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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从近乎一穷二白的状态，发展到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一项不易实现的目标。从这个层面上讲，回顾和研究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驱动力及结构变迁等问题，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本书从理论层面，系统研究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结构变化。
作者简介
刘霞辉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二级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现为《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经济蓝皮书》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主持和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和重点课题，研究成果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二等奖。
张鹏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中国社科院上市公司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增长、应用计量经济学和上市公司。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社科重大项目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研究成果发表于《经济学（季刊）》《经济评论》《经济学家》《南开经济研究》等核心期刊。
张平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二级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所长助理、副所长。现任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社科院上市公司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和上市公司。主持和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社科院重大项目等。研究成果三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中组部“万人计划”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目录
第一篇 总量增长、结构变迁及福利改进
第1章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
1.1 大国崛起
1.2 国际比较中的中国奇迹
第2章 结构变迁
2.1 结构变迁的历程
2.2 农业发展
2.3 工业化和城市化
2.4 区域经济发展分化
2.5 企业所有制结构变化
2.6 市场体系初步完善
2.7 结构优化
2.8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结构转换步伐
第3章 福利改进与社会发展
3.1 社会事业发展
3.2 城乡居民收入及消费增长
3.3 加快社会事业发展，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协调平衡
第4章 宏观稳定
4.1 相对平稳的高速增长
4.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波动及宏观稳定政策
4.3 四次通货膨胀和五次宏观调控
4.4 小结
第二篇 增长动力
第5章 经济体制改革
5.1 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
5.2 改革的主要方式——渐进式改革
5.3 以市场配置资源为目标的价格改革
5.4 小结
第6章 对外开放
6.1 “双引擎”驱动下的开放进程
6.2 对外开放的路径选择与制度供给
6.3 开放条件下的增长、稳定与政策挑战
6.4 小结
第7章 劳动力资源开发
7.1 劳动力资源开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7.2 中国劳动力资源的开发机制
7.3 劳动力资源的二次开发与增长的可持续性
7.4 小结
第8章 技术进步
8.1 中国技术进步状况
8.2 企业技术进步：从干中学转向自主创新
8.3 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对创新的影响
8.4 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对GDP的影响
8.5 小结
第9章 资本形成
9.1 资本积累是中国高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9.2 资本形成的路径变化
9.3 投资与消费
9.4 小结
第10章 面向高质量发展的财政支持
10.1 中国财政体制面临的长期挑战
10.2 面向高质量发展的财政体制改革
第11章 金融发展
11.1 货币化和资本化事实
11.2 中国金融发展历程
11.3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11.4 小结
第三篇 展望
第12章 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二次转型
12.1 引言
12.2 资本驱动工业化模式的终结及其冲击
12.3 二次经济转型的经验事实及其障碍
12.4 二次转型路径：基于广义人力资本和消费视角
参考文献
序言
按照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的公开数据，从1979年至2016年，中国年平均实际GDP增长率为9.6%；人均GDP从1978年的增加到2016年的，增长了140余倍，按实际汇率计算超过8000美元，接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015年在世界银行公布的219个国家（地区）中，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排名第96位，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由20世纪70年代末不足1%提高到近15%。不论人们是否同意用“奇迹”来概括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我们应该看到，对于一个有着世界1/5人口的大国，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从近乎一穷二白的状态，发展到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一项不易实现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回顾和研究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驱动力及结构变迁等问题，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
本前言将从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事实入手，简要概述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内在逻辑，同时展示本书的基本内容和结构，以图使读者对全书有一个概貌。
探索中国式发展之路
图1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对数值图，该图的直观结果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基本上呈加速增长趋势，而且该趋势在近几年有加快的迹象。是什么因素在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理论界有多种解释，本书的大部分内容也从不同角度讨论该问题。这里我们只揭示一个事实，即，高增长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相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新政权和一套新的国家发展方式的确立，社会主义体制的先行者给中国演示了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落后国家实现赶超的可能性，而赶超正是近代中国所追求的梦想。如此环境，自然很快使中国经济驶入了计划经济体制之轨。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实践表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确实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从1952年至1977年，人均GDP从左右增长到，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赶超是以牺牲个人福利的提高及扭曲经济运行机制为代价的，赶超后劲不足是几乎当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的紧迫问题，如何实现可持续的高增长就成为改革要实现的主要目标。中国的改革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要远晚于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进行改革的一些东欧国家。但从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情况看，无疑中国的改革对社会福利改进效应最明显，取得了改革与发展的双赢，使赶超进程得以延续。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的探讨是国内理论界一个长盛不衰的热门话题。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者集中讨论的是两大部类和农轻重的相互关系问题，一个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另一个是平衡发展，但二者的思维模式是一样的，即计划安排和综合平衡。改革开放后，从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入手，从1981年2月始，北京部分理论工作者每两个月举行一次战略座谈会，直到1989年3月共举办了49次，这对中国经济战略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理论界也出现了“战略热”，但战略热没有引入更多新的经济学方法，而是从现实出发，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给出更为完善的反思和探索。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更多实证研究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引入，现代经济增长的研究范式被逐步引入，人们开始从结构分析的静态研究转向动态路径分析的轨道，包括发展经济学中的“结构模型”“比较优势”“干中学”等理论。随着早年张培刚先生的论著再版、国际文献的引入、《中国的奇迹》（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的出版，新的经济研究范式开始为中国现实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服务。
为了探索中国长期经济增长规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近年来对经济发展的事实和理论进行了梳理。在总结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及若干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史并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课题组提出了一个贫困落后国家经济赶超中产出增长的变动规律，其结果如图2。图中纵轴为人均GDP，横轴为时间，中间的曲线为产出线，大致呈S状。我们认为，一国从贫困走向富裕的路径有规律存在（为了本书各章分析分析的需要，我们在图2中将S形增长曲线又细分为“马尔萨斯均衡”（贫困陷阱）、“工业革命理论”（或经济赶超）、“卡尔多典型事实下的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理论）、“新经济分叉”（新增长理论）等若干与相关理论对应的阶段；同时，针对有些国家经济赶超失败的事实，给出了一个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文摘
12.4 二次转型路径：基于广义人力资本和消费视角
12.4.1 二次转型的主线：大国效应倒逼机制
（1）大国效应的弊端：与日本、韩国等经济追赶成功的经验比较起来，受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和资本驱动模式惯性的影响，中国经济二次转型的压力更大，表现在：第一，受庞大的农村人口规模的制约，劳动力拐点出现较晚，规模效应阻碍了劳动力素质的快速提高。在这点上中国与日本和韩国的经验不同（Shinohara，1970）。更为严重的是，劳动力的规模效应阻碍了劳动力素质的快速提高。第二，“清理房间”滞后，外部机会少。受益于国内技术开发能力和外部经济环境，1968年以后，日本转移国内低端产业链的“清理房间”过程启动。相比较起来，中国资本驱动模式行将结束的现阶段，清理房间过程还没有真正开启，且受制于国内外技术、市场因素，这种前景也不是那么令人乐观。第三，体制转型滞后，缺乏应对新经济阶段要求的反应灵活性。
（2）二次转型的主线：减速时期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增长无效率问题，以及大国效应的自身弊端，迫使经济二次转型进行再平衡，尤其应当注重规模经济阶段被严重忽视的内部经济潜力的挖掘，以避免可能的减速循环。二次转型的主线可以概括为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以资本配置方式的改变扭转增长的外向性，以消费模式升级强化增长的内部化效应，以服务业升级带动经济增长的外溢性。换言之，需要进行资本积累路径调整、消费模式调整、服务业发展方式调整。
（3）二次转型的核心环节：重塑效率路径。站在二次转型要求及理想情景上，回溯原有资本驱动的工业化，可以这样认为二次转型的核心环节在于重塑效率路径。包括两个递进的逻辑层次：第一，原有规模效率模式的典型特点是，技术、规模和效率容易获得，鉴于国内充分的剩余劳动力禀赋，只要抓住了外部技术和市场，从规模扩张中获得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不是难事，因此中国工业化高增长时期只需要关注如何最大限度利用剩余劳动力就足够了，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5）把这个时期的产业特点归结为标准化、规模化的通用技术部门的发展，而资本驱动的粗放型大生产，正是适应于这种经济结构建立起来的。第二，当基于这种历史条件的结构性加速过程结束，面对系统性、结构性经济条件的变化，效率路径重新建立自然成为新时期的核心问题，此时，效率模式的塑造不可能是只是个别产品和个别生产环节的创新，而是与经济结构和系统转换相关的整体绩效模式的再造。这个核心关节统摄了二次转型中投资激励模式调整、消费模式调整和服务业发展方式调整，调整的成功与否关系到二次转型的成败和绩效评价。
12.4.2 服务业发展方式调整：知识部门作为效率模式重塑的支撑点
（1）路径对比：为了突破结构性减速之后规模效率模式退化的障碍，理想途径是尽力打破“新二元经济”困境，为此，需要重新定位服务业的作用。就老牌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在经历了商业发展和工业发展的漫长演化之后，部门间利润率趋同规律已经根植于现代发达市场经济之中，并直观表现为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效率平衡。而且，正如Buera和Kaboski（2012）对发达国家服务业所观察到的那样，伴随着服务业份额的提高，服务业也越来越趋向于技能密集。我们把这一理想图景放在二次转型的大背景下进行认识，就意味着后发国家大规模工业化结束之后，需要发展以服务业为主导的效率模式，以便实现经济转型的顺利过渡。但是，受后发国家初始发展条件和经济演化路径的局限，“新二元经济”问题的发生可以说不得已的“偏差”。因此，对于像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而言，“新二元经济”态势的扭转，成为二次转型的重要任务。换句话说，当工业化主导的规模效率模式结束，城市化过程中服务业要能担当起新的效率模式的创建任务，就需要至少不低于原有增长路径的效率改进方式，否则，城市化过程只能是以整体效率下降为代价，并迫使经济进入减速螺旋。
（2）如何发展服务业：是替代还是溢出？前期研究中，我们曾就中国服务业在整体经济中的地位问题进行过分析，提出服务业作用的“结果说”和“条件说”（袁富华，2014）。“结果说”认为，现阶段“新二元经济”问题，源于资本驱动模式下服务业对工业的从属地位（即作为传统工业发展的分工结果存在），此时服务业的发展以传统业态的规模扩张为主，对初级劳动力的吸收削弱了其效率改进和业态升级潜力。服务业作为经济整体增长 “条件”，其重要性在于该部门的存在，有利于促进工业部门的持续发展。显然，处于分工结果之下的服务业，很大程度上受到工业部门外部性的影响，这种影响短期内虽然有助于服务业部门扩张，但长期中却有可能削弱其可持续增长潜力；处于“条件”链条中的服务业，其作用不仅体现在自身发展上，而且体现在对其他部门的外溢性上，并成为城市化时期的效率源泉。
（3）知识过程与服务业调整：通过发达国家服务业与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发展的对比，我们可以对一些实质性差异做出具体说明。实际上，能让服务业成为整体经济发展“条件”的依据，在于城市化阶段知识过程的突出作用。知识过程赖以发挥作用的基础，一方面是服务业结构中知识部门比重上升，另一方面是知识部门对通用技术部门的溢出效应增强，也正是从这种表现上来说，服务业足可以摆脱大规模工业化时期的从属地位，进而以其整合能力接替工业部门成为新效率模式的支撑。知识部门作用的突显，与城市化阶段工业化部门比重下降、服务业部门比重上升的趋势有关，不论从增加值角度还是从就业吸收角度看，服务业主导发达国家或经济发达阶段的态势显而易见，这种趋势与城市化时期资本积累路径的特殊性和广义人力资本发展有关。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从近乎一穷二白的状态，发展到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一项不易实现的目标。从这个层面上讲，回顾和研究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驱动力及结构变迁等问题，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本书从理论层面，系统研究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结构变化。
作者简介
刘霞辉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二级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现为《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经济蓝皮书》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主持和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和重点课题，研究成果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二等奖。
张鹏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中国社科院上市公司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增长、应用计量经济学和上市公司。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社科重大项目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研究成果发表于《经济学（季刊）》《经济评论》《经济学家》《南开经济研究》等核心期刊。
张平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二级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所长助理、副所长。现任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社科院上市公司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和上市公司。主持和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社科院重大项目等。研究成果三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中组部“万人计划”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目录
第一篇 总量增长、结构变迁及福利改进
第1章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
1.1 大国崛起
1.2 国际比较中的中国奇迹
第2章 结构变迁
2.1 结构变迁的历程
2.2 农业发展
2.3 工业化和城市化
2.4 区域经济发展分化
2.5 企业所有制结构变化
2.6 市场体系初步完善
2.7 结构优化
2.8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结构转换步伐
第3章 福利改进与社会发展
3.1 社会事业发展
3.2 城乡居民收入及消费增长
3.3 加快社会事业发展，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协调平衡
第4章 宏观稳定
4.1 相对平稳的高速增长
4.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波动及宏观稳定政策
4.3 四次通货膨胀和五次宏观调控
4.4 小结
第二篇 增长动力
第5章 经济体制改革
5.1 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
5.2 改革的主要方式——渐进式改革
5.3 以市场配置资源为目标的价格改革
5.4 小结
第6章 对外开放
6.1 “双引擎”驱动下的开放进程
6.2 对外开放的路径选择与制度供给
6.3 开放条件下的增长、稳定与政策挑战
6.4 小结
第7章 劳动力资源开发
7.1 劳动力资源开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7.2 中国劳动力资源的开发机制
7.3 劳动力资源的二次开发与增长的可持续性
7.4 小结
第8章 技术进步
8.1 中国技术进步状况
8.2 企业技术进步：从干中学转向自主创新
8.3 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对创新的影响
8.4 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对GDP的影响
8.5 小结
第9章 资本形成
9.1 资本积累是中国高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9.2 资本形成的路径变化
9.3 投资与消费
9.4 小结
第10章 面向高质量发展的财政支持
10.1 中国财政体制面临的长期挑战
10.2 面向高质量发展的财政体制改革
第11章 金融发展
11.1 货币化和资本化事实
11.2 中国金融发展历程
11.3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11.4 小结
第三篇 展望
第12章 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二次转型
12.1 引言
12.2 资本驱动工业化模式的终结及其冲击
12.3 二次经济转型的经验事实及其障碍
12.4 二次转型路径：基于广义人力资本和消费视角
参考文献
序言
按照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的公开数据，从1979年至2016年，中国年平均实际GDP增长率为9.6%；人均GDP从1978年的增加到2016年的，增长了140余倍，按实际汇率计算超过8000美元，接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015年在世界银行公布的219个国家（地区）中，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排名第96位，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由20世纪70年代末不足1%提高到近15%。不论人们是否同意用“奇迹”来概括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我们应该看到，对于一个有着世界1/5人口的大国，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从近乎一穷二白的状态，发展到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一项不易实现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回顾和研究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驱动力及结构变迁等问题，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
本前言将从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事实入手，简要概述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内在逻辑，同时展示本书的基本内容和结构，以图使读者对全书有一个概貌。
探索中国式发展之路
图1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对数值图，该图的直观结果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基本上呈加速增长趋势，而且该趋势在近几年有加快的迹象。是什么因素在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理论界有多种解释，本书的大部分内容也从不同角度讨论该问题。这里我们只揭示一个事实，即，高增长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相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新政权和一套新的国家发展方式的确立，社会主义体制的先行者给中国演示了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落后国家实现赶超的可能性，而赶超正是近代中国所追求的梦想。如此环境，自然很快使中国经济驶入了计划经济体制之轨。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实践表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确实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从1952年至1977年，人均GDP从左右增长到，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赶超是以牺牲个人福利的提高及扭曲经济运行机制为代价的，赶超后劲不足是几乎当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的紧迫问题，如何实现可持续的高增长就成为改革要实现的主要目标。中国的改革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要远晚于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进行改革的一些东欧国家。但从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情况看，无疑中国的改革对社会福利改进效应最明显，取得了改革与发展的双赢，使赶超进程得以延续。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的探讨是国内理论界一个长盛不衰的热门话题。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者集中讨论的是两大部类和农轻重的相互关系问题，一个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另一个是平衡发展，但二者的思维模式是一样的，即计划安排和综合平衡。改革开放后，从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入手，从1981年2月始，北京部分理论工作者每两个月举行一次战略座谈会，直到1989年3月共举办了49次，这对中国经济战略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理论界也出现了“战略热”，但战略热没有引入更多新的经济学方法，而是从现实出发，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给出更为完善的反思和探索。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更多实证研究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引入，现代经济增长的研究范式被逐步引入，人们开始从结构分析的静态研究转向动态路径分析的轨道，包括发展经济学中的“结构模型”“比较优势”“干中学”等理论。随着早年张培刚先生的论著再版、国际文献的引入、《中国的奇迹》（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的出版，新的经济研究范式开始为中国现实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服务。
为了探索中国长期经济增长规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近年来对经济发展的事实和理论进行了梳理。在总结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及若干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史并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课题组提出了一个贫困落后国家经济赶超中产出增长的变动规律，其结果如图2。图中纵轴为人均GDP，横轴为时间，中间的曲线为产出线，大致呈S状。我们认为，一国从贫困走向富裕的路径有规律存在（为了本书各章分析分析的需要，我们在图2中将S形增长曲线又细分为“马尔萨斯均衡”（贫困陷阱）、“工业革命理论”（或经济赶超）、“卡尔多典型事实下的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理论）、“新经济分叉”（新增长理论）等若干与相关理论对应的阶段；同时，针对有些国家经济赶超失败的事实，给出了一个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文摘
12.4 二次转型路径：基于广义人力资本和消费视角
12.4.1 二次转型的主线：大国效应倒逼机制
（1）大国效应的弊端：与日本、韩国等经济追赶成功的经验比较起来，受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和资本驱动模式惯性的影响，中国经济二次转型的压力更大，表现在：第一，受庞大的农村人口规模的制约，劳动力拐点出现较晚，规模效应阻碍了劳动力素质的快速提高。在这点上中国与日本和韩国的经验不同（Shinohara，1970）。更为严重的是，劳动力的规模效应阻碍了劳动力素质的快速提高。第二，“清理房间”滞后，外部机会少。受益于国内技术开发能力和外部经济环境，1968年以后，日本转移国内低端产业链的“清理房间”过程启动。相比较起来，中国资本驱动模式行将结束的现阶段，清理房间过程还没有真正开启，且受制于国内外技术、市场因素，这种前景也不是那么令人乐观。第三，体制转型滞后，缺乏应对新经济阶段要求的反应灵活性。
（2）二次转型的主线：减速时期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增长无效率问题，以及大国效应的自身弊端，迫使经济二次转型进行再平衡，尤其应当注重规模经济阶段被严重忽视的内部经济潜力的挖掘，以避免可能的减速循环。二次转型的主线可以概括为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以资本配置方式的改变扭转增长的外向性，以消费模式升级强化增长的内部化效应，以服务业升级带动经济增长的外溢性。换言之，需要进行资本积累路径调整、消费模式调整、服务业发展方式调整。
（3）二次转型的核心环节：重塑效率路径。站在二次转型要求及理想情景上，回溯原有资本驱动的工业化，可以这样认为二次转型的核心环节在于重塑效率路径。包括两个递进的逻辑层次：第一，原有规模效率模式的典型特点是，技术、规模和效率容易获得，鉴于国内充分的剩余劳动力禀赋，只要抓住了外部技术和市场，从规模扩张中获得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不是难事，因此中国工业化高增长时期只需要关注如何最大限度利用剩余劳动力就足够了，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5）把这个时期的产业特点归结为标准化、规模化的通用技术部门的发展，而资本驱动的粗放型大生产，正是适应于这种经济结构建立起来的。第二，当基于这种历史条件的结构性加速过程结束，面对系统性、结构性经济条件的变化，效率路径重新建立自然成为新时期的核心问题，此时，效率模式的塑造不可能是只是个别产品和个别生产环节的创新，而是与经济结构和系统转换相关的整体绩效模式的再造。这个核心关节统摄了二次转型中投资激励模式调整、消费模式调整和服务业发展方式调整，调整的成功与否关系到二次转型的成败和绩效评价。
12.4.2 服务业发展方式调整：知识部门作为效率模式重塑的支撑点
（1）路径对比：为了突破结构性减速之后规模效率模式退化的障碍，理想途径是尽力打破“新二元经济”困境，为此，需要重新定位服务业的作用。就老牌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在经历了商业发展和工业发展的漫长演化之后，部门间利润率趋同规律已经根植于现代发达市场经济之中，并直观表现为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效率平衡。而且，正如Buera和Kaboski（2012）对发达国家服务业所观察到的那样，伴随着服务业份额的提高，服务业也越来越趋向于技能密集。我们把这一理想图景放在二次转型的大背景下进行认识，就意味着后发国家大规模工业化结束之后，需要发展以服务业为主导的效率模式，以便实现经济转型的顺利过渡。但是，受后发国家初始发展条件和经济演化路径的局限，“新二元经济”问题的发生可以说不得已的“偏差”。因此，对于像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而言，“新二元经济”态势的扭转，成为二次转型的重要任务。换句话说，当工业化主导的规模效率模式结束，城市化过程中服务业要能担当起新的效率模式的创建任务，就需要至少不低于原有增长路径的效率改进方式，否则，城市化过程只能是以整体效率下降为代价，并迫使经济进入减速螺旋。
（2）如何发展服务业：是替代还是溢出？前期研究中，我们曾就中国服务业在整体经济中的地位问题进行过分析，提出服务业作用的“结果说”和“条件说”（袁富华，2014）。“结果说”认为，现阶段“新二元经济”问题，源于资本驱动模式下服务业对工业的从属地位（即作为传统工业发展的分工结果存在），此时服务业的发展以传统业态的规模扩张为主，对初级劳动力的吸收削弱了其效率改进和业态升级潜力。服务业作为经济整体增长 “条件”，其重要性在于该部门的存在，有利于促进工业部门的持续发展。显然，处于分工结果之下的服务业，很大程度上受到工业部门外部性的影响，这种影响短期内虽然有助于服务业部门扩张，但长期中却有可能削弱其可持续增长潜力；处于“条件”链条中的服务业，其作用不仅体现在自身发展上，而且体现在对其他部门的外溢性上，并成为城市化时期的效率源泉。
（3）知识过程与服务业调整：通过发达国家服务业与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发展的对比，我们可以对一些实质性差异做出具体说明。实际上，能让服务业成为整体经济发展“条件”的依据，在于城市化阶段知识过程的突出作用。知识过程赖以发挥作用的基础，一方面是服务业结构中知识部门比重上升，另一方面是知识部门对通用技术部门的溢出效应增强，也正是从这种表现上来说，服务业足可以摆脱大规模工业化时期的从属地位，进而以其整合能力接替工业部门成为新效率模式的支撑。知识部门作用的突显，与城市化阶段工业化部门比重下降、服务业部门比重上升的趋势有关，不论从增加值角度还是从就业吸收角度看，服务业主导发达国家或经济发达阶段的态势显而易见，这种趋势与城市化时期资本积累路径的特殊性和广义人力资本发展有关。
| ISBN | 9787543229372 |
|---|---|
| 出版社 |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
| 作者 | 刘霞辉 |
| 尺寸 |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