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
作者:(美)德鲁克
目录
推荐序一(邵明路)
推荐序二(赵曙明)
推荐序三(珍妮·达罗克)
序言
第1章 工业社会之战/ 1
第2章 什么是功能性社会/ 14
第3章 19世纪的重商主义社会/ 29
第4章 20世纪的工业现实/ 52
第5章 希特勒主义的挑战与失败/ 90
第6章 自由社会和自由政府/ 102
第7章 从卢梭到希特勒/ 130
第8章 1776年的保守主义反革命/ 146
第9章 保守之路/ 179
译后记/ 202
序言
《工业人的未来》,这本书被许多朋友和一些评论家一致认为是所有书中最棒的一本书。确实,我自己也认为这本书是我最得意之作。……。事实上,本书尝试阐明的不是一个社会理论,而是两个。一个或者可称为“一般性社会理论”,它提出任何一个社会都必然有其功能性和合法性方面的要求。另一个或者可称为“特殊性工业社会理论”,它将这些一般性社会理论应用于工业社会这一特例,这种工业社会出现于20世纪,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逐渐获得主导地位。我曾经给本书加了一个副标题“保守之路”,其原因就在于书中有两个关键性概念—“身份”和“功能”,它们从根本上说是保守性的术语。这两个术语可以追溯到埃德蒙·伯克或者詹姆斯·麦迪逊,而不是约翰·洛克,更不是法国大革命。本书的第三个关键术语是“合法性”,这基本上也是一个保守性的术语。如果当时这个术语已创造出来的话,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很可能就会用到这个术语(该术语可追溯到1820年前后,当时汉密尔顿已逝世很久),而本杰明·迪斯雷利则确实使用过该术语。这个术语承认合法性权力已是一种社会现实,但要求这种权力必须建立在普遍公认、义务、责任和共识的基础之上。
尽管“保守主义”这个词确实有着非常陈旧过时的含义,但本书并非“新保守主义”(该术语在本书初版的1942年时还不存在)。因为首先,对我而言,根本就毫无成为新保守主义者的必要,毕竟这个词所指的是那些前左翼分子,而我从来就与此无缘。我们现在所谈的新保守主义,我在本书中称之为“重商主义”(不过,我前面已经申明,这一术语已经过时,并且可能达不到预期目标),这里我再重申一遍。因为新保守主义否认而不是肯定工业社会及后工业社会的现实。实际上,新保守主义只是鼓吹经济学重于一切的19世纪曼彻斯特自由主义的别称,而这与真正的保守主义立场并不相容。保守主义的立场是,而且总是将社会置于首位。它并不否认经济和经济学的重要性—事实上,还远不止是不否认。在那些保守的原教旨主义者和“现实政治”的真正信徒(如亨利·基辛格)中,我经常被怀疑说我对经济和经济学过分感兴趣,说我是在鼓吹只有自由市场才能产生经济的结果和控制的力量,总有人怀疑说我在鼓吹经济的首要任务是赚取资本成本,即赢得丰厚的利润,还有人对于我断言缺乏经济基础的军事力量只是痴人说梦的幻想心怀疑虑,等等。……。在19世纪的埃德蒙·伯克、罗伯特·沃尔浦尔、温斯顿·丘吉尔、本杰明·迪斯雷利等人的眼中,还有同样在亚伯拉罕·林肯和乔治·华盛顿看来—社会是个多面体,不是单向的。巨大的挑战(即“无穷无尽的冒险”,霍勒斯·沃尔浦尔称之为政治伎俩)就是要在这多个维度间保持平衡。但是,要做到这一点,社会就必须成为一个功能性社会。它必须给个人赋予社会身份和功能,而且其权力必须被承认具有合法性。
斐迪南·腾尼斯所著《社区与社会》(1888年版)一书,是社会理论和社会学最伟大的经典之一。腾尼斯把社区与社会并置同论,前者关注于存在(being)即身份,后者关注于行事(doing)即功能。在《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中,我提出,工业社会的基本制度必须两方面都兼顾,社区赋予身份,社会行使功能,而这个制度自身还需要能使其达到预定目的的具体制度。我当时还没有将这种制度称为“组织”,这一术语当时还没人使用,甚至还没人知道,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久才有所改变(也许这一词的首次使用是在我的下一本书《公司的概念》(1946年)中,该书也正由Transaction出版社再版发行)。我当时还没有察觉(实际上当时谁也没有察觉,这一工业社会将成为一个包含各种组织的社会,而不是一个仅仅包含工业组织的社会),意识到这一点,那已经是10年后了。实际上,许多著作家,尤其是经济学家,直到现在他们眼里还仍然只有政府和工商企业,而对其他各种组织,如大学、医院、工会、教会(还有其他许多)都熟视无睹,也没有看到现代社会正是通过这些组织来执行其社会功能、组织其社会任务的。而《工业人的未来》当时就洞察到,工业社会在结构上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社会已经有所不同,并且其面临的挑战、其价值观和机会也同样有所不同。
那时候,大多数人都认为自由社会和自由经济已走到了头—还有少数人认为,即使在美国,这种自由社会和自由经济也不一定能够捱得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不用说在欧洲了。虽然不能说世人皆醉我独醒,但本书确实洞察到,工业社会所面临的这些挑战恰恰预示着战后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成就。《工业人的未来》并不是一本“乐观主义”的书,在写作其主要章节的1940年夏,当时可以说并没有多少令人乐观的东西,收音机里倒是天天都在播放着纳粹的胜利、法国的陷落和英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之类的新闻。但是,本书却再次肯定了各种价值、希望和责任—而这些都由战后时期的各种事件给予了证实,也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涌现出的一个“工业”国—美国取得领导地位这一事实得到了证实。
今天,我们已经走出了工业时代。而且实际上,我们甚至已经超越了“后
作者:(美)德鲁克
目录
推荐序一(邵明路)
推荐序二(赵曙明)
推荐序三(珍妮·达罗克)
序言
第1章 工业社会之战/ 1
第2章 什么是功能性社会/ 14
第3章 19世纪的重商主义社会/ 29
第4章 20世纪的工业现实/ 52
第5章 希特勒主义的挑战与失败/ 90
第6章 自由社会和自由政府/ 102
第7章 从卢梭到希特勒/ 130
第8章 1776年的保守主义反革命/ 146
第9章 保守之路/ 179
译后记/ 202
序言
《工业人的未来》,这本书被许多朋友和一些评论家一致认为是所有书中最棒的一本书。确实,我自己也认为这本书是我最得意之作。……。事实上,本书尝试阐明的不是一个社会理论,而是两个。一个或者可称为“一般性社会理论”,它提出任何一个社会都必然有其功能性和合法性方面的要求。另一个或者可称为“特殊性工业社会理论”,它将这些一般性社会理论应用于工业社会这一特例,这种工业社会出现于20世纪,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逐渐获得主导地位。我曾经给本书加了一个副标题“保守之路”,其原因就在于书中有两个关键性概念—“身份”和“功能”,它们从根本上说是保守性的术语。这两个术语可以追溯到埃德蒙·伯克或者詹姆斯·麦迪逊,而不是约翰·洛克,更不是法国大革命。本书的第三个关键术语是“合法性”,这基本上也是一个保守性的术语。如果当时这个术语已创造出来的话,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很可能就会用到这个术语(该术语可追溯到1820年前后,当时汉密尔顿已逝世很久),而本杰明·迪斯雷利则确实使用过该术语。这个术语承认合法性权力已是一种社会现实,但要求这种权力必须建立在普遍公认、义务、责任和共识的基础之上。
尽管“保守主义”这个词确实有着非常陈旧过时的含义,但本书并非“新保守主义”(该术语在本书初版的1942年时还不存在)。因为首先,对我而言,根本就毫无成为新保守主义者的必要,毕竟这个词所指的是那些前左翼分子,而我从来就与此无缘。我们现在所谈的新保守主义,我在本书中称之为“重商主义”(不过,我前面已经申明,这一术语已经过时,并且可能达不到预期目标),这里我再重申一遍。因为新保守主义否认而不是肯定工业社会及后工业社会的现实。实际上,新保守主义只是鼓吹经济学重于一切的19世纪曼彻斯特自由主义的别称,而这与真正的保守主义立场并不相容。保守主义的立场是,而且总是将社会置于首位。它并不否认经济和经济学的重要性—事实上,还远不止是不否认。在那些保守的原教旨主义者和“现实政治”的真正信徒(如亨利·基辛格)中,我经常被怀疑说我对经济和经济学过分感兴趣,说我是在鼓吹只有自由市场才能产生经济的结果和控制的力量,总有人怀疑说我在鼓吹经济的首要任务是赚取资本成本,即赢得丰厚的利润,还有人对于我断言缺乏经济基础的军事力量只是痴人说梦的幻想心怀疑虑,等等。……。在19世纪的埃德蒙·伯克、罗伯特·沃尔浦尔、温斯顿·丘吉尔、本杰明·迪斯雷利等人的眼中,还有同样在亚伯拉罕·林肯和乔治·华盛顿看来—社会是个多面体,不是单向的。巨大的挑战(即“无穷无尽的冒险”,霍勒斯·沃尔浦尔称之为政治伎俩)就是要在这多个维度间保持平衡。但是,要做到这一点,社会就必须成为一个功能性社会。它必须给个人赋予社会身份和功能,而且其权力必须被承认具有合法性。
斐迪南·腾尼斯所著《社区与社会》(1888年版)一书,是社会理论和社会学最伟大的经典之一。腾尼斯把社区与社会并置同论,前者关注于存在(being)即身份,后者关注于行事(doing)即功能。在《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中,我提出,工业社会的基本制度必须两方面都兼顾,社区赋予身份,社会行使功能,而这个制度自身还需要能使其达到预定目的的具体制度。我当时还没有将这种制度称为“组织”,这一术语当时还没人使用,甚至还没人知道,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久才有所改变(也许这一词的首次使用是在我的下一本书《公司的概念》(1946年)中,该书也正由Transaction出版社再版发行)。我当时还没有察觉(实际上当时谁也没有察觉,这一工业社会将成为一个包含各种组织的社会,而不是一个仅仅包含工业组织的社会),意识到这一点,那已经是10年后了。实际上,许多著作家,尤其是经济学家,直到现在他们眼里还仍然只有政府和工商企业,而对其他各种组织,如大学、医院、工会、教会(还有其他许多)都熟视无睹,也没有看到现代社会正是通过这些组织来执行其社会功能、组织其社会任务的。而《工业人的未来》当时就洞察到,工业社会在结构上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社会已经有所不同,并且其面临的挑战、其价值观和机会也同样有所不同。
那时候,大多数人都认为自由社会和自由经济已走到了头—还有少数人认为,即使在美国,这种自由社会和自由经济也不一定能够捱得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不用说在欧洲了。虽然不能说世人皆醉我独醒,但本书确实洞察到,工业社会所面临的这些挑战恰恰预示着战后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成就。《工业人的未来》并不是一本“乐观主义”的书,在写作其主要章节的1940年夏,当时可以说并没有多少令人乐观的东西,收音机里倒是天天都在播放着纳粹的胜利、法国的陷落和英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之类的新闻。但是,本书却再次肯定了各种价值、希望和责任—而这些都由战后时期的各种事件给予了证实,也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涌现出的一个“工业”国—美国取得领导地位这一事实得到了证实。
今天,我们已经走出了工业时代。而且实际上,我们甚至已经超越了“后
ISBN | 9787111606116,7111606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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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 机械工业出版社 |
作者 | 彼得·德鲁克 (Peter F. Drucker) |
尺寸 |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