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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本书既是一篇真实残酷的“战争叙事”，也是一个富于启迪的“竞争故事”。很难想像它来自一位管理学家，但也恰恰是因为野中教授，诺曼底登陆成了可以用管理学和领导力去解读的有趣案例。对于管理者，如果能够从这本书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本书千金莫易。
——宁向东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得到”管理学主讲人
未来要站在整个战略高地上提高认识和修养。诺曼底登陆需要战略领*袖，需要战役指挥能力，如果我们也能产生这么伟大的思想家，如果我们也有诺曼底登陆的指挥能力，抢占世界大数据流量的机会点怎可能不行？但是，现在离我们要求的目标还很远。
——任正非 华为主要创始人、总裁（在后备干部项目管理与经营短训项目座谈会的讲话）
1. 深度学习经得起战火考验的的领导力原则，适用于每个人、企业乃至国家的 “实践智慧”六大能力。
2. 像艾森豪威尔一样调动百万军力，参与二战军事伟人的决策现场，读懂领导力原则在决策当下的价值。
3. 80多幅图表、地图详尽解剖诺曼底登陆案例，讲述诺曼底战役始末细节，从真实而残酷的战争叙事中，寻找复杂系统中的关键。
4. 张瑞敏推崇的“知识管理之父”野中郁次郎，继《失败的本质》后又一力作，解读诺曼底登陆战役的“成功的本质”。
5. 任正非为何多次推崇诺曼底登陆中的战略领袖？我们在未来所需的战略人才，终于从实战角度得到了解读。
6. 从战争的博弈游戏中，看到自我启发的“竞争故事”，寻找管理者的自我画像。得到管理学主讲人宁向东专业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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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向东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得到”管理学主讲人
未来要站在整个战略高地上提高认识和修养。诺曼底登陆需要战略领*袖，需要战役指挥能力，如果我们也能产生这么伟大的思想家，如果我们也有诺曼底登陆的指挥能力，抢占世界大数据流量的机会点怎可能不行？但是，现在离我们要求的目标还很远。
——任正非 华为主要创始人、总裁（在后备干部项目管理与经营短训项目座谈会的讲话）
作者简介
[日] 野中郁次郎
1935年生于东京，日本管理学重要思想家之一，被誉为“知识管理之父”。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现任一桥大学名誉教授、早稻田大学特约教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大学名誉教授。2017年荣获加州大学哈斯商学院终身成就奖，也是该校历史上率先获奖的学者。
他在市场营销、组织论、经营战略、创新等领域都卓有建树，尤其是关于知识创造过程、知识管理、知识科学的研究和实践，受到了国际学术界和企业界的高度关注和评价。
为日本企业应用知识创造理论提高竞争力，成为富士通、三井物产、Seven&I等大企业的独立董事，被国际学术界誉为“知识创造理论之父”和“知识管理的拓荒者”， 2002年获得日本政府授予的“紫绶勋章”以表彰其社会贡献。
著有《失败的本质》《知识创造企业》《实践智慧》《国家经营的本质》等80多部畅销专著，2007年，荣获美国管理科学院国际管理学奖，2008年又被《华尔街杂志》选为“全球有影响力的管理学家之一”。
[日] 荻野进介
1966年生于埼玉，职业作家。1989年一桥大学法学部毕业后，先后任职于PR公司、就业研究所，2004年创业，主要领域为人事、雇佣、经营等。著作有《求生存的副业术》（软银新书）、《日本人是怎样完成工作的？》（合著，中公新书）、《干脆利落的组织》（合著，钻石出版社）等。
目录
"序 章
史上最大战役及其拥有实践智慧的领导者
在人类历史上，有些大型项目是通过众多的人团结协作才最终取得成功的。谈到这样的项目，我们首先会想到哪些呢？
有人可能说金字塔，在没有重型机械的时代，金字塔是依靠人力经过长年累月建造起来的。可能也有人想到中国的万里长城，因其宏伟壮观，即使在太空中都清晰可见。时代不断向前发展，可能也有人会提到总预算达200 亿美元、由40 万人参与的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
不！“大型项目”并不只局限于“建设”，以破坏和杀戮为特征的战争也属于宏大的项目—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众人必须相互协作，集思广益。
无论是激烈程度，还是规模范围，在历史上这种致力于胜利的战争项目中，最为辉煌的就是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胜负大势的诺曼底登陆战。
诺曼底登陆战从计划到实施共耗时两年零两个月，以美军、英军以及加拿大军队为主，共有300 万名官兵参战。仅在1944 年6 月6 日的登陆突袭，就投入了包括12 个装甲师和3 个空降师在内的39个师。次日，在6 艘战列舰、1070 只战斗舰艇的护送下，133 000 名官兵、14 000 台各种车辆、14 500 吨补给物资利用6000 艘各类船只，渡过了波涛汹涌的英吉利海峡，被送上诺曼底海岸。在空中，战斗机、轰炸机和运输机也频繁出动，忙于支援、掩护和运输。而整个战役又必须秘密进行。为了不让德军察觉登陆的地点和时间，需要尽可能地伪装和欺骗。同时，为了顺利输送后续部队和补给物资，人工码头的建设和水陆两栖坦克等新设备的研发也不可或缺。由于盟军的战役司令部是由以英美为中心的多国将领组成的，还存在怎样做到意见统一等人事组织问题。
进一步说，登陆并不代表战斗的结束，而是和接下来解放法国、向德国中心地带进攻的内陆战役形成一个整体。既然是如此大规模的战役，总统、首相等各国政要都深度参与了战役的计划与实施。
对！诺曼底登陆战就是在盟军和纳粹德国之间展开的、史上最大规模的“智力竞赛”。
战争正是人类品德与能力的基础
可能有人会说：“把战争比喻成什么智力竞赛是不合适的。”也有人认为战争是罪恶，所以对这个词汇本身都厌恶和避讳。事实果然如此吗？
在“爱好和平”方面，英国评论家约翰·罗斯金并不落于人后，但是他对战争却采取强烈的现实态度。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中介绍他的言论如下：当我说战争是一切技术的基础时，意思是战争同时也是人类一切崇高品德和能力的基础。这一发现于我有些奇异，且颇为恐怖，但我知道，这却是难以否定的事实。简而言之，我发现，所有伟大的国民，他们真理和思想的力量都是从战争中得来，并在战争中得到滋养的，而至和平时代则被浪费。他们因战争而得到教诲，因和平而受到欺骗，因战争得到训练，因和平而遭到背叛。总之，生于战争，死于和平。
当代著名战略思想家爱德华·N. 勒特韦克在他的《战略论》中引用“想要和平就得备战”的古罗马格言，提出了“战争或许是大恶，但也是大善”的观点。如果真如他们所言，战争是人类品德与能力的基础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要回避它，而是需要真诚地面对。因为在战争中，的确存在着值得后人吸取的大量教训，其中也包括避免战争的智慧。
我曾在《失败的本质》中分析“二战”中日本军队的失败原因，很幸运，该书获得了众多读者的青睐。后来，以“形势逆转的战争”为主题的《战略的本质》也得以付梓。
本书和《失败的本质》正好相反，主题不是失败，而是成功，且以盟军的一次战役为题材，并没有出现日本的一兵一卒。具体地说，就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行，追寻“史上最大战役”的计划与实施过程，和德军方面相比较，在政治、军事两方面去发现盟国和盟军领导者的之处。
登陆战役人才济济
诺曼底登陆战不但实际出动的官兵人数最多，使用的武器数最多，而且众多不同国籍的政治家也都深度参与了战役的计划和实施。……
“战略”一词的词源来自于古希腊语的“strategos”，意思是“将军的工作”。在此战略有三种含义，一种是决定国家资源如何使用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一种是决定现有武力如何战斗的“军事战略”（military strategy），还有一种是决定何时何地、怎样战斗的“作战战略”（operational strategy）。再接下来的就是具体决定怎样战斗的“战术”（tactics）。这个词也是以希腊语“taktikos”为词源，有“ 配置部队”的意思。
不过，战略和战术意义上的界线本来很模糊，可以说没有明确的区别。最早对二者做出明确区分的，是活跃于18 世纪的普鲁士军人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他在《战争论》中做了这样的定义：“战略是运用战斗的方法，战术则是运用战斗力的方法。”
这里重要的是各种战略和战术之间的相互影响。例如，战术是从它上一级的作战战略出发推导出来的，但有时不得不根据现场形势作出改变，这时它上一级的作战战略也不得不改变。这样一来，各种战略和战术就不是依靠简单的因果关系来维系的，而是构成了一个互相影响的复杂体系。
那么，在诺曼底登陆战中，战略战术的各层级都是由什么人来决策和推行的呢？首先，参与盟军大战略的是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以及领导“自由法国”的夏尔·戴高乐、强烈主张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最后成为诺曼底登陆战）的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约瑟夫·斯大林。与上述四人针锋相对的是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而盟军方面大战略的间接参与者还有中华民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真可谓人才济济。
那么下一层级的军事战略，美国方面是在盟军最高指挥部任欧洲战场最高司令官的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以及大战中始终做其坚强后盾的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英国方面则是担任陆军总参谋长的阿兰·布鲁克。德国军事战略的首脑是德军西线总司令卡尔·鲁道夫·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不过希特勒并不信任包括他在内的现场指挥官，经常横加干预，所以伦德施泰特的作用无法和艾森豪威尔以及马歇尔等盟军将领相提并论。
在作战战略的决策和推行中承担重要任务的，美国方面是指挥第1 集团军的奥马尔·布莱德雷、打破战线胶着状态的第3 集团军司令乔治·巴顿，英国方面是登陆地面部队司令伯纳德·蒙哥马利、空军上将特拉福德·利—马洛里以及海军上将伯特伦·拉姆齐。而在德国方面和他们针锋相对的则是号称“沙漠之狐”的B 集团军群司令埃尔温·隆美尔。
及至战术层面，更是涌现了无数具备领导力的英雄。例如盟军美国方面的代表人物：从诺曼底最大的激战区奥马哈滩登陆、奋勇当先深入敌阵的诺曼·科塔准将。
文摘
攸关众多人的宝贵生命，不到最后关头无法得知结局，这就是战争。由于双方都在为自己的正义怀着必胜的信念战斗，胜败很难预测。当然，如果战争能够被预测， 那么当初也不会发生。
在战争中，胜败的关键在于政治家以及军人的“领导力”，也可以说这是直接关系到众多人宝贵生命的“ 终极” 领导力。史上最大规模的作战行动—诺曼底登陆战正是可以深入挖掘这种领导力以获取珍贵教训的绝佳素材。
六种能力构成的实践智慧
我们在序章中已经对丘吉尔的领导力做了阐述，他毅然决然地和纳粹德国对峙，把欧洲从危机中挽救出来。
这里的关键词是“实践智慧”。这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宣扬的概念，可译为“深谋远虑”、“实践智慧”，或者“实践理性”。现在我们重新说明一下实践智慧领导力的6个才能的背景。
为什么是亚里士多德呢？
在梵蒂冈的西斯廷教堂，悬挂着文艺复兴时期活跃在意大利的画家拉斐尔的名作《雅典学院》。画中的主要人物是古希腊的思想家们，画面中央是以手指天的柏拉图和以掌遮地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否定活着的肉体，认为用理性的力量将现实加以理念化能够接近天上的诸神，然后人类才可获知真理；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依靠身体，将个别的、具体的经验汇集成普遍规律，方是获得真理的途径。画面中两个人的姿态正好表现了他们相互对照的哲学思想。
同为哲学上的认识论，两个人相互映照的思想从过去的古希腊直到现代，表现为心灵与肉体、理性与经验、演绎与归纳、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这些矛盾之间的辩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演化。
说到方法论，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同样有着“是科学还是艺术” 的争论。经济学成功地彻底排除了主观，为完成社会科学的“数学化”也即“ 科学化”而骄傲，但是也不能忘记，由于过度的抽象化， 它也受到了“沦为‘智力游戏’主观唯心论”的批判。
既然观察现实并加以解释的是具有主体性的人，那么就不可能完全排除主观性。甚至可以说，过度的抽象化、客观化会导致对现实的乖离。在不断变化的复杂系统的世界里，追求真善美、要求及时做出恰当判断的政治和经营，需要科学和艺术的结合，甚至可以说，艺术的必要性更大一些。也就是说，在政治学和经营学中，不是学习柏拉图从几何学角度对普遍性真理进行主观唯心论的考察， 而是要更多地向从生物观察角度通过现实经验和实践探求真理的亚里士多德学习。
领导力的本质在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持续张力的动态
平衡过程。二者的平衡不是来自静态的分析，而是由辩证法上动态的综合这种难以表述的实践智慧来保证，因此它很难，可也因此有趣。
如果把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实践智慧的内容具体化，就是“向往‘共同善’，身体力行，在个别的、具体的背景和关联中，随时采取及时且恰当的判断和行动的智慧”。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将知识分为三种，即“ 学问”“ 科技”“ 实践智慧”。“ 学问”指的是科学的、认识论的客观知识，换句话也可以叫“ 显性智慧”；“ 科技”指的是实用性技巧或技术知识，可以说是一种“ 隐性智慧”。我们认为显性智慧和隐性智慧通过相互变化的螺旋运动实现知识创造，也就是创新。促进这种创新过程的就是第三种知识“ 实践智慧”。
实践智慧也译作“实践理性”，是兼具实践和理性这种综合平衡感的智者的智慧。实践智慧不是用于实现利益最大化或者简单地歼灭敌人，而是一种树立更多的人能共同感受到的“善”的目标、在各种关系和关联性中做出最恰当最妥善的决策、并能主动向目标推进的能力。同时也正是在难以预测结果的时候，在不确切的混沌状态里，实践智慧才能发挥真正的价值。它是产生新知识、持续革新的创造型领导力中不可或缺的一项能力。
我们通过对大量优秀的政治家、军人、企业领导者进行研究， 发现具有实践智慧的领导者具备如下六种能力。
（1）树立正确目标的能力
（2）直面现实的能力
（3）适时创造氛围的能力
（4）描绘直观本质的能力
（5）将想象变为现实的能力（“ 政治力”）
（6）组织实践智慧的能力
如果没有正确的目标，就无法团结更多的人；如果不能正确地把握现实，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如果没有创造氛围的能力，就不能开启众智；如果没有高超的鼓动能力，就不能说服别人；如果没有政治力，再精彩的构想也是画饼；没有实践智慧的组织能力，就无法培养后续人才，组织只能持续一代。正因为如此，这六种能力都不可或缺。
艾森豪威尔的实践智慧领导力
下面要呈现给大家的，是成功指挥诺曼底登陆战的艾森豪威尔的领导力。
恰好彼得·德鲁克对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以及马歇尔）做了如下对比：
天才论很流行，到处都在议论，也有无数本书讨论。但是期待天才出现等于政治集团的自杀。……重要的不是天才的有无，而是在于究竟向正确的方向引导还是向错误的方向引导。20 世纪所取得的建设性成果，并非都是天才创造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领导盟军走向胜利的军人也是具备出类拔萃的才能却无甚情趣的艾森豪威尔和马歇尔。
下面我们就依照德鲁克所言，体会在“天才”这个意义上与丘吉尔正相反、却同样优秀的领导者艾森豪威尔的领导力的内涵。
1 树立正确目标的能力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认为：所有的行为或选择都是对某种善的希冀。在这一点上，他和追问“美好生活”本质的导师苏格拉底有同感。富有远见卓识的实践的前提是“共同善”原则下的正当目标。
艾森豪威尔在其著作《欧洲十字军》中说，在盟军第一次登陆战，同时也是自己第一次就任司令官的北非“火炬行动”结束之后， 他的战争观“发生了彻底改变”。
“18 世纪之前，军人指的就是佣兵。战争就类似一种竞技，军人对敌方并不怀有憎恶之情，之所以投身战场只是为了胜利时拿到一笔奖金。结果敌方的司令官被俘时都有可能成为座上宾。现在的战争完全不一样了，”他认为，“我们发誓摒弃私利私欲，为了实现人类幸福而奋斗，决不向侵害人类权利的恶行妥协。对我而言，这场战争是如同十字军东征一样的神圣战争。”艾森豪威尔用希腊罗马时代的“历史想象力”来证明，自己“共同善”的基准和丘吉尔一样，在于“人类”这一层面。
有则逸事如实地表现了他的思想。
德军军官汉斯尤根·冯·阿尔尼姆被盟军俘虏，在前往战俘营途中，他得知自己将路过艾森豪威尔所在的阿尔及尔。阿尔尼姆是一名在盟军中也很有名的德军军官，这时他向多位盟军参谋表示， 按照“过去的惯例”，自己应该得到面见胜方司令官艾森豪威尔的待遇。
可是艾森豪威尔断然拒绝了他提出的要求，并传令直到战争结束，不允许任何俘虏面见自己。不！不只是俘虏，直到1945 年德军的约德尔大将在投降书上签字，艾森豪威尔和德军的将军都不曾有过一句交谈。此事足见他对战争的认真态度，足见他和丘吉尔一样， 从整个人类的立场上憎恶希特勒。
充分表现了他这种思想的，是“D 日”清晨在开往诺曼底的战斗舰艇中宣读的《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致登陆作战官兵的信》。
这封信中充满了“伟大的圣战”“保卫我们在一个自由世界的安全”“祈求万能的上帝祝福这伟大而崇高的事业获得成功”这些鼓舞激励士兵的理想，我们可以相信，艾森豪威尔擅长树立正确的目标，他拥有这种能力。
2 直面现实的能力
要想清晰地面对现实，对个别的、具体的经验加以综合的过程不可或缺。这一点近似于亚里士多德的“共同感觉”，或迈克尔·波兰尼的“隐性知识”，即部分和整体持续交替，面对事物的过程不是名词性的面对，而是动词性的面对。这种能力在艾森豪威尔身上也很明显。
有人批评艾森豪威尔“缺乏战斗经验”，可他竟然是一个摒弃了观念论、重视现实主义和直接经验的实战派军人，一直努力获取包括空中作战在内的水陆两栖战的丰富经验。
艾森豪威尔和巴顿在马里兰州米顿营地的步兵坦克学校结识， 两人趣味相投，彼此都认识到了新武器—坦克的前景。他们把坦克拆解至每一颗螺丝，然后再重新组装。他们进行了运用坦克的各种试验，甚至研究坦克的设计，他们都相信以坦克为中心的摩托化部队能横跨整个美国。
不只是坦克，他在1939 年5 月就取得了个人飞行驾照，飞行时间达350 个小时。他亲身感受到了飞机作为一种比坦克更为先进的武器的威力和前景。
他重视战史研究，包括在康纳带领下进行的战史战例研究，尤其重视南北战争中尤里西斯·格兰特的作战研究。格兰特对维克斯堡的进攻可谓水陆两栖战，在海军的协助下将国内水上交通要道密西西比河南部截为东西两段。艾森豪威尔和格兰特都在从军初期有兵站军官的经历，积累了战争大局的观察经验。
艾森豪威尔首次作为指挥官掌握兵权，是在北非进行的“火炬行动”中。其后是西西里岛（“爱斯基摩人行动”）、萨莱诺（“雪崩行动”），三次指挥水陆两栖战，无一例外都取得了成功。这一经历令他获得了连马歇尔都缺乏的水陆两栖战的经验智慧。这种经验智慧就积累在他的头脑和身体里，后来帮助他成功指挥了诺曼底登陆战，这个史上规模最大、且由多国军队实施的水陆两栖战。
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在此之前也真实面对了欧洲的现实。依照潘兴将军的指示，他作为美国战场纪念物调查委员会成员前往法国，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为了能在途中和人轻松地交谈，尽管他没有饮葡萄酒的习惯，可仍然总是拿着一瓶红酒。此行获得的知识和感受在16 年后的诺曼底登陆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决定诺曼底登陆“D 日”的具体日期时，他也展现了直面现实的能力。艾森豪威尔每个星期一听取未来3 天的天气预报，然后
在每星期的后半段观察预报的准确率。从4 月份开始，他一直用这种方法来测试气象队的技术能力。尽管他的确是一个喜欢扑克牌游戏的赌徒，但最后决定6 月6 日为“D 日”，绝不是毫无根据的危险的孤注一掷。
3 适时创造氛围的能力
制造氛围正是艾森豪威尔的强项。他的笑容被称为“艾克笑”， 他本人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乐观主义者，喜欢倾听别人谈话，总能以开怀的笑容顺利地团结起一个团队。
他曾进入西点军校的橄榄球队，二年级时膝盖负伤，运动员生涯就此终结。但是后来他却在教练的岗位上发挥了才能。参加陆军以后，担任过多支球队的教练，指导的球队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也许他鼓舞队员、制造合适氛围的能力就是在那时锻炼出来的。
1943 年11 月，罗斯福为参加开罗会议，千里迢迢来到非洲。艾森豪威尔引领他前往迦太基古战场，两人聊了一阵那段时期的历史。罗斯福也爱好历史，和艾森豪威尔产生了共鸣，这拉近了两人之间的关系。
《“D 日”诺曼底登陆战》的作者R. W. 汤普森这样写道：
艾森豪威尔从到达英国的那一瞬间开始，就努力打造一个紧密团结的团队。他注意到相互协助的必要性，强烈主张“摒弃国家间的偏见”。如果除去和英国上层的关系，可以说他取得了完美的成功。两个国家的国民所持有的傲慢与偏见，历史、地理、从国家成立开始就存在着的政治、社会、军事上的外在
以及行为的差异—也许是由于语言类似，这些差异反倒更为明显—这些差异所带来的困难，由于艾森豪威尔的决心和手段，都被卓有成效地克服了。
艾森豪威尔从不吝于慰问前线，他乐于和士兵毫无顾忌地交谈。有朋友说他这样浪费时间，只会让自己更疲劳，艾森豪威尔对此充耳不闻。他的考虑是，让官兵们亲眼见到司令官很重要，应该让士兵们知道，纵然是司令官，也不总是隐藏在安全地带安然度日。
同时艾森豪威尔也从不让随军记者使用“艾森豪威尔司令部” 一词，而是必须用“盟军司令部”。他从全球范围展开思考，谦逊的态度却根本不像一个军人。1945 年6 月，他在伦敦行会大厅发表演讲时说道：“荣誉是由部下的鲜血和同事的牺牲换得，我对此的态度只能是谦让。”
但是艾森豪威尔本身却并不是那种任何事情都开放坦率的性格。他的情人凯·萨默斯比·摩根在手记中这样记载：
艾克喜欢闲聊，看上去十分坦率，可同时他却不轻易打开心扉。在堪萨斯州的成长经历、父母兄弟、乳酪工厂的劳动， 这些内容他能说得令人入迷，可是他一次也不曾谈过自己的情绪，谁也不知道这个男人内心想的究竟是什么。
艾森豪威尔和凯的恋情最终没有结果。据第33 任总统哈里·S. 杜鲁门的传记称，战争结束后，艾森豪威尔曾给上司马歇尔写过“我要离婚和凯结婚”的信，但马歇尔断然否定了他的想法，回信说只要艾森豪威尔做了类似的事情，就会被逐出军队，以后也不得安稳度日。
与艾森豪威尔断了联系，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才得知这一经过的凯又写下感想，原谅了身不由己的艾森豪威尔：
将军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男人。如果让我假设一下我们今后在一起的人生的话，我会想他会怎样幸福的同时，也会想， 如果他决意以放弃为国家服务的特殊权利来争取个人的幸福目标的话，那他绝不是尊重他自己。……他曾经对我说过，如果人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都是充满荣誉的优秀道路，其他一切也不发生改变的话，他一定会选择对我伤害最小、最好的道路。我相信，他所选择的正是这样的道路。
艾森豪威尔极其注意人际关系这一制造氛围的基础。艾森豪威尔视蒙哥马利为“肉中刺”，对他实在喜欢不起来，但除了称其为“英国的国民英雄”之外什么也没说过。因为英国陆军元帅阿兰·布鲁克坚决认为“战场经验丰富的蒙哥马利正适合做英国地面部队的司令官”，所以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如此。
艾森豪威尔没有任命蒙哥马利为副司令官以做自己的左膀右臂。这一职位由能够抛弃国家偏见而参加到盟军中的、设计出人称“特德地毯”空中支援方式的英国空军上将特德充当。艾森豪威尔起用了大批将领，比如指挥敦刻尔克大撤退、熟悉水陆两栖作战的英国海军上将拉姆齐，比如长于兵站建设、信心坚定的美军司令官约翰·李，比如西点军校的同期生布莱德雷，还有在北非为地面部
队提供支援、指挥战略空军的斯帕茨，以及自坦克部队存在以来就是盟友的巴顿等，都得到了马歇尔的认可。
我们把“ 氛围”定义为“ 动态关联的共享”。“关联”（context） 一词有“决定特定词语含义的因素”以及“ 事件背景及发展”两个意思，这里指的是前者。“关联”一词的词源是“con”（共同的）+ “text”（织物），有“把关系性和含义编织到一起”的意思。
词语的意思由其在文中的位置和与其他词语的关系所决定。另一方面，人也能感受到非语言的身体和情绪的共鸣，人生活在这种与外界关联的动态关系中，感知人与人、人与事物、事物与事物、部分与全体这些关系，然后令新的关系得到完善、转换、创立，这种力量称为“关联力”（Contextualizing Capacity）。
只有在超越从前的自己的同时深入这种关联，才可能发现真理。不过一旦融合进这种环境中，就弄不清楚整体了，因此必须是把“深入关联”和“如实观察事物”二者并立，也就是说不带主观色彩，站在对方的角度把自己相对化，以平常心享有各种关联中提炼出来的信息，以此来丰富自己隐性智慧的同时，预测他人的内心， 对其意义加以综合解释。能够像这样适时且适当地运筹这一切的人， 才是有“关联力”的人。
艾森豪威尔深谙这种关联力之奥妙，并经常有意识练习。培养他这种能力的，是扑克和桥牌这些纸牌游戏。他总是揣摩对手心理， 考虑到接下来的好几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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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既是一篇真实残酷的“战争叙事”，也是一个富于启迪的“竞争故事”。很难想像它来自一位管理学家，但也恰恰是因为野中教授，诺曼底登陆成了可以用管理学和领导力去解读的有趣案例。对于管理者，如果能够从这本书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本书千金莫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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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市场营销、组织论、经营战略、创新等领域都卓有建树，尤其是关于知识创造过程、知识管理、知识科学的研究和实践，受到了国际学术界和企业界的高度关注和评价。
为日本企业应用知识创造理论提高竞争力，成为富士通、三井物产、Seven&I等大企业的独立董事，被国际学术界誉为“知识创造理论之父”和“知识管理的拓荒者”， 2002年获得日本政府授予的“紫绶勋章”以表彰其社会贡献。
著有《失败的本质》《知识创造企业》《实践智慧》《国家经营的本质》等80多部畅销专著，2007年，荣获美国管理科学院国际管理学奖，2008年又被《华尔街杂志》选为“全球有影响力的管理学家之一”。
[日] 荻野进介
1966年生于埼玉，职业作家。1989年一桥大学法学部毕业后，先后任职于PR公司、就业研究所，2004年创业，主要领域为人事、雇佣、经营等。著作有《求生存的副业术》（软银新书）、《日本人是怎样完成工作的？》（合著，中公新书）、《干脆利落的组织》（合著，钻石出版社）等。
目录
"序 章
史上最大战役及其拥有实践智慧的领导者
在人类历史上，有些大型项目是通过众多的人团结协作才最终取得成功的。谈到这样的项目，我们首先会想到哪些呢？
有人可能说金字塔，在没有重型机械的时代，金字塔是依靠人力经过长年累月建造起来的。可能也有人想到中国的万里长城，因其宏伟壮观，即使在太空中都清晰可见。时代不断向前发展，可能也有人会提到总预算达200 亿美元、由40 万人参与的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
不！“大型项目”并不只局限于“建设”，以破坏和杀戮为特征的战争也属于宏大的项目—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众人必须相互协作，集思广益。
无论是激烈程度，还是规模范围，在历史上这种致力于胜利的战争项目中，最为辉煌的就是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胜负大势的诺曼底登陆战。
诺曼底登陆战从计划到实施共耗时两年零两个月，以美军、英军以及加拿大军队为主，共有300 万名官兵参战。仅在1944 年6 月6 日的登陆突袭，就投入了包括12 个装甲师和3 个空降师在内的39个师。次日，在6 艘战列舰、1070 只战斗舰艇的护送下，133 000 名官兵、14 000 台各种车辆、14 500 吨补给物资利用6000 艘各类船只，渡过了波涛汹涌的英吉利海峡，被送上诺曼底海岸。在空中，战斗机、轰炸机和运输机也频繁出动，忙于支援、掩护和运输。而整个战役又必须秘密进行。为了不让德军察觉登陆的地点和时间，需要尽可能地伪装和欺骗。同时，为了顺利输送后续部队和补给物资，人工码头的建设和水陆两栖坦克等新设备的研发也不可或缺。由于盟军的战役司令部是由以英美为中心的多国将领组成的，还存在怎样做到意见统一等人事组织问题。
进一步说，登陆并不代表战斗的结束，而是和接下来解放法国、向德国中心地带进攻的内陆战役形成一个整体。既然是如此大规模的战役，总统、首相等各国政要都深度参与了战役的计划与实施。
对！诺曼底登陆战就是在盟军和纳粹德国之间展开的、史上最大规模的“智力竞赛”。
战争正是人类品德与能力的基础
可能有人会说：“把战争比喻成什么智力竞赛是不合适的。”也有人认为战争是罪恶，所以对这个词汇本身都厌恶和避讳。事实果然如此吗？
在“爱好和平”方面，英国评论家约翰·罗斯金并不落于人后，但是他对战争却采取强烈的现实态度。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中介绍他的言论如下：当我说战争是一切技术的基础时，意思是战争同时也是人类一切崇高品德和能力的基础。这一发现于我有些奇异，且颇为恐怖，但我知道，这却是难以否定的事实。简而言之，我发现，所有伟大的国民，他们真理和思想的力量都是从战争中得来，并在战争中得到滋养的，而至和平时代则被浪费。他们因战争而得到教诲，因和平而受到欺骗，因战争得到训练，因和平而遭到背叛。总之，生于战争，死于和平。
当代著名战略思想家爱德华·N. 勒特韦克在他的《战略论》中引用“想要和平就得备战”的古罗马格言，提出了“战争或许是大恶，但也是大善”的观点。如果真如他们所言，战争是人类品德与能力的基础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要回避它，而是需要真诚地面对。因为在战争中，的确存在着值得后人吸取的大量教训，其中也包括避免战争的智慧。
我曾在《失败的本质》中分析“二战”中日本军队的失败原因，很幸运，该书获得了众多读者的青睐。后来，以“形势逆转的战争”为主题的《战略的本质》也得以付梓。
本书和《失败的本质》正好相反，主题不是失败，而是成功，且以盟军的一次战役为题材，并没有出现日本的一兵一卒。具体地说，就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行，追寻“史上最大战役”的计划与实施过程，和德军方面相比较，在政治、军事两方面去发现盟国和盟军领导者的之处。
登陆战役人才济济
诺曼底登陆战不但实际出动的官兵人数最多，使用的武器数最多，而且众多不同国籍的政治家也都深度参与了战役的计划和实施。……
“战略”一词的词源来自于古希腊语的“strategos”，意思是“将军的工作”。在此战略有三种含义，一种是决定国家资源如何使用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一种是决定现有武力如何战斗的“军事战略”（military strategy），还有一种是决定何时何地、怎样战斗的“作战战略”（operational strategy）。再接下来的就是具体决定怎样战斗的“战术”（tactics）。这个词也是以希腊语“taktikos”为词源，有“ 配置部队”的意思。
不过，战略和战术意义上的界线本来很模糊，可以说没有明确的区别。最早对二者做出明确区分的，是活跃于18 世纪的普鲁士军人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他在《战争论》中做了这样的定义：“战略是运用战斗的方法，战术则是运用战斗力的方法。”
这里重要的是各种战略和战术之间的相互影响。例如，战术是从它上一级的作战战略出发推导出来的，但有时不得不根据现场形势作出改变，这时它上一级的作战战略也不得不改变。这样一来，各种战略和战术就不是依靠简单的因果关系来维系的，而是构成了一个互相影响的复杂体系。
那么，在诺曼底登陆战中，战略战术的各层级都是由什么人来决策和推行的呢？首先，参与盟军大战略的是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以及领导“自由法国”的夏尔·戴高乐、强烈主张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最后成为诺曼底登陆战）的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约瑟夫·斯大林。与上述四人针锋相对的是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而盟军方面大战略的间接参与者还有中华民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真可谓人才济济。
那么下一层级的军事战略，美国方面是在盟军最高指挥部任欧洲战场最高司令官的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以及大战中始终做其坚强后盾的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英国方面则是担任陆军总参谋长的阿兰·布鲁克。德国军事战略的首脑是德军西线总司令卡尔·鲁道夫·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不过希特勒并不信任包括他在内的现场指挥官，经常横加干预，所以伦德施泰特的作用无法和艾森豪威尔以及马歇尔等盟军将领相提并论。
在作战战略的决策和推行中承担重要任务的，美国方面是指挥第1 集团军的奥马尔·布莱德雷、打破战线胶着状态的第3 集团军司令乔治·巴顿，英国方面是登陆地面部队司令伯纳德·蒙哥马利、空军上将特拉福德·利—马洛里以及海军上将伯特伦·拉姆齐。而在德国方面和他们针锋相对的则是号称“沙漠之狐”的B 集团军群司令埃尔温·隆美尔。
及至战术层面，更是涌现了无数具备领导力的英雄。例如盟军美国方面的代表人物：从诺曼底最大的激战区奥马哈滩登陆、奋勇当先深入敌阵的诺曼·科塔准将。
文摘
攸关众多人的宝贵生命，不到最后关头无法得知结局，这就是战争。由于双方都在为自己的正义怀着必胜的信念战斗，胜败很难预测。当然，如果战争能够被预测， 那么当初也不会发生。
在战争中，胜败的关键在于政治家以及军人的“领导力”，也可以说这是直接关系到众多人宝贵生命的“ 终极” 领导力。史上最大规模的作战行动—诺曼底登陆战正是可以深入挖掘这种领导力以获取珍贵教训的绝佳素材。
六种能力构成的实践智慧
我们在序章中已经对丘吉尔的领导力做了阐述，他毅然决然地和纳粹德国对峙，把欧洲从危机中挽救出来。
这里的关键词是“实践智慧”。这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宣扬的概念，可译为“深谋远虑”、“实践智慧”，或者“实践理性”。现在我们重新说明一下实践智慧领导力的6个才能的背景。
为什么是亚里士多德呢？
在梵蒂冈的西斯廷教堂，悬挂着文艺复兴时期活跃在意大利的画家拉斐尔的名作《雅典学院》。画中的主要人物是古希腊的思想家们，画面中央是以手指天的柏拉图和以掌遮地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否定活着的肉体，认为用理性的力量将现实加以理念化能够接近天上的诸神，然后人类才可获知真理；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依靠身体，将个别的、具体的经验汇集成普遍规律，方是获得真理的途径。画面中两个人的姿态正好表现了他们相互对照的哲学思想。
同为哲学上的认识论，两个人相互映照的思想从过去的古希腊直到现代，表现为心灵与肉体、理性与经验、演绎与归纳、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这些矛盾之间的辩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演化。
说到方法论，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同样有着“是科学还是艺术” 的争论。经济学成功地彻底排除了主观，为完成社会科学的“数学化”也即“ 科学化”而骄傲，但是也不能忘记，由于过度的抽象化， 它也受到了“沦为‘智力游戏’主观唯心论”的批判。
既然观察现实并加以解释的是具有主体性的人，那么就不可能完全排除主观性。甚至可以说，过度的抽象化、客观化会导致对现实的乖离。在不断变化的复杂系统的世界里，追求真善美、要求及时做出恰当判断的政治和经营，需要科学和艺术的结合，甚至可以说，艺术的必要性更大一些。也就是说，在政治学和经营学中，不是学习柏拉图从几何学角度对普遍性真理进行主观唯心论的考察， 而是要更多地向从生物观察角度通过现实经验和实践探求真理的亚里士多德学习。
领导力的本质在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持续张力的动态
平衡过程。二者的平衡不是来自静态的分析，而是由辩证法上动态的综合这种难以表述的实践智慧来保证，因此它很难，可也因此有趣。
如果把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实践智慧的内容具体化，就是“向往‘共同善’，身体力行，在个别的、具体的背景和关联中，随时采取及时且恰当的判断和行动的智慧”。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将知识分为三种，即“ 学问”“ 科技”“ 实践智慧”。“ 学问”指的是科学的、认识论的客观知识，换句话也可以叫“ 显性智慧”；“ 科技”指的是实用性技巧或技术知识，可以说是一种“ 隐性智慧”。我们认为显性智慧和隐性智慧通过相互变化的螺旋运动实现知识创造，也就是创新。促进这种创新过程的就是第三种知识“ 实践智慧”。
实践智慧也译作“实践理性”，是兼具实践和理性这种综合平衡感的智者的智慧。实践智慧不是用于实现利益最大化或者简单地歼灭敌人，而是一种树立更多的人能共同感受到的“善”的目标、在各种关系和关联性中做出最恰当最妥善的决策、并能主动向目标推进的能力。同时也正是在难以预测结果的时候，在不确切的混沌状态里，实践智慧才能发挥真正的价值。它是产生新知识、持续革新的创造型领导力中不可或缺的一项能力。
我们通过对大量优秀的政治家、军人、企业领导者进行研究， 发现具有实践智慧的领导者具备如下六种能力。
（1）树立正确目标的能力
（2）直面现实的能力
（3）适时创造氛围的能力
（4）描绘直观本质的能力
（5）将想象变为现实的能力（“ 政治力”）
（6）组织实践智慧的能力
如果没有正确的目标，就无法团结更多的人；如果不能正确地把握现实，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如果没有创造氛围的能力，就不能开启众智；如果没有高超的鼓动能力，就不能说服别人；如果没有政治力，再精彩的构想也是画饼；没有实践智慧的组织能力，就无法培养后续人才，组织只能持续一代。正因为如此，这六种能力都不可或缺。
艾森豪威尔的实践智慧领导力
下面要呈现给大家的，是成功指挥诺曼底登陆战的艾森豪威尔的领导力。
恰好彼得·德鲁克对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以及马歇尔）做了如下对比：
天才论很流行，到处都在议论，也有无数本书讨论。但是期待天才出现等于政治集团的自杀。……重要的不是天才的有无，而是在于究竟向正确的方向引导还是向错误的方向引导。20 世纪所取得的建设性成果，并非都是天才创造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领导盟军走向胜利的军人也是具备出类拔萃的才能却无甚情趣的艾森豪威尔和马歇尔。
下面我们就依照德鲁克所言，体会在“天才”这个意义上与丘吉尔正相反、却同样优秀的领导者艾森豪威尔的领导力的内涵。
1 树立正确目标的能力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认为：所有的行为或选择都是对某种善的希冀。在这一点上，他和追问“美好生活”本质的导师苏格拉底有同感。富有远见卓识的实践的前提是“共同善”原则下的正当目标。
艾森豪威尔在其著作《欧洲十字军》中说，在盟军第一次登陆战，同时也是自己第一次就任司令官的北非“火炬行动”结束之后， 他的战争观“发生了彻底改变”。
“18 世纪之前，军人指的就是佣兵。战争就类似一种竞技，军人对敌方并不怀有憎恶之情，之所以投身战场只是为了胜利时拿到一笔奖金。结果敌方的司令官被俘时都有可能成为座上宾。现在的战争完全不一样了，”他认为，“我们发誓摒弃私利私欲，为了实现人类幸福而奋斗，决不向侵害人类权利的恶行妥协。对我而言，这场战争是如同十字军东征一样的神圣战争。”艾森豪威尔用希腊罗马时代的“历史想象力”来证明，自己“共同善”的基准和丘吉尔一样，在于“人类”这一层面。
有则逸事如实地表现了他的思想。
德军军官汉斯尤根·冯·阿尔尼姆被盟军俘虏，在前往战俘营途中，他得知自己将路过艾森豪威尔所在的阿尔及尔。阿尔尼姆是一名在盟军中也很有名的德军军官，这时他向多位盟军参谋表示， 按照“过去的惯例”，自己应该得到面见胜方司令官艾森豪威尔的待遇。
可是艾森豪威尔断然拒绝了他提出的要求，并传令直到战争结束，不允许任何俘虏面见自己。不！不只是俘虏，直到1945 年德军的约德尔大将在投降书上签字，艾森豪威尔和德军的将军都不曾有过一句交谈。此事足见他对战争的认真态度，足见他和丘吉尔一样， 从整个人类的立场上憎恶希特勒。
充分表现了他这种思想的，是“D 日”清晨在开往诺曼底的战斗舰艇中宣读的《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致登陆作战官兵的信》。
这封信中充满了“伟大的圣战”“保卫我们在一个自由世界的安全”“祈求万能的上帝祝福这伟大而崇高的事业获得成功”这些鼓舞激励士兵的理想，我们可以相信，艾森豪威尔擅长树立正确的目标，他拥有这种能力。
2 直面现实的能力
要想清晰地面对现实，对个别的、具体的经验加以综合的过程不可或缺。这一点近似于亚里士多德的“共同感觉”，或迈克尔·波兰尼的“隐性知识”，即部分和整体持续交替，面对事物的过程不是名词性的面对，而是动词性的面对。这种能力在艾森豪威尔身上也很明显。
有人批评艾森豪威尔“缺乏战斗经验”，可他竟然是一个摒弃了观念论、重视现实主义和直接经验的实战派军人，一直努力获取包括空中作战在内的水陆两栖战的丰富经验。
艾森豪威尔和巴顿在马里兰州米顿营地的步兵坦克学校结识， 两人趣味相投，彼此都认识到了新武器—坦克的前景。他们把坦克拆解至每一颗螺丝，然后再重新组装。他们进行了运用坦克的各种试验，甚至研究坦克的设计，他们都相信以坦克为中心的摩托化部队能横跨整个美国。
不只是坦克，他在1939 年5 月就取得了个人飞行驾照，飞行时间达350 个小时。他亲身感受到了飞机作为一种比坦克更为先进的武器的威力和前景。
他重视战史研究，包括在康纳带领下进行的战史战例研究，尤其重视南北战争中尤里西斯·格兰特的作战研究。格兰特对维克斯堡的进攻可谓水陆两栖战，在海军的协助下将国内水上交通要道密西西比河南部截为东西两段。艾森豪威尔和格兰特都在从军初期有兵站军官的经历，积累了战争大局的观察经验。
艾森豪威尔首次作为指挥官掌握兵权，是在北非进行的“火炬行动”中。其后是西西里岛（“爱斯基摩人行动”）、萨莱诺（“雪崩行动”），三次指挥水陆两栖战，无一例外都取得了成功。这一经历令他获得了连马歇尔都缺乏的水陆两栖战的经验智慧。这种经验智慧就积累在他的头脑和身体里，后来帮助他成功指挥了诺曼底登陆战，这个史上规模最大、且由多国军队实施的水陆两栖战。
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在此之前也真实面对了欧洲的现实。依照潘兴将军的指示，他作为美国战场纪念物调查委员会成员前往法国，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为了能在途中和人轻松地交谈，尽管他没有饮葡萄酒的习惯，可仍然总是拿着一瓶红酒。此行获得的知识和感受在16 年后的诺曼底登陆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决定诺曼底登陆“D 日”的具体日期时，他也展现了直面现实的能力。艾森豪威尔每个星期一听取未来3 天的天气预报，然后
在每星期的后半段观察预报的准确率。从4 月份开始，他一直用这种方法来测试气象队的技术能力。尽管他的确是一个喜欢扑克牌游戏的赌徒，但最后决定6 月6 日为“D 日”，绝不是毫无根据的危险的孤注一掷。
3 适时创造氛围的能力
制造氛围正是艾森豪威尔的强项。他的笑容被称为“艾克笑”， 他本人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乐观主义者，喜欢倾听别人谈话，总能以开怀的笑容顺利地团结起一个团队。
他曾进入西点军校的橄榄球队，二年级时膝盖负伤，运动员生涯就此终结。但是后来他却在教练的岗位上发挥了才能。参加陆军以后，担任过多支球队的教练，指导的球队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也许他鼓舞队员、制造合适氛围的能力就是在那时锻炼出来的。
1943 年11 月，罗斯福为参加开罗会议，千里迢迢来到非洲。艾森豪威尔引领他前往迦太基古战场，两人聊了一阵那段时期的历史。罗斯福也爱好历史，和艾森豪威尔产生了共鸣，这拉近了两人之间的关系。
《“D 日”诺曼底登陆战》的作者R. W. 汤普森这样写道：
艾森豪威尔从到达英国的那一瞬间开始，就努力打造一个紧密团结的团队。他注意到相互协助的必要性，强烈主张“摒弃国家间的偏见”。如果除去和英国上层的关系，可以说他取得了完美的成功。两个国家的国民所持有的傲慢与偏见，历史、地理、从国家成立开始就存在着的政治、社会、军事上的外在
以及行为的差异—也许是由于语言类似，这些差异反倒更为明显—这些差异所带来的困难，由于艾森豪威尔的决心和手段，都被卓有成效地克服了。
艾森豪威尔从不吝于慰问前线，他乐于和士兵毫无顾忌地交谈。有朋友说他这样浪费时间，只会让自己更疲劳，艾森豪威尔对此充耳不闻。他的考虑是，让官兵们亲眼见到司令官很重要，应该让士兵们知道，纵然是司令官，也不总是隐藏在安全地带安然度日。
同时艾森豪威尔也从不让随军记者使用“艾森豪威尔司令部” 一词，而是必须用“盟军司令部”。他从全球范围展开思考，谦逊的态度却根本不像一个军人。1945 年6 月，他在伦敦行会大厅发表演讲时说道：“荣誉是由部下的鲜血和同事的牺牲换得，我对此的态度只能是谦让。”
但是艾森豪威尔本身却并不是那种任何事情都开放坦率的性格。他的情人凯·萨默斯比·摩根在手记中这样记载：
艾克喜欢闲聊，看上去十分坦率，可同时他却不轻易打开心扉。在堪萨斯州的成长经历、父母兄弟、乳酪工厂的劳动， 这些内容他能说得令人入迷，可是他一次也不曾谈过自己的情绪，谁也不知道这个男人内心想的究竟是什么。
艾森豪威尔和凯的恋情最终没有结果。据第33 任总统哈里·S. 杜鲁门的传记称，战争结束后，艾森豪威尔曾给上司马歇尔写过“我要离婚和凯结婚”的信，但马歇尔断然否定了他的想法，回信说只要艾森豪威尔做了类似的事情，就会被逐出军队，以后也不得安稳度日。
与艾森豪威尔断了联系，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才得知这一经过的凯又写下感想，原谅了身不由己的艾森豪威尔：
将军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男人。如果让我假设一下我们今后在一起的人生的话，我会想他会怎样幸福的同时，也会想， 如果他决意以放弃为国家服务的特殊权利来争取个人的幸福目标的话，那他绝不是尊重他自己。……他曾经对我说过，如果人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都是充满荣誉的优秀道路，其他一切也不发生改变的话，他一定会选择对我伤害最小、最好的道路。我相信，他所选择的正是这样的道路。
艾森豪威尔极其注意人际关系这一制造氛围的基础。艾森豪威尔视蒙哥马利为“肉中刺”，对他实在喜欢不起来，但除了称其为“英国的国民英雄”之外什么也没说过。因为英国陆军元帅阿兰·布鲁克坚决认为“战场经验丰富的蒙哥马利正适合做英国地面部队的司令官”，所以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如此。
艾森豪威尔没有任命蒙哥马利为副司令官以做自己的左膀右臂。这一职位由能够抛弃国家偏见而参加到盟军中的、设计出人称“特德地毯”空中支援方式的英国空军上将特德充当。艾森豪威尔起用了大批将领，比如指挥敦刻尔克大撤退、熟悉水陆两栖作战的英国海军上将拉姆齐，比如长于兵站建设、信心坚定的美军司令官约翰·李，比如西点军校的同期生布莱德雷，还有在北非为地面部
队提供支援、指挥战略空军的斯帕茨，以及自坦克部队存在以来就是盟友的巴顿等，都得到了马歇尔的认可。
我们把“ 氛围”定义为“ 动态关联的共享”。“关联”（context） 一词有“决定特定词语含义的因素”以及“ 事件背景及发展”两个意思，这里指的是前者。“关联”一词的词源是“con”（共同的）+ “text”（织物），有“把关系性和含义编织到一起”的意思。
词语的意思由其在文中的位置和与其他词语的关系所决定。另一方面，人也能感受到非语言的身体和情绪的共鸣，人生活在这种与外界关联的动态关系中，感知人与人、人与事物、事物与事物、部分与全体这些关系，然后令新的关系得到完善、转换、创立，这种力量称为“关联力”（Contextualizing Capacity）。
只有在超越从前的自己的同时深入这种关联，才可能发现真理。不过一旦融合进这种环境中，就弄不清楚整体了，因此必须是把“深入关联”和“如实观察事物”二者并立，也就是说不带主观色彩，站在对方的角度把自己相对化，以平常心享有各种关联中提炼出来的信息，以此来丰富自己隐性智慧的同时，预测他人的内心， 对其意义加以综合解释。能够像这样适时且适当地运筹这一切的人， 才是有“关联力”的人。
艾森豪威尔深谙这种关联力之奥妙，并经常有意识练习。培养他这种能力的，是扑克和桥牌这些纸牌游戏。他总是揣摩对手心理， 考虑到接下来的好几步。
| ISBN | 9787508692678 |
|---|---|
| 出版社 | 中信出版社 |
| 作者 | 野中郁次郎 |
| 尺寸 |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