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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持续上升，且增幅明显，已跃升至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并在2009年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虽然中国也受到了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下滑的不利影响，但其进出口贸易仍在世界市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探讨贸易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的作者是北大国发院余淼杰教授，书稿由其16篇论文组成，内容涉及产业结构升级、中国制造业的加工贸易盘点和解析、开发区对生产率的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等多个方面。作者利用实证数据，针对各个主题，进行了详尽的实证分析，并据此提出自己的结论，及其现实意义。本书不仅是对过去40年改革开放中经验的回顾和总结，同时也对将来的发展提供了深刻的思考。
作者简介
余淼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杰青基金获得者，北京市青年科学家，国际中国研究联盟秘书长，黄廷芳/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全球经济管理类前1%高引论文经济学家；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经济学博士。商务部官方学术期刊《国际贸易》执行主编、《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执行主编、China Economic Journal副主编。曾被专门邀请到联合国总部做中国经济发展报告。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和中国经济发展，曾在EJ、RESTAT、JIE、JDE、《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世界经济》等国内外和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中英文专著、教材、时评随笔十部。独著论文曾获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奖，是首位获得该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曾获全国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科研究奖、全国发展经济学研究最高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第14届北京市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并五次获得全国国际贸易研究最高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著作《加工贸易与企业生产率》获刘诗白经济学奖、胡绳青年学术研究奖、全国贸易发展研究奖、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奖。在北大百廿校庆中作为北大优秀中青年教师代表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
目录
第一篇 进口替代战略
第1章 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与减贫
1.1 引言
1.2 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经济状况
1.3 中国的工业增长与结构升级
1.4 中国如何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
1.5 经济结构转型对就业和减贫的影响
1.6 可供学习借鉴的中国经验
1.7 结论和政策建议
第2章 中国“价格剪刀差”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理论模型与计量实证
2.1 引言
2.2 中国的“价格剪刀差”状况
2.3 理论模型
2.4 计量经济模型
2.5 数据和实证结果
2.6 结论
第二篇 出口导向战略
第3章 中国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
3.1 剩余劳动力、城市化和人口转型
3.2 人口和中国的经济模式
3.3 结论
第4章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加工贸易：趋势与特征
4.1 引言
4.2 鼓励加工贸易的政策
4.3 加工贸易的特征
4.4 数据合并
4.5 小结
第5章 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之谜：加工贸易的作用
5.1 引言
5.2 数据
5.3 加工贸易企业的典型事实
5.4加工贸易企业低生产率的可能解释
5.5 小结
第6章 国 家 级 开发区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6.1 引言
6.2 开发区简介
6.3 数据
6.4 主要变量和实证策略
6.5 实证结果
6.6 结论性评述
第三篇 贸易自由化战略与WTO效应
第7章 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企业生产率提升
7.1 引言
7.2 加工贸易的特殊关税政策
7.3 数据
7.4 变量度量与实证方法
7.5 估计结果
7.6 总结
第8章 进口自由化与企业利润率
8.1 引言
8.2 相关文献回顾
8.3 理论模型
8.4 实证分析
8.5 结论
第9章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和企业研发
9.1 引言
9.2 文献综述
9.3 数据和度量
9.4 实证方法和结果
9.5 小结
第四篇 全球金融危机下的深度开放
第10章 人民币升值对出口质量的提升效应
10.1 引言
10.2 准确测算微观层面的出口质量
10.3 数据描述
10.4 实证分析
10.5 结论
第11章 人民币汇率和加工出口的国内附加值
11.1 引言
11.2 模型
11.3 数据
11.4 实证分析
11.5 稳健性检验
11.6 影响的经济维度和机制
11.7 结论
第12章 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出口与信贷约束：来自中国的理论与证据
12.1 引言
12.2 激励相容的贷款
12.3 实证模型与数据
12.4 估计结果
12.5 结论
第13章 人民币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13.1 引言
13.2 背景和典型事实
13.3 理论框架
13.4 数据与度量
13.5 小结
第五篇 全方位开放战略的政策建议
第14章 对外改革，对内开放，促进产业升级
14.1 中国产业升级的重要性
14.2 中国产业价值链升级的经验事实
14.3 中国进一步产业升级所面临的挑战
14.4 进一步产业升级的对策：对外改革，对内开放
14.5 小结
第15章 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研究
15.1 引言
15.2 贸易和投资环境现状
15.3 主要贸易和投资促进措施
15.4 结论
第16章 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动因与路径
16.1 引言
16.2 逆全球化背景下的自由贸易港建设：理论内涵与综合动因
16.3 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自由贸易港建设的路径选择
序言
从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实践。到现在，已经有40年了。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经济持续保持平均每年高达8%左右的经济增速，这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是比较罕见的。中国也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货物出口国、第二大货物进口国、第二大服务贸易大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开放大国。同时，中国也从最不发达国家提升为中高收入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有望在近年内达到1.2万美元，成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毋庸置疑，短短40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特别是通过对外开放，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实现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奇迹”，从而大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走出一条强国之路。
为什么说中国的对外贸易是一个奇迹？过去40年，不论是对外贸易、双向直接投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还是其他国际经济合作项目，中国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具体地，2017年，中国的对外货物贸易总额达4.10万亿美元，占全球外贸总额的11.5%，全球排名第一。这相对于4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210亿美元外贸总额，增长了196倍。其中，对外货物贸易出口2.26万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2.8%，全球排名第一；对外货物贸易进口1.84万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0.2%，全球排名第二。货物贸易占GDP的外贸依存度为33.6%。同时，中国的服务货物贸易总额达6905亿美元，占全球外贸总额的6.7%，全球排名第二。相对于4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40亿美元服务外贸总额，增长了约172倍。
40年改革开放造就中国外贸奇迹。这也可以从中国的国际合作发展情况来看。第一，2017年，中国利用外资总额达到1363亿美元，占世界利用外资总额的9.5%，排名全球第二，比改革开放之初增长了近40倍。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582亿美元，占世界利用外资总额达到9.9%，排名全球第二，比改革开放之初增长了55倍。此外，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为1685亿美元，对外劳务合作派出总人数达到52.2万人。所有这些指标都清楚地表明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是世界外贸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笔者以为，我国对外开放的40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广度开放、深度开放以及全面开放。从1978年到2001年，我国的开放属于广度开放阶段，主要体现在各种经济特区、经开区、工业园区、高新区乃至出口加工区的设立。在这个阶段，主要体现为各种园区在从沿海向内地的点—线—面的推进，其更多的是属于一种“粗放式”强调量上的开放；国家在对外贸易政策上，主要是从改革开放之前的进口替代战略改为出口导向发展模式。
我国对外开放实践的第二个阶段是从2001年底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前的这个时段。这个阶段中国的对外开放实践可以概括为深度开放。在这个阶段中，一方面，加入世贸使得我国出口品面临着更大的出口市场、更多的出口机会；另一方面，因为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下降；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又使得外需疲软，原来以出口劳力密集型产品为主要特征的出口导向模式受到很大的挑战。国家通过设立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新经济体制试点试验改革，努力提升产品特别是出口品质量；同时继续减低关税、推进贸易自由化来发展经济。这个阶段的发展模式，主要是体现为“集约式”的强调质上的开放；国家在对外贸易政策上，主要是从原来强调出口导向发展模式改为贸易自由化战略。
我国的对外开放实践的第三个阶段则是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后所强调的推进全面开放新阶段。当前国际上逆全球化思潮抬头，有些国家甚至推行贸易霸权主义，实施贸易保护政策，从而导致经贸全球化面临重大挑战。为努力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推动全球经济合作互利共赢，党的十九大特别强调了“推进全面开放新格局”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到目前为止，全面开放主要是要做好三个工作：扩大进口、建设自由贸易港以及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这三项工作都是推进贸易全球化的关键工作。
本书的章节安排正是按以上的这个思路来展开的。相对于对外40年开放的三个阶段，全书分成五部分来探讨40年对外开放的伟大实践。第一部分是改革开放之前所采取的进口替代战略。第二部分则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大力推行的出口导向战略。第三部分是贸易自由化战略和WTO效应，第四部分讨论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深度开放。第五部分讨论新时期全方位开放战略下的一些政策影响。下面对各章内容逐一简要介绍。
本书的第一篇主要讨论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所采用的进口替代战略以及相关替代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该部分包括两章，这两章都是与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合作的成果。第1章主要就中国外贸40年做个概括性的描述，并探讨了中国外贸发展如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该章从经验实证的角度论证了中国自1978年实施经济改革以来，已在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经济改革后转向采纳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采用“双轨制”改革为陈旧的资本密集型工业提供了暂时的保护。此类渐进式改革实现了帕累托最优且容易付诸实施。政府在提供产业甄别和方便经济结构升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成功开展经济结构转型和制造业升级也为城乡地区的工人们创造了更多的新就业机会。因此，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在这个阶段的30年间，中国从一个最不发达国家成长为一个中高收入国家，从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的奇迹。
第2章主要是通过工农“价格剪刀差”模型来估算我国的政府目标函数。“价格剪刀差”指的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如何从农业部门的农民那里赚取利润来补贴城市工业部门的工人。同时，通过实施“价格剪刀差”，政府可以加快资本积累速度。研究发现，在改革开放之前，城市工人的福利所占权重远远高于农民的福利。此外，政府也更重视资本积累而轻视居民福利。
自1992年宣布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一直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推行的出口导向战略。那么如何理解国际贸易与出口导向战略的关系？出口导向战略又是如何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呢？本书第3—6章探讨再部分内容。第3章指出，中国当前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是由中国当前人口特征和低城市化水平所决定的必然选择。低人口抚养比和低城市化率共同造成大量的劳动力供给和工资收入缓慢增长，这两种因素又进一步导致了资本的快速积累和制造业的飞速发展。然而这两种因素也决定了较小的国内市场，因此市场出清的唯独途径就是出口。第4章则用2010年交易层面的高度细化数据提供了对中国加工贸易的全面分析。通过强调中国外贸中的加工贸易的关键角色，我们论证了自由贸易区是推动加工贸易发展的重要工具。然后，我们从产业层面和企业层面探究了加工贸易的各种特征：进口的来源国、主要产品、运输模式、进入港口、消费目的地、商品质量、加工贸易的范围。
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比非出口企业的更高，这一结论已成为近年来企业层面国际贸易研究的中心论断。有趣的是，这一论断在作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的中国受到了挑战。之前一些研究发现，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可能比非出口企业低。第5章通过对2000—2005年企业—海关数据的分析表明，这一令人费解的发现完全是由中国大量的加工贸易企业所导致的。我们发现中国有20%的企业完全从事出口加工，这些企业的生产率比非出口企业低4%—29%。剔除加工贸易企业的影响就能使我们回到出口企业生产率更高的传统结论当中。该章说明将加工贸易与非加工贸易企业区分开对于正确理解中国出口企业的表现至关重要。此外，在研究越南、墨西哥等其他加工贸易比较盛行的国家的企业行为时，也应该充分考虑到加工贸易的影响。
……
1994年中国仅为WTO的观察员国，为尽快加入WTO，在三年内大幅度地减低进口关税。进口关税从35%快速降到17%左右。2001年底中国成功加入WTO，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第143个国家，并继续大力推行贸易自由化战略。本书第三篇又分为三章（第7—9章），从不同角度讨论贸易自由化如何提升企业生产率，又对企业利润率以及企业创新有什么影响。具体地，第7章研究了进口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减免如何影响参与贸易的大型中国企业的生产率。分析考虑了企业从事加工贸易在进口中间品方面的关税优惠。利用2000—2006年高度细化的贸易数据和企业生产数据，本章构建了各企业所面临的进口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税率。通过控制企业参与加工贸易的自我选择和两类企业层面关税税率可能引发的内生性，该章发现，进口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减免均对企业生产率提升有正向影响，且影响力度会随着企业加工贸易进口份额的增大而减小。总体上，相对于最终品关税减免，进口中间品关税减免对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更大；但对于不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相反的结论成立。通过将企业生产率加总至经济体总体生产率发现，两类关税减免共使样本中约423家企业获得生产率提升，同时至少贡献了同期经济体总体生产率提升的14.5%。
第8章研究了最终品进口自由化对本国纯内销企业利润率的影响。短期均衡时，最终品进口自由化使得更多外国企业向本国市场进行出口，加剧了本国产品市场的竞争，降低了本国纯内销企业的利润率。而在长期，由于企业能够充分进行进入退出市场的调整，一部分本国企业会退出市场，均衡时存留下来的企业利润率升高。该章首先通过理论模型解释了上述现象，接着利用我国2000—2007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并进一步验证了进口自由化对企业利润率影响的渠道。实证结果同时发现，中间品关税下降会对本国纯内销企业的利润率产生正向影响。最后，理论模型和实证结果还证明了，其他条件相同时，企业的生产率越高，其利润率就越高。
第9章旨在研究中间品关税下降对进口企业研发的影响，发现中间品关税的下降提高了企业的研发水平。由于加工贸易没有进口关税，从而不受进口中间品关税下降的影响。基于这一事实，该章利用中国加入WTO作为政策冲击，使用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进出口数据和自然实验方法进行研究。中间品关税的下降一方面减少了企业的进口成本，增加了企业利润，提高了研发空间；另一方面因为企业可以进口更多核心技术产品，从而获得更多技术转移，这促进了企业对已有技术的模拟和吸收，提高了相应的研发。进一步，我们将研发投入分解为对已有产品生产过程的研发和对新产品的研发，分析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中国企业研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前一方面。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相对于自助研发新产品，中国企业在吸收已有技术改善生产流程上更具有比较优势。该章的结论说明提高中间品贸易便利度，进一步促进贸易自由化，对企业转型升级，改善企业生产模式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有显著推动作用，该章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经济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遭受到明显的负面影响。各主要发达经济体外需疲软，原来主要依靠出口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已不再可行。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企业也面临着严重的信贷约束。同时，国家自2005年7月开始采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总体升值。中国的出口模式也从简单地依赖于低工资的成本优势转向努力提升出口品的质量。中国的对外开放进程也逐步地从之前的“广度开放”转向“深度开放”。本书的第四篇讨论全球金融危机下的深度开放，包括第10—13章。
第10章讨论人民币升值如何影响出口企业决策。该章从出口质量的角度研究汇率变动与企业决策的关系。我们利用2000—2006年制造业企业和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修正了以往的出口质量测算方法，更准确地测算出口质量。在此基础上，我们的实证证据表明，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竞争压力促进了出口质量提升：10%的人民币升值使企业出口质量平均上升0.19%。我们进一步发现在质量差异化程度大的行业中，人民币升值对出口质量的提升效应为0.4%，而在质量差异化程度小的行业中该效应不明显。此外，人民币升值减少了出口企业数目，且升值对出口质量的提升效应在非核心产品及低生产率企业中更明显。本章发现了汇率变动影响企业决策的新渠道，同时也表明竞争强度是质量升级的重要决定因素。
第11章则通过理论建模和实证分析研究了汇率变动对加工贸易企业国内附加值比的影响。一方面，本币贬值通过影响企业对进口和国内中间品的配置，导致其国内附加值比重提高。另一方面，它还影响出口企业的定价策略，促使其成本加成提高，使得加工贸易企业的国内附加值比提高。该章用2000—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贸易数据对理论预期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发现按初始年进口份额加权的名义有效汇率通过这两个渠道使得加工贸易企业的国内附加值比显著提高。
第12章讨论在“银行—企业”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国内企业和出口企业的信贷约束如何产生。为保持激励相容，银行提供的贷款少于企业所需的最优数量。出口企业的运输时间越长，比国内企业面临的的信贷约束越紧，即便在国内市场也是如此。对中国企业而言，海外业务占比越大、运输时间越长、生产率差异越大，面临的信贷约束也就越紧。
第13章旨在研究汇率变动对异质性出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影响机制，尤其是汇率对贸易服务型投资的“出口传导”效应。将近一半的中国对外投资主要是以贸易办事处和进出口公司为代表的贸易服务型投资，以往的研究只关注汇率变化对制造业投资的“出口替代”影响，而忽略了出口与贸易服务型投资的“互补关系”，因此用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人民币汇率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会带来偏差。该章从理论建模和实证分析两个方向重新考察了汇率对贸易服务型投资的影响，理论上拓展了异质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型，区分了贸易服务型投资和生产性投资，并引入了真实汇率；实证上使用微观企业投资和贸易数据,定量分析了汇率对企业进行不同类型的投资影响大小。大量研究发现汇率上升显著地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尤其是贸易服务型对外投资。据我们所知，这是第一篇通过理论和微观数据研究中国贸易服务型对外投资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面对外需低迷、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对外开放也进入深水区。2017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大上，中央提出了“全面推进开放新格局”的战略构想。本书的第五篇也是最后一篇着力于对全方位开放战略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该部分包括三章。具体地，第14章提出“对外改革，对内开放”。指出新世纪以来，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保证产业升级得以继续，企业生产率继续提升，应该赋予改革开放政策以新的时代内涵，由“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向“对外改革，对内开放”转变。对外改革，开发新的贸易伙伴，降低对少数几个发达国家的贸易依存以分散系统化风险，同时加快建设同周边国家的自由贸易区、调整加工贸易模式。对内开放，破除各地区的贸易壁垒，放开各要素市场，进一步开放产品市场。通过“对外改革，对内开放”政策，为产业升级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第15章研究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在过去的40年间，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贸易和投资，主要集中在降低进口关税、建设区域间自由贸易区、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开放自由贸易试验区、简政放权、提供土地和税收等优惠、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它们带动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提高了消费者的福利，并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未来我国在区域间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为积极应对逆全球化的挑战，在国际经贸关系中保持主动地位，中国准备在现有保税港区和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探索建设开放程度和自由程度更高的自由贸易港。第16章主要讨论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动因与路径。自由贸易港是全球的货物、人才、资本的汇集地，中国应该对标国际经验，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的具体路径，希望在货物贸易便利度、人员流通自由度以及金融开放度三个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事实上，本书是作者尝试理解解释中国国际贸易开放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第六本著作，但它与之前的五本专著《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加工贸易与企业生产率》《贸易开放与中国经济发展》《人民币汇率、信贷约束与国际贸易》《企业创新、产品质量升级与国际贸易》是相辅相成的、一以贯之的。第一本专著《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试图解释一个国际贸易政策根本性的问题：从经济学理论上讲，自由贸易是最优的。但为什么直到今天，任何国家哪怕经济小国也都没有实施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呢？这种理论与现实的背离，其实正是因为没有考虑到政治的因素。所以，我们试图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国际贸易的现象。
如前所述，尽管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但平均而言，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低于非出口企业，这与世界上其他出口大国都不一样。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中国企业生产率之谜”，如笔者在第二本专著《加工贸易与企业生产率》中指出的，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出口企业大量是价格贸易企业，而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率较低，因此造成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第三本专著《贸易开放与中国经济发展》则可以看成是第二本专著《加工贸易与企业生产率》的姊妹篇。该书是在考虑加工贸易的背景下，研究贸易自由化政策如何从不同的渠道微观影响企业的绩效从而宏观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去年刚出版的第四本专著《人民币汇率、信贷约束与国际贸易》则是考察全球金融危机和人民币的逐步升值如何影响到。同时，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发展模式又为人民币国际化和国际贸易带来了什么影响。最近刚刚出版的新专著《企业创新、产品质量升级与国际贸易》则主要讨论：企业的创新是否提升了企业产品的质量？是否提高了产品的出口附加值？是否提升了出口品的国家竞争力？相对于之前的这五本专著，本书可以说是前面五本书的一个集大成。本书更强调从改革开放40年的宏观大视角出发，研究什么因素导致中国取得了40年以来的巨大外贸成就。
之前的五本专著都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认可。第一本《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曾获得第十六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2010）。第二本《加工贸易与中国企业生产率》也有幸获得第二届刘诗白经济学奖（2014）、第七届胡绳青年学术研究奖（2015）、第六届国家商务发展研究奖（2016）和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2017）。 第四本专著《人民币汇率、信贷约束与国际贸易》也有幸获得第二十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2018）。如同我的其他著作一样，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得益于我的很多同事、领导、师长的帮助和支持。我特别要感谢格致出版社的钱敏老师和程筠函老师的邀请和大力帮忙。我也非常感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雎国余教授、北京大学原海外教育学院的黄道林院长等多年以来对我的指导和关爱。另外，特别感谢本书所有合作者Robert Feenstra教授、林毅夫教授、姚洋教授、李志远教授、田巍教授、戴觅教授、崔晓敏研究员、智鲲博士、张睿博士、户德月硕士、向为硕士、祝辉煌硕士、徐竹西硕士的贡献和付出。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项目(编号:７１６２５００７)、面上项目(编号:７１５７３００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重点项目(编号:１６AZD００３),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编号:１５JJD７８０００１)的资助。最后,我还要衷心感谢我的家人。没有他们无私的付出和无尽的支持,我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来完成这本书的写作.
最后， 由于时间匆促，本书肯定还存在着不少谬误和不足。请读者们多提宝贵的建议（笔者邮箱：mjyu@nsd.pku.edu.cn），以便再版时修改。
余淼杰
2018年12月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文摘
自1978年中国实施经济改革的40年间，中国已成功保持每年8%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以及每年16.3%的国际进出口贸易额增幅(林毅夫, 2010)。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已在2014年跃升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尽管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但中国仍在2009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且目前中国是举世公认最大的“世界工厂”。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也大获成功，1979年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农业国之一，按照1979年汇率水平计算，当时中国的人均年收入相当于243美元 ，这约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在短短三十余年后，2011年中国的人均GDP金额猛增至5000美元左右；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中国已跻身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得益于大刀阔斧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改革，从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各产业构成的变化状况可见一斑。在1978年，初级产品占中国GDP的28.2%，农业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达35%左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第一产业在中国GDP中的占比已缩减至11%，农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降至不足3.5%。伴随着农产品在中国GDP中所占份额持续下滑，最近三十年中国制造业出口额已显著增加，占比从1980年的65%攀升至2009年的96.5%左右(Yu, 2011a)。就业结构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占比从1978年的70.5%锐减至2009年的38.1%，同期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占比从17.3%上升至27.8%。
自中国推行经济改革以来，产业升级也是一个显著的特征。正如随后将要探讨的，中国迄今为止的产业升级呈现了出四个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5年），中国仍依赖生产和出口资源性商品，如石油和汽油；第二阶段（1986—1995年），中国见证了劳动密集型产品行业出口商品商品出口快速增长；第三阶段（1996—2000年），中国主要出口机电产品和运输设备；与此同时，中国也进口了数量庞大的机器设备。产业内部贸易额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主要归因于中国成功现实产业升级的成功实现和加工贸易遍地开花，这让中国的比较优势与生产环节相衔接。在第四阶段（2001年起到现在），中国高科技产品（如生命科学设备）出口迅猛增长。
中国成功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激发了对一个问题的讨论，即中国如何从一个落后、封闭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开放、富有竞争力的世界工厂。本章将探讨中国生产结构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历程。中国如何在过去40年间成功实现制造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此番转型升级背后的基本驱动力是什么？此外，中国快速的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在多大程度上助推了增加就业岗位和减少贫困？最后，我们可以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大获成功当中总结哪些经验教训？
我们的基本观点是，中国迅速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随之发生的减贫成效主要得益于中国采纳了一个适宜的发展战略，即中国自身诸多要素禀赋所推动的，遵循比较优势(CAF)的发展战略(林毅夫, 2003, 2009, 2012；林毅夫等, 2004)。鉴于中国是一个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只要市场没有发生扭曲，众多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具有竞争力且可自力更生的。中国经济的潜在比较优势在改革开放以前遭到了遏制，因为当时中国政府采纳了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而这一发展战略是与中国的比较优势相悖的，当时中国政府为了扶持重工业优先的发展的战略，建立一个组织完备但高度扭曲的体制。按照该体制，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价格由一个计划性的行政管理主体制来设定，因此价格关系变得畸形。众多企业被剥夺了生产自主权且缺乏激励措施，生产效率低下。相应地，国内产业结构无法得到升级。由于重工业是资金密集型的产业，无法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尽管该工业部门的投资金额巨大，但就业机会有限。最后，由于国家要求国有企业从生产环节压榨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工人们的工资薪酬被压制在一个较低水平，并且农产品价格按照对农民不利的贸易条件来设定。这两方面因素导致中国民众维持在在当时一直处于较低的生活水平，民众普遍贫困的严峻局势无法得到缓解。
在经济起飞后，中国采纳了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该战略的两个主要方面是，不仅采用双轨制改革对传统的和古老的诸多行业提供暂时性的保护和补贴，而且根据中国的要素禀赋所推动决定的比较优势，鼓励发展与自身比较优势相匹配的，能自力更生的新兴行业。战略实现了包括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价格的改革，对外贸易和汇率改革在内的双轨制改革基本上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在所有改革的初始阶段，都允许存在双轨制，即一个价格体系由中国政府主导，另一个价格体系面向市场。两条轨道随后逐步融合交汇，并统一为单一的市场轨道。与之类似，为了避免休克式改革带来的冲击导致国有企业崩溃，国企改革发端于授予国企管理自主权，然后转向国企制度变迁。更重要的是，与中国的比较优势相匹配的新企业和新行业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持和鼓励。中国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就是一个绝佳的范例。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制造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政府成功甄别经济增长机遇和因势利导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他们克服了信息不对称、协调失灵、甚至是与市场机制相关联的外部性和适宜性等问题(林毅夫, 2012)。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也对创造就业和减少贫困发挥了重要作用显著成效。随着经济结构转型的推进，第一产业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显著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份额得到提高，尤其是第三产业的比重则明显上升。随着生产要素价格扭曲逐步得到修正，损害农民利益的不利贸易条件获得矫正。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兴起给农民带来了更多赚取较高收入的就业机会。中国政府大力促进农村地区发展的措施也改善了基础设施硬件和软件。上述三个因素共同改善了中国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并显著降低了贫困人口数量。产业升级也提高了城镇地区工人们的生活水平准。在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推动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得到快速发展，这反过来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经过40年的改革，中国国有企业的数量和产量已大为减少，但绩效表现明显改善，这得益于效率提升和激发了工人们的积极主动性。因此，伴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城市地区工人们的生活水平准也得到提升。
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国的经济奇迹中学习借鉴两个要点。首先，为了成功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采纳基于自身要素禀赋的，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其次，尽管存在一个自由、公正和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建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上发挥积极的作用。本章提供并探讨了用于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的有用框架，并附带几条重要建议，因政策制定者通常发现其难以识别发展机遇。
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持续上升，且增幅明显，已跃升至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并在2009年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虽然中国也受到了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下滑的不利影响，但其进出口贸易仍在世界市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探讨贸易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的作者是北大国发院余淼杰教授，书稿由其16篇论文组成，内容涉及产业结构升级、中国制造业的加工贸易盘点和解析、开发区对生产率的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等多个方面。作者利用实证数据，针对各个主题，进行了详尽的实证分析，并据此提出自己的结论，及其现实意义。本书不仅是对过去40年改革开放中经验的回顾和总结，同时也对将来的发展提供了深刻的思考。
作者简介
余淼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杰青基金获得者，北京市青年科学家，国际中国研究联盟秘书长，黄廷芳/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全球经济管理类前1%高引论文经济学家；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经济学博士。商务部官方学术期刊《国际贸易》执行主编、《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执行主编、China Economic Journal副主编。曾被专门邀请到联合国总部做中国经济发展报告。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和中国经济发展，曾在EJ、RESTAT、JIE、JDE、《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世界经济》等国内外和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中英文专著、教材、时评随笔十部。独著论文曾获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奖，是首位获得该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曾获全国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科研究奖、全国发展经济学研究最高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第14届北京市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并五次获得全国国际贸易研究最高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著作《加工贸易与企业生产率》获刘诗白经济学奖、胡绳青年学术研究奖、全国贸易发展研究奖、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奖。在北大百廿校庆中作为北大优秀中青年教师代表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
目录
第一篇 进口替代战略
第1章 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与减贫
1.1 引言
1.2 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经济状况
1.3 中国的工业增长与结构升级
1.4 中国如何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
1.5 经济结构转型对就业和减贫的影响
1.6 可供学习借鉴的中国经验
1.7 结论和政策建议
第2章 中国“价格剪刀差”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理论模型与计量实证
2.1 引言
2.2 中国的“价格剪刀差”状况
2.3 理论模型
2.4 计量经济模型
2.5 数据和实证结果
2.6 结论
第二篇 出口导向战略
第3章 中国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
3.1 剩余劳动力、城市化和人口转型
3.2 人口和中国的经济模式
3.3 结论
第4章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加工贸易：趋势与特征
4.1 引言
4.2 鼓励加工贸易的政策
4.3 加工贸易的特征
4.4 数据合并
4.5 小结
第5章 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之谜：加工贸易的作用
5.1 引言
5.2 数据
5.3 加工贸易企业的典型事实
5.4加工贸易企业低生产率的可能解释
5.5 小结
第6章 国 家 级 开发区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6.1 引言
6.2 开发区简介
6.3 数据
6.4 主要变量和实证策略
6.5 实证结果
6.6 结论性评述
第三篇 贸易自由化战略与WTO效应
第7章 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企业生产率提升
7.1 引言
7.2 加工贸易的特殊关税政策
7.3 数据
7.4 变量度量与实证方法
7.5 估计结果
7.6 总结
第8章 进口自由化与企业利润率
8.1 引言
8.2 相关文献回顾
8.3 理论模型
8.4 实证分析
8.5 结论
第9章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和企业研发
9.1 引言
9.2 文献综述
9.3 数据和度量
9.4 实证方法和结果
9.5 小结
第四篇 全球金融危机下的深度开放
第10章 人民币升值对出口质量的提升效应
10.1 引言
10.2 准确测算微观层面的出口质量
10.3 数据描述
10.4 实证分析
10.5 结论
第11章 人民币汇率和加工出口的国内附加值
11.1 引言
11.2 模型
11.3 数据
11.4 实证分析
11.5 稳健性检验
11.6 影响的经济维度和机制
11.7 结论
第12章 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出口与信贷约束：来自中国的理论与证据
12.1 引言
12.2 激励相容的贷款
12.3 实证模型与数据
12.4 估计结果
12.5 结论
第13章 人民币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13.1 引言
13.2 背景和典型事实
13.3 理论框架
13.4 数据与度量
13.5 小结
第五篇 全方位开放战略的政策建议
第14章 对外改革，对内开放，促进产业升级
14.1 中国产业升级的重要性
14.2 中国产业价值链升级的经验事实
14.3 中国进一步产业升级所面临的挑战
14.4 进一步产业升级的对策：对外改革，对内开放
14.5 小结
第15章 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研究
15.1 引言
15.2 贸易和投资环境现状
15.3 主要贸易和投资促进措施
15.4 结论
第16章 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动因与路径
16.1 引言
16.2 逆全球化背景下的自由贸易港建设：理论内涵与综合动因
16.3 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自由贸易港建设的路径选择
序言
从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实践。到现在，已经有40年了。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经济持续保持平均每年高达8%左右的经济增速，这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是比较罕见的。中国也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货物出口国、第二大货物进口国、第二大服务贸易大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开放大国。同时，中国也从最不发达国家提升为中高收入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有望在近年内达到1.2万美元，成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毋庸置疑，短短40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特别是通过对外开放，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实现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奇迹”，从而大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走出一条强国之路。
为什么说中国的对外贸易是一个奇迹？过去40年，不论是对外贸易、双向直接投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还是其他国际经济合作项目，中国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具体地，2017年，中国的对外货物贸易总额达4.10万亿美元，占全球外贸总额的11.5%，全球排名第一。这相对于4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210亿美元外贸总额，增长了196倍。其中，对外货物贸易出口2.26万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2.8%，全球排名第一；对外货物贸易进口1.84万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0.2%，全球排名第二。货物贸易占GDP的外贸依存度为33.6%。同时，中国的服务货物贸易总额达6905亿美元，占全球外贸总额的6.7%，全球排名第二。相对于4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40亿美元服务外贸总额，增长了约172倍。
40年改革开放造就中国外贸奇迹。这也可以从中国的国际合作发展情况来看。第一，2017年，中国利用外资总额达到1363亿美元，占世界利用外资总额的9.5%，排名全球第二，比改革开放之初增长了近40倍。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582亿美元，占世界利用外资总额达到9.9%，排名全球第二，比改革开放之初增长了55倍。此外，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为1685亿美元，对外劳务合作派出总人数达到52.2万人。所有这些指标都清楚地表明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是世界外贸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笔者以为，我国对外开放的40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广度开放、深度开放以及全面开放。从1978年到2001年，我国的开放属于广度开放阶段，主要体现在各种经济特区、经开区、工业园区、高新区乃至出口加工区的设立。在这个阶段，主要体现为各种园区在从沿海向内地的点—线—面的推进，其更多的是属于一种“粗放式”强调量上的开放；国家在对外贸易政策上，主要是从改革开放之前的进口替代战略改为出口导向发展模式。
我国对外开放实践的第二个阶段是从2001年底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前的这个时段。这个阶段中国的对外开放实践可以概括为深度开放。在这个阶段中，一方面，加入世贸使得我国出口品面临着更大的出口市场、更多的出口机会；另一方面，因为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下降；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又使得外需疲软，原来以出口劳力密集型产品为主要特征的出口导向模式受到很大的挑战。国家通过设立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新经济体制试点试验改革，努力提升产品特别是出口品质量；同时继续减低关税、推进贸易自由化来发展经济。这个阶段的发展模式，主要是体现为“集约式”的强调质上的开放；国家在对外贸易政策上，主要是从原来强调出口导向发展模式改为贸易自由化战略。
我国的对外开放实践的第三个阶段则是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后所强调的推进全面开放新阶段。当前国际上逆全球化思潮抬头，有些国家甚至推行贸易霸权主义，实施贸易保护政策，从而导致经贸全球化面临重大挑战。为努力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推动全球经济合作互利共赢，党的十九大特别强调了“推进全面开放新格局”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到目前为止，全面开放主要是要做好三个工作：扩大进口、建设自由贸易港以及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这三项工作都是推进贸易全球化的关键工作。
本书的章节安排正是按以上的这个思路来展开的。相对于对外40年开放的三个阶段，全书分成五部分来探讨40年对外开放的伟大实践。第一部分是改革开放之前所采取的进口替代战略。第二部分则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大力推行的出口导向战略。第三部分是贸易自由化战略和WTO效应，第四部分讨论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深度开放。第五部分讨论新时期全方位开放战略下的一些政策影响。下面对各章内容逐一简要介绍。
本书的第一篇主要讨论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所采用的进口替代战略以及相关替代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该部分包括两章，这两章都是与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合作的成果。第1章主要就中国外贸40年做个概括性的描述，并探讨了中国外贸发展如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该章从经验实证的角度论证了中国自1978年实施经济改革以来，已在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经济改革后转向采纳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采用“双轨制”改革为陈旧的资本密集型工业提供了暂时的保护。此类渐进式改革实现了帕累托最优且容易付诸实施。政府在提供产业甄别和方便经济结构升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成功开展经济结构转型和制造业升级也为城乡地区的工人们创造了更多的新就业机会。因此，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在这个阶段的30年间，中国从一个最不发达国家成长为一个中高收入国家，从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的奇迹。
第2章主要是通过工农“价格剪刀差”模型来估算我国的政府目标函数。“价格剪刀差”指的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如何从农业部门的农民那里赚取利润来补贴城市工业部门的工人。同时，通过实施“价格剪刀差”，政府可以加快资本积累速度。研究发现，在改革开放之前，城市工人的福利所占权重远远高于农民的福利。此外，政府也更重视资本积累而轻视居民福利。
自1992年宣布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一直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推行的出口导向战略。那么如何理解国际贸易与出口导向战略的关系？出口导向战略又是如何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呢？本书第3—6章探讨再部分内容。第3章指出，中国当前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是由中国当前人口特征和低城市化水平所决定的必然选择。低人口抚养比和低城市化率共同造成大量的劳动力供给和工资收入缓慢增长，这两种因素又进一步导致了资本的快速积累和制造业的飞速发展。然而这两种因素也决定了较小的国内市场，因此市场出清的唯独途径就是出口。第4章则用2010年交易层面的高度细化数据提供了对中国加工贸易的全面分析。通过强调中国外贸中的加工贸易的关键角色，我们论证了自由贸易区是推动加工贸易发展的重要工具。然后，我们从产业层面和企业层面探究了加工贸易的各种特征：进口的来源国、主要产品、运输模式、进入港口、消费目的地、商品质量、加工贸易的范围。
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比非出口企业的更高，这一结论已成为近年来企业层面国际贸易研究的中心论断。有趣的是，这一论断在作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的中国受到了挑战。之前一些研究发现，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可能比非出口企业低。第5章通过对2000—2005年企业—海关数据的分析表明，这一令人费解的发现完全是由中国大量的加工贸易企业所导致的。我们发现中国有20%的企业完全从事出口加工，这些企业的生产率比非出口企业低4%—29%。剔除加工贸易企业的影响就能使我们回到出口企业生产率更高的传统结论当中。该章说明将加工贸易与非加工贸易企业区分开对于正确理解中国出口企业的表现至关重要。此外，在研究越南、墨西哥等其他加工贸易比较盛行的国家的企业行为时，也应该充分考虑到加工贸易的影响。
……
1994年中国仅为WTO的观察员国，为尽快加入WTO，在三年内大幅度地减低进口关税。进口关税从35%快速降到17%左右。2001年底中国成功加入WTO，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第143个国家，并继续大力推行贸易自由化战略。本书第三篇又分为三章（第7—9章），从不同角度讨论贸易自由化如何提升企业生产率，又对企业利润率以及企业创新有什么影响。具体地，第7章研究了进口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减免如何影响参与贸易的大型中国企业的生产率。分析考虑了企业从事加工贸易在进口中间品方面的关税优惠。利用2000—2006年高度细化的贸易数据和企业生产数据，本章构建了各企业所面临的进口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税率。通过控制企业参与加工贸易的自我选择和两类企业层面关税税率可能引发的内生性，该章发现，进口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减免均对企业生产率提升有正向影响，且影响力度会随着企业加工贸易进口份额的增大而减小。总体上，相对于最终品关税减免，进口中间品关税减免对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更大；但对于不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相反的结论成立。通过将企业生产率加总至经济体总体生产率发现，两类关税减免共使样本中约423家企业获得生产率提升，同时至少贡献了同期经济体总体生产率提升的14.5%。
第8章研究了最终品进口自由化对本国纯内销企业利润率的影响。短期均衡时，最终品进口自由化使得更多外国企业向本国市场进行出口，加剧了本国产品市场的竞争，降低了本国纯内销企业的利润率。而在长期，由于企业能够充分进行进入退出市场的调整，一部分本国企业会退出市场，均衡时存留下来的企业利润率升高。该章首先通过理论模型解释了上述现象，接着利用我国2000—2007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并进一步验证了进口自由化对企业利润率影响的渠道。实证结果同时发现，中间品关税下降会对本国纯内销企业的利润率产生正向影响。最后，理论模型和实证结果还证明了，其他条件相同时，企业的生产率越高，其利润率就越高。
第9章旨在研究中间品关税下降对进口企业研发的影响，发现中间品关税的下降提高了企业的研发水平。由于加工贸易没有进口关税，从而不受进口中间品关税下降的影响。基于这一事实，该章利用中国加入WTO作为政策冲击，使用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进出口数据和自然实验方法进行研究。中间品关税的下降一方面减少了企业的进口成本，增加了企业利润，提高了研发空间；另一方面因为企业可以进口更多核心技术产品，从而获得更多技术转移，这促进了企业对已有技术的模拟和吸收，提高了相应的研发。进一步，我们将研发投入分解为对已有产品生产过程的研发和对新产品的研发，分析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中国企业研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前一方面。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相对于自助研发新产品，中国企业在吸收已有技术改善生产流程上更具有比较优势。该章的结论说明提高中间品贸易便利度，进一步促进贸易自由化，对企业转型升级，改善企业生产模式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有显著推动作用，该章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经济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遭受到明显的负面影响。各主要发达经济体外需疲软，原来主要依靠出口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已不再可行。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企业也面临着严重的信贷约束。同时，国家自2005年7月开始采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总体升值。中国的出口模式也从简单地依赖于低工资的成本优势转向努力提升出口品的质量。中国的对外开放进程也逐步地从之前的“广度开放”转向“深度开放”。本书的第四篇讨论全球金融危机下的深度开放，包括第10—13章。
第10章讨论人民币升值如何影响出口企业决策。该章从出口质量的角度研究汇率变动与企业决策的关系。我们利用2000—2006年制造业企业和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修正了以往的出口质量测算方法，更准确地测算出口质量。在此基础上，我们的实证证据表明，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竞争压力促进了出口质量提升：10%的人民币升值使企业出口质量平均上升0.19%。我们进一步发现在质量差异化程度大的行业中，人民币升值对出口质量的提升效应为0.4%，而在质量差异化程度小的行业中该效应不明显。此外，人民币升值减少了出口企业数目，且升值对出口质量的提升效应在非核心产品及低生产率企业中更明显。本章发现了汇率变动影响企业决策的新渠道，同时也表明竞争强度是质量升级的重要决定因素。
第11章则通过理论建模和实证分析研究了汇率变动对加工贸易企业国内附加值比的影响。一方面，本币贬值通过影响企业对进口和国内中间品的配置，导致其国内附加值比重提高。另一方面，它还影响出口企业的定价策略，促使其成本加成提高，使得加工贸易企业的国内附加值比提高。该章用2000—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贸易数据对理论预期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发现按初始年进口份额加权的名义有效汇率通过这两个渠道使得加工贸易企业的国内附加值比显著提高。
第12章讨论在“银行—企业”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国内企业和出口企业的信贷约束如何产生。为保持激励相容，银行提供的贷款少于企业所需的最优数量。出口企业的运输时间越长，比国内企业面临的的信贷约束越紧，即便在国内市场也是如此。对中国企业而言，海外业务占比越大、运输时间越长、生产率差异越大，面临的信贷约束也就越紧。
第13章旨在研究汇率变动对异质性出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影响机制，尤其是汇率对贸易服务型投资的“出口传导”效应。将近一半的中国对外投资主要是以贸易办事处和进出口公司为代表的贸易服务型投资，以往的研究只关注汇率变化对制造业投资的“出口替代”影响，而忽略了出口与贸易服务型投资的“互补关系”，因此用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人民币汇率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会带来偏差。该章从理论建模和实证分析两个方向重新考察了汇率对贸易服务型投资的影响，理论上拓展了异质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型，区分了贸易服务型投资和生产性投资，并引入了真实汇率；实证上使用微观企业投资和贸易数据,定量分析了汇率对企业进行不同类型的投资影响大小。大量研究发现汇率上升显著地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尤其是贸易服务型对外投资。据我们所知，这是第一篇通过理论和微观数据研究中国贸易服务型对外投资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面对外需低迷、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对外开放也进入深水区。2017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大上，中央提出了“全面推进开放新格局”的战略构想。本书的第五篇也是最后一篇着力于对全方位开放战略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该部分包括三章。具体地，第14章提出“对外改革，对内开放”。指出新世纪以来，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保证产业升级得以继续，企业生产率继续提升，应该赋予改革开放政策以新的时代内涵，由“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向“对外改革，对内开放”转变。对外改革，开发新的贸易伙伴，降低对少数几个发达国家的贸易依存以分散系统化风险，同时加快建设同周边国家的自由贸易区、调整加工贸易模式。对内开放，破除各地区的贸易壁垒，放开各要素市场，进一步开放产品市场。通过“对外改革，对内开放”政策，为产业升级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第15章研究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在过去的40年间，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贸易和投资，主要集中在降低进口关税、建设区域间自由贸易区、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开放自由贸易试验区、简政放权、提供土地和税收等优惠、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它们带动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提高了消费者的福利，并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未来我国在区域间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为积极应对逆全球化的挑战，在国际经贸关系中保持主动地位，中国准备在现有保税港区和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探索建设开放程度和自由程度更高的自由贸易港。第16章主要讨论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动因与路径。自由贸易港是全球的货物、人才、资本的汇集地，中国应该对标国际经验，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的具体路径，希望在货物贸易便利度、人员流通自由度以及金融开放度三个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事实上，本书是作者尝试理解解释中国国际贸易开放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第六本著作，但它与之前的五本专著《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加工贸易与企业生产率》《贸易开放与中国经济发展》《人民币汇率、信贷约束与国际贸易》《企业创新、产品质量升级与国际贸易》是相辅相成的、一以贯之的。第一本专著《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试图解释一个国际贸易政策根本性的问题：从经济学理论上讲，自由贸易是最优的。但为什么直到今天，任何国家哪怕经济小国也都没有实施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呢？这种理论与现实的背离，其实正是因为没有考虑到政治的因素。所以，我们试图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国际贸易的现象。
如前所述，尽管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但平均而言，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低于非出口企业，这与世界上其他出口大国都不一样。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中国企业生产率之谜”，如笔者在第二本专著《加工贸易与企业生产率》中指出的，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出口企业大量是价格贸易企业，而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率较低，因此造成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第三本专著《贸易开放与中国经济发展》则可以看成是第二本专著《加工贸易与企业生产率》的姊妹篇。该书是在考虑加工贸易的背景下，研究贸易自由化政策如何从不同的渠道微观影响企业的绩效从而宏观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去年刚出版的第四本专著《人民币汇率、信贷约束与国际贸易》则是考察全球金融危机和人民币的逐步升值如何影响到。同时，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发展模式又为人民币国际化和国际贸易带来了什么影响。最近刚刚出版的新专著《企业创新、产品质量升级与国际贸易》则主要讨论：企业的创新是否提升了企业产品的质量？是否提高了产品的出口附加值？是否提升了出口品的国家竞争力？相对于之前的这五本专著，本书可以说是前面五本书的一个集大成。本书更强调从改革开放40年的宏观大视角出发，研究什么因素导致中国取得了40年以来的巨大外贸成就。
之前的五本专著都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认可。第一本《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曾获得第十六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2010）。第二本《加工贸易与中国企业生产率》也有幸获得第二届刘诗白经济学奖（2014）、第七届胡绳青年学术研究奖（2015）、第六届国家商务发展研究奖（2016）和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2017）。 第四本专著《人民币汇率、信贷约束与国际贸易》也有幸获得第二十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2018）。如同我的其他著作一样，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得益于我的很多同事、领导、师长的帮助和支持。我特别要感谢格致出版社的钱敏老师和程筠函老师的邀请和大力帮忙。我也非常感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雎国余教授、北京大学原海外教育学院的黄道林院长等多年以来对我的指导和关爱。另外，特别感谢本书所有合作者Robert Feenstra教授、林毅夫教授、姚洋教授、李志远教授、田巍教授、戴觅教授、崔晓敏研究员、智鲲博士、张睿博士、户德月硕士、向为硕士、祝辉煌硕士、徐竹西硕士的贡献和付出。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项目(编号:７１６２５００７)、面上项目(编号:７１５７３００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重点项目(编号:１６AZD００３),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编号:１５JJD７８０００１)的资助。最后,我还要衷心感谢我的家人。没有他们无私的付出和无尽的支持,我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来完成这本书的写作.
最后， 由于时间匆促，本书肯定还存在着不少谬误和不足。请读者们多提宝贵的建议（笔者邮箱：mjyu@nsd.pku.edu.cn），以便再版时修改。
余淼杰
2018年12月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文摘
自1978年中国实施经济改革的40年间，中国已成功保持每年8%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以及每年16.3%的国际进出口贸易额增幅(林毅夫, 2010)。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已在2014年跃升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尽管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但中国仍在2009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且目前中国是举世公认最大的“世界工厂”。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也大获成功，1979年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农业国之一，按照1979年汇率水平计算，当时中国的人均年收入相当于243美元 ，这约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在短短三十余年后，2011年中国的人均GDP金额猛增至5000美元左右；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中国已跻身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得益于大刀阔斧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改革，从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各产业构成的变化状况可见一斑。在1978年，初级产品占中国GDP的28.2%，农业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达35%左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第一产业在中国GDP中的占比已缩减至11%，农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降至不足3.5%。伴随着农产品在中国GDP中所占份额持续下滑，最近三十年中国制造业出口额已显著增加，占比从1980年的65%攀升至2009年的96.5%左右(Yu, 2011a)。就业结构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占比从1978年的70.5%锐减至2009年的38.1%，同期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占比从17.3%上升至27.8%。
自中国推行经济改革以来，产业升级也是一个显著的特征。正如随后将要探讨的，中国迄今为止的产业升级呈现了出四个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5年），中国仍依赖生产和出口资源性商品，如石油和汽油；第二阶段（1986—1995年），中国见证了劳动密集型产品行业出口商品商品出口快速增长；第三阶段（1996—2000年），中国主要出口机电产品和运输设备；与此同时，中国也进口了数量庞大的机器设备。产业内部贸易额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主要归因于中国成功现实产业升级的成功实现和加工贸易遍地开花，这让中国的比较优势与生产环节相衔接。在第四阶段（2001年起到现在），中国高科技产品（如生命科学设备）出口迅猛增长。
中国成功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激发了对一个问题的讨论，即中国如何从一个落后、封闭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开放、富有竞争力的世界工厂。本章将探讨中国生产结构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历程。中国如何在过去40年间成功实现制造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此番转型升级背后的基本驱动力是什么？此外，中国快速的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在多大程度上助推了增加就业岗位和减少贫困？最后，我们可以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大获成功当中总结哪些经验教训？
我们的基本观点是，中国迅速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随之发生的减贫成效主要得益于中国采纳了一个适宜的发展战略，即中国自身诸多要素禀赋所推动的，遵循比较优势(CAF)的发展战略(林毅夫, 2003, 2009, 2012；林毅夫等, 2004)。鉴于中国是一个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只要市场没有发生扭曲，众多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具有竞争力且可自力更生的。中国经济的潜在比较优势在改革开放以前遭到了遏制，因为当时中国政府采纳了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而这一发展战略是与中国的比较优势相悖的，当时中国政府为了扶持重工业优先的发展的战略，建立一个组织完备但高度扭曲的体制。按照该体制，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价格由一个计划性的行政管理主体制来设定，因此价格关系变得畸形。众多企业被剥夺了生产自主权且缺乏激励措施，生产效率低下。相应地，国内产业结构无法得到升级。由于重工业是资金密集型的产业，无法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尽管该工业部门的投资金额巨大，但就业机会有限。最后，由于国家要求国有企业从生产环节压榨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工人们的工资薪酬被压制在一个较低水平，并且农产品价格按照对农民不利的贸易条件来设定。这两方面因素导致中国民众维持在在当时一直处于较低的生活水平，民众普遍贫困的严峻局势无法得到缓解。
在经济起飞后，中国采纳了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该战略的两个主要方面是，不仅采用双轨制改革对传统的和古老的诸多行业提供暂时性的保护和补贴，而且根据中国的要素禀赋所推动决定的比较优势，鼓励发展与自身比较优势相匹配的，能自力更生的新兴行业。战略实现了包括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价格的改革，对外贸易和汇率改革在内的双轨制改革基本上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在所有改革的初始阶段，都允许存在双轨制，即一个价格体系由中国政府主导，另一个价格体系面向市场。两条轨道随后逐步融合交汇，并统一为单一的市场轨道。与之类似，为了避免休克式改革带来的冲击导致国有企业崩溃，国企改革发端于授予国企管理自主权，然后转向国企制度变迁。更重要的是，与中国的比较优势相匹配的新企业和新行业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持和鼓励。中国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就是一个绝佳的范例。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制造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政府成功甄别经济增长机遇和因势利导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他们克服了信息不对称、协调失灵、甚至是与市场机制相关联的外部性和适宜性等问题(林毅夫, 2012)。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也对创造就业和减少贫困发挥了重要作用显著成效。随着经济结构转型的推进，第一产业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显著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份额得到提高，尤其是第三产业的比重则明显上升。随着生产要素价格扭曲逐步得到修正，损害农民利益的不利贸易条件获得矫正。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兴起给农民带来了更多赚取较高收入的就业机会。中国政府大力促进农村地区发展的措施也改善了基础设施硬件和软件。上述三个因素共同改善了中国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并显著降低了贫困人口数量。产业升级也提高了城镇地区工人们的生活水平准。在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推动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得到快速发展，这反过来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经过40年的改革，中国国有企业的数量和产量已大为减少，但绩效表现明显改善，这得益于效率提升和激发了工人们的积极主动性。因此，伴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城市地区工人们的生活水平准也得到提升。
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国的经济奇迹中学习借鉴两个要点。首先，为了成功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采纳基于自身要素禀赋的，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其次，尽管存在一个自由、公正和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建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上发挥积极的作用。本章提供并探讨了用于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的有用框架，并附带几条重要建议，因政策制定者通常发现其难以识别发展机遇。
| ISBN | 7543229463,9787543229464 |
|---|---|
| 出版社 |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
| 作者 | 余淼杰 |
| 尺寸 |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