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武仙竹，男，1966年生，湖北省郧西县人。重庆师范大学三级教授，重庆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重庆师范大学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技术重庆高校市级重点实验室主任。获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审专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工程方案审核专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评审专家；中国考古学会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委员。先后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师范大学等单位从事田野考古、考古学科研与教学工作。主要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与科技考古。主持发掘和研究了亚洲已知较早阶段晚期智人遗址——湖北郧西黄龙洞遗址、现有已知海拔最高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神农架犀牛洞遗址、重庆市“十二五”十大考古发现项目——巫山蓝家寨遗址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重点项目2项、一般项目5项。在SCI、CSCD、CSSCI等检索刊物发表论文80余篇。独著《郧西人——黄龙洞遗址发掘报告》、《长江三峡动物考古学研究》、《鄂西及长江三峡地区古人类研究》3部专著，合著《秭归何光嘴》、《重庆移民史》2部专著。在微痕分析与数字模型技术等学科交叉研究基础上，提出微痕考古概念。在动物考古、实验考古与古生物学等学科交叉研究实践中，提出“小型哺乳动物考古”专项研究方向。相关成果先后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项、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重庆市科技进步三等奖2项、重庆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奖1项。
目录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考古学学科地位及其内涵变化 1
第二节 微痕考古的实际作用与社会贡献 4
第二章 微痕考古发展简况 7
第一节 微痕考古概念的出现 7
第二节 国外微痕考古发展简况 8
第三节 国内微痕考古发展简况 10
第三章 微痕考古实践 17
第一节 旧石器时代微痕考古实践 17
一、湖北郧西白龙洞遗址微痕考古 17
二、湖北郧西黄龙洞遗址微痕考古 39
三、中国旧石器时代人类用火遗迹分析 51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微痕考古实践 59
一、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微痕考古 59
二、湖北巴东店子头遗址微痕考古 70
第三节 先秦时期微痕考古实践 78
一、重庆巫山蓝家寨遗址微痕考古 78
二、湖北宜昌路家河遗址微痕考古 86
第四节 秦汉以后历史时期微痕考古实践 89
一、重庆璧山崖墓微痕考古 89
二、重庆璧山画像石棺微痕考古 99
三、重庆涪陵白鹤梁石鱼微痕考古 105
四、 重庆丰都瓦啄嘴窑址植物遗存微痕考古 119
五、重庆老鼓楼衙署遗址微痕考古 127
六、重庆明代石灰墓灰浆成分微痕考古 153
七、重庆明清时期冶锌遗迹微痕考古 160
第四章 结语 166
后记 170
文摘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考古学学科地位及其内涵变化
中国的考古学，近年在研究视野、公众关注度、社会服务能力等方面取得很大发展。这种巨大进步与发展变化，与考古学内涵所发生的变化紧密相关。具体包括：考古学研究的基本素材在类别上大大增加，考古学研究涉及的专业领域有较大拓展，考古学科研实践的技术方法与自然科学结合越来越紧密，考古学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实际作用日益彰显，等等。在20世纪90年代，考古学界还可以把考古学定义为：“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1)但是，这一现今仍出现在考古学理论研究和考古学教材上的概念，已经与考古学实际进行的科研实践存在有很大差距。其最显著的差别是考古学研究对象已发生了变化。现在的考古学，已不再是仅仅研究古代人类的行为遗存（遗迹、遗物），同时也研究古代人类曾经生存过的时空中所遗留的自然遗存。古代遗址内或遗址外各种非人类行为遗存，现今也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譬如：自然环境中自然生存自然保留的动植物标本、遗址内外的水文状况、区域地质条件与矿物质资源，等等。很多不是人类活动产生的遗留物（遗迹），也成为考古学各种专业研究中的重要素材和解析内容。因此，我们在现今的考古学科研或教学实践中，实际应用的考古学概念可能为：考古学是以人类实物遗存或人类生存环境中的实物资料为基本素材，研究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社会演进规律、人与自然界相互关系的科学。这一概念增加了对人类历史时期自然界遗存物的研究，同时也凸显了考古学不仅仅属于人文学科，还兼具自然科学的某些属性，显示了考古学与自然科学具有紧密交叉的学科特点。此前，考古学界虽然没有对20世纪的考古学概念进行过更改。但在学术界有关考古学概念的反思、考古学理论的思考、考古学发展方向的探索等，在考古学理论研究中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如俞伟超等先生的《考古学新理解论纲》(1)、刘庆柱先生《考古学视阈下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2)、赵辉先生《关于考古学文化和对考古学文化的研究》(3)、王巍先生《考古学文化及相关问题探讨》(4)、陈星灿先生等《二十一世纪考古学展望》(5)、陈胜前等先生《作为科学的考古学》(6)，等等。考古学研究内容，涵盖人类历史时期万物万象。从时间概念上说，包括人类从动物界灵长目进化出人科（Hominidae）以来的全部过程。从空间概念上说，容纳整个地球及地球之外人类所及的宇宙（《淮南子 齐俗训》“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从社会实践方面说，既包括古居民衣食住行，也涵盖古人的文化信仰和思想情感(7)。所以，考古学在科学实践中，除了与历史学有密切融合外，同时也与人文科学中的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艺术学，自然科学中的地质学、生物学、生态学、物理学、化学、数学，工程技术科学中的建筑学、土木工程学、冶炼学、测绘学、计算机科学等多种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产生不同程度交叉与融合。因此，我们也容易理解并能清楚认识到：因考古学学科建设和科学发展中相关交叉学科很多，并且很多学科在科学实践中研究理论与技术方法快速更新，所以考古学研究领域和技术方法一直快速发展，“考古学理论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领域”(8)。
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我国的学科体系进行调整，把原来作为历史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考古学提升为与历史学（中国史）并列的一级学科(9)。这种学科调整，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发展。该学科调整的作用，可进一步促进中国考古学在研究领域、研究理念、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科学实践。考古学在理念和方法上，将会更加强调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研究成果上，将会更加增强以考古研究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具体作用。学科发展的整体进步，日益凸显考古学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体系等方面中的重要作用，也显示出了中国学术界近年在协同创新局面下，边缘学科迅速成长的科技创新态势。《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相对于以前的文物工作布局，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工作重点改变。包括由“注重抢救性保护”为主，向“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并重”转变；由以“传统工艺保护为主”，向“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保护相结合”转变；由“突出保护”为主，向“以保为主、保用结合”转变，等等。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大发展形势下，面对学科建设和行业工作发生进步和转型时期，适时总结和研究考古学的发展特点，分析和完善考古学多层面的建设内容，从研究目标和实践探索中去把握考古学的科学发展方向，这应是考古学研究者目前所面临的重要使命之一。
回顾考古学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窥见考古学短而快速的勃发风姿。西方17世纪文艺复兴时对古代文学、历史手稿等方面的浓厚兴趣，萌芽出社会上古董鉴赏与收藏行业热潮(1)。中国宋代时兴盛起来的金石学，其内容则是注重对古典器物进行欣赏与收集。因此，西方早期的古董鉴赏风气和中国宋代的金石学，均是以对古代人类遗物进行收藏为目的，而并不是通过古代遗物去研究和认识历史原貌。真正作为“科学”的考古学，在世界科技（学术）之林的诞生时间，应该是以丹麦皇家北方（北欧）古物博物馆馆长汤姆森（Thomsen Christian Jrgensen）1836年在《北方考古指南》中正式提出“三期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为标志，从该学术论点提出以来，至今大约仅有180多年时间。中国的考古学，其诞生时间则更短。虽然，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在河南渑池县发现了中国第一个被认识的史前文化仰韶文化。但中国人自己组建考古队伍并主持田野考古，当以李济先生1923年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为标志（1928年李济先生担任中国首个考古机构负责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组长）(2)。所以，无论是西方考古学或中国考古学，从世界学术之林的角度观察，它们均属于非常年轻、起始较晚的学科。考古学刚刚建立和初发展之时，学者们工作重点只是以古代遗物的分类和断代为主要目的。20世纪60年代，欧美考古学者才开始把研究古代人类行为和社会变化作为学科目标。中国考古学20世纪90年代以前，还主要是进行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考古学分区和断代）(3)。近些年，在聚落考古理论、遗址动态分析理念和科技考古的推动下，促使中国考古学发生了从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转向以研究古代社会演变过程为目标(1)。在这个研究目标或工作理念的转变中，西方考古界已长足发展的埋藏学、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食谱分析、冶金考古等，都在中国考古界得到应用和发展。但目前，无论是西方考古学或中国考古学，考古学领域所有的研究理论或专门技术，相对于漫长并纷繁复杂的人类历史来说，其工作基础、认知能力和研究成果，与学术研究任务和学科发展需求之间都存在有一定差距。目前，考古学学科本身正处在迅速发展的一个过程中。作为一个非常年轻的、远未成熟的发展中学科，一百多年成长历程只是极为短暂的一瞬。无论是方法论、研究成果还是本学科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关系，考古学都需要去积极进行更多探索。
考古学的诞生和发展，其实一直是依靠自然科学技术来进行推动的。西方学者认为，考古学出现的前提条件是生物进化论与地质学的诞生(2)。中国考古学家也认为，“没有生物学及地质学的发展和传播，就不能从它们那里借用分类学和地层学，也不能使人们对自身古代历史的兴趣转化为现实的考古学”(3)。在审视考古学发展时，我们知道该学科不仅是脱胎于自然科学，而且其发展也一直是依靠自然科学技术来促进的(4)。本书所讨论的微痕考古，反映的是考古学在自然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紧密交叉与融合，刚刚拓展和正在发展的一个新考古研究领域。从事该方面的探讨，其基础是本人在考古单位一线考古岗位工作中，在师长和同行的帮助下，考古实践中进行了多年实例观察与研究思考。后在调入大学教研岗位后，2008年获得省部级人文社科重点项目“微痕考古分析技术研究”进行先期科研储备，2010年获国家社科基金“微痕分析与数字模型技术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支助。长期实践与国家科技项目的连续支助，终于促成了本人从科研实践到理论探索的升华，促成了本人对“微痕考古”概念的提出与探讨。该方向的探讨，可促进人们对考古界研究内容和技术方法进行思考，同时，对考古文博领域多学科协同创新、考古学社会服务与贡献等也会产生积极作用。
第二节 微痕考古的实际作用与社会贡献
考古学所研究的主体素材，虽然大多是已经过去的事物，但其科研成果和工作目的却是服务现实和面向未来社会的。文化遗产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国家历史不仅是立国之本，也是国家精神和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1)。因此，现时代考古学科的建设，已不仅仅是应用于解释历史或分析古代文物，而是已经发展为服务国家精神文明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扬、文创产品开发、旅游经济发展等多领域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还以文物抢救和考古发掘等形式，参与水利工程、交通工程、城市工程、能源工程等基本建设。因此，考古学不再是一个满足部分人猎奇或投资心理的收藏学，也不是一个仅仅用来窥探过去、沉迷古玩或纸堆的“国故”之学，而是一个与人们日常生活、现实社会和未来发展紧密关联的实用性学科。从世界现代史观察，考古学“研究成果”在现代史开端阶段，就已经在文化和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甚至还影响国家政治，乃至世界政治格局之发展。德国民粹主义考古学家斯塔弗 科斯纳（Gustav Kossinna）曾从德意志民族至上观点出发，杜撰出一套德意志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的史前史。该错误学术观点后被希特勒（Adolf Hitler）全盘接收，并在其《我的奋斗》（Mein Kampf）一书中在德国进行广泛宣传。导致德国纳粹主义盛行，最终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以，考古工作中利用“过去事物”为基本素材开展的科学实践，如果采用不同的指导思想，使用不同的研究理念和技术方法，结果会造成研究结论及最终社会影响迥异。甚至有可能造成本来是科学、客观的学术研究，转变为片面的、伪科学或反科学的学说。
中国科技考古学近年的迅猛发展，使考古学研究内容、技术手段和认知深度等均发生了很大变化(2)。在科技考古学中，“微痕考古”正作为一个独特的考古学研究内容发展起来。该领域的发展经过了一个逐渐探索的过程，其中从“微痕分析”到“微痕考古”这种概念上的变化，反映着这一研究领域的逐渐成熟。微痕考古的研究特色，主要是从微观痕迹现象方面开展研究。其解析内容以传统研究中较难关注的细部和微观层面为主，研究方法以自然科学技术为主（实验分析）。因此该专业领域在文化遗产保护技术方面，具有其他专业方法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该专业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在文物保护、考古学综合研究、现代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国内以微痕考古为方向开展的一系列专业工作，因其在研究中的创新性认识和服务文物工作的社会效益，先后在2012年、2015年两次连续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其重要研究成果包括：在湖北黄龙洞骨化石表面痕迹分析中，通过制作出各种啮齿动物啃咬痕迹的数字模型，判断遗址中有豪猪、鼠类等多种啮齿动物的啃咬痕迹(1)。该研究成果可应用于现代动物学和生态学领域，为现代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提供基础研究资料。再譬如通过湖北白龙洞遗址骨化石表面直立人遗留下的微观痕迹分析，确定出在距今80万年前，世界上最早的人类戳刺行为痕迹现象（戳刺技术），首先是在中国的直立人遗址产生(2)。该研究成果对深入认识中国远古优秀文化、挖掘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等具有现实意义。其他学者在该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如宁夏水洞沟遗址石制品表面刻划痕迹分析中，研究认识到中国古人类最早的数学计数思维（行为）及其智力水平(3)，等等。众多在微痕考古方面取得的基础研究成果，为我国开展古文化遗址多学科交叉研究、以考古技术服务现代经济与文化建设等，打开了多方面研究视角，显示出了中国科技考古领域的强大创新能力。
武仙竹，男，1966年生，湖北省郧西县人。重庆师范大学三级教授，重庆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重庆师范大学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技术重庆高校市级重点实验室主任。获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审专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工程方案审核专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评审专家；中国考古学会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委员。先后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师范大学等单位从事田野考古、考古学科研与教学工作。主要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与科技考古。主持发掘和研究了亚洲已知较早阶段晚期智人遗址——湖北郧西黄龙洞遗址、现有已知海拔最高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神农架犀牛洞遗址、重庆市“十二五”十大考古发现项目——巫山蓝家寨遗址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重点项目2项、一般项目5项。在SCI、CSCD、CSSCI等检索刊物发表论文80余篇。独著《郧西人——黄龙洞遗址发掘报告》、《长江三峡动物考古学研究》、《鄂西及长江三峡地区古人类研究》3部专著，合著《秭归何光嘴》、《重庆移民史》2部专著。在微痕分析与数字模型技术等学科交叉研究基础上，提出微痕考古概念。在动物考古、实验考古与古生物学等学科交叉研究实践中，提出“小型哺乳动物考古”专项研究方向。相关成果先后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项、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重庆市科技进步三等奖2项、重庆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奖1项。
目录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考古学学科地位及其内涵变化 1
第二节 微痕考古的实际作用与社会贡献 4
第二章 微痕考古发展简况 7
第一节 微痕考古概念的出现 7
第二节 国外微痕考古发展简况 8
第三节 国内微痕考古发展简况 10
第三章 微痕考古实践 17
第一节 旧石器时代微痕考古实践 17
一、湖北郧西白龙洞遗址微痕考古 17
二、湖北郧西黄龙洞遗址微痕考古 39
三、中国旧石器时代人类用火遗迹分析 51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微痕考古实践 59
一、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微痕考古 59
二、湖北巴东店子头遗址微痕考古 70
第三节 先秦时期微痕考古实践 78
一、重庆巫山蓝家寨遗址微痕考古 78
二、湖北宜昌路家河遗址微痕考古 86
第四节 秦汉以后历史时期微痕考古实践 89
一、重庆璧山崖墓微痕考古 89
二、重庆璧山画像石棺微痕考古 99
三、重庆涪陵白鹤梁石鱼微痕考古 105
四、 重庆丰都瓦啄嘴窑址植物遗存微痕考古 119
五、重庆老鼓楼衙署遗址微痕考古 127
六、重庆明代石灰墓灰浆成分微痕考古 153
七、重庆明清时期冶锌遗迹微痕考古 160
第四章 结语 166
后记 170
文摘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考古学学科地位及其内涵变化
中国的考古学，近年在研究视野、公众关注度、社会服务能力等方面取得很大发展。这种巨大进步与发展变化，与考古学内涵所发生的变化紧密相关。具体包括：考古学研究的基本素材在类别上大大增加，考古学研究涉及的专业领域有较大拓展，考古学科研实践的技术方法与自然科学结合越来越紧密，考古学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实际作用日益彰显，等等。在20世纪90年代，考古学界还可以把考古学定义为：“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1)但是，这一现今仍出现在考古学理论研究和考古学教材上的概念，已经与考古学实际进行的科研实践存在有很大差距。其最显著的差别是考古学研究对象已发生了变化。现在的考古学，已不再是仅仅研究古代人类的行为遗存（遗迹、遗物），同时也研究古代人类曾经生存过的时空中所遗留的自然遗存。古代遗址内或遗址外各种非人类行为遗存，现今也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譬如：自然环境中自然生存自然保留的动植物标本、遗址内外的水文状况、区域地质条件与矿物质资源，等等。很多不是人类活动产生的遗留物（遗迹），也成为考古学各种专业研究中的重要素材和解析内容。因此，我们在现今的考古学科研或教学实践中，实际应用的考古学概念可能为：考古学是以人类实物遗存或人类生存环境中的实物资料为基本素材，研究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社会演进规律、人与自然界相互关系的科学。这一概念增加了对人类历史时期自然界遗存物的研究，同时也凸显了考古学不仅仅属于人文学科，还兼具自然科学的某些属性，显示了考古学与自然科学具有紧密交叉的学科特点。此前，考古学界虽然没有对20世纪的考古学概念进行过更改。但在学术界有关考古学概念的反思、考古学理论的思考、考古学发展方向的探索等，在考古学理论研究中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如俞伟超等先生的《考古学新理解论纲》(1)、刘庆柱先生《考古学视阈下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2)、赵辉先生《关于考古学文化和对考古学文化的研究》(3)、王巍先生《考古学文化及相关问题探讨》(4)、陈星灿先生等《二十一世纪考古学展望》(5)、陈胜前等先生《作为科学的考古学》(6)，等等。考古学研究内容，涵盖人类历史时期万物万象。从时间概念上说，包括人类从动物界灵长目进化出人科（Hominidae）以来的全部过程。从空间概念上说，容纳整个地球及地球之外人类所及的宇宙（《淮南子 齐俗训》“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从社会实践方面说，既包括古居民衣食住行，也涵盖古人的文化信仰和思想情感(7)。所以，考古学在科学实践中，除了与历史学有密切融合外，同时也与人文科学中的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艺术学，自然科学中的地质学、生物学、生态学、物理学、化学、数学，工程技术科学中的建筑学、土木工程学、冶炼学、测绘学、计算机科学等多种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产生不同程度交叉与融合。因此，我们也容易理解并能清楚认识到：因考古学学科建设和科学发展中相关交叉学科很多，并且很多学科在科学实践中研究理论与技术方法快速更新，所以考古学研究领域和技术方法一直快速发展，“考古学理论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领域”(8)。
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我国的学科体系进行调整，把原来作为历史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考古学提升为与历史学（中国史）并列的一级学科(9)。这种学科调整，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发展。该学科调整的作用，可进一步促进中国考古学在研究领域、研究理念、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科学实践。考古学在理念和方法上，将会更加强调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研究成果上，将会更加增强以考古研究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具体作用。学科发展的整体进步，日益凸显考古学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体系等方面中的重要作用，也显示出了中国学术界近年在协同创新局面下，边缘学科迅速成长的科技创新态势。《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相对于以前的文物工作布局，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工作重点改变。包括由“注重抢救性保护”为主，向“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并重”转变；由以“传统工艺保护为主”，向“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保护相结合”转变；由“突出保护”为主，向“以保为主、保用结合”转变，等等。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大发展形势下，面对学科建设和行业工作发生进步和转型时期，适时总结和研究考古学的发展特点，分析和完善考古学多层面的建设内容，从研究目标和实践探索中去把握考古学的科学发展方向，这应是考古学研究者目前所面临的重要使命之一。
回顾考古学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窥见考古学短而快速的勃发风姿。西方17世纪文艺复兴时对古代文学、历史手稿等方面的浓厚兴趣，萌芽出社会上古董鉴赏与收藏行业热潮(1)。中国宋代时兴盛起来的金石学，其内容则是注重对古典器物进行欣赏与收集。因此，西方早期的古董鉴赏风气和中国宋代的金石学，均是以对古代人类遗物进行收藏为目的，而并不是通过古代遗物去研究和认识历史原貌。真正作为“科学”的考古学，在世界科技（学术）之林的诞生时间，应该是以丹麦皇家北方（北欧）古物博物馆馆长汤姆森（Thomsen Christian Jrgensen）1836年在《北方考古指南》中正式提出“三期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为标志，从该学术论点提出以来，至今大约仅有180多年时间。中国的考古学，其诞生时间则更短。虽然，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在河南渑池县发现了中国第一个被认识的史前文化仰韶文化。但中国人自己组建考古队伍并主持田野考古，当以李济先生1923年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为标志（1928年李济先生担任中国首个考古机构负责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组长）(2)。所以，无论是西方考古学或中国考古学，从世界学术之林的角度观察，它们均属于非常年轻、起始较晚的学科。考古学刚刚建立和初发展之时，学者们工作重点只是以古代遗物的分类和断代为主要目的。20世纪60年代，欧美考古学者才开始把研究古代人类行为和社会变化作为学科目标。中国考古学20世纪90年代以前，还主要是进行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考古学分区和断代）(3)。近些年，在聚落考古理论、遗址动态分析理念和科技考古的推动下，促使中国考古学发生了从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转向以研究古代社会演变过程为目标(1)。在这个研究目标或工作理念的转变中，西方考古界已长足发展的埋藏学、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食谱分析、冶金考古等，都在中国考古界得到应用和发展。但目前，无论是西方考古学或中国考古学，考古学领域所有的研究理论或专门技术，相对于漫长并纷繁复杂的人类历史来说，其工作基础、认知能力和研究成果，与学术研究任务和学科发展需求之间都存在有一定差距。目前，考古学学科本身正处在迅速发展的一个过程中。作为一个非常年轻的、远未成熟的发展中学科，一百多年成长历程只是极为短暂的一瞬。无论是方法论、研究成果还是本学科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关系，考古学都需要去积极进行更多探索。
考古学的诞生和发展，其实一直是依靠自然科学技术来进行推动的。西方学者认为，考古学出现的前提条件是生物进化论与地质学的诞生(2)。中国考古学家也认为，“没有生物学及地质学的发展和传播，就不能从它们那里借用分类学和地层学，也不能使人们对自身古代历史的兴趣转化为现实的考古学”(3)。在审视考古学发展时，我们知道该学科不仅是脱胎于自然科学，而且其发展也一直是依靠自然科学技术来促进的(4)。本书所讨论的微痕考古，反映的是考古学在自然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紧密交叉与融合，刚刚拓展和正在发展的一个新考古研究领域。从事该方面的探讨，其基础是本人在考古单位一线考古岗位工作中，在师长和同行的帮助下，考古实践中进行了多年实例观察与研究思考。后在调入大学教研岗位后，2008年获得省部级人文社科重点项目“微痕考古分析技术研究”进行先期科研储备，2010年获国家社科基金“微痕分析与数字模型技术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支助。长期实践与国家科技项目的连续支助，终于促成了本人从科研实践到理论探索的升华，促成了本人对“微痕考古”概念的提出与探讨。该方向的探讨，可促进人们对考古界研究内容和技术方法进行思考，同时，对考古文博领域多学科协同创新、考古学社会服务与贡献等也会产生积极作用。
第二节 微痕考古的实际作用与社会贡献
考古学所研究的主体素材，虽然大多是已经过去的事物，但其科研成果和工作目的却是服务现实和面向未来社会的。文化遗产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国家历史不仅是立国之本，也是国家精神和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1)。因此，现时代考古学科的建设，已不仅仅是应用于解释历史或分析古代文物，而是已经发展为服务国家精神文明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扬、文创产品开发、旅游经济发展等多领域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还以文物抢救和考古发掘等形式，参与水利工程、交通工程、城市工程、能源工程等基本建设。因此，考古学不再是一个满足部分人猎奇或投资心理的收藏学，也不是一个仅仅用来窥探过去、沉迷古玩或纸堆的“国故”之学，而是一个与人们日常生活、现实社会和未来发展紧密关联的实用性学科。从世界现代史观察，考古学“研究成果”在现代史开端阶段，就已经在文化和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甚至还影响国家政治，乃至世界政治格局之发展。德国民粹主义考古学家斯塔弗 科斯纳（Gustav Kossinna）曾从德意志民族至上观点出发，杜撰出一套德意志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的史前史。该错误学术观点后被希特勒（Adolf Hitler）全盘接收，并在其《我的奋斗》（Mein Kampf）一书中在德国进行广泛宣传。导致德国纳粹主义盛行，最终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以，考古工作中利用“过去事物”为基本素材开展的科学实践，如果采用不同的指导思想，使用不同的研究理念和技术方法，结果会造成研究结论及最终社会影响迥异。甚至有可能造成本来是科学、客观的学术研究，转变为片面的、伪科学或反科学的学说。
中国科技考古学近年的迅猛发展，使考古学研究内容、技术手段和认知深度等均发生了很大变化(2)。在科技考古学中，“微痕考古”正作为一个独特的考古学研究内容发展起来。该领域的发展经过了一个逐渐探索的过程，其中从“微痕分析”到“微痕考古”这种概念上的变化，反映着这一研究领域的逐渐成熟。微痕考古的研究特色，主要是从微观痕迹现象方面开展研究。其解析内容以传统研究中较难关注的细部和微观层面为主，研究方法以自然科学技术为主（实验分析）。因此该专业领域在文化遗产保护技术方面，具有其他专业方法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该专业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在文物保护、考古学综合研究、现代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国内以微痕考古为方向开展的一系列专业工作，因其在研究中的创新性认识和服务文物工作的社会效益，先后在2012年、2015年两次连续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其重要研究成果包括：在湖北黄龙洞骨化石表面痕迹分析中，通过制作出各种啮齿动物啃咬痕迹的数字模型，判断遗址中有豪猪、鼠类等多种啮齿动物的啃咬痕迹(1)。该研究成果可应用于现代动物学和生态学领域，为现代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提供基础研究资料。再譬如通过湖北白龙洞遗址骨化石表面直立人遗留下的微观痕迹分析，确定出在距今80万年前，世界上最早的人类戳刺行为痕迹现象（戳刺技术），首先是在中国的直立人遗址产生(2)。该研究成果对深入认识中国远古优秀文化、挖掘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等具有现实意义。其他学者在该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如宁夏水洞沟遗址石制品表面刻划痕迹分析中，研究认识到中国古人类最早的数学计数思维（行为）及其智力水平(3)，等等。众多在微痕考古方面取得的基础研究成果，为我国开展古文化遗址多学科交叉研究、以考古技术服务现代经济与文化建设等，打开了多方面研究视角，显示出了中国科技考古领域的强大创新能力。
| ISBN | 9787030548870 |
|---|---|
| 出版社 | 科学出版社 |
| 作者 | 武仙竹 |
| 尺寸 |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