前所未有的紧张程度，为什么还没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有三个好运气：第一，档案的解密使大量原本保密的美国和英国文件得以公开，从而使开始回答上述问题成为可能。第二，我很幸运地参加了从基辅、北京、奥斯陆、帕洛阿尔托到芒特基斯科（Mount Kisco）等地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和研讨，有大量机会提交研究发现、检验研究假设，并得到我的同事和相关研究领域的同仁们十分宝贵的建议（尽管未必总能听取）。第三，由于为这些会议准备了论文的缘故，我惊讶而又满心欢喜地发现，我用不着刻意计划便可以完成本书。
机会主义源于这样的事实，即某种程度上，我自己是在进行重复发表。本书中的三篇文章已以略微不同的形式发表在期刊或会议论文集中，另外三篇也即将以某种形式发表。但这些已发表作品存在的问题是，它们必然与其他人就相关题目发表的文章有所不同，因此很难把它们与更广泛的关注联系起来。如果这听起来像是重新摆弄旧材料的浅薄借口，我并不完全否认。但我可用重构历史的合理性及我相信我绝非头一个这样做的历史学家的事实来为自己辩护。
我将这些论文放在一起的目的是讨论几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当代史”——即一个介于记者所报道的东西和历史教科书所传授的东西之间的时期——中现在有了可供进行详细的档案研究的资料；这些资料中所包含的内容，有时以惊人的方式改变了我们对于最近这段历史的看法；对“发生了什么”的回忆不同于“事实上发生了什么”的认识，这将能提供新的、有时是有价值的视角，我们由此可充分理解现状，甚至可能试图改变现状。
我在这里想要对那些使这些论文能以最初形式出现的人士和组织表示感谢，他们是在每一章开始时所标明的那些具体的个人和组织。我必须补充一句，他们都无须为这些文章承担任何责任。我也得益于图书管理员、档案管理员及编辑们，如果没有他们，我们这些书写当代史的人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特别要提及的是美国国务院历史学家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他们出版了不可或缺的系列丛书《美国对外关系》（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国家档案馆外交与现代军事部；伦敦国家档案馆；哈里·杜鲁门总统图书馆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西利·穆德（Seeley G.Mudd）图书馆；尤其是俄亥俄大学图书馆，那里的工作人员每次都竭尽所能为我服务。
与谢尔登·梅尔（Sheldon Meyer）以及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合作，对我和在阿森斯历史系的几位同事来说，已经成为一桩乐事。我这次要特别感谢利昂娜·卡佩利斯(Leona Capeless)的出色编辑工作。我要感谢挪威大学出版社（第三章）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第四章）同意我使用其版权，出版本人先前已经发表过的论文。
芭芭拉、迈克尔和戴维曾巧妙地向我指出，那些根本没记住我的书到底写了些什么的读者，却会在多年后不准确地忆及，我在前言中就我的家人写了些什么。因此，为了避免给他们留下终身的印象，我在这里只想说，感谢上帝，我的家人都很好、很幸福，并（正如我们的芬兰朋友所说的）向他们表示问候。
对本书有特殊功劳的两位人士是：维尔·史密斯影音公司（Vere Smith AudioVisuals）的理查德·巴尔（Richard Barr），他耐心地向我介绍了文字处理的各种好处；马丁建筑公司（Martin Builders）的罗伯特·马丁（Robert Martin）非常精心和有才能地建造了研究室，本书的大部分得以在那里完成，而非常重要的电脑现在也都存放于此。
我对这两位表示尊敬和感激的方式是专注于我的事业，他们长远、美满、成功的生活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生活的城镇和我任教的大学，而他们的视野却远不止于此。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1987年2月于俄亥俄阿森斯
文摘
第八章 长和平：战后国际体系的稳定因素
我要用一个故事来作为本章的开篇。很久以前，发生了一场千百万人被屠杀的战争。当历经多年战事后，一方最终胜出，战争结束了，每个人都说这应是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大战。为实现那一目标，战胜国派出了所有最具智慧的人士召开了一场盛大的和会。他们被赋予起草一份协议的重任。这份协议将被精心设计，使它对所有人来说都无疑是公正的，进而能消除作为人类现象之一的战争。不幸的是，那项协议仅仅持续了20年。
接下来又发生了一场千百万人被屠杀的大战。当历经多年战事后，一方最终胜出，战争结束了，每个人都说这必定会是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大战。但是，令所有人恐惧的是，这场冲突中的胜利者们立刻陷入了内讧，结果始终没有召开和会。几年之内，每个主要的胜利者都开始把彼此而非以往的敌人视作他们生存的主要威胁；每方都谋求通过研制至少在理论上能结束地球上所有人生命的武器，来确保自己的生存。令人费解的是，这次的安排持续的时间居然比上次长一倍，而且直至故事结束时似乎也没有显示出很快将会瓦解的征兆。
当然，这只是个故事；一般说来，人们应该不会把故事太当真。然而，有时候故事比通常的解释更能清楚地阐明现实，而上面的这个故事或许就是此类故事当中的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关系体系就是这样一个案例：没有经过任何人设计，甚或没有人想到它能持续如此之久；这种体系并不是建立在道德和正义的原则之上，而是建立在独断地、明显地人为划分世界势力范围的基础之上；它体现了近代历史上除战争外最为激烈和最为持久的对抗。这一体系存续的时间比经过周密设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协议存续的时间长一倍，其持久性基本相当于梅特涅和俾斯麦的伟大的19世纪国际体系，而且与先前的体系不同的是，它在经历了四十几年的存在之后，还没有显示出要瓦解的明显征兆。它足以而且应当引起人们的思考。
可以肯定的是，在人们回忆冷战历史之时，“和平”绝不是第一个出现在脑海中的词汇。毕竟，那段时间见证了世人所知的最大规模的军备竞赛，一系列久拖不决的、破坏性的有限战争，大量革命、族群暴力、宗教冲突和内战，以及一些在人类经历中最为深刻、最难以控制的意识形态竞争。而且，那些更为古老的灾祸，如饥荒、疾病、贫困、不公正等，还远没有从地球上消失。人们可能会问，在这个道德和精神的荒漠，忍受世界各国在当中各行其是，并把它称作“和平”，岂不是有点过分？
这当然有点过分，但也正是要害所在。过去的40年里所有想象得到的理由都足以导致一场大战——这些理由在任何其他时代都能给这样的一场战争提供充分的理由，但值得讨论的是，其实并没有这样一场战争；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安排具有非正义性和完全人为的特点，但它到现在却已经持续了几十年。那可能不是值得庆贺的理由，但它至少是调查研究的基点：我们要试着理解在面对如此多的挑衅时，大国和平究竟如何成功地存在了如此长的时间，并思考我们能做些什么来确保那一情形永存。因为，毕竟我们有可能会使局面（比现在）更糟糕。
一
任何试图理解为什么没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人，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它与夏洛克·福尔摩斯和那条晚上不叫的狗的问题没什么两样：人们如何解释那些并没有发生的事情？人们如何解释美国与苏联之间的重大冲突——根据迄今为止所有的历史经验标准来看早应该发生——实际并未发生呢？这个问题与某些方法论上的困难有关，可以肯定地说：解释发生过的事情总比解释没有发生的事情要容易。但在国际关系学者中存在着的一种奇怪的偏见强化了这一现象：如杰弗里·布莱尼（Geoffrey Blainey）曾评论的，“在讨论战争原因的每一千页的出版物中，可能只有不到一页的篇幅是直接研究和平的原因”。即使是“和平研究”学科也存在着这一失衡现象：人们更多关注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来避免大动乱，而不太关注“为什么鉴于原本可能导致战争的原因，战争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这个同样有趣的问题。
如果有关战争原因的研究已对战争为什么发生这个问题得出了近于共识的结论，那么处理这个问题就相对容易了：我们可将那一分析应用于分析1945年后的时期，并考察一下这段时期的情况与这个结论有何不同。但是，事实上，这些研究并无多大助益。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甚至气象学家在什么原因导致战争的问题上进行了多年的艰苦研究，而最近的一篇文献综述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对战争的理解仍停留在初级水平。关于战争的原因还不存在广泛接受的理论，对于用来揭示战争原因的方法论也基本没有取得共识”。
对国际体系的比较研究也没能把事情解释得更加清楚。这里的困难是，我们的实际经验仅局限于一种体系，即均势体系的运作，不论这一体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多极”格局为特征的国际政治中进行运作，还是在此后以“两极”格局为特征的国际政治中进行运作。其他替代性的体系仍只是理论家们头脑中的抽象概念，对增进我们对现实世界中的战争如何发生或如何避免的理解帮助甚少。
但“体系理论”本身又是另外一回事：在这里，人们能够找到思考自1945年以来国际关系本质的有用出发点。政治学家告诉我们，当满足两个条件时，一种“国际体系”就会存在：首先，体系内单元之间存在互动，这使得体系某些部分的变化也会引起其他部分的变化；其次，作为整体的体系的集体行为不同于构成体系的单元的预期和考虑重点。当然，要证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中的“相互联系”并不困难：这段时期最显著的一个特征是，大国往往倾向于假设，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很少有不以某种方式加强或损害其自身直接利益的。国家的集体行为也与它们各自的预期不一致：1945年的临时安排在40年中基本保持完好这一事实，可能会令在德国和日本投降后那些激动人心的繁忙时日里匆忙拼凑起这一安排的政治家们感到惊讶，甚至很可能感到惊骇。
系统理论的一个尤为可贵的特点是，它提供了区分稳定的政治结构与不稳定的政治结构的标准。这有助于解释缘何有的国际体系比别的国际体系更为持久的事实。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和J.戴维·辛格(J. David Singer)将“稳定”界定为“体系能够保持它所有的基本特征，避免任何一个国家支配该体系，保证大多数体系成员能继续生存，防止大规模战争的发生”。多伊奇和辛格补充说，正是体系的特征使它有自我调控(selfregulation)的能力：它具备消除那些可能危及其生存的刺激因素的能力，就像是飞机上的自动驾驶仪或蒸汽机上的调节器那样。“自我调控”的体系与他们所称的“自我恶化”(selfaggravating)体系非常不同，后者指那些失控的状况，如森林大火、吸毒成瘾、通货膨胀、核裂变，当然还包括全面战争在内——尽管学者们并没有引证这个例子。反过来，当体系内的主要国家间就它们参与其中试图维护的目标达成某种基本共识时，当体系的结构反映了在各成员之间的权力分布时，以及当成员之间存在一致的分歧解决程序时，自我调控机制最有可能发挥功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体系是否符合这些“稳定”的标准？当然，它最基本的特征——两极——保持完好，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军事强国之间以及与其最接近的竞争对手之间，就差距而言，与40年前相比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别。与此同时，不论是苏联、美国还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能力完全主导那一体系；1945年时体系内最活跃的国家在今天大部分仍然保持活跃状态。当然，对于“稳定”最令人信服的论据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样，表面看来，用一个“稳定”的国际体系概念来理解我们过去40年的经历是站得住脚的。
但什么是自我调控机制呢？如何创造一种使机制得以运行的环境？与近代史上其他的稳定和不稳定的国际体系结构相比，那些机制及其运行的环境又有什么相似之处或不同之处？存在什么样的条件会损害机制的运行，并使自我调控的体系转变为自我恶化的体系？战后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对这些问题尚未给予应有的重视。随之而来的是对这些问题的一系列推测，鉴于目前的知识水平，我所能做的也只是推测，但是这些推测的重要性却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我要强调一下，本章关注世界现在和以往的运作方式，并不是想对我们目前的困境进行开脱或加以证明。它也并不意味着排除了最终会向更好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一个兼具稳定性和较大正义性，且与现有体系相比风险较小的国际体系，我们也应该继续思考这些问题。但如果没有战争——没人希望有战争，那么国际关系的变化将会是渐次演进而非一蹴而就的。那意味着替代体系即便会发展出来，也很可能不会全盘否定现有体系，而更可能是从现有体系发展而来的变异体。所以，我们有理由去了解我们现有的体系，区分它的稳定性和不稳定性，并试着强化它的稳定性以使其成为我们能适时而幸运地做得更好的基础。
为什么没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为什么面对如此多的挑衅，
大国和平可以成功存在这么多年？
如今我们能做些什么，
以确保这一情形永存？
冷战史学家泰斗加迪斯，
以其对美苏关系的独特洞见，
为我们奉上一部完整的冷战史。
名人推荐
加迪斯以其惯有的洞察力和审慎的思索，向我们提供了这些重要的、有说服力的论文，加深并改变了我们对美素关系的理解。
——罗伯特杰维斯 哥伦比亚大学
媒体推荐
本书逻辑严密、博古通今、文笔流畅……（加迪斯）是颇有见地的历史学家，他将理论性思考与对大量美国档案的深刻认识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冷战史。
——《纽约时报》书评
作者简介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现为耶鲁大学罗伯特?A. 拉韦特（Robert A. Lovett）讲座教授，著名的冷战史学家和大战略研究家，曾被《纽约时报》称作“冷战史学家泰斗”，2005年获美国“国家人文奖章”（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出版了多部有关冷战的系列著作。
目录
序言／Ⅰ
第一章 历史遗产：冷战前的俄美关系／1
第二章 获胜后的不安全感：美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威胁观／21
第三章 势力范围：美国与欧洲，1945—1949／59
第四章 划分边界：东亚的“环形防线”战略，1947—1951／93
第五章 自我慑止的源起：美国与不使用核武器，1945—1958／140
第六章 分化对手：美国与国际共产主义，1945—1958／197
第七章 学习忍受透明度：侦察卫星机制的出现／262
第八章 长和平：战后国际体系的稳定因素／288
参考文献／332
序言
序言
本书将向人们表明，当好奇心、好运气与不顾体面的机会主义相结合时，会产生什么结果。好奇心源于我的感触，即先前对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费力的理论分析，仍留下了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到底从苏联的行为中发现了什么样的威胁？华盛顿是否真的想要在战后欧洲建立势力范围？杜鲁门政府为什么一开始赞同避免在亚洲大陆进行军事介入，但很快又改变战略了呢？在没有任何可能会受苏联报复性攻击威胁的十年中，美国为何要克制自己不使用核武器呢？美国官员是否真的认为国际共产主义是“铁板一块”的？苏联人和美国人是如何发展出不试图击落对方侦察卫星的默契的？最重要的是，考虑到自1945年以来超级大国间前所未有的紧张程度，为什么还没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有三个好运气：第一，档案的解密使大量原本保密的美国和英国文件得以公开，从而使开始回答上述问题成为可能。第二，我很幸运地参加了从基辅、北京、奥斯陆、帕洛阿尔托到芒特基斯科（Mount Kisco）等地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和研讨，有大量机会提交研究发现、检验研究假设，并得到我的同事和相关研究领域的同仁们十分宝贵的建议（尽管未必总能听取）。第三，由于为这些会议准备了论文的缘故，我惊讶而又满心欢喜地发现，我用不着刻意计划便可以完成本书。
机会主义源于这样的事实，即某种程度上，我自己是在进行重复发表。本书中的三篇文章已以略微不同的形式发表在期刊或会议论文集中，另外三篇也即将以某种形式发表。但这些已发表作品存在的问题是，它们必然与其他人就相关题目发表的文章有所不同，因此很难把它们与更广泛的关注联系起来。如果这听起来像是重新摆弄旧材料的浅薄借口，我并不完全否认。但我可用重构历史的合理性及我相信我绝非头一个这样做的历史学家的事实来为自己辩护。
我将这些论文放在一起的目的是讨论几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当代史”——即一个介于记者所报道的东西和历史教科书所传授的东西之间的时期——中现在有了可供进行详细的档案研究的资料；这些资料中所包含的内容，有时以惊人的方式改变了我们对于最近这段历史的看法；对“发生了什么”的回忆不同于“事实上发生了什么”的认识，这将能提供新的、有时是有价值的视角，我们由此可充分理解现状，甚至可能试图改变现状。
我在这里想要对那些使这些论文能以最初形式出现的人士和组织表示感谢，他们是在每一章开始时所标明的那些具体的个人和组织。我必须补充一句，他们都无须为这些文章承担任何责任。我也得益于图书管理员、档案管理员及编辑们，如果没有他们，我们这些书写当代史的人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特别要提及的是美国国务院历史学家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他们出版了不可或缺的系列丛书《美国对外关系》（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国家档案馆外交与现代军事部；伦敦国家档案馆；哈里·杜鲁门总统图书馆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西利·穆德（Seeley G.Mudd）图书馆；尤其是俄亥俄大学图书馆，那里的工作人员每次都竭尽所能为我服务。
与谢尔登·梅尔（Sheldon Meyer）以及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合作，对我和在阿森斯历史系的几位同事来说，已经成为一桩乐事。我这次要特别感谢利昂娜·卡佩利斯(Leona Capeless)的出色编辑工作。我要感谢挪威大学出版社（第三章）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第四章）同意我使用其版权，出版本人先前已经发表过的论文。
芭芭拉、迈克尔和戴维曾巧妙地向我指出，那些根本没记住我的书到底写了些什么的读者，却会在多年后不准确地忆及，我在前言中就我的家人写了些什么。因此，为了避免给他们留下终身的印象，我在这里只想说，感谢上帝，我的家人都很好、很幸福，并（正如我们的芬兰朋友所说的）向他们表示问候。
对本书有特殊功劳的两位人士是：维尔·史密斯影音公司（Vere Smith AudioVisuals）的理查德·巴尔（Richard Barr），他耐心地向我介绍了文字处理的各种好处；马丁建筑公司（Martin Builders）的罗伯特·马丁（Robert Martin）非常精心和有才能地建造了研究室，本书的大部分得以在那里完成，而非常重要的电脑现在也都存放于此。
我对这两位表示尊敬和感激的方式是专注于我的事业，他们长远、美满、成功的生活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生活的城镇和我任教的大学，而他们的视野却远不止于此。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1987年2月于俄亥俄阿森斯
文摘
第八章 长和平：战后国际体系的稳定因素
我要用一个故事来作为本章的开篇。很久以前，发生了一场千百万人被屠杀的战争。当历经多年战事后，一方最终胜出，战争结束了，每个人都说这应是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大战。为实现那一目标，战胜国派出了所有最具智慧的人士召开了一场盛大的和会。他们被赋予起草一份协议的重任。这份协议将被精心设计，使它对所有人来说都无疑是公正的，进而能消除作为人类现象之一的战争。不幸的是，那项协议仅仅持续了20年。
接下来又发生了一场千百万人被屠杀的大战。当历经多年战事后，一方最终胜出，战争结束了，每个人都说这必定会是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大战。但是，令所有人恐惧的是，这场冲突中的胜利者们立刻陷入了内讧，结果始终没有召开和会。几年之内，每个主要的胜利者都开始把彼此而非以往的敌人视作他们生存的主要威胁；每方都谋求通过研制至少在理论上能结束地球上所有人生命的武器，来确保自己的生存。令人费解的是，这次的安排持续的时间居然比上次长一倍，而且直至故事结束时似乎也没有显示出很快将会瓦解的征兆。
当然，这只是个故事；一般说来，人们应该不会把故事太当真。然而，有时候故事比通常的解释更能清楚地阐明现实，而上面的这个故事或许就是此类故事当中的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关系体系就是这样一个案例：没有经过任何人设计，甚或没有人想到它能持续如此之久；这种体系并不是建立在道德和正义的原则之上，而是建立在独断地、明显地人为划分世界势力范围的基础之上；它体现了近代历史上除战争外最为激烈和最为持久的对抗。这一体系存续的时间比经过周密设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协议存续的时间长一倍，其持久性基本相当于梅特涅和俾斯麦的伟大的19世纪国际体系，而且与先前的体系不同的是，它在经历了四十几年的存在之后，还没有显示出要瓦解的明显征兆。它足以而且应当引起人们的思考。
可以肯定的是，在人们回忆冷战历史之时，“和平”绝不是第一个出现在脑海中的词汇。毕竟，那段时间见证了世人所知的最大规模的军备竞赛，一系列久拖不决的、破坏性的有限战争，大量革命、族群暴力、宗教冲突和内战，以及一些在人类经历中最为深刻、最难以控制的意识形态竞争。而且，那些更为古老的灾祸，如饥荒、疾病、贫困、不公正等，还远没有从地球上消失。人们可能会问，在这个道德和精神的荒漠，忍受世界各国在当中各行其是，并把它称作“和平”，岂不是有点过分？
这当然有点过分，但也正是要害所在。过去的40年里所有想象得到的理由都足以导致一场大战——这些理由在任何其他时代都能给这样的一场战争提供充分的理由，但值得讨论的是，其实并没有这样一场战争；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安排具有非正义性和完全人为的特点，但它到现在却已经持续了几十年。那可能不是值得庆贺的理由，但它至少是调查研究的基点：我们要试着理解在面对如此多的挑衅时，大国和平究竟如何成功地存在了如此长的时间，并思考我们能做些什么来确保那一情形永存。因为，毕竟我们有可能会使局面（比现在）更糟糕。
一
任何试图理解为什么没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人，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它与夏洛克·福尔摩斯和那条晚上不叫的狗的问题没什么两样：人们如何解释那些并没有发生的事情？人们如何解释美国与苏联之间的重大冲突——根据迄今为止所有的历史经验标准来看早应该发生——实际并未发生呢？这个问题与某些方法论上的困难有关，可以肯定地说：解释发生过的事情总比解释没有发生的事情要容易。但在国际关系学者中存在着的一种奇怪的偏见强化了这一现象：如杰弗里·布莱尼（Geoffrey Blainey）曾评论的，“在讨论战争原因的每一千页的出版物中，可能只有不到一页的篇幅是直接研究和平的原因”。即使是“和平研究”学科也存在着这一失衡现象：人们更多关注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来避免大动乱，而不太关注“为什么鉴于原本可能导致战争的原因，战争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这个同样有趣的问题。
如果有关战争原因的研究已对战争为什么发生这个问题得出了近于共识的结论，那么处理这个问题就相对容易了：我们可将那一分析应用于分析1945年后的时期，并考察一下这段时期的情况与这个结论有何不同。但是，事实上，这些研究并无多大助益。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甚至气象学家在什么原因导致战争的问题上进行了多年的艰苦研究，而最近的一篇文献综述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对战争的理解仍停留在初级水平。关于战争的原因还不存在广泛接受的理论，对于用来揭示战争原因的方法论也基本没有取得共识”。
对国际体系的比较研究也没能把事情解释得更加清楚。这里的困难是，我们的实际经验仅局限于一种体系，即均势体系的运作，不论这一体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多极”格局为特征的国际政治中进行运作，还是在此后以“两极”格局为特征的国际政治中进行运作。其他替代性的体系仍只是理论家们头脑中的抽象概念，对增进我们对现实世界中的战争如何发生或如何避免的理解帮助甚少。
但“体系理论”本身又是另外一回事：在这里，人们能够找到思考自1945年以来国际关系本质的有用出发点。政治学家告诉我们，当满足两个条件时，一种“国际体系”就会存在：首先，体系内单元之间存在互动，这使得体系某些部分的变化也会引起其他部分的变化；其次，作为整体的体系的集体行为不同于构成体系的单元的预期和考虑重点。当然，要证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中的“相互联系”并不困难：这段时期最显著的一个特征是，大国往往倾向于假设，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很少有不以某种方式加强或损害其自身直接利益的。国家的集体行为也与它们各自的预期不一致：1945年的临时安排在40年中基本保持完好这一事实，可能会令在德国和日本投降后那些激动人心的繁忙时日里匆忙拼凑起这一安排的政治家们感到惊讶，甚至很可能感到惊骇。
系统理论的一个尤为可贵的特点是，它提供了区分稳定的政治结构与不稳定的政治结构的标准。这有助于解释缘何有的国际体系比别的国际体系更为持久的事实。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和J.戴维·辛格(J. David Singer)将“稳定”界定为“体系能够保持它所有的基本特征，避免任何一个国家支配该体系，保证大多数体系成员能继续生存，防止大规模战争的发生”。多伊奇和辛格补充说，正是体系的特征使它有自我调控(selfregulation)的能力：它具备消除那些可能危及其生存的刺激因素的能力，就像是飞机上的自动驾驶仪或蒸汽机上的调节器那样。“自我调控”的体系与他们所称的“自我恶化”(selfaggravating)体系非常不同，后者指那些失控的状况，如森林大火、吸毒成瘾、通货膨胀、核裂变，当然还包括全面战争在内——尽管学者们并没有引证这个例子。反过来，当体系内的主要国家间就它们参与其中试图维护的目标达成某种基本共识时，当体系的结构反映了在各成员之间的权力分布时，以及当成员之间存在一致的分歧解决程序时，自我调控机制最有可能发挥功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体系是否符合这些“稳定”的标准？当然，它最基本的特征——两极——保持完好，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军事强国之间以及与其最接近的竞争对手之间，就差距而言，与40年前相比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别。与此同时，不论是苏联、美国还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能力完全主导那一体系；1945年时体系内最活跃的国家在今天大部分仍然保持活跃状态。当然，对于“稳定”最令人信服的论据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样，表面看来，用一个“稳定”的国际体系概念来理解我们过去40年的经历是站得住脚的。
但什么是自我调控机制呢？如何创造一种使机制得以运行的环境？与近代史上其他的稳定和不稳定的国际体系结构相比，那些机制及其运行的环境又有什么相似之处或不同之处？存在什么样的条件会损害机制的运行，并使自我调控的体系转变为自我恶化的体系？战后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对这些问题尚未给予应有的重视。随之而来的是对这些问题的一系列推测，鉴于目前的知识水平，我所能做的也只是推测，但是这些推测的重要性却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我要强调一下，本章关注世界现在和以往的运作方式，并不是想对我们目前的困境进行开脱或加以证明。它也并不意味着排除了最终会向更好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一个兼具稳定性和较大正义性，且与现有体系相比风险较小的国际体系，我们也应该继续思考这些问题。但如果没有战争——没人希望有战争，那么国际关系的变化将会是渐次演进而非一蹴而就的。那意味着替代体系即便会发展出来，也很可能不会全盘否定现有体系，而更可能是从现有体系发展而来的变异体。所以，我们有理由去了解我们现有的体系，区分它的稳定性和不稳定性，并试着强化它的稳定性以使其成为我们能适时而幸运地做得更好的基础。
| ISBN | 9787208155510 |
|---|---|
| 出版社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 作者 |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
| 尺寸 |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