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六点评论系列之一，提供《史记》的另一种阅读方式和思考路径
1.刘小枫写长篇序言解读、推荐此书。
2.本书基于对司马迁《史记》的文本细读，以“立朝”、“立教”为纲，张开史家“笔法”、“心法”之目。
3. 本书提供了《史记》的另一种阅读方式和思考路径。
作者简介
董成龙，法学博士，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攻政治思想史，聚焦中世纪之后的立国与立教。主编“世界史与古典传统”译丛，编译著作《大学与博雅教育》、《德性与权力》。代表作品: 《清民变局中的政治儒生与国运情怀》、《共和与君主》、《梁漱溟的“建国运动”》、《立教时刻的史家笔法》等论文，《排他性共和主义与非君主制共和国》等译文。
目录
何谓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刘小枫）
第一章 引言：阅读司马迁
第二章 黄帝为首：纪元与土德
一、五帝之首
二、修德振兵
第三章 秦亡汉兴：秦制与黄老
一、周秦之际：文敝峻法
二、汉朝祖制：秦德秦制
三、惠吕顺守：黄老之术
第四章 黄老之学：人世与刑名
一、老子的人世论
二、黄老的刑名说
三、阴谋：修德与逆德
第五章 文景之治：无为而有为
一、汉家重定
二、改德变法
三、德位之辩
第六章 武帝立教：“且战且学仙”
一、文学风教
二、儒生酷吏
三、推恩削藩
四、封禅改德
第七章 史迁之志：立教与古今之变
一、欲与仁义
二、时与世
三、复古更化
主要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序言
后 记
洪迈（1123—1202）指出秦、隋二朝被后世诟病，未必因为它们太过不堪，还有一层原因，是它们紧随其后的汉朝和唐朝都“享国久长”，相较之下，显得秦、隋这两个朝代很糟糕（《容斋随笔·秦隋之恶》）。长短比较，固然有其道理；但更重要的差异或许在于秦、隋两朝都是纷繁战局的终结者，完成了立朝的事业，原本承载了历史寄托，却迅速重蹈覆辙，留待它们身后的汉、唐两朝才完成立教的事业。如饶宗颐先生（1917—2018）所示，正统之“正”（立教）比“统”（立朝）更重要，无奈历代正统论大多着眼于“统”。
汉朝一改黄老之学与汉初祖制，转向以法立国、以儒文明的政制安排；唐朝一改以往的进身之制，开创科举，以制度化的方式将士子身心收入斛中。汉、唐在经学和制度两方面的事业拓展，为此后直至今日的中国文教事业提供了核心要素，虽然经学及其制度已经被打散，但一些义理已经化作日用而不知的生活要素。文教事业这三重面向，不可不察。
1936年，毛泽东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创作了《沁园春·雪》，感叹江山多娇，回望中古君主，“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毛泽东评点了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元太祖五人，指出了他们的缺陷，无疑都指向文教问题。冯至先生（1905—1993）曾诗云：“我们走过的城市、山川，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无怪乎，经历过漫长中世纪和二十世纪数次大革命的我们，面对文教的故事并不陌生。
犹太人面临着“保国”、“保种”、“保教”的问题；晚清先进士人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看来在思考国是上，犹太人问题和中国人问题在这三个层面相遇：国、种和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构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从这三个层面来讲的（“人民”作为一种“教”来自于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中所呈现的解放全人类的教义）。中国近代以来遭遇的这三个层面的问题，延绵至今。这本小书就是在这一思想脉冲下完成的。
数年前，我在业师邱立波先生指导下完成一篇小文，当时落笔总结说全文皆是邱师学思之注脚，今日这本小书当然也没有逃出邱师为我规范的学人心性和问题意识；原来今日的思考早在数年前邱师为我讲解班马异同时就已埋下伏笔。本书还在扩充时，邱师的《礼法与国体：两汉政治的历史与经验》问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不禁感慨师徒学缘殊胜。业师许振洲先生行无为之教正是无违我业已确立的学问品性，时至今日方知当时许师是在潜移默化地让我习练收束之功，可惜而今才理解这番良苦用心；他早年研究法家，可惜我不通法语，无法阅读他用法语撰写的《中国法家的统治艺术》（L’Art de la Politique chez les Légistes Chinois，1995），许师晚近研究共和国史的一身工夫，我也未能吸收一二，否则这本小书可能会有另外的境界。
刘小枫先生让我见识到成德者如何提携年轻后学，本书大纲正是在小枫先生的点拨下才得以成型，若没有小枫先生的鼓励，这本小书也断不能成。十七年前，小枫先生曾以述为作，撰文《司马迁是政治哲学家？》（载《二十一世纪》，2001年2月），十七年过去了，不知道司马迁研究的路线有没有受此影响而引发转变；十七年后的今日，这本小书若能呼应那篇文章则是莫大之幸——毕竟，这本小书的许多观点背后都是小枫先生的“幽灵”（当然，文责自负）。这些年，若没有几位贤师相伴，真不知道该如何度过。
在本书大纲以《立教时刻的史家笔法》刊发（载《天府新论》，2018年第2期）前后，刘训练先生、任锋先生和唐文明先生都曾提供无私的帮助，为我最终完成这部小书增添了信心。娄林兄和顾枝鹰兄为本书正标题提供了漂亮的拉丁文和希腊文翻译。从定稿到问世，若没有彭文曼编辑的辛勤劳动，本书也无法这么快问世。谨此一并致谢。
本书力图以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当代观察贯通“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的理解，当然也因此始终存在将司马迁看小的危险和疑虑。全书除引言外，共六章，其中四章都分别有三节篇幅，唯有论黄帝一章仅两节，论武帝一章则占四节，显然是武帝一章偷走了黄帝的一节。关于《史记》五部分的篇章安排，本书也提供了某种思考，穿插在书中，留待细心的读者挖掘。
修改书稿的夜深时分，曾经一度翻读北岛的《时间的玫瑰》，用读诗的意境来消解读史的疲乏，其中写到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1821—1878）的一句诗：“我泪水涔涔，却不是为了个人的不幸。”这不也正是司马迁下笔时几度哽咽的独白吗？所谓“情深而文明”（《礼记·乐记》，《史记·乐书》）的文教理想，怎能不为之神往？
下笔至此，想到几年前编译的一本小册子，其中一句话令我至今难忘——哈钦斯（Robert Hutchins，1899—1977）曾经说：“一个没有经验又未开化的强国，会是世界和平的一大威胁……未开化的政治权力是危险的，未开化的闲暇是堕落的，也会是危险的”（《大学与博雅教育》，华夏出版社，2015年）。
本成果受北京外国语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科研项目资助。这本以专著面貌问世的小书，着实是一篇关于《史记》的读书报告。
写作本书，原不在研究计划之列，可谓迷失了正路。
为了记下阅读文字、探寻幽暗的摸索过程，前后又花费了近一年时间将心海中的琐思排列组合，落成文字。2017年夏秋之际，辗转于贵阳花溪与乐山峨眉山之间，初创草稿；2018年惊蛰书稿始成，又经春分、大暑，往返于京津宁路上，我在行将奔赴长春净月潭之前成稿。从西南到东北，书中所记，当然可以看到时代的印记，也有个人的颠簸，不免有生疏浅陋之处。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说得恐怕不只是应当注意逝者的丧葬之礼，还在于如何对待故事和传统及作为它们承载者的古人和古书。走进两千年前《史记》幽暗昏惑的文字森林，有了这本小书作为纪念。但在研讨立国与立教这一问题线索上，许多思考并未因此结束，反倒刚刚开始。
董成龙
2018年8月7日
戊戌年立秋定稿于魏公村
文摘
《史记》的记事，虽然从黄帝开始，历经夏、商、周三代，最后落脚到汉武帝当朝，然而数千年历史毕于一册，一定会有详略分配，不会无的放矢。司马迁就讲，神农氏以前的人世太久远了，太久远就无法详谈，必定要简略些。既然如此，黄帝是取而代之的新君主，黄帝以后的人世是不是就要详细写了？他又说，殷朝以前的故事也很久远，这样一来，五帝和夏、殷两朝的事都没法详谈，就只能从周朝开始多写点了。司马迁写到周厉王（前904—前828）时，“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之所以停下来感慨万千，就在于周秦之变正要从周厉王和周幽王（？—前771）算起，而周幽王和周厉王之前的往事太久远了，那么周幽王、周厉王之后呢？“厉、幽之后，王室缺，侯伯强国兴焉，天子微，弗能正”（《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周厉王出逃后，周公姬旦、召公姬奭执掌朝政，即周召共和（《十二诸侯年表》正是从周召共和写起，收束于孔子）；周幽王被犬戎杀害之后，周朝都城东迁，“秦始列为诸侯”（《史记·宋微子世家》）。
最后，铺垫了那么久，司马迁终于坦白，五帝、三王的事都太久远了，那重点显然就是秦、汉两朝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非要写作五帝、三王之事？对于司马迁而言，占比不多未必就不重要，五帝、三王的铺垫提供了一种已经一去不复返的政治规范，如果不记，就意味着忘记了这个规范，没有规范的政治那还了得？“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孟子·告子上》），既要写五帝、三王，又要写秦、汉两朝，所以要有一个贯通其中的主线，那就是两大古今之变：周秦之变和秦汉之变。
这两大古今之变，贯穿着立朝与立教两条线索。其中，黄帝是五帝之首，即立朝事业之首；继之而起的第二帝颛顼是黄帝之孙，“治气以教化”，即立教事业之首。[马基雅维利（1469—1527）认为罗马民族十分幸运，罗慕路斯（Romulus，第一位王，武王）具备战争的技艺，开国立朝；而努马（Numa Pompilius，第二位王，文王）则具备和平的技艺，神道设教，这样一来，文治武功兼备，国家幸而繁盛。参见马基雅维利，《论李维》（1.11），冯克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8—80页。“四个伟大”的叙事中也暗含了这一思考：伟大导师（文），伟大统帅（武），伟大领袖（文武），伟大舵手（隐喻）。]司马迁关心立朝，则以黄帝为首，关心立教，则能卒章明志（《太史公自序》一开篇就从颛顼谈起）。《史记》中秦汉之际尤其是汉朝立朝以来六十余年的叙事，皆由立朝与立教贯穿，散见于全书各处，“正名实，不可不察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周朝末年，王道衰微，“礼废乐坏”，“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朝政与教化分离。纵然如子夏这般孔门高弟还会“出见纷华盛丽而说（悦）”，何况中人以下的普通人？“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史记·礼书》）。秦朝终结战国时代，代周而起，以法术治国，但二世而亡，穷其智与力，竟不能捍卫国朝。周朝末年和秦朝末年频频有德性讨论，其实是在问立朝之后的立教问题，如果不能提供新的教化，国朝如何真正立得起来？“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孔子述而不作其实是以述为作，司马迁的《史记》是效法孔夫子的《春秋》。他曾提及，孔子编次《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成为了历史作品的典范，此后的《左氏春秋》、《铎氏微》、《虞氏春秋》和《吕氏春秋》都从《春秋》出发。荀子、孟子、韩非子都是如此，汉朝的张苍、董仲舒也是从《春秋》中推演大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既然如此，司马迁还要效法孔子《春秋》，一方面是接续这种致敬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是在指斥推演《春秋》传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要别开生面，另立新说——否则何必再添一部作品？
此外，孔子也讲：“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既然司马迁以《尚书·尧典》为原型，依据改制学说，开创了“八书”的体例，“关键在于汉家改制”，[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62—173页；刘小枫，《司马迁属什么“家”》，载氏著，《重启古典诗学》，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297—306页。]那么，司马迁的立教之意可见一斑。司马迁也讲到开创国朝基业的“受命帝王”和稳固壮大国朝的“继体守文之君”（《史记·外戚世家》），前者就是立朝者，后者是在国朝的有机体内绵延不绝的立教者，“持功守威，绌攻取之心而肥仁义之地”（《史记·春申君列传》）。董仲舒也有类似的考虑，他说道“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天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也是在说“受命帝王”和“继体守文”这两种君主。
立朝是建立新政权，立教则是确立新的社会和新的人，论定是非，立教时刻来临之前的国朝实际处在是非未定或悬而未决的时刻。论定是非，貌似容易，因为做抉择似乎并不难，但艰难的是要决策者承担抉择之后的后果，所以杨朱行至十字路口竟然哭泣（“杨朱泣于逵路”）！秦朝提供了立朝的原型，汉朝提供了立教的原型。若要讨论秦、汉以来的中国历史，以及由此出发而来的当代中国，可能要回到这两个原型。汉宣帝刘询（前91—前49）在位期间，王吉提到当时仍然是“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所以他要移风易俗，让“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汉书·王吉传》）。[周振鹤，《从“九州易俗”到“六合同风”——两汉风俗区划的变迁》，载《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冬季卷，第60—68页。]看来立教并非一劳永逸，而是永远在路上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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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点评论系列之一，提供《史记》的另一种阅读方式和思考路径
1.刘小枫写长篇序言解读、推荐此书。
2.本书基于对司马迁《史记》的文本细读，以“立朝”、“立教”为纲，张开史家“笔法”、“心法”之目。
3. 本书提供了《史记》的另一种阅读方式和思考路径。
作者简介
董成龙，法学博士，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攻政治思想史，聚焦中世纪之后的立国与立教。主编“世界史与古典传统”译丛，编译著作《大学与博雅教育》、《德性与权力》。代表作品: 《清民变局中的政治儒生与国运情怀》、《共和与君主》、《梁漱溟的“建国运动”》、《立教时刻的史家笔法》等论文，《排他性共和主义与非君主制共和国》等译文。
目录
何谓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刘小枫）
第一章 引言：阅读司马迁
第二章 黄帝为首：纪元与土德
一、五帝之首
二、修德振兵
第三章 秦亡汉兴：秦制与黄老
一、周秦之际：文敝峻法
二、汉朝祖制：秦德秦制
三、惠吕顺守：黄老之术
第四章 黄老之学：人世与刑名
一、老子的人世论
二、黄老的刑名说
三、阴谋：修德与逆德
第五章 文景之治：无为而有为
一、汉家重定
二、改德变法
三、德位之辩
第六章 武帝立教：“且战且学仙”
一、文学风教
二、儒生酷吏
三、推恩削藩
四、封禅改德
第七章 史迁之志：立教与古今之变
一、欲与仁义
二、时与世
三、复古更化
主要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序言
后 记
洪迈（1123—1202）指出秦、隋二朝被后世诟病，未必因为它们太过不堪，还有一层原因，是它们紧随其后的汉朝和唐朝都“享国久长”，相较之下，显得秦、隋这两个朝代很糟糕（《容斋随笔·秦隋之恶》）。长短比较，固然有其道理；但更重要的差异或许在于秦、隋两朝都是纷繁战局的终结者，完成了立朝的事业，原本承载了历史寄托，却迅速重蹈覆辙，留待它们身后的汉、唐两朝才完成立教的事业。如饶宗颐先生（1917—2018）所示，正统之“正”（立教）比“统”（立朝）更重要，无奈历代正统论大多着眼于“统”。
汉朝一改黄老之学与汉初祖制，转向以法立国、以儒文明的政制安排；唐朝一改以往的进身之制，开创科举，以制度化的方式将士子身心收入斛中。汉、唐在经学和制度两方面的事业拓展，为此后直至今日的中国文教事业提供了核心要素，虽然经学及其制度已经被打散，但一些义理已经化作日用而不知的生活要素。文教事业这三重面向，不可不察。
1936年，毛泽东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创作了《沁园春·雪》，感叹江山多娇，回望中古君主，“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毛泽东评点了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元太祖五人，指出了他们的缺陷，无疑都指向文教问题。冯至先生（1905—1993）曾诗云：“我们走过的城市、山川，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无怪乎，经历过漫长中世纪和二十世纪数次大革命的我们，面对文教的故事并不陌生。
犹太人面临着“保国”、“保种”、“保教”的问题；晚清先进士人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看来在思考国是上，犹太人问题和中国人问题在这三个层面相遇：国、种和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构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从这三个层面来讲的（“人民”作为一种“教”来自于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中所呈现的解放全人类的教义）。中国近代以来遭遇的这三个层面的问题，延绵至今。这本小书就是在这一思想脉冲下完成的。
数年前，我在业师邱立波先生指导下完成一篇小文，当时落笔总结说全文皆是邱师学思之注脚，今日这本小书当然也没有逃出邱师为我规范的学人心性和问题意识；原来今日的思考早在数年前邱师为我讲解班马异同时就已埋下伏笔。本书还在扩充时，邱师的《礼法与国体：两汉政治的历史与经验》问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不禁感慨师徒学缘殊胜。业师许振洲先生行无为之教正是无违我业已确立的学问品性，时至今日方知当时许师是在潜移默化地让我习练收束之功，可惜而今才理解这番良苦用心；他早年研究法家，可惜我不通法语，无法阅读他用法语撰写的《中国法家的统治艺术》（L’Art de la Politique chez les Légistes Chinois，1995），许师晚近研究共和国史的一身工夫，我也未能吸收一二，否则这本小书可能会有另外的境界。
刘小枫先生让我见识到成德者如何提携年轻后学，本书大纲正是在小枫先生的点拨下才得以成型，若没有小枫先生的鼓励，这本小书也断不能成。十七年前，小枫先生曾以述为作，撰文《司马迁是政治哲学家？》（载《二十一世纪》，2001年2月），十七年过去了，不知道司马迁研究的路线有没有受此影响而引发转变；十七年后的今日，这本小书若能呼应那篇文章则是莫大之幸——毕竟，这本小书的许多观点背后都是小枫先生的“幽灵”（当然，文责自负）。这些年，若没有几位贤师相伴，真不知道该如何度过。
在本书大纲以《立教时刻的史家笔法》刊发（载《天府新论》，2018年第2期）前后，刘训练先生、任锋先生和唐文明先生都曾提供无私的帮助，为我最终完成这部小书增添了信心。娄林兄和顾枝鹰兄为本书正标题提供了漂亮的拉丁文和希腊文翻译。从定稿到问世，若没有彭文曼编辑的辛勤劳动，本书也无法这么快问世。谨此一并致谢。
本书力图以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当代观察贯通“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的理解，当然也因此始终存在将司马迁看小的危险和疑虑。全书除引言外，共六章，其中四章都分别有三节篇幅，唯有论黄帝一章仅两节，论武帝一章则占四节，显然是武帝一章偷走了黄帝的一节。关于《史记》五部分的篇章安排，本书也提供了某种思考，穿插在书中，留待细心的读者挖掘。
修改书稿的夜深时分，曾经一度翻读北岛的《时间的玫瑰》，用读诗的意境来消解读史的疲乏，其中写到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1821—1878）的一句诗：“我泪水涔涔，却不是为了个人的不幸。”这不也正是司马迁下笔时几度哽咽的独白吗？所谓“情深而文明”（《礼记·乐记》，《史记·乐书》）的文教理想，怎能不为之神往？
下笔至此，想到几年前编译的一本小册子，其中一句话令我至今难忘——哈钦斯（Robert Hutchins，1899—1977）曾经说：“一个没有经验又未开化的强国，会是世界和平的一大威胁……未开化的政治权力是危险的，未开化的闲暇是堕落的，也会是危险的”（《大学与博雅教育》，华夏出版社，2015年）。
本成果受北京外国语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科研项目资助。这本以专著面貌问世的小书，着实是一篇关于《史记》的读书报告。
写作本书，原不在研究计划之列，可谓迷失了正路。
为了记下阅读文字、探寻幽暗的摸索过程，前后又花费了近一年时间将心海中的琐思排列组合，落成文字。2017年夏秋之际，辗转于贵阳花溪与乐山峨眉山之间，初创草稿；2018年惊蛰书稿始成，又经春分、大暑，往返于京津宁路上，我在行将奔赴长春净月潭之前成稿。从西南到东北，书中所记，当然可以看到时代的印记，也有个人的颠簸，不免有生疏浅陋之处。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说得恐怕不只是应当注意逝者的丧葬之礼，还在于如何对待故事和传统及作为它们承载者的古人和古书。走进两千年前《史记》幽暗昏惑的文字森林，有了这本小书作为纪念。但在研讨立国与立教这一问题线索上，许多思考并未因此结束，反倒刚刚开始。
董成龙
2018年8月7日
戊戌年立秋定稿于魏公村
文摘
《史记》的记事，虽然从黄帝开始，历经夏、商、周三代，最后落脚到汉武帝当朝，然而数千年历史毕于一册，一定会有详略分配，不会无的放矢。司马迁就讲，神农氏以前的人世太久远了，太久远就无法详谈，必定要简略些。既然如此，黄帝是取而代之的新君主，黄帝以后的人世是不是就要详细写了？他又说，殷朝以前的故事也很久远，这样一来，五帝和夏、殷两朝的事都没法详谈，就只能从周朝开始多写点了。司马迁写到周厉王（前904—前828）时，“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之所以停下来感慨万千，就在于周秦之变正要从周厉王和周幽王（？—前771）算起，而周幽王和周厉王之前的往事太久远了，那么周幽王、周厉王之后呢？“厉、幽之后，王室缺，侯伯强国兴焉，天子微，弗能正”（《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周厉王出逃后，周公姬旦、召公姬奭执掌朝政，即周召共和（《十二诸侯年表》正是从周召共和写起，收束于孔子）；周幽王被犬戎杀害之后，周朝都城东迁，“秦始列为诸侯”（《史记·宋微子世家》）。
最后，铺垫了那么久，司马迁终于坦白，五帝、三王的事都太久远了，那重点显然就是秦、汉两朝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非要写作五帝、三王之事？对于司马迁而言，占比不多未必就不重要，五帝、三王的铺垫提供了一种已经一去不复返的政治规范，如果不记，就意味着忘记了这个规范，没有规范的政治那还了得？“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孟子·告子上》），既要写五帝、三王，又要写秦、汉两朝，所以要有一个贯通其中的主线，那就是两大古今之变：周秦之变和秦汉之变。
这两大古今之变，贯穿着立朝与立教两条线索。其中，黄帝是五帝之首，即立朝事业之首；继之而起的第二帝颛顼是黄帝之孙，“治气以教化”，即立教事业之首。[马基雅维利（1469—1527）认为罗马民族十分幸运，罗慕路斯（Romulus，第一位王，武王）具备战争的技艺，开国立朝；而努马（Numa Pompilius，第二位王，文王）则具备和平的技艺，神道设教，这样一来，文治武功兼备，国家幸而繁盛。参见马基雅维利，《论李维》（1.11），冯克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8—80页。“四个伟大”的叙事中也暗含了这一思考：伟大导师（文），伟大统帅（武），伟大领袖（文武），伟大舵手（隐喻）。]司马迁关心立朝，则以黄帝为首，关心立教，则能卒章明志（《太史公自序》一开篇就从颛顼谈起）。《史记》中秦汉之际尤其是汉朝立朝以来六十余年的叙事，皆由立朝与立教贯穿，散见于全书各处，“正名实，不可不察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周朝末年，王道衰微，“礼废乐坏”，“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朝政与教化分离。纵然如子夏这般孔门高弟还会“出见纷华盛丽而说（悦）”，何况中人以下的普通人？“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史记·礼书》）。秦朝终结战国时代，代周而起，以法术治国，但二世而亡，穷其智与力，竟不能捍卫国朝。周朝末年和秦朝末年频频有德性讨论，其实是在问立朝之后的立教问题，如果不能提供新的教化，国朝如何真正立得起来？“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孔子述而不作其实是以述为作，司马迁的《史记》是效法孔夫子的《春秋》。他曾提及，孔子编次《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成为了历史作品的典范，此后的《左氏春秋》、《铎氏微》、《虞氏春秋》和《吕氏春秋》都从《春秋》出发。荀子、孟子、韩非子都是如此，汉朝的张苍、董仲舒也是从《春秋》中推演大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既然如此，司马迁还要效法孔子《春秋》，一方面是接续这种致敬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是在指斥推演《春秋》传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要别开生面，另立新说——否则何必再添一部作品？
此外，孔子也讲：“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既然司马迁以《尚书·尧典》为原型，依据改制学说，开创了“八书”的体例，“关键在于汉家改制”，[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62—173页；刘小枫，《司马迁属什么“家”》，载氏著，《重启古典诗学》，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297—306页。]那么，司马迁的立教之意可见一斑。司马迁也讲到开创国朝基业的“受命帝王”和稳固壮大国朝的“继体守文之君”（《史记·外戚世家》），前者就是立朝者，后者是在国朝的有机体内绵延不绝的立教者，“持功守威，绌攻取之心而肥仁义之地”（《史记·春申君列传》）。董仲舒也有类似的考虑，他说道“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天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也是在说“受命帝王”和“继体守文”这两种君主。
立朝是建立新政权，立教则是确立新的社会和新的人，论定是非，立教时刻来临之前的国朝实际处在是非未定或悬而未决的时刻。论定是非，貌似容易，因为做抉择似乎并不难，但艰难的是要决策者承担抉择之后的后果，所以杨朱行至十字路口竟然哭泣（“杨朱泣于逵路”）！秦朝提供了立朝的原型，汉朝提供了立教的原型。若要讨论秦、汉以来的中国历史，以及由此出发而来的当代中国，可能要回到这两个原型。汉宣帝刘询（前91—前49）在位期间，王吉提到当时仍然是“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所以他要移风易俗，让“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汉书·王吉传》）。[周振鹤，《从“九州易俗”到“六合同风”——两汉风俗区划的变迁》，载《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冬季卷，第60—68页。]看来立教并非一劳永逸，而是永远在路上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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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 9787567585034 |
|---|---|
| 出版社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 作者 | 董成龙 |
| 尺寸 |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