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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到文学巨匠鲁迅、胡适，再到建国后的柳亚子、郭沫若，这些百年来在文坛、政坛都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作者从另一个侧面讲述他们的故事，令人耳目一新。
和以往简单地对一个历史人物非黑即白的定性不同，本书试图以历史的大环境为背景，讲述这些文人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揭示特定时代环境下他们复杂、微妙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点，还给他们更多的“人性”。
陈独秀对蒋介石的叹服；瞿秋白说出自我否定的“多余的话”；鲁迅曾经在袁世凯政府任职；闻一多对美国的“深恶痛绝”；政治上极度“幼稚”的柳亚子；一生追求“政治正确”的郭沫若……这些内容和观点，意趣盎然，独树一帜。
流畅、优美的文笔，客观、严谨的推理，犀利、新颖的论点，使本书在同类书中显得傲然独立、卓尔不群。
名人推荐
1.从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到鲁迅、胡适，再到建国后的柳亚子、郭沫若，这些百年来在文坛、政坛都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对于他们的故事，读者始终饶有兴味、百读不厌。
2．和以往简单地对一个历史人物非黑即白地定性不同，本书试图以历史的大环境为背景，讲述这些文人鲜为人知的故事，揭示特定时代环境下他们复杂、微妙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点，还给他们更多的“人性”。
3.陈独秀对蒋介石的叹服；瞿秋白自我否定的“多余的话”；鲁迅曾经在袁世凯政府任职；闻一多对美国的“厌恶”；政治上极度“幼稚”的柳亚子；一生追求“政治正确”的郭沫若……这些内容和观点，都颇有看点。
4.王彬彬的文章，一向以观点“大胆”著称，他不媚主流的学术态度、敢于挑战传统和权威的勇气，以及他以理服人的研究方法，在学术界及文化界不时投出“炸弹”，反响强烈，拥有数量众多的读者和支持者。
作者简介
王彬彬，出生于1962年11月，安徽省望江县人。1982年毕业于解放军外语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199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批评研究。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在功利与唯美之间》《鲁迅晚年情怀》《为批评正名》《文坛三户》《城墙下的夜游者》《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等。
目录
自序
陈独秀留在沪宁线上的鼾声
徐树铮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瞿秋白与茅盾的《子夜》
鲁迅的不看章太炎与胡适的不看雷震
“匕首”与“手术刀”
谈谈胡适与胡风
唐德刚笔下的胡适
作为留美学生的闻一多
柳亚子的“狂奴故态”与“英雄末路”
郭沫若与毛泽东诗词
西安上空，《大公报》如雪飘飞
禁欲时代的情色——“红色电影”中的女特务形象
序言
自 序
我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从研究生时期开始，就写些评说当下文学和文化现象的文章。这样写了十多年，终于有些感到厌倦，于是便把目光投向往昔的文坛，写一些谈论往昔文坛人、文坛事的文章。但写着写着，不知不觉间就跑出了文坛，写起了与文坛、文人无关的文章。
从文坛上的人与事到与文坛无关的人与事，中间有一个过渡，那就是那类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纠缠不清的人物，是那种既与文坛有关又不仅仅与文坛有关的事情。收在这里的，大都可算是写这种亦文亦政的人与事的文章。
百余年来文人、文学、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人们已经说了很多，但仍有更多的东西值得评说。许多人，许多事，还远远没有说清，也许竟永远不能说清。这其间，有太多的血与泪、哭与笑；有太多的荣与辱、梦与醒；有太多的真诚与虚伪、迷狂与悔恨；有太多的奴颜婢膝、苟且偷生；也有太多的得陇望蜀、趁火打劫……对于后人来说，则有太多的启示与教训。
我写这些文章，也有一个从比较随意些到比较严谨些的变化过程。刚开始写这类文章的时候，态度更轻松，虽然也做注释，但做的是夹注，且做得比较简略，文章篇幅也比较短小。那时候，是把这些文章当作“余事”做的。在《钟山》等刊物发表后，颇有些反响，许多认识不认识的人都给我热情的鼓励，这让我在写这类文章时渐渐正襟危坐起来。注释从夹注变成了尾注，做得也尽量准确、周全。刚开始，是有一点想法、几条材料便敷衍成文，后来，则尽可能把与题旨有关的材料多看些，把事情的经过尽量说得详细、全面点，这样，篇幅也便越写越长。最初的这类文章，都只有数千字，现在则常常要写到三万字左右。这是收入书中的文章有的很短小有的很冗长的原因。
十多年来，写文而政、政而文的人与事的文章，并不止这些。还有一些，暂时不能收在这里。
《列子?说符》中讲了一则歧路亡羊的故事：
杨子之邻人亡羊，既率其党，又请杨子之竖追之。杨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众？”邻人曰：“多歧路。”既反，问：“获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
成语“歧路亡羊”典出于此。这本小书中，有一篇谈柳亚子的《柳亚子的“狂奴故态”与“英雄末路”》，应该是书中最长的文章了。柳亚子《读史》诗中有一联是“大错无端铸六州，亡羊歧路误清流”，“亡羊歧路”用的就是《列子》中的典故。在为书起名时，想到了柳亚子的这一联诗，还想到鲁迅致许广平信中谈到的“歧路”问题。鲁迅说：
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来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的。
歧路之所以为歧路，就是并不知道哪一条是正途。若知道何为正途，即便是“歧路之中又有歧”也无妨。事前知道是或可能是“歧路”，并不容易，必须是头脑异常清醒、冷静的人，才能有此智慧。更多的时候，是自己开步前不知是或可能是“歧路”，走到中途才明白误入歧途。中途而知歧者，有的人能迷途知返，有的人则欲返而不能，歧路就成了不归路。还有些人，是把歧路走到底、走到死，也不知走过来的原本是歧路，只是别人或者后人，才看出他一直走在歧路上。
也想起了王国维写夜宿故乡的诗：
新秋一夜蚊如市，唤起劳人使自思。
试问何乡堪著我？欲求大道况多歧。
人生过处惟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
欲语此怀谁与共，鼾声四起斗离离。
这真是世人皆睡我独醒、世人皆昏我独疑了。
因为胡乱想到了这些，就把这本小书命名为《大道与歧途》。
这本小书能够出版，要特别感谢深圳的梁由之先生。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九日
南大和园
文摘
陈独秀留在沪宁线上的鼾声
此番“旅行”却非同寻常，其终点很可能就是刑场。在这被“押赴刑场”的途中，陈独秀想了些什么呢？他什么也没有想。没有心潮起伏，没有思绪联翩——他一上车便呼呼大睡，直到车抵南京被叫醒。
陈独秀1879年降生，1942年辞世，在不算太长的一生中，有五次被捕入狱的经历。从1919年6月11日第二次被捕起，此后每一次被捕，都成为大小报章的新闻热点，成为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也都引起有关各界的高度关注和积极介入。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曾出版《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一书，收录了陈独秀历次被捕后报刊的有关报道、社会各界的反应以及陈独秀在狱中的表现等资料，对研究陈独秀颇为有用。
1932年10月15日下午7时，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这是他第五次被捕，也是最后一次被捕。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此次是作为“共产党领袖”被捕的。我们知道，1927年后，国共两党便不共戴天。对于捕获的共产党要人，国民党通常只给予两种选择：要么投诚，要么赴死。1935年2月，国民党捕获前共产党领袖瞿秋白后，劝降不成，便将其“就地处决”了。在国民党眼里，陈独秀的“罪孽”应该比瞿秋白更深重，也是比瞿秋白更“要”的“要犯”。陈独秀此番被捕的后果“凶多吉少”，是其时人们的普遍看法。
国民党当局闻知陈独秀在沪落网后便令将其押赴南京受审。1932年10月19日夜11时，陈独秀在上海警方的严密戒备下，被押上了开往首都南京的火车。陈独秀一生漂泊，人在旅途的滋味本不陌生。但此番“旅行”却非同寻常，其终点很可能就是刑场。在这被“押赴刑场”的途中，陈独秀想了些什么呢？他什么也没有想。没有心潮起伏，没有思绪联翩——他一上车便呼呼大睡，直到车抵南京被叫醒。高语罕在1942年6月4日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了《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最后特意提到陈独秀“后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押解南京，先生在京沪车中，酣睡达旦，若平居无事者然，其临难之从容不迫，而怡然处之，往往如此”。台湾1977年5月1日出版的《传记文学》第30卷第5期刊载了任卓宣的《陈独秀先生的生平与我的评论》和尉素秋的《我对于陈独秀先生的印象》。任文中说：“陈先生在上海被捕后，押解到南京审判。当时是要军法审判的，可能处死。舆论之中亦有主张处以极刑的。但他在京沪火车上酣然入睡，若平居无事者然。一时传为佳话。”尉文则说：“记得民国二十二年春天，陈独秀被捕受审的时候，轰动了全国的舆论。他在思想文化界人的心目中，投下的影子太深刻了。大家所谈的种种，有一件事特别耐人寻思。就是他被捕从上海押解来京时，在京沪车上酣睡一大觉，车到下关才把他叫醒。本来坐火车打瞌睡的事太寻常了，不值得一提，但是他这段旅程却不寻常，等于押赴刑场呀！滔天大祸，生死关头逼在眼前，能安心熟睡吗？……常人在利害交战于胸中时，已辗转不能入睡。至于生死大关来临，总会恐惧，仓皇失措。能从容不迫，以至于恬然入睡，假若没有养浩然之气的功夫，以及‘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至高境界，绝对做不到。就凭这一点，陈独秀在我的想象中，已经勾画出一副东方哲人的轮廓了。”我想，押解陈独秀的那些人，看着这老先生的睡态，听着他的鼾声，一定纳闷不已。
陈独秀被解到南京后，宋庆龄、蔡元培、胡适、杨杏佛、翁文灏、傅斯年等社会知名人士都以各种方式进行营救，国际上知名人士如杜威、罗素、爱因斯坦等也致电蒋介石，为陈独秀说情。当时，国民党内的极右派力主用军法审判陈独秀，也就是“处以极刑”。而胡适等人营救陈独秀的最关键一步，是争取让陈独秀案在法院公开审判。只有进入正常和公开的司法程序，才有可能使陈独秀免于被杀害。蒋介石最终采纳了胡适等人的意见，决定将此案交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判。值得一提的是，在营救陈独秀的过程中，傅斯年在1932年10月30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二十四号上，发表了《陈独秀案》一文，满腔热情地肯定了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文章最后一段写道：“考虑陈独秀与中国改造运动的关系，与中国二十年来革命历史的关系，我希望政府处置此事，能够（一）最合法，（二）最近情，（三）看得到中国二十年来革命历史的意义，（四）及国民党自身的革命立场。我希望政府将此事付法院，公开审判，我并不要求政府非法宽纵。我希望社会上非守旧的人士对此君加以充分之考量，在法庭中判决有罪时，不妨依据法律进行特赦运动。政府以其担负执法及维持社会秩序之责任，决无随便放人之理，同时国民党决无在今日一切反动势力大膨胀中杀这个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之理！”
陈独秀被捕后，国民党当局照例也要劝降。包惠僧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中说，其时任国民党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曾接陈独秀到军政部，“何应钦客套了一番，陈独秀无动于衷”。何又请陈独秀写字，陈挥笔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劝降不成，陈独秀案便于1933年4月14日、15日、20日三次公开审理。对陈独秀的审理，也成为当时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尤其第三次审理时，旁听席上拥挤不堪，“有远自镇江、无锡、上海等地专程来京者，惟庭不敷容纳，后至者多抱向隅”。陈独秀在法庭上毫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在回答审判者的提问时，侃侃而谈、议论风生，常把审判官驳得哑口无言，也引发旁听席上阵阵笑声。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对此有较详的描述。当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曾报道审判情况，标题就是“隽语风生法院审理陈独秀”。
在审判之前，法院方面曾问陈独秀是否请律师，陈独秀答以无钱可请，并表示可自己为自己辩护。但章士钊愿义务为陈独秀出庭辩护。章氏其时是名闻全国的大律师，寻常案件，即以高酬奉请，也难得应允。章与陈虽是留日时代的好友，但后来在政治观念和文化观念上都属于敌对阵营，且都是各自阵营的代表性人物，相互也打过笔仗。章氏此次挺身而出，时人称之为“有古义士之风”。但对章士钊力图为陈独秀开脱“罪责”而发表的辩护词，陈独秀却并不全部认可，并当场反驳章士钊。任卓宣在《陈独秀先生的生平与我的评论》中说：“他（陈独秀）无钱请律师，亦不愿请律师。章士钊当时愿意为他任义务律师。他作的辩护，说陈先生是站在三民主义立场上的，言行均于三民主义符合，并不违法。陈先生即刻声明：章之意见，是他从法理上说的，与他本人的政治观点不符。论之者说：这‘不但表示陈氏政治风骨嶙峋，亦为法庭审讯史上的新记录’。”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叙此事更详。章士钊在辩护词中说：“本法庭总理遗像高悬，国人奉为国父，所著三民主义，党人奉为宝典，总理有云：‘三民主义即是社会主义’，亦即共产主义。为何总理宣传共产，奉为国父，而陈独秀宣传共产主义即为危害民国耶？于法于理能服人乎？……为保存读书种子，余意不惟不应治罪，且宜使深入学术研究，国家民族实利赖焉……总上理由，本律师要求法院宣判独秀无罪。”听到章士钊把自己的政治信念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挂上钩，陈独秀急了：“陈独秀当庭发出声明：‘章律师辩护词，只代表他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诉为准。’旁听席上有‘革命家’‘革命家’的赞声。”陈独秀也在法庭上宣读了自撰的辩诉状。从作文之道上说，这篇辩诉状可谓典范之作，逻辑严密却又大气磅礴。陈独秀以这样一段话开始自己的辩诉：“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盖以大战后，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昭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辩诉状大体以文白夹杂的语言写成，陈独秀说非如此不足以表达自己的心情。陈独秀的辩诉状和章士钊为陈独秀所作的辩护词，在当时是轰动全国的名文，各大报纸都想刊载，但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禁止，只有天津的《益世报》在当时刊载了全文。上海的沪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还将陈、章的辩诉状作为法学系的教材。这两所学校因为是教会学校，才敢如此“放肆”。
审理结果，陈独秀被判有期徒刑十三年，后经上诉，改判为八年。在狱中，陈独秀潜心研究文字学。这并非是为了消磨时光，也是与他的社会理想紧密相关的。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说到陈独秀的狱中生活时，写道：“他对文字学最有兴趣，成天埋头研究《说文》。据他说从文字的形成和发展，可以看到社会和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在狱中陪同在陈独秀左右的濮清泉还写下过这样一件趣事：“关于研究文字学，有一段笑话，江苏南通有一位姓程的老先生也是小学家，因慕陈独秀之名，来到监狱里看他，两人一见如故，初期互道钦佩，中期交换著作，也互称对方有卓见，后期争论起来，闹到面红耳赤，互斥浅薄，两人都高声大叫，拍桌对骂，幸而没有动武。原因是，为了一个父字，陈独秀说父字明明画着一个人，以手执杖，指挥家人行事。而那位程先生说，父字明明是捧着一盆火，教人炊饭。陈说你不通，程说你不通；陈说你浅薄，程也说你浅薄。我好不容易把他俩劝开，说学术讨论应心平气和，不应发火，我诌了几句打油诗嘲讽他俩：‘一曰执杖一曰火，二翁不该动肝火，你不通来我不通，究竟谁人是浅薄。若非有我小濮在，遭殃不只是板桌，异日争论平心气，幸勿动怒敲脑壳。’程老先生笑了，陈独秀骂我‘你这小鬼浅薄’，‘我要敲你脑壳’。”然而，“隔了一会，陈独秀又和程老先生和好了。他写了一封信给罗家伦（当时中央大学校长），推荐程老先生教文史，罗家伦以程老先生迷信鬼神而拒绝了。”
西安事变爆发后，陈独秀在狱中闻讯大喜，以为蒋介石此番定“难逃活命”。然而，十多天后，陈独秀等在梦中被爆竹声惊醒，这一夜，南京城爆竹声通宵达旦，原来是市民庆祝蒋介石平安归来。有人告诉他，这爆竹可能是警察下令放的，陈独秀则说：“下命令放的，最多放个把小时，昨天放了一夜，能说是命令的作用吗？我看南京的人民是相当拥护他的。”当然，意识到这一点，令其时的陈独秀颇为沮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日寇开始全面侵华。8月15日，日军飞机开始对南京进行大规模轰炸。有一天，炸弹落到了囚禁陈独秀的老虎桥监狱，陈独秀及时躲到床底才免受伤害。也就在这一天，原北京大学学生、时任金陵女子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陈中凡先生来探望陈独秀，见此情景，陈中凡回去后即与正在南京参加会议的胡适和张伯苓（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相商，谋求当局提前释放陈独秀。据陈中凡在《陈仲甫先生印象记》中说，当时国民党方面暗示陈独秀“只要本人具悔过书，立即释放”，陈独秀则愤怒地表示：“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并声明“不要人保”，“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但陈独秀的友人们仍积极为其奔走，以胡适最为尽力。胡适其时刚被蒋介石委以重任，即以非官方身份赴欧美访问游说，揭露日军侵华暴行，同时争取各民主国家对中国的同情与支持，可谓受命于危难之时。出国在即的胡适致函其时在国民政府中握有重权的汪精卫，请汪与蒋商量，提前释放陈独秀。汪精卫于8月19日复函胡适，告知“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8月21日，司法院便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了“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国民政府当即批准。8月23日，陈独秀出狱，先住在傅斯年家，后因傅宅附近也屡遭空袭，又住进了陈中凡家。9月8日，胡适也离开南京，踏上了征程。顺便说一句，从陈独秀第二次被捕起，此后的每次入狱，胡适都积极参与了营救。
陈独秀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致函《申报》编辑部，为自己辩诬。原来，司法院在给国民政府的呈文中，有陈独秀“爱国情殷，盖深自悔悟”之语，《申报》发表了此呈文。陈独秀于8月25日致函《申报》道：“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五载。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鄙人今日固不暇要求冤狱之赔偿，亦希望社会人士，尤其是新闻界勿加以难堪之污蔑也。”
不久，陈独秀离开南京到了武汉，1938年7月又到了四川，最终在四川江津定居。1942年5月27日夜，陈独秀在江津辞世。社会各界闻讯都发表悼念文字。陈独秀卧病和辞世期间，共收到各界人士捐赠的医药费和赙仪费法币。
如今，我常在沪宁线上行走。坐在火车上，我仿佛仍能听到陈独秀当年留下的鼾声。那一夜，在押送陈独秀的火车上，发出鼾声的一定不只陈独秀一人，但其他的声音都随风而去，独有陈独秀的鼾声至今仍清晰可闻。这鼾声告诉我，这个人尽管在政治信念和个人生活上都可挑出或大或小的毛病，但在胸怀坦荡上却少有人可与之相比。这是一个通体透明的人，一个不知阴谋诡计为何物的人，一个喜怒不屑于藏于心的人。这鼾声也在告诉我，什么叫大英雄，什么叫真豪杰。
徐树铮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文化上的保守、顽旧派，对陈独秀、胡适这一批新文化人士，对这一批思想启蒙者，真愤嫉到了必欲“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的程度。
徐树铮与“荆生”
徐树铮，虽是民国初期北洋军阀中皖系一派的骨干，但毕竟不是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一类顶尖级人物，知名度不能算很高。但我对此人却一直有些兴趣。首要的原因，是此人与五四时期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有些关系。
当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周作人、鲁迅等新文化人士以《新青年》《新潮》为主要阵地，将新文化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时，也就遭致保守、顽旧势力的憎恨和反对。而林纾（琴南）则是保守、顽旧势力的代表性人物之一。1919年二三月间，林纾大概是“忍无可忍”了，接连做了三个动作：在上海的《新申报》上发表了文言小说《荆生》《妖梦》，以影射的笔法攻击陈独秀、胡适等北京大学的新文化人士；又在北京的《公言报》上，发表致蔡元培的公开信（《致蔡鹤卿太史书》），以论述的语言，对新文化人士和新文化运动尽情诋毁、谩骂。
众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都必定要说到林纾的《致蔡鹤卿太史书》和蔡元培的《复林琴南书》。对二人的基本观点，也总要有最低限度的介绍。这当然很是应该。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这确实是极重要的事件。但对林纾的《荆生》和《妖梦》，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者，却往往只是三言两语、略略提及，并不对其内容做多少介绍。而有些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则对这两篇小说提都不提。中国大陆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大概普遍认为林纾的这两篇拙劣的文言小说并不重要，甚至不值一提。而美国的中国现代历史研究者周策纵对此显然有不同的看法。在那本也堪称“学术名著”的《五四运动史》中，周策纵对林致蔡的信和蔡复林的信，都作了十分详细的介绍，在摘录各自基本观点时，汉译本中都有数千字的篇幅。但不仅如此。对林纾的《荆生》和《妖梦》这两篇小说，周策纵也非常重视。对《妖梦》的基本观点，介绍得很详细。至于《荆生》，周策纵则摘录原文近千字，几乎是全文引用了。坦率地说，当我初次读到这里时，始而惊讶，继而叹服。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是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对五四运动进行总体性研究的书。周策纵面对的问题比单纯的五四文学或五四文化研究者要多得多，他要处理的资料自然也远为庞杂多样，但却如此重视林纾这两篇文言小说，这不能不让我惊讶。惊讶之后之所以叹服，是因为这两篇文言小说，比那些论说性文章，更能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林纾这一类保守、顽旧人物对新文化运动是如何切齿痛恨。读林纾的这两篇小说，我们实实在在地认识到：在1919年春季，在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5月4日事件发生的前夕，文化上的保守、顽旧派，对陈独秀、胡适这一批新文化人士，对这一批思想启蒙者，真愤嫉到了必欲“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的程度。这当然同时让我们明白，在这时期，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处境，其实是颇有些凶险的。
《荆生》发表于1919年2月17日和18日的《新申报》。林纾对新文化运动的攻击，尤其是他的这篇《荆生》，与本文所要说的徐树铮大有关系。《荆生》中首先出场的是“主人公”“荆生”：“有荆生者，汉中之南郑人，薄游京师，下榻陶然亭之西厢，书一簏，铜简一具，重十八斤，悬之壁间，寺僧不敢问其能运此简否。然须眉伟然，知为健男子也。”“简”者，“锏”也，是一种兵器。林纾告诉读者：这位“荆生”文武双全。虽是“薄游”，但仍随身带着一竹箱书和一具铜锏。接着是另三人出场：“时于五月十八日，山下有小奚奴，肩蛮榼载酒，其后辘辘三车，载三少年，一为皖人田其美，一为浙人金心异，一则狄莫，不知其何许人，悉新归自美洲，能哲学，而田生尤颖异，能发人所不敢发之议论，金生则能‘说文’，三人称莫逆，相约为山游。”从小说发表始，一直到今天，人们都认为田、金、狄三人，分别影射陈独秀、钱玄同、胡适，似乎未见异议。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对此作了说明：“田其美是指陈独秀。根据中国古史，田氏是陈氏的分支，‘秀’与‘美’二字意义相近。田其美一名大概也是摹仿民初革命党人陈其美的名字。金心异影射钱玄同。‘金’与‘钱’同义，而‘异’与‘同’则为相反词。‘胡’与‘狄’都可指野蛮民族。以‘莫’代‘适’是据《论语?里仁》篇：‘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或《左传》昭公三十年：‘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惠。’”。田、金、狄三人坐定后，把酒纵谈，诋毁孝道、“力掊孔子”。谈兴方浓，“忽闻有巨声，板壁倾矣，扑其食案，杯碗俱碎。”继而“一伟丈夫”从破壁跳至三人面前，戟指怒斥。“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猬，泥首不已。丈夫笑曰：‘尔之发狂似李贽，直人间之怪物。今日吾当以香水沐吾手足，不应触尔背天反常禽兽之躯干。尔可鼠窜下山，勿污吾简……留尔以俟鬼诛。’”于是，三人“鼠窜下山”，而“回顾危阑之上，丈夫尚拊简俯视，作狞笑也”。
林纾让田、金、狄三人被这“伟丈夫”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伟丈夫”骂之不足，动起了手足。三个文弱书生，遇如此“伟丈夫”，当然只能“屁滚尿流”。小说一发表，人们在意识到田、金、狄分别影射陈、钱、胡的同时，也意识到这“荆生”是暗指其时的皖系军阀徐树铮。“荆生”实指徐树铮，此点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傅斯年、周作人等都曾或直接或间接地谈及。周策纵也认可这一说法。在《五四运动史》中，论及《荆生》《妖梦》时，周说：“虽然林纾本人并不完全同意军阀政府的各种内政外交政策，但许多人都相信这些故事的目的是向军阀求援，要他们干涉北大行政，尤其是隐含着徐树铮，因为他是安福系最能干的领导人物，又是极崇拜林纾的人。”（第91页）
然而，近年却有人作文为林纾叫屈，认为把“荆生”与徐树铮联系起来，是厚诬了林纾。甚至强调，新文化人士在“荆生”与徐树铮之间划等号，是一种“运动之术”。换言之。新文化人士其实也并不相信林纾是按照徐树铮的形象在塑造荆生。他们之所以要说“荆生”实指徐树铮，不过是一种斗争策略，是陷林纾于不义的一种手段。陆建德发表于2008年12月4日《南方周末》的《再说“荆生”，兼及运动之术》（又见《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第3期），表达的就是这样的观点。
这样来谈论这一问题，我以为是有些不妥的。
徐树铮其人及与林纾之关系
林纾是否有意识地以“荆生”暗指徐树铮，是一回事；新文化人士是否有充分的理由从“荆生”的形象认出了徐树铮，又是一回事。我以为，即便林纾主观上并没有以“荆生”暗指徐树铮之意，新文化人士也有足够的理由，从“荆生”想到徐树铮。说新文化人士将“荆生”认作徐树铮是一种“运动之术”，那才真是厚诬了新文化人士。
在那时期的北洋军阀中，徐树铮的确算得上一个独特之人。
1880年11月11日，徐树铮出生于江苏省萧县（1955年，萧县划归安徽）。徐树铮字又铮，又曾自号则林。“徐则林”显然是表示要效法“林则徐”。徐父是个乡村秀才，一生以教书为业，徐树铮因此从小受到较好的旧式教育。庚子事变后，投身军旅，与段祺瑞相遇而深受段之赏识。1905年至1910年，徐树铮在日本留学，学习军事。从日本回国后，徐树铮又回到段祺瑞麾下。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1月1日，孙文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清帝宣布退位后，袁世凯继孙文任临时大总统，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徐树铮则先后任陆军部军学处处长、军马司司长，兼管总务厅事。1914年，徐树铮被任命为陆军部次长。段祺瑞自遇徐后，便对徐极为倚重和宠信。曾在北洋政府中枢担任要职的张国淦，在回忆文章《北洋军阀直皖系之斗争及其没落》中说：“段一生事业，固由徐助其成，亦实败于徐一人之手，此公论也。……民元段任陆长，徐管理总务厅事，一切公牍批阅指示，即由徐代为主持。及袁世凯取消帝制，恢复国务院，段保徐为秘书长，袁不允，段怫然大不悦，对袁个人之不肯尽力帮助，此其原因之一。黎元洪继任，段仍保徐为院秘书长，黎亦不同意，经中间竭力疏通，始勉允任命。”
在北洋时期活跃着的军阀和政客中，徐树铮有两点颇异于其他人。一是很有文才，传统文化的修养很不错。张国淦在上面所说的回忆文章中，也说徐树铮遇段祺瑞后，“段赏其才气纵横，始加重视。”这里的“才气”，首先指“文才”。张国淦又说：“徐之为人，非久甘寂寞者，其精力强干，下笔千言，恒辈之所不及。段对之言听计从，即事未关白，亦引为己责，可谓任之专而信之笃。”这就是说，身为国务总理的段祺瑞，对这秘书长到了“溺爱”的程度。在军界和政界角逐的同时，徐树铮还以他自己的方式，重视文化教育。在文化建设上，在教育事业上，徐树铮也有着自己的理想、抱负。这样，就与林纾携起了手。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说。
徐树铮另一个异于其他人之处，是极其专横跋扈，极其敢作敢为。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7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仍为国务院总理。虽然对段祺瑞提议任命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黎元洪进行了强烈的抵制。但黎元洪终于拗不过段祺瑞，徐树铮于是成了国务院秘书长。而身为中华民国国务院秘书长的徐树铮，却往往视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如小儿。地方军阀，本就是土皇帝，皇帝一般行事，令人不难理解。但徐树铮是在政府中枢担任秘书长这样的职务。这虽是要职，但毕竟是在总统和总理身边办事，或者说，毕竟是在为总统和总理办事。权再重，也是高级管家、高级听差的角色。但徐树铮往往凌驾于总统、总理之上，常常做些先斩后奏、斩而不奏的事。这一时期的所谓“府院之争”，名义上是总统府与国务院之争，是黎元洪与段祺瑞之争，实际上是总统府与徐树铮之争，或者说，是总统黎元洪与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之争。张国淦在《北洋军阀直皖系之斗争及其没落》一文中说：“徐每日进府盖章，不发一言。某日因山西省同时更动三厅长，黎偶问及是何原因……徐竟率对以‘总统但在后页年月上盖章，何必管前面是何事情’。黎当时大为难堪，表示以后不愿再见徐之面。其跋扈可想。”一个国务院秘书长，拿着公文请总统盖章，竟不许总统过问公文内容。——这种事都干得出来，还有什么事他不敢干？
说到徐树铮，不能不说到所谓“安福俱乐部”。1917年7月，张勋的复辟闹剧收场后，原来的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总统，段祺瑞仍为国务总理。“安福俱乐部”最初成员之一的刘振生，在《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一文中说，这时决定仿照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的办法，召集临时参议院，重新制定国会组织法及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另行选举参众两院议员。而“安福系之产生，就是由这个临时参议院而来的”。简单地说，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为达到控制国会、操纵选举的目的，才成立了这样一个“议员俱乐部”。而这“俱乐部”的当家者，就是徐树铮。这“俱乐部”一开始设在北京西城的安福胡同，因有“安福俱乐部”之称。后来，聚集到这里的人越来越多，安福胡同的房子已嫌狭小，便迁到太平湖新址。“安福俱乐部”虽是皖系军阀创设，但目的是要掌控国会，所以其成员必须是来自“五湖四海”，各省议员都有。有些是被诱而来，有些是投奔而来。随着皖系的势力迅速强大，想挤进这“安福俱乐部”的人自然不少。刘冰天在《关于徐树铮和安福俱乐部》一文中说：“安福俱乐部列名的议员，每月受津贴三百元，确系事实，支票上钤有‘任重致远’图章一个。”，可不是一个小数目。那时的北大教授，月薪也就此数，但已是高薪了。所以，仅以此为诱饵，就可以招来许多人。刘振生在《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中说：“安福系挟官府之权威，加之以金钱的补助，那（哪）有不获全胜之理……所以全国大选揭晓之后，绝大多数议席，皆为安福系所占有。而这些议员既然是由安福系一手包办而来，当然也就不能不俯首帖耳，甘愿服从其驱使了。”选举结束，国会成立，这国会便被人们称为“安福国会”。
以徐树铮为首的“安福俱乐部”，控制国家政权两年之久。而这一时期，也正是五四运动爆发之前的两年。“安福系”在政治界呼风唤雨、耕云播雨之时，也正是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新文化人士在思想文化界翻江搅海、除旧布新之时。刘振生在《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中说：“当是时，徐树铮势焰熏天，炙手可热。”徐府自然门庭若市。刘振生说，“此时奔走北池子徐宅之人士，约为四类”。第一类便是“老学究”。“徐树铮幼受书毒，咬文嚼字；他最得意的一部书，就是《古文辞类纂》，每日有暇，即圈点讽诵，不离手也。因此之故，他对于世所谓文学家，颇能推崇优礼，最著者为柯劭忞、王树枏、马其昶、姚永朴、林纾、王式通等。”这让我们明白，当新文化运动蓬勃高涨之时，在北京的一些保守、顽旧人士，则聚集到了徐树铮身边。换言之，在那几年，“安福俱乐部”不仅是北京的政治中心，也是思想文化上保守、顽旧势力的一个据点。如果说，北京大学内部也聚集着一批思想文化上的保守、顽旧人物，那“安福俱乐部”则是大学校园外保守、顽旧势力的中心。
几乎所有徐树铮的同时代人回忆徐时，都说此人极有政治野心。而在政务、军务缠身之时还分身于文化教育，与其说是兴趣使然，毋宁说是受政治野心驱使。刘振生在《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中说：“徐虽系武人，颇喜文学（引按：此处“文学”当指广义之文史哲），具有政治野心……对于新时代的潮流和进步思想毫不注意，也可说根本不了解。他曾在福建利用王永泉的军队推倒福建督军李厚基，组织什么军政置制府。这个置制府的名词，就可见其守旧之一斑。他知道搞政治没有枪杆子不成，完全依靠枪杆子也不成，所以他在北京创设成达中学，并计划改为大学。这一点在北洋派的军人中是罕见的。”徐树铮迷恋旧的思想文化，所以林纾等一班保守、顽旧人物便逐臭而来。在政界军界以狂傲著称、连“大总统”都可以不放在眼里的徐树铮，对林纾这类人，却十分礼遇。在组建“安福俱乐部”之前，徐树铮出面购买美国军火，拿了一笔不小的回扣。徐便用这笔钱，创办了“正志中学”（直皖战争后，改名“成达中学”）。“正志中学”之创设，无疑是徐树铮与新文化运动对抗、与新文化人士争夺下一代的一种措施。据王彦民《徐树铮传》说：徐树铮自任校长，并且亲自遴选教员，亲自制订教学计划。这也可看出徐某在文化上颇为自信、自傲。不用说，那些保守、顽旧人物，在这里有了“用文之地”。姚永概任教务长，兼授《孟子》《左传》和《尺牍选钞》；林纾教授《史记》；姚永朴教授《论语》《文选》等；马其昶教授《春秋左氏传》等。王彦民《徐树铮传》说：“徐树铮非常尊重林纾、姚永朴、姚永概等几位老先生。他往往亲自搀扶几位老先生进入教室登上讲坛。每逢星期三晚上，还约请几位老先生，及吴闿生（辟疆）臧荫松（磵秋）等，一起吃馆子。……林纾最为健谈，往往是他一个人说话。”五四运动爆发后，徐树铮严禁“正志中学”学生参加运动。当其他学校的学生在街头热血沸腾时，“正志中学”的学生列队走过而目不斜视，以致被市人称为“冷血团”。徐树铮觉得，仅仅禁止学生参加运动还不够。只要学生在北京，耳濡目染，思想心灵总要受到影响。于是，徐不惜耗资在北戴河租借房屋，把学生带到那里“度假”，以便彻底避开运动。
在众保守、顽旧人物中，徐树铮对林纾尤其崇拜。徐树铮对林纾执弟子礼，世界书局1949年出版的《林纾弟子表》中，赫然有着徐树铮的名字。徐每见林，“必称以师”，致林书则“皆称琴师，而自署弟子”。
由“荆生”想到徐树铮是很自然的
《荆生》发表于1919年3月17至18日；《妖梦》发表于3月19至23日。当《妖梦》还在上海连载时，林纾又于3月18日在北京的《公言报》上发表著名的致蔡元培的公开信。而这《公言报》，正是“安福系”的机关报。发表于《公言报》的致蔡元培的公开信，当然不仅只表达了林纾个人对新文化运动的痛恨，也可以认为是代表了整个“安福系”发言，更可以认为是为“安福系”首领徐树铮代言。这期间，针对新文化运动，《公言报》不仅发表了林纾的这封公开信。在刊出这封公开信的同时，还刊出了《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的长文，与林纾同一腔调，对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严词厉色地攻击。为林纾的公开信配发这样的文章，既是在为林纾壮声势，更是在向世人表明：林纾的公开信，并非只是表达他个人的观点，更是代表整个“安福系”的立场。这一时期，《公言报》还发表了其他保守、顽旧人物的文章。
不仅仅是发表文章。这期间，“安福系”已经对北京大学、对新文化运动，开始采取现实行动了。1920年11月，蔡元培经上海赴欧洲，陈独秀及旅沪北大同学会设宴为蔡先生送行，陈独秀于致词中说：“安福俱乐部当权时，即无日不思与北大反对，蔡先生之精神力用之于对付反对者三分之二，用之于整理校务者，仅三分之一耳。”1940年3月，傅斯年在重庆写了《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其中说：“在五四前若干时，北京的空气，已为北大师生的作品动荡得很了。北洋政府很觉得不安，对蔡先生大施压力与恫吓，至于侦探之跟随，是极小的事了。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在他当时的一个‘谋客’家中谈此事，还有一个‘谋客’也在。当时蔡先生有此两谋客，专商量如何对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个老谋客说了无穷的话，劝蔡先生解陈独秀先生之聘，并要约制胡适之先生一下，其理由无非是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一类似是而非之谈。蔡先生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他们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这话在现在听来或不感觉如何，但试想当年的情景，北京城中，只是些北洋军匪，安福贼徒，袁氏遗孽，具人形之识字者，寥寥可数，蔡先生一人在那里办北大，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是何等大无畏的行事！”
以徐树铮为首的“安福系”，对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当然必欲扑灭之而后快。周天度的《蔡元培传》，依据北京大学档案，叙述了1919年三四月间，北洋政府怎样对蔡元培施加压力。而这可以理解为是“安福系”在假政府之手而对北大施压。这期间，总统徐世昌几次召见教育总长傅增湘和北大校长蔡元培，要求对陈、胡等人加以管束。3月26日，傅增湘又秉承徐世昌旨意，致信蔡元培，对北大师生的新文化运动，多有微词，表示“不能不引为隐忧耳”。在如此强大的压力下，蔡元培也不得不有所妥协、退让。3月26日，也就是傅增湘致信蔡元培的这一天晚上，蔡元培等人在汤尔和家中开会，商量对策。会上，蔡元培无奈地做出了免去陈独秀北大文科学长一职的决定。
仅仅免去陈独秀文科学长，当然并不能就让“安福系”敛手息舌。但幸亏一个多月后，作为政治运动的五四运动便爆发了。这场运动使政治局面也有了巨变。“安福系”也难以对新文化运动有更大的作为了。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说：“要是‘五四事件’没有发生的话，在北大和其他大学里的新思想运动很可能就会被军阀政府镇压下去了。”这个判断，并非信口开河。
说了这么多，是想表明：林纾小说《荆生》中的“荆生”，确实很容易让人想到徐树铮。最大的理由，就是徐树铮已经在现实中扮演“荆生”的角色了。小说《荆生》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写实。如果当时的人们，没有把“荆生”与徐树铮联系起来，我们今天也应该补充一句：“荆生”真像当时的“安福系”头领徐树铮。
2010年2月21日
瞿秋白与茅盾的《子夜》
《子夜》中有瞿秋白的理念和心血。《子夜》问世后，瞿秋白也热情地给予肯定。至于《动摇》，应该是当初作为政治家的瞿秋白所鄙弃的。但瞿秋白临死前所留恋的茅盾作品，居然不是《子夜》而是《动摇》，原因何在呢？
一
《子夜》至今仍被视作是茅盾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而《子夜》在某种意义上是茅盾和瞿秋白共同创作的，这一点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常识。《子夜》出版后，瞿秋白曾撰文大加推崇，评价甚高。然而，瞿秋白真是发自内心地喜欢《子夜》吗？
瞿秋白与茅盾可谓是多年知交。二人于1923年相识于上海大学。其时，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瞿秋白除了党内工作外，还在上海大学任社会学系主任，而沈雁冰（“茅盾”这个笔名要到1927年开始写小说时才用）则在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兼课，讲授“小说研究”。瞿、沈二人当时是“党内同志”，主要担任的都是党内的职务，上海大学的教务不过是一种副业。不但在党内活动中二人经常碰面，在居处上，两家也成了邻居。沈雁冰夫人孔德沚还由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3月，瞿秋白为筹备中共五大而离开上海到了武汉。同时，沈雁冰也被中共中央派往武汉工作，并且在瞿秋白的直接领导之下。瞿、沈二人虽都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从事着政治活动，但二人的政治热情是并不相同的。这时期的瞿秋白，处于政治生涯的上升时期，热情高、干劲足，抱重病而日以继夜地忙碌。沈雁冰则态度有所不同。郑超麟在《回忆沈雁冰》一文中写道:“当时，我们做党内工作的人对于沈雁冰的评价，认为他不是一个积极的党员，但如果党组织派给他什么任务，他会毫不迟疑地完成的。”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国共全面决裂。共产党人在武汉亦遭捕杀。沈雁冰潜回上海，开始写《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1928年7月，写完了《追求》的茅盾（其时，沈雁冰已开始以“茅盾”笔名名世），去了日本。
1928年5月，瞿秋白到了莫斯科，筹备中共六大。会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而留在苏联。1930年8月，瞿秋白回国。在此前不久的1930年4月，茅盾也从日本回到了上海。于是二人恢复了联系。在1931年1月初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米夫煽动王明、博古等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造反夺权，全面掌控中共，瞿秋白则被迫离开政治舞台，隐居在上海。在政治上被迫出局了的瞿秋白，便想到文学界来寻求安慰和支撑。瞿秋白与茅盾恢复联系后不久，茅盾开始构思和写作《子夜》。在写作《子夜》的过程中，茅盾与瞿秋白在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上，有过细致的讨论，瞿秋白怀着强烈的兴趣，提了许多建议。1933年2月，《子夜》出版，瞿秋白在4月3日的《申报?自由谈》上以“乐雯”的笔名发表《〈子夜〉与国货年》，又在8月13、14日的《中华日报?小贡献》上，以“施蒂尔”的笔名发表《读〈子夜〉》，两文都对《子夜》做了热烈的称颂。
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捕，被囚于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部。6月18日被杀。知道自己生命已走到尽头的瞿秋白，在狱中写下了一生中最后的文字《多余的话》。这篇两万多字的《多余的话》，是这样结束的：
最后……
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鲁定》，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永别了！
从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到文学巨匠鲁迅、胡适，再到建国后的柳亚子、郭沫若，这些百年来在文坛、政坛都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作者从另一个侧面讲述他们的故事，令人耳目一新。
和以往简单地对一个历史人物非黑即白的定性不同，本书试图以历史的大环境为背景，讲述这些文人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揭示特定时代环境下他们复杂、微妙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点，还给他们更多的“人性”。
陈独秀对蒋介石的叹服；瞿秋白说出自我否定的“多余的话”；鲁迅曾经在袁世凯政府任职；闻一多对美国的“深恶痛绝”；政治上极度“幼稚”的柳亚子；一生追求“政治正确”的郭沫若……这些内容和观点，意趣盎然，独树一帜。
流畅、优美的文笔，客观、严谨的推理，犀利、新颖的论点，使本书在同类书中显得傲然独立、卓尔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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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和以往简单地对一个历史人物非黑即白地定性不同，本书试图以历史的大环境为背景，讲述这些文人鲜为人知的故事，揭示特定时代环境下他们复杂、微妙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点，还给他们更多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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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彬彬的文章，一向以观点“大胆”著称，他不媚主流的学术态度、敢于挑战传统和权威的勇气，以及他以理服人的研究方法，在学术界及文化界不时投出“炸弹”，反响强烈，拥有数量众多的读者和支持者。
作者简介
王彬彬，出生于1962年11月，安徽省望江县人。1982年毕业于解放军外语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199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批评研究。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在功利与唯美之间》《鲁迅晚年情怀》《为批评正名》《文坛三户》《城墙下的夜游者》《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等。
目录
自序
陈独秀留在沪宁线上的鼾声
徐树铮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瞿秋白与茅盾的《子夜》
鲁迅的不看章太炎与胡适的不看雷震
“匕首”与“手术刀”
谈谈胡适与胡风
唐德刚笔下的胡适
作为留美学生的闻一多
柳亚子的“狂奴故态”与“英雄末路”
郭沫若与毛泽东诗词
西安上空，《大公报》如雪飘飞
禁欲时代的情色——“红色电影”中的女特务形象
序言
自 序
我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从研究生时期开始，就写些评说当下文学和文化现象的文章。这样写了十多年，终于有些感到厌倦，于是便把目光投向往昔的文坛，写一些谈论往昔文坛人、文坛事的文章。但写着写着，不知不觉间就跑出了文坛，写起了与文坛、文人无关的文章。
从文坛上的人与事到与文坛无关的人与事，中间有一个过渡，那就是那类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纠缠不清的人物，是那种既与文坛有关又不仅仅与文坛有关的事情。收在这里的，大都可算是写这种亦文亦政的人与事的文章。
百余年来文人、文学、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人们已经说了很多，但仍有更多的东西值得评说。许多人，许多事，还远远没有说清，也许竟永远不能说清。这其间，有太多的血与泪、哭与笑；有太多的荣与辱、梦与醒；有太多的真诚与虚伪、迷狂与悔恨；有太多的奴颜婢膝、苟且偷生；也有太多的得陇望蜀、趁火打劫……对于后人来说，则有太多的启示与教训。
我写这些文章，也有一个从比较随意些到比较严谨些的变化过程。刚开始写这类文章的时候，态度更轻松，虽然也做注释，但做的是夹注，且做得比较简略，文章篇幅也比较短小。那时候，是把这些文章当作“余事”做的。在《钟山》等刊物发表后，颇有些反响，许多认识不认识的人都给我热情的鼓励，这让我在写这类文章时渐渐正襟危坐起来。注释从夹注变成了尾注，做得也尽量准确、周全。刚开始，是有一点想法、几条材料便敷衍成文，后来，则尽可能把与题旨有关的材料多看些，把事情的经过尽量说得详细、全面点，这样，篇幅也便越写越长。最初的这类文章，都只有数千字，现在则常常要写到三万字左右。这是收入书中的文章有的很短小有的很冗长的原因。
十多年来，写文而政、政而文的人与事的文章，并不止这些。还有一些，暂时不能收在这里。
《列子?说符》中讲了一则歧路亡羊的故事：
杨子之邻人亡羊，既率其党，又请杨子之竖追之。杨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众？”邻人曰：“多歧路。”既反，问：“获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
成语“歧路亡羊”典出于此。这本小书中，有一篇谈柳亚子的《柳亚子的“狂奴故态”与“英雄末路”》，应该是书中最长的文章了。柳亚子《读史》诗中有一联是“大错无端铸六州，亡羊歧路误清流”，“亡羊歧路”用的就是《列子》中的典故。在为书起名时，想到了柳亚子的这一联诗，还想到鲁迅致许广平信中谈到的“歧路”问题。鲁迅说：
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来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的。
歧路之所以为歧路，就是并不知道哪一条是正途。若知道何为正途，即便是“歧路之中又有歧”也无妨。事前知道是或可能是“歧路”，并不容易，必须是头脑异常清醒、冷静的人，才能有此智慧。更多的时候，是自己开步前不知是或可能是“歧路”，走到中途才明白误入歧途。中途而知歧者，有的人能迷途知返，有的人则欲返而不能，歧路就成了不归路。还有些人，是把歧路走到底、走到死，也不知走过来的原本是歧路，只是别人或者后人，才看出他一直走在歧路上。
也想起了王国维写夜宿故乡的诗：
新秋一夜蚊如市，唤起劳人使自思。
试问何乡堪著我？欲求大道况多歧。
人生过处惟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
欲语此怀谁与共，鼾声四起斗离离。
这真是世人皆睡我独醒、世人皆昏我独疑了。
因为胡乱想到了这些，就把这本小书命名为《大道与歧途》。
这本小书能够出版，要特别感谢深圳的梁由之先生。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九日
南大和园
文摘
陈独秀留在沪宁线上的鼾声
此番“旅行”却非同寻常，其终点很可能就是刑场。在这被“押赴刑场”的途中，陈独秀想了些什么呢？他什么也没有想。没有心潮起伏，没有思绪联翩——他一上车便呼呼大睡，直到车抵南京被叫醒。
陈独秀1879年降生，1942年辞世，在不算太长的一生中，有五次被捕入狱的经历。从1919年6月11日第二次被捕起，此后每一次被捕，都成为大小报章的新闻热点，成为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也都引起有关各界的高度关注和积极介入。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曾出版《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一书，收录了陈独秀历次被捕后报刊的有关报道、社会各界的反应以及陈独秀在狱中的表现等资料，对研究陈独秀颇为有用。
1932年10月15日下午7时，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这是他第五次被捕，也是最后一次被捕。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此次是作为“共产党领袖”被捕的。我们知道，1927年后，国共两党便不共戴天。对于捕获的共产党要人，国民党通常只给予两种选择：要么投诚，要么赴死。1935年2月，国民党捕获前共产党领袖瞿秋白后，劝降不成，便将其“就地处决”了。在国民党眼里，陈独秀的“罪孽”应该比瞿秋白更深重，也是比瞿秋白更“要”的“要犯”。陈独秀此番被捕的后果“凶多吉少”，是其时人们的普遍看法。
国民党当局闻知陈独秀在沪落网后便令将其押赴南京受审。1932年10月19日夜11时，陈独秀在上海警方的严密戒备下，被押上了开往首都南京的火车。陈独秀一生漂泊，人在旅途的滋味本不陌生。但此番“旅行”却非同寻常，其终点很可能就是刑场。在这被“押赴刑场”的途中，陈独秀想了些什么呢？他什么也没有想。没有心潮起伏，没有思绪联翩——他一上车便呼呼大睡，直到车抵南京被叫醒。高语罕在1942年6月4日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了《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最后特意提到陈独秀“后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押解南京，先生在京沪车中，酣睡达旦，若平居无事者然，其临难之从容不迫，而怡然处之，往往如此”。台湾1977年5月1日出版的《传记文学》第30卷第5期刊载了任卓宣的《陈独秀先生的生平与我的评论》和尉素秋的《我对于陈独秀先生的印象》。任文中说：“陈先生在上海被捕后，押解到南京审判。当时是要军法审判的，可能处死。舆论之中亦有主张处以极刑的。但他在京沪火车上酣然入睡，若平居无事者然。一时传为佳话。”尉文则说：“记得民国二十二年春天，陈独秀被捕受审的时候，轰动了全国的舆论。他在思想文化界人的心目中，投下的影子太深刻了。大家所谈的种种，有一件事特别耐人寻思。就是他被捕从上海押解来京时，在京沪车上酣睡一大觉，车到下关才把他叫醒。本来坐火车打瞌睡的事太寻常了，不值得一提，但是他这段旅程却不寻常，等于押赴刑场呀！滔天大祸，生死关头逼在眼前，能安心熟睡吗？……常人在利害交战于胸中时，已辗转不能入睡。至于生死大关来临，总会恐惧，仓皇失措。能从容不迫，以至于恬然入睡，假若没有养浩然之气的功夫，以及‘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至高境界，绝对做不到。就凭这一点，陈独秀在我的想象中，已经勾画出一副东方哲人的轮廓了。”我想，押解陈独秀的那些人，看着这老先生的睡态，听着他的鼾声，一定纳闷不已。
陈独秀被解到南京后，宋庆龄、蔡元培、胡适、杨杏佛、翁文灏、傅斯年等社会知名人士都以各种方式进行营救，国际上知名人士如杜威、罗素、爱因斯坦等也致电蒋介石，为陈独秀说情。当时，国民党内的极右派力主用军法审判陈独秀，也就是“处以极刑”。而胡适等人营救陈独秀的最关键一步，是争取让陈独秀案在法院公开审判。只有进入正常和公开的司法程序，才有可能使陈独秀免于被杀害。蒋介石最终采纳了胡适等人的意见，决定将此案交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判。值得一提的是，在营救陈独秀的过程中，傅斯年在1932年10月30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二十四号上，发表了《陈独秀案》一文，满腔热情地肯定了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文章最后一段写道：“考虑陈独秀与中国改造运动的关系，与中国二十年来革命历史的关系，我希望政府处置此事，能够（一）最合法，（二）最近情，（三）看得到中国二十年来革命历史的意义，（四）及国民党自身的革命立场。我希望政府将此事付法院，公开审判，我并不要求政府非法宽纵。我希望社会上非守旧的人士对此君加以充分之考量，在法庭中判决有罪时，不妨依据法律进行特赦运动。政府以其担负执法及维持社会秩序之责任，决无随便放人之理，同时国民党决无在今日一切反动势力大膨胀中杀这个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之理！”
陈独秀被捕后，国民党当局照例也要劝降。包惠僧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中说，其时任国民党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曾接陈独秀到军政部，“何应钦客套了一番，陈独秀无动于衷”。何又请陈独秀写字，陈挥笔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劝降不成，陈独秀案便于1933年4月14日、15日、20日三次公开审理。对陈独秀的审理，也成为当时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尤其第三次审理时，旁听席上拥挤不堪，“有远自镇江、无锡、上海等地专程来京者，惟庭不敷容纳，后至者多抱向隅”。陈独秀在法庭上毫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在回答审判者的提问时，侃侃而谈、议论风生，常把审判官驳得哑口无言，也引发旁听席上阵阵笑声。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对此有较详的描述。当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曾报道审判情况，标题就是“隽语风生法院审理陈独秀”。
在审判之前，法院方面曾问陈独秀是否请律师，陈独秀答以无钱可请，并表示可自己为自己辩护。但章士钊愿义务为陈独秀出庭辩护。章氏其时是名闻全国的大律师，寻常案件，即以高酬奉请，也难得应允。章与陈虽是留日时代的好友，但后来在政治观念和文化观念上都属于敌对阵营，且都是各自阵营的代表性人物，相互也打过笔仗。章氏此次挺身而出，时人称之为“有古义士之风”。但对章士钊力图为陈独秀开脱“罪责”而发表的辩护词，陈独秀却并不全部认可，并当场反驳章士钊。任卓宣在《陈独秀先生的生平与我的评论》中说：“他（陈独秀）无钱请律师，亦不愿请律师。章士钊当时愿意为他任义务律师。他作的辩护，说陈先生是站在三民主义立场上的，言行均于三民主义符合，并不违法。陈先生即刻声明：章之意见，是他从法理上说的，与他本人的政治观点不符。论之者说：这‘不但表示陈氏政治风骨嶙峋，亦为法庭审讯史上的新记录’。”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叙此事更详。章士钊在辩护词中说：“本法庭总理遗像高悬，国人奉为国父，所著三民主义，党人奉为宝典，总理有云：‘三民主义即是社会主义’，亦即共产主义。为何总理宣传共产，奉为国父，而陈独秀宣传共产主义即为危害民国耶？于法于理能服人乎？……为保存读书种子，余意不惟不应治罪，且宜使深入学术研究，国家民族实利赖焉……总上理由，本律师要求法院宣判独秀无罪。”听到章士钊把自己的政治信念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挂上钩，陈独秀急了：“陈独秀当庭发出声明：‘章律师辩护词，只代表他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诉为准。’旁听席上有‘革命家’‘革命家’的赞声。”陈独秀也在法庭上宣读了自撰的辩诉状。从作文之道上说，这篇辩诉状可谓典范之作，逻辑严密却又大气磅礴。陈独秀以这样一段话开始自己的辩诉：“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盖以大战后，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昭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辩诉状大体以文白夹杂的语言写成，陈独秀说非如此不足以表达自己的心情。陈独秀的辩诉状和章士钊为陈独秀所作的辩护词，在当时是轰动全国的名文，各大报纸都想刊载，但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禁止，只有天津的《益世报》在当时刊载了全文。上海的沪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还将陈、章的辩诉状作为法学系的教材。这两所学校因为是教会学校，才敢如此“放肆”。
审理结果，陈独秀被判有期徒刑十三年，后经上诉，改判为八年。在狱中，陈独秀潜心研究文字学。这并非是为了消磨时光，也是与他的社会理想紧密相关的。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说到陈独秀的狱中生活时，写道：“他对文字学最有兴趣，成天埋头研究《说文》。据他说从文字的形成和发展，可以看到社会和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在狱中陪同在陈独秀左右的濮清泉还写下过这样一件趣事：“关于研究文字学，有一段笑话，江苏南通有一位姓程的老先生也是小学家，因慕陈独秀之名，来到监狱里看他，两人一见如故，初期互道钦佩，中期交换著作，也互称对方有卓见，后期争论起来，闹到面红耳赤，互斥浅薄，两人都高声大叫，拍桌对骂，幸而没有动武。原因是，为了一个父字，陈独秀说父字明明画着一个人，以手执杖，指挥家人行事。而那位程先生说，父字明明是捧着一盆火，教人炊饭。陈说你不通，程说你不通；陈说你浅薄，程也说你浅薄。我好不容易把他俩劝开，说学术讨论应心平气和，不应发火，我诌了几句打油诗嘲讽他俩：‘一曰执杖一曰火，二翁不该动肝火，你不通来我不通，究竟谁人是浅薄。若非有我小濮在，遭殃不只是板桌，异日争论平心气，幸勿动怒敲脑壳。’程老先生笑了，陈独秀骂我‘你这小鬼浅薄’，‘我要敲你脑壳’。”然而，“隔了一会，陈独秀又和程老先生和好了。他写了一封信给罗家伦（当时中央大学校长），推荐程老先生教文史，罗家伦以程老先生迷信鬼神而拒绝了。”
西安事变爆发后，陈独秀在狱中闻讯大喜，以为蒋介石此番定“难逃活命”。然而，十多天后，陈独秀等在梦中被爆竹声惊醒，这一夜，南京城爆竹声通宵达旦，原来是市民庆祝蒋介石平安归来。有人告诉他，这爆竹可能是警察下令放的，陈独秀则说：“下命令放的，最多放个把小时，昨天放了一夜，能说是命令的作用吗？我看南京的人民是相当拥护他的。”当然，意识到这一点，令其时的陈独秀颇为沮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日寇开始全面侵华。8月15日，日军飞机开始对南京进行大规模轰炸。有一天，炸弹落到了囚禁陈独秀的老虎桥监狱，陈独秀及时躲到床底才免受伤害。也就在这一天，原北京大学学生、时任金陵女子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陈中凡先生来探望陈独秀，见此情景，陈中凡回去后即与正在南京参加会议的胡适和张伯苓（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相商，谋求当局提前释放陈独秀。据陈中凡在《陈仲甫先生印象记》中说，当时国民党方面暗示陈独秀“只要本人具悔过书，立即释放”，陈独秀则愤怒地表示：“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并声明“不要人保”，“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但陈独秀的友人们仍积极为其奔走，以胡适最为尽力。胡适其时刚被蒋介石委以重任，即以非官方身份赴欧美访问游说，揭露日军侵华暴行，同时争取各民主国家对中国的同情与支持，可谓受命于危难之时。出国在即的胡适致函其时在国民政府中握有重权的汪精卫，请汪与蒋商量，提前释放陈独秀。汪精卫于8月19日复函胡适，告知“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8月21日，司法院便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了“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国民政府当即批准。8月23日，陈独秀出狱，先住在傅斯年家，后因傅宅附近也屡遭空袭，又住进了陈中凡家。9月8日，胡适也离开南京，踏上了征程。顺便说一句，从陈独秀第二次被捕起，此后的每次入狱，胡适都积极参与了营救。
陈独秀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致函《申报》编辑部，为自己辩诬。原来，司法院在给国民政府的呈文中，有陈独秀“爱国情殷，盖深自悔悟”之语，《申报》发表了此呈文。陈独秀于8月25日致函《申报》道：“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五载。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鄙人今日固不暇要求冤狱之赔偿，亦希望社会人士，尤其是新闻界勿加以难堪之污蔑也。”
不久，陈独秀离开南京到了武汉，1938年7月又到了四川，最终在四川江津定居。1942年5月27日夜，陈独秀在江津辞世。社会各界闻讯都发表悼念文字。陈独秀卧病和辞世期间，共收到各界人士捐赠的医药费和赙仪费法币。
如今，我常在沪宁线上行走。坐在火车上，我仿佛仍能听到陈独秀当年留下的鼾声。那一夜，在押送陈独秀的火车上，发出鼾声的一定不只陈独秀一人，但其他的声音都随风而去，独有陈独秀的鼾声至今仍清晰可闻。这鼾声告诉我，这个人尽管在政治信念和个人生活上都可挑出或大或小的毛病，但在胸怀坦荡上却少有人可与之相比。这是一个通体透明的人，一个不知阴谋诡计为何物的人，一个喜怒不屑于藏于心的人。这鼾声也在告诉我，什么叫大英雄，什么叫真豪杰。
徐树铮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文化上的保守、顽旧派，对陈独秀、胡适这一批新文化人士，对这一批思想启蒙者，真愤嫉到了必欲“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的程度。
徐树铮与“荆生”
徐树铮，虽是民国初期北洋军阀中皖系一派的骨干，但毕竟不是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一类顶尖级人物，知名度不能算很高。但我对此人却一直有些兴趣。首要的原因，是此人与五四时期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有些关系。
当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周作人、鲁迅等新文化人士以《新青年》《新潮》为主要阵地，将新文化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时，也就遭致保守、顽旧势力的憎恨和反对。而林纾（琴南）则是保守、顽旧势力的代表性人物之一。1919年二三月间，林纾大概是“忍无可忍”了，接连做了三个动作：在上海的《新申报》上发表了文言小说《荆生》《妖梦》，以影射的笔法攻击陈独秀、胡适等北京大学的新文化人士；又在北京的《公言报》上，发表致蔡元培的公开信（《致蔡鹤卿太史书》），以论述的语言，对新文化人士和新文化运动尽情诋毁、谩骂。
众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都必定要说到林纾的《致蔡鹤卿太史书》和蔡元培的《复林琴南书》。对二人的基本观点，也总要有最低限度的介绍。这当然很是应该。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这确实是极重要的事件。但对林纾的《荆生》和《妖梦》，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者，却往往只是三言两语、略略提及，并不对其内容做多少介绍。而有些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则对这两篇小说提都不提。中国大陆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大概普遍认为林纾的这两篇拙劣的文言小说并不重要，甚至不值一提。而美国的中国现代历史研究者周策纵对此显然有不同的看法。在那本也堪称“学术名著”的《五四运动史》中，周策纵对林致蔡的信和蔡复林的信，都作了十分详细的介绍，在摘录各自基本观点时，汉译本中都有数千字的篇幅。但不仅如此。对林纾的《荆生》和《妖梦》这两篇小说，周策纵也非常重视。对《妖梦》的基本观点，介绍得很详细。至于《荆生》，周策纵则摘录原文近千字，几乎是全文引用了。坦率地说，当我初次读到这里时，始而惊讶，继而叹服。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是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对五四运动进行总体性研究的书。周策纵面对的问题比单纯的五四文学或五四文化研究者要多得多，他要处理的资料自然也远为庞杂多样，但却如此重视林纾这两篇文言小说，这不能不让我惊讶。惊讶之后之所以叹服，是因为这两篇文言小说，比那些论说性文章，更能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林纾这一类保守、顽旧人物对新文化运动是如何切齿痛恨。读林纾的这两篇小说，我们实实在在地认识到：在1919年春季，在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5月4日事件发生的前夕，文化上的保守、顽旧派，对陈独秀、胡适这一批新文化人士，对这一批思想启蒙者，真愤嫉到了必欲“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的程度。这当然同时让我们明白，在这时期，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处境，其实是颇有些凶险的。
《荆生》发表于1919年2月17日和18日的《新申报》。林纾对新文化运动的攻击，尤其是他的这篇《荆生》，与本文所要说的徐树铮大有关系。《荆生》中首先出场的是“主人公”“荆生”：“有荆生者，汉中之南郑人，薄游京师，下榻陶然亭之西厢，书一簏，铜简一具，重十八斤，悬之壁间，寺僧不敢问其能运此简否。然须眉伟然，知为健男子也。”“简”者，“锏”也，是一种兵器。林纾告诉读者：这位“荆生”文武双全。虽是“薄游”，但仍随身带着一竹箱书和一具铜锏。接着是另三人出场：“时于五月十八日，山下有小奚奴，肩蛮榼载酒，其后辘辘三车，载三少年，一为皖人田其美，一为浙人金心异，一则狄莫，不知其何许人，悉新归自美洲，能哲学，而田生尤颖异，能发人所不敢发之议论，金生则能‘说文’，三人称莫逆，相约为山游。”从小说发表始，一直到今天，人们都认为田、金、狄三人，分别影射陈独秀、钱玄同、胡适，似乎未见异议。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对此作了说明：“田其美是指陈独秀。根据中国古史，田氏是陈氏的分支，‘秀’与‘美’二字意义相近。田其美一名大概也是摹仿民初革命党人陈其美的名字。金心异影射钱玄同。‘金’与‘钱’同义，而‘异’与‘同’则为相反词。‘胡’与‘狄’都可指野蛮民族。以‘莫’代‘适’是据《论语?里仁》篇：‘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或《左传》昭公三十年：‘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惠。’”。田、金、狄三人坐定后，把酒纵谈，诋毁孝道、“力掊孔子”。谈兴方浓，“忽闻有巨声，板壁倾矣，扑其食案，杯碗俱碎。”继而“一伟丈夫”从破壁跳至三人面前，戟指怒斥。“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猬，泥首不已。丈夫笑曰：‘尔之发狂似李贽，直人间之怪物。今日吾当以香水沐吾手足，不应触尔背天反常禽兽之躯干。尔可鼠窜下山，勿污吾简……留尔以俟鬼诛。’”于是，三人“鼠窜下山”，而“回顾危阑之上，丈夫尚拊简俯视，作狞笑也”。
林纾让田、金、狄三人被这“伟丈夫”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伟丈夫”骂之不足，动起了手足。三个文弱书生，遇如此“伟丈夫”，当然只能“屁滚尿流”。小说一发表，人们在意识到田、金、狄分别影射陈、钱、胡的同时，也意识到这“荆生”是暗指其时的皖系军阀徐树铮。“荆生”实指徐树铮，此点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傅斯年、周作人等都曾或直接或间接地谈及。周策纵也认可这一说法。在《五四运动史》中，论及《荆生》《妖梦》时，周说：“虽然林纾本人并不完全同意军阀政府的各种内政外交政策，但许多人都相信这些故事的目的是向军阀求援，要他们干涉北大行政，尤其是隐含着徐树铮，因为他是安福系最能干的领导人物，又是极崇拜林纾的人。”（第91页）
然而，近年却有人作文为林纾叫屈，认为把“荆生”与徐树铮联系起来，是厚诬了林纾。甚至强调，新文化人士在“荆生”与徐树铮之间划等号，是一种“运动之术”。换言之。新文化人士其实也并不相信林纾是按照徐树铮的形象在塑造荆生。他们之所以要说“荆生”实指徐树铮，不过是一种斗争策略，是陷林纾于不义的一种手段。陆建德发表于2008年12月4日《南方周末》的《再说“荆生”，兼及运动之术》（又见《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第3期），表达的就是这样的观点。
这样来谈论这一问题，我以为是有些不妥的。
徐树铮其人及与林纾之关系
林纾是否有意识地以“荆生”暗指徐树铮，是一回事；新文化人士是否有充分的理由从“荆生”的形象认出了徐树铮，又是一回事。我以为，即便林纾主观上并没有以“荆生”暗指徐树铮之意，新文化人士也有足够的理由，从“荆生”想到徐树铮。说新文化人士将“荆生”认作徐树铮是一种“运动之术”，那才真是厚诬了新文化人士。
在那时期的北洋军阀中，徐树铮的确算得上一个独特之人。
1880年11月11日，徐树铮出生于江苏省萧县（1955年，萧县划归安徽）。徐树铮字又铮，又曾自号则林。“徐则林”显然是表示要效法“林则徐”。徐父是个乡村秀才，一生以教书为业，徐树铮因此从小受到较好的旧式教育。庚子事变后，投身军旅，与段祺瑞相遇而深受段之赏识。1905年至1910年，徐树铮在日本留学，学习军事。从日本回国后，徐树铮又回到段祺瑞麾下。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1月1日，孙文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清帝宣布退位后，袁世凯继孙文任临时大总统，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徐树铮则先后任陆军部军学处处长、军马司司长，兼管总务厅事。1914年，徐树铮被任命为陆军部次长。段祺瑞自遇徐后，便对徐极为倚重和宠信。曾在北洋政府中枢担任要职的张国淦，在回忆文章《北洋军阀直皖系之斗争及其没落》中说：“段一生事业，固由徐助其成，亦实败于徐一人之手，此公论也。……民元段任陆长，徐管理总务厅事，一切公牍批阅指示，即由徐代为主持。及袁世凯取消帝制，恢复国务院，段保徐为秘书长，袁不允，段怫然大不悦，对袁个人之不肯尽力帮助，此其原因之一。黎元洪继任，段仍保徐为院秘书长，黎亦不同意，经中间竭力疏通，始勉允任命。”
在北洋时期活跃着的军阀和政客中，徐树铮有两点颇异于其他人。一是很有文才，传统文化的修养很不错。张国淦在上面所说的回忆文章中，也说徐树铮遇段祺瑞后，“段赏其才气纵横，始加重视。”这里的“才气”，首先指“文才”。张国淦又说：“徐之为人，非久甘寂寞者，其精力强干，下笔千言，恒辈之所不及。段对之言听计从，即事未关白，亦引为己责，可谓任之专而信之笃。”这就是说，身为国务总理的段祺瑞，对这秘书长到了“溺爱”的程度。在军界和政界角逐的同时，徐树铮还以他自己的方式，重视文化教育。在文化建设上，在教育事业上，徐树铮也有着自己的理想、抱负。这样，就与林纾携起了手。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说。
徐树铮另一个异于其他人之处，是极其专横跋扈，极其敢作敢为。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7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仍为国务院总理。虽然对段祺瑞提议任命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黎元洪进行了强烈的抵制。但黎元洪终于拗不过段祺瑞，徐树铮于是成了国务院秘书长。而身为中华民国国务院秘书长的徐树铮，却往往视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如小儿。地方军阀，本就是土皇帝，皇帝一般行事，令人不难理解。但徐树铮是在政府中枢担任秘书长这样的职务。这虽是要职，但毕竟是在总统和总理身边办事，或者说，毕竟是在为总统和总理办事。权再重，也是高级管家、高级听差的角色。但徐树铮往往凌驾于总统、总理之上，常常做些先斩后奏、斩而不奏的事。这一时期的所谓“府院之争”，名义上是总统府与国务院之争，是黎元洪与段祺瑞之争，实际上是总统府与徐树铮之争，或者说，是总统黎元洪与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之争。张国淦在《北洋军阀直皖系之斗争及其没落》一文中说：“徐每日进府盖章，不发一言。某日因山西省同时更动三厅长，黎偶问及是何原因……徐竟率对以‘总统但在后页年月上盖章，何必管前面是何事情’。黎当时大为难堪，表示以后不愿再见徐之面。其跋扈可想。”一个国务院秘书长，拿着公文请总统盖章，竟不许总统过问公文内容。——这种事都干得出来，还有什么事他不敢干？
说到徐树铮，不能不说到所谓“安福俱乐部”。1917年7月，张勋的复辟闹剧收场后，原来的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总统，段祺瑞仍为国务总理。“安福俱乐部”最初成员之一的刘振生，在《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一文中说，这时决定仿照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的办法，召集临时参议院，重新制定国会组织法及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另行选举参众两院议员。而“安福系之产生，就是由这个临时参议院而来的”。简单地说，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为达到控制国会、操纵选举的目的，才成立了这样一个“议员俱乐部”。而这“俱乐部”的当家者，就是徐树铮。这“俱乐部”一开始设在北京西城的安福胡同，因有“安福俱乐部”之称。后来，聚集到这里的人越来越多，安福胡同的房子已嫌狭小，便迁到太平湖新址。“安福俱乐部”虽是皖系军阀创设，但目的是要掌控国会，所以其成员必须是来自“五湖四海”，各省议员都有。有些是被诱而来，有些是投奔而来。随着皖系的势力迅速强大，想挤进这“安福俱乐部”的人自然不少。刘冰天在《关于徐树铮和安福俱乐部》一文中说：“安福俱乐部列名的议员，每月受津贴三百元，确系事实，支票上钤有‘任重致远’图章一个。”，可不是一个小数目。那时的北大教授，月薪也就此数，但已是高薪了。所以，仅以此为诱饵，就可以招来许多人。刘振生在《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中说：“安福系挟官府之权威，加之以金钱的补助，那（哪）有不获全胜之理……所以全国大选揭晓之后，绝大多数议席，皆为安福系所占有。而这些议员既然是由安福系一手包办而来，当然也就不能不俯首帖耳，甘愿服从其驱使了。”选举结束，国会成立，这国会便被人们称为“安福国会”。
以徐树铮为首的“安福俱乐部”，控制国家政权两年之久。而这一时期，也正是五四运动爆发之前的两年。“安福系”在政治界呼风唤雨、耕云播雨之时，也正是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新文化人士在思想文化界翻江搅海、除旧布新之时。刘振生在《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中说：“当是时，徐树铮势焰熏天，炙手可热。”徐府自然门庭若市。刘振生说，“此时奔走北池子徐宅之人士，约为四类”。第一类便是“老学究”。“徐树铮幼受书毒，咬文嚼字；他最得意的一部书，就是《古文辞类纂》，每日有暇，即圈点讽诵，不离手也。因此之故，他对于世所谓文学家，颇能推崇优礼，最著者为柯劭忞、王树枏、马其昶、姚永朴、林纾、王式通等。”这让我们明白，当新文化运动蓬勃高涨之时，在北京的一些保守、顽旧人士，则聚集到了徐树铮身边。换言之，在那几年，“安福俱乐部”不仅是北京的政治中心，也是思想文化上保守、顽旧势力的一个据点。如果说，北京大学内部也聚集着一批思想文化上的保守、顽旧人物，那“安福俱乐部”则是大学校园外保守、顽旧势力的中心。
几乎所有徐树铮的同时代人回忆徐时，都说此人极有政治野心。而在政务、军务缠身之时还分身于文化教育，与其说是兴趣使然，毋宁说是受政治野心驱使。刘振生在《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中说：“徐虽系武人，颇喜文学（引按：此处“文学”当指广义之文史哲），具有政治野心……对于新时代的潮流和进步思想毫不注意，也可说根本不了解。他曾在福建利用王永泉的军队推倒福建督军李厚基，组织什么军政置制府。这个置制府的名词，就可见其守旧之一斑。他知道搞政治没有枪杆子不成，完全依靠枪杆子也不成，所以他在北京创设成达中学，并计划改为大学。这一点在北洋派的军人中是罕见的。”徐树铮迷恋旧的思想文化，所以林纾等一班保守、顽旧人物便逐臭而来。在政界军界以狂傲著称、连“大总统”都可以不放在眼里的徐树铮，对林纾这类人，却十分礼遇。在组建“安福俱乐部”之前，徐树铮出面购买美国军火，拿了一笔不小的回扣。徐便用这笔钱，创办了“正志中学”（直皖战争后，改名“成达中学”）。“正志中学”之创设，无疑是徐树铮与新文化运动对抗、与新文化人士争夺下一代的一种措施。据王彦民《徐树铮传》说：徐树铮自任校长，并且亲自遴选教员，亲自制订教学计划。这也可看出徐某在文化上颇为自信、自傲。不用说，那些保守、顽旧人物，在这里有了“用文之地”。姚永概任教务长，兼授《孟子》《左传》和《尺牍选钞》；林纾教授《史记》；姚永朴教授《论语》《文选》等；马其昶教授《春秋左氏传》等。王彦民《徐树铮传》说：“徐树铮非常尊重林纾、姚永朴、姚永概等几位老先生。他往往亲自搀扶几位老先生进入教室登上讲坛。每逢星期三晚上，还约请几位老先生，及吴闿生（辟疆）臧荫松（磵秋）等，一起吃馆子。……林纾最为健谈，往往是他一个人说话。”五四运动爆发后，徐树铮严禁“正志中学”学生参加运动。当其他学校的学生在街头热血沸腾时，“正志中学”的学生列队走过而目不斜视，以致被市人称为“冷血团”。徐树铮觉得，仅仅禁止学生参加运动还不够。只要学生在北京，耳濡目染，思想心灵总要受到影响。于是，徐不惜耗资在北戴河租借房屋，把学生带到那里“度假”，以便彻底避开运动。
在众保守、顽旧人物中，徐树铮对林纾尤其崇拜。徐树铮对林纾执弟子礼，世界书局1949年出版的《林纾弟子表》中，赫然有着徐树铮的名字。徐每见林，“必称以师”，致林书则“皆称琴师，而自署弟子”。
由“荆生”想到徐树铮是很自然的
《荆生》发表于1919年3月17至18日；《妖梦》发表于3月19至23日。当《妖梦》还在上海连载时，林纾又于3月18日在北京的《公言报》上发表著名的致蔡元培的公开信。而这《公言报》，正是“安福系”的机关报。发表于《公言报》的致蔡元培的公开信，当然不仅只表达了林纾个人对新文化运动的痛恨，也可以认为是代表了整个“安福系”发言，更可以认为是为“安福系”首领徐树铮代言。这期间，针对新文化运动，《公言报》不仅发表了林纾的这封公开信。在刊出这封公开信的同时，还刊出了《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的长文，与林纾同一腔调，对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严词厉色地攻击。为林纾的公开信配发这样的文章，既是在为林纾壮声势，更是在向世人表明：林纾的公开信，并非只是表达他个人的观点，更是代表整个“安福系”的立场。这一时期，《公言报》还发表了其他保守、顽旧人物的文章。
不仅仅是发表文章。这期间，“安福系”已经对北京大学、对新文化运动，开始采取现实行动了。1920年11月，蔡元培经上海赴欧洲，陈独秀及旅沪北大同学会设宴为蔡先生送行，陈独秀于致词中说：“安福俱乐部当权时，即无日不思与北大反对，蔡先生之精神力用之于对付反对者三分之二，用之于整理校务者，仅三分之一耳。”1940年3月，傅斯年在重庆写了《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其中说：“在五四前若干时，北京的空气，已为北大师生的作品动荡得很了。北洋政府很觉得不安，对蔡先生大施压力与恫吓，至于侦探之跟随，是极小的事了。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在他当时的一个‘谋客’家中谈此事，还有一个‘谋客’也在。当时蔡先生有此两谋客，专商量如何对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个老谋客说了无穷的话，劝蔡先生解陈独秀先生之聘，并要约制胡适之先生一下，其理由无非是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一类似是而非之谈。蔡先生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他们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这话在现在听来或不感觉如何，但试想当年的情景，北京城中，只是些北洋军匪，安福贼徒，袁氏遗孽，具人形之识字者，寥寥可数，蔡先生一人在那里办北大，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是何等大无畏的行事！”
以徐树铮为首的“安福系”，对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当然必欲扑灭之而后快。周天度的《蔡元培传》，依据北京大学档案，叙述了1919年三四月间，北洋政府怎样对蔡元培施加压力。而这可以理解为是“安福系”在假政府之手而对北大施压。这期间，总统徐世昌几次召见教育总长傅增湘和北大校长蔡元培，要求对陈、胡等人加以管束。3月26日，傅增湘又秉承徐世昌旨意，致信蔡元培，对北大师生的新文化运动，多有微词，表示“不能不引为隐忧耳”。在如此强大的压力下，蔡元培也不得不有所妥协、退让。3月26日，也就是傅增湘致信蔡元培的这一天晚上，蔡元培等人在汤尔和家中开会，商量对策。会上，蔡元培无奈地做出了免去陈独秀北大文科学长一职的决定。
仅仅免去陈独秀文科学长，当然并不能就让“安福系”敛手息舌。但幸亏一个多月后，作为政治运动的五四运动便爆发了。这场运动使政治局面也有了巨变。“安福系”也难以对新文化运动有更大的作为了。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说：“要是‘五四事件’没有发生的话，在北大和其他大学里的新思想运动很可能就会被军阀政府镇压下去了。”这个判断，并非信口开河。
说了这么多，是想表明：林纾小说《荆生》中的“荆生”，确实很容易让人想到徐树铮。最大的理由，就是徐树铮已经在现实中扮演“荆生”的角色了。小说《荆生》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写实。如果当时的人们，没有把“荆生”与徐树铮联系起来，我们今天也应该补充一句：“荆生”真像当时的“安福系”头领徐树铮。
2010年2月21日
瞿秋白与茅盾的《子夜》
《子夜》中有瞿秋白的理念和心血。《子夜》问世后，瞿秋白也热情地给予肯定。至于《动摇》，应该是当初作为政治家的瞿秋白所鄙弃的。但瞿秋白临死前所留恋的茅盾作品，居然不是《子夜》而是《动摇》，原因何在呢？
一
《子夜》至今仍被视作是茅盾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而《子夜》在某种意义上是茅盾和瞿秋白共同创作的，这一点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常识。《子夜》出版后，瞿秋白曾撰文大加推崇，评价甚高。然而，瞿秋白真是发自内心地喜欢《子夜》吗？
瞿秋白与茅盾可谓是多年知交。二人于1923年相识于上海大学。其时，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瞿秋白除了党内工作外，还在上海大学任社会学系主任，而沈雁冰（“茅盾”这个笔名要到1927年开始写小说时才用）则在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兼课，讲授“小说研究”。瞿、沈二人当时是“党内同志”，主要担任的都是党内的职务，上海大学的教务不过是一种副业。不但在党内活动中二人经常碰面，在居处上，两家也成了邻居。沈雁冰夫人孔德沚还由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3月，瞿秋白为筹备中共五大而离开上海到了武汉。同时，沈雁冰也被中共中央派往武汉工作，并且在瞿秋白的直接领导之下。瞿、沈二人虽都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从事着政治活动，但二人的政治热情是并不相同的。这时期的瞿秋白，处于政治生涯的上升时期，热情高、干劲足，抱重病而日以继夜地忙碌。沈雁冰则态度有所不同。郑超麟在《回忆沈雁冰》一文中写道:“当时，我们做党内工作的人对于沈雁冰的评价，认为他不是一个积极的党员，但如果党组织派给他什么任务，他会毫不迟疑地完成的。”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国共全面决裂。共产党人在武汉亦遭捕杀。沈雁冰潜回上海，开始写《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1928年7月，写完了《追求》的茅盾（其时，沈雁冰已开始以“茅盾”笔名名世），去了日本。
1928年5月，瞿秋白到了莫斯科，筹备中共六大。会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而留在苏联。1930年8月，瞿秋白回国。在此前不久的1930年4月，茅盾也从日本回到了上海。于是二人恢复了联系。在1931年1月初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米夫煽动王明、博古等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造反夺权，全面掌控中共，瞿秋白则被迫离开政治舞台，隐居在上海。在政治上被迫出局了的瞿秋白，便想到文学界来寻求安慰和支撑。瞿秋白与茅盾恢复联系后不久，茅盾开始构思和写作《子夜》。在写作《子夜》的过程中，茅盾与瞿秋白在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上，有过细致的讨论，瞿秋白怀着强烈的兴趣，提了许多建议。1933年2月，《子夜》出版，瞿秋白在4月3日的《申报?自由谈》上以“乐雯”的笔名发表《〈子夜〉与国货年》，又在8月13、14日的《中华日报?小贡献》上，以“施蒂尔”的笔名发表《读〈子夜〉》，两文都对《子夜》做了热烈的称颂。
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捕，被囚于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部。6月18日被杀。知道自己生命已走到尽头的瞿秋白，在狱中写下了一生中最后的文字《多余的话》。这篇两万多字的《多余的话》，是这样结束的：
最后……
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鲁定》，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永别了！
| ISBN | 9787508083704 |
|---|---|
| 出版社 | 华夏出版社 |
| 作者 | 王彬彬 |
| 尺寸 |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