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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全球治理是宗教学与国际政治学的交叉研究领域。本书作者基于全球治理的理论视角，把宗教非政府组织视为全球治理的主体之一，从宗教非政府组参与全球治理的价值基础、组织形式、途径、广度和深度以及绩效评估等五个方面，比较全面地探讨宗教非政府组织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各个宗教传统对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参及其影响，重点考察新兴宗教巴哈伊教在联合国公共政策倡议领域的活动与影响。基于翔实的文献研究与精英访谈，作者发现巴哈伊教的国际外交机构巴哈伊国际社团已经发展成为国际倡议领域很有影响力的宗教行为体之一，在联合国发展议程设置、联合国改革辩论、组织与协助全球市民社会参与全球治理等领域扮演活跃而有效的角色。在此基础上，本书进一步探讨巴哈伊国际社团及其所代表的巴哈伊教的价值理念、治理体制和组织文化对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和完善所具有的启发意义。
作者简介
吴正选，浙江苍南人，上海建桥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2003年获山东大学哲学系犹太哲学硕士学位，2012年获复旦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翻译出版犹太哲学著作《觅人的上帝》（亚伯拉罕?海舍尔著，郭鹏、吴正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宗教社会学著作《中国人的宗教生活》（宗树人、夏龙、魏克利主编，吴正选译，香港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发表《宗教与全球治理初探》（载《基督教学术》第11辑）、《巴哈伊发展观及其国际影响》（载《当代宗教研究》2012年第2期）、《大同社会之制度建设与全球治理——巴哈伊国际社团为例》（载《大同思想研究》2016年第1辑）等多篇学术论文。
目录
丛书总序 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和中国国家安全 徐以骅/1
序言 徐以骅/1
前言/1
绪论/1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1
二、 文献综述/5
三、 研究的路径和方法/37
四、 本书章节结构/40
第一章 宗教与全球治理/43
一、 宗教与全球治理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43
二、 宗教与全球治理研究的基本问题/51
三、 巴哈伊教与全球治理/63
第二章 巴哈伊国际社团概况及其联合国倡议活动/69
一、 巴哈伊国际社团概况/69
二、 巴哈伊世界共同体的治理体系与巴哈伊国际社团在其中的职能和地位/77
三、 巴哈伊国际社团与联合国关系的发展/83
四、 巴哈伊国际社团的倡议特点/91
五、 巴哈伊国际社团在联合国的倡议活动及其影响/98
结语/114
第三章 巴哈伊国际社团的协商文化及其对非政府组织联盟的影响/117
一、 市民社会参与联合国的机制及其挑战/117
二、 巴哈伊国际社团的协商文化及其在非政府组织联盟中的推广
应用/133
三、 巴哈伊国际社团的协商文化影响非政府组织联盟运作的案例研究/144
结语/158
第四章 巴哈伊国际社团的发展观及其国际影响/162
一、 宗教与国际发展的互动与巴哈伊发展观形成的背景/162
二、 巴哈伊发展观概述/177
三、 巴哈伊发展观的国际推广及其影响/201
结语/208
第五章 巴哈伊国际社团与联合国改革辩论/210
一、 宗教与联合国改革辩论/210
二、 巴哈伊国际社团的联合国改革立场/217
三、 巴哈伊国际社团联合国改革方案/233
四、 巴哈伊国际社团联合国改革方案的现实和理论意义/254
结语/261
结论/263
参考文献/267
附录一：被访谈者姓名、机构与职务列表/282
附录二：对非政府组织联合国代表的访谈规则与问题/284
附录三：对联合国官员的访谈规则与问题/288
序言
序言
在中国，巴哈伊教常常被划入新兴宗教的范畴，然而该教的历史并不短。巴哈伊教由巴哈欧拉创立于19世纪中叶的伊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该教从其发源地和奥斯曼帝国传入西方国家，并在此后半个世纪时间里又遍传世界各地，目前已分布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仅次于基督教的分布地域最广的世界性宗教，信徒人数达800万—1000万之众，其经典如《亚格达斯经》等有800余种文字翻译，堪称世界上被译为他种文字最多的宗教典籍之一。
巴哈伊教在中国的传布，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世纪70、80年代，当时巴哈伊教被该教商人带来中国，初期活动中心主要在上海。20世纪20、30年代该教在华出现一波发展高潮，吸收了一些受西式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如原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和岭南大学农学院院长廖崇真等入教，并获得颇具中国色彩的名称“大同教”。第二阶段始于新中国成立，终于“文革”结束，在此期间巴哈伊教在大陆停止了活动，而转移至港澳台地区继续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启了巴哈伊教在华活动的第三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巴哈伊教、摩尔门教、东正教和犹太教等外来宗教在中国都有程度不等的传布活动，且发展了数量不等的本地信徒，共同构成了除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五大建制宗教之外的非建制宗教板块，或者说已成为中国当前“5（指佛、道、伊、天、基五大教）+4（指犹太教、东正教、巴哈伊教、摩尔门教四个非建制宗教）+1（指民间信仰）”宗教信仰格局的组成部分。
从世界宗教史来看，巴哈伊教的传布史是相当“另类”的，这在较大程度上颠覆了我们因基督宗教传教史而形成的关于近现代传教运动的传统观念。基督宗教的传教运动与西方列强的对外扩张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连西方主流学者也曾批评其为帝国主义的“道德伴侣”和“随军牧师”。然而巴哈伊教的传布，恐怕很难与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画等号或连接号，事实上就在其“母国”，它也是遭受迫害的宗教。与此同时，目前世界上90%以上的巴哈伊信徒生活在第三世界国家，尤其在亚洲国家，因此与基督宗教目前“头脑在欧美，身体在亚非拉”不同，巴哈伊教可以说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是以第三世界民众为主的世界性宗教。作为和平主义宗教，巴哈伊经典文献系统阐述了关于人类一体、男女平等、普及教育、普遍人权、经济公正等社会原则，而该教的组织系统则在不干预政治原则和宗教宽容精神的指导下在全球范围努力践行上述原则，从而使巴哈伊教成为当今世界上形象最为正面的宗教之一。
如本书作者所言，由于发生在该教诞生地的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巴哈伊教才开始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并且在西方学界登堂入室。而在中国，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对巴哈伊教已有零星的介绍，但基于机构的较为系统的研究，则始于90年代中期。从那时起，国内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先后成立了研究巴哈伊教的专门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巴哈伊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西亚系巴哈伊教文献研究中心、山东大学哲学系巴哈伊教研究所等，出现了如蔡德贵、吴云贵、周燮藩先生等领军人物以及如《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蔡德贵著）和《巴哈伊教研究论文集》（第一、二、三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巴哈伊研究中心编）等代表性论著，而其他关于巴哈伊教的学术研究活动如国内外学术会议和研究项目也在全国各地相继开展。在中国，巴哈伊教也许是少数学术影响远大于社会影响的宗教。
然而，中国巴哈伊教研究的数量和质量都还有待提高。我们最近利用中国知网的文献库进行检索，在系统中分别输入关键词“巴哈伊教”“巴哈教”和“大同教”三个关键词，检索出从1991年5月至2018年6月期间篇名含有“巴哈伊教”的学术论文59篇，含有“巴哈教”和“大同教”的学术论文各1篇，共计61篇，其中包括4篇博士论文和2篇硕士论文。这一检索结果当然并不完全准确，比如并不包括篇名中未含有该教名称的有关论文，但也大致反映了巴哈伊教在中国作为小众学术议题的研究现状。诚如本书作者所言，目前国内从事巴哈伊教研究的主要还是一些宗教学、哲学和语言学等人文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关于巴哈教的社会科学研究，比如关于巴哈伊教的国际参与和影响的研究，或基于国际关系理论视角对巴哈伊教的研究，为数不多甚至付之阙如。
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前国内关于巴哈伊教研究的空白，并且为该领域研究开辟了基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新路径。当今的国际关系研究或者说社会科学尽管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最后仍依赖二大基本路径即理论观点的创新和文献资料的发现，而结合两者的研究当然就是上乘佳作。本书依据主要还是源自西方的全球治理理论的视角，对巴哈伊教在国际政治领域的活动和影响展开研究并加以解读，对全球治理理论在具体案例上的运用作了开拓性的尝试。而在文献和口述资料的发现和整理方面，本书作者在相关巴哈伊机构的协助下，有机会在联合国总部对巴哈伊国际社团联合国办事处的多位负责和办事人员作了深度访谈，并旁听了在联合国运作的若干非政府组织的会议，从而获得了关于巴哈伊国际社团的组织文化、运作模式以及该组织如何在联合国具体运作等方面的不少第一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关于巴哈伊教全球治理思想和发展观的系统性和可持续性、巴哈伊国际社团在全球治理领域之作用的独特性和创新性，以及巴哈伊国际社团联合国改革立场及方案的连贯性和前瞻性的具有开拓性的研究，并且完成了这部国内继《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之后的第二部关于巴哈伊教研究的专著。
吴正选博士在2006年秋进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前，曾先后就读于福建教育学院英文系和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哲学系。他在学习之余，曾多次担任包括巴哈伊教国际学术会议在内的大型学术活动的同声传译工作，并发表过多部相关领域的译著和多篇学术论文，这使他获得了从事巴哈伊教研究的有利条件和充分资源。本书是他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历尽6个寒暑的修改打磨而最终完成的。作为吴正选博士学位论文的指导老师，本人在指导他撰写论文的过程中获益良多，也深切感受到他的辛苦付出。在这部洋溢研究热情和凝结辛勤学术劳动成果的著作出版之际，本人对吴正选博士和帮助他完成这段艰辛学术旅程的所有相关人士，表示衷心的祝贺和感谢。
徐以骅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主任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文摘
绪论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
宗教超越种族、民族和文化的界限，是人类社会最古老、最有影响力的认同源泉和社会组织形式之一，也是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主要因素之一。长期以来，理性主义和世俗化思潮主导了社会和政治科学研究。世俗主义者一直相信，随着现代科学和理性精神的影响逐步深入，人类社会将不可避免地逐步世俗化，宗教的影响力将逐步削弱并最终消亡。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东西方“冷战”的缓和与结束，世俗意识形态斗争也逐渐淡出，宗教文化随之在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得以复兴。见徐以骅等：《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经过几个世纪的启蒙运动和世俗化浪潮的冲击，今天信仰宗教的人仍然占地球人口的绝大多数。不仅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等传统宗教的信徒日益增多，巴哈伊教、摩门教、创价学会等新兴宗教运动也蓬勃兴起，世界宗教版图变得日益复杂而多元。据统计，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等主要传统宗教。20世纪下半叶以来宗教大规模复兴的现象，迫使彼得·伯格(Peter Berger)、罗伯特·贝拉(Robert N.Bellah)等著名的世俗化理论的倡导者纷纷修正自己的学术观点。
宗教的强势复兴，必然会打破各国内部以及国际社会的政治力量平衡，推动社会文化潮流的变迁。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作为文化的核心特征，后冷战时代的宗教可能成为影响国家间联盟的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因素，宗教的复兴可能导致“文明冲突”。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当然，跨文化、跨宗教对话与合作运动也有可能促进国家和民族之间的谅解与合作，促进全球伦理的形成，从而为世界和平奠定社会和文化的基础。从近期来看，宗教复兴对各国国内政治的影响更加明显。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宗教机构和宗教组织都积极地介入公共领域，发动和参与各种社会政治运动，甚至通过组建政党、赢得选举而上台执政，如印度的人民党(BJP)和土耳其的正义和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等。近年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Muslin Brotherhood)政治命运的沉浮牵动了中东地区的国际局势，并影响着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平衡。
上述事例和发展趋势，只是宗教影响国内和国际政治之冰山一角。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等主要传统宗教，各自拥有上千万到数以亿计的信徒，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国民身份认同与对外交往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发展中国家，宗教信仰是民众的主要认同源泉，宗教文化和价值观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宗教领袖和宗教机构在民众心中享有巨大的威望，以至于在一些国家他们甚至成为世俗政权的主要竞争对手。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宗教机构和宗教非政府组织都拥有巨大的社会资本、道德资本和物质资源，它们的社会活动和政治参与正在对国内和国际公共事务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
冷战结束以来，宗教与多边国际组织的互动也越来越密切。一方面，通过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倡议活动，宗教世界观开始向联合国的公共政策进程渗透。联合国20世纪90年代制定、通过的一系列发展政策宣言和行动纲领一再强调，必须重视人的“精神发展”，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呼吁国际社会承认“宗教、灵性和信仰在亿万男女生活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另一方面，联合国等多边国际机构开始意识到，为了促进和平与发展，它们需要与包括世界宗教共同体在内的市民社会开展对话与合作。在这种背景下，1998年2月英国圣公会坎特伯雷大主教和世界银行行长在伦敦共同主持召开了“世界宗教和发展对话”，与世界上主要宗教的领导人一起探讨如何携手合作以共同应对贫困的挑战。在此次会议上，世界银行这个世界上最有实力的世俗发展机构首次公开承认宗教在全球反对贫困战略中的重要地位。2000年8月，在联合国召开“千禧年高峰会议”前夕，应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的倡议，来自世界各地的1000多位宗教和精神领袖在纽约召开了“世界宗教和精神领袖千禧年和平高峰会议”。此次会议历时四天，其中两天在联合国大会厅举行。会议期间，若干联合国机构的负责人与世界宗教领袖并肩坐在一起，讨论宗教团体与联合国应该如何共同促进世界和平。在联合国与宗教关系发展史上，这次会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表明一部分联合国机构领导人开始意识到，如果没有世界宗教共同体的积极参与，世界和平与各国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将更加难以实现。
全球治理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一种国际关系理论，其中心论点是，经济全球化和全球通讯技术革命等大大便利和促进了信息、人员、资源和观念的跨国流动，跨国公司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日渐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政治行为体；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在国际政治中将继续扮演中心的角色，但是国家已经无法垄断国际事务。全球治理理论家一般把国家(包括作为国家间合作工具的国际组织)、市场以及由众多非政府组织组成的全球市民社会视为全球治理的三类主体，而宗教机构和宗教非政府组织是全球市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现有的全球治理文献很少把宗教视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变量之一加以研究。显然，这种研究现状与宗教在冷战后的国际政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的这个现实存在明显的脱节。因此，有必要把宗教作为一类独特的全球治理主体，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各个宗教参与全球治理的具体方式、途径和贡献等，以便深入地理解宗教与全球治理的关系。
从宗教与全球治理的关系来看，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等传统宗教，依靠各自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丰富的精神和物质资源，在发展援助、人道危机救援等国际事务实际操作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新兴宗教，尤其是巴哈伊教则侧重于在全球治理的理论探索和制度探索领域与联合国建立了卓有成效的对话与协作。从全球治理的理论探索来说，巴哈伊教经典文献明确地以建立一个团结、和平、繁荣的全球社会为自己的使命，系统地阐述了人类一体、男女平等、普及教育、普遍人权、经济公正等精神和社会原则对全球治理的重要意义。但是，在其介入国际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巴哈伊教有意识地与集团政治保持距离，致力于促进国际社会成员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探索国际团结与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有效途径。此外，巴哈伊教倡导以灵性文化为基础探索一种有别于主流物质主义模式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并在联合国改革、人权教育、道德教育等领域成为联合国的重要对话与合作伙伴。
本书拟从宗教和全球治理互动的理论视角，聚焦巴哈伊教及其在联合国的代表机构巴哈伊国际社团(Bahai International Community)的价值理念、决策文化、倡议策略、发展观和联合国改革方案等议题，探讨和分析巴哈伊教参与联合国活动的独特方式，重点剖析其发展观和联合国改革方案的内涵和特点，探讨巴哈伊教对全球治理的实际贡献以及它的观念、制度和文化对推动全球治理进一步发展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同时，本书也将探讨巴哈伊国际社团作为宗教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所具有的局限性。
具体来说，本书试图回答下列互相关联的问题：
作为联合国体系内的宗教性倡议组织之一，巴哈伊国际社团与巴哈伊教是什么关系？
巴哈伊国际社团与联合国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历程？
它的组织构成、组织使命、倡议策略和公共政策视角有何独特之处？这些特点如何影响它的倡议活动？
巴哈伊教的决策文化和决策机制有何特点？巴哈伊国际社团如何与其他非政府组织开展合作？它的决策文化如何影响联合国非政府组织联盟的运作及其结果？它在联合国的公共政策和政治进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巴哈伊国际社团的发展观有何特点，对解决当代社会的发展困境有何价值或者启示？它对联合国改革有何特别的见解，其联合国改革方案的内容为何？它的联合国改革方案对联合国改革进程有何现实和理论意义？
巴哈伊世界共同体的治理模式对全球治理的制度建设有何启示？巴哈伊国际社团的联合国活动及其影响，对于理解宗教与全球治理的未来互动趋势有何启发？
宗教与全球治理是宗教学与国际政治学的交叉研究领域。本书作者基于全球治理的理论视角，把宗教非政府组织视为全球治理的主体之一，从宗教非政府组参与全球治理的价值基础、组织形式、途径、广度和深度以及绩效评估等五个方面，比较全面地探讨宗教非政府组织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各个宗教传统对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参及其影响，重点考察新兴宗教巴哈伊教在联合国公共政策倡议领域的活动与影响。基于翔实的文献研究与精英访谈，作者发现巴哈伊教的国际外交机构巴哈伊国际社团已经发展成为国际倡议领域很有影响力的宗教行为体之一，在联合国发展议程设置、联合国改革辩论、组织与协助全球市民社会参与全球治理等领域扮演活跃而有效的角色。在此基础上，本书进一步探讨巴哈伊国际社团及其所代表的巴哈伊教的价值理念、治理体制和组织文化对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和完善所具有的启发意义。
作者简介
吴正选，浙江苍南人，上海建桥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2003年获山东大学哲学系犹太哲学硕士学位，2012年获复旦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翻译出版犹太哲学著作《觅人的上帝》（亚伯拉罕?海舍尔著，郭鹏、吴正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宗教社会学著作《中国人的宗教生活》（宗树人、夏龙、魏克利主编，吴正选译，香港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发表《宗教与全球治理初探》（载《基督教学术》第11辑）、《巴哈伊发展观及其国际影响》（载《当代宗教研究》2012年第2期）、《大同社会之制度建设与全球治理——巴哈伊国际社团为例》（载《大同思想研究》2016年第1辑）等多篇学术论文。
目录
丛书总序 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和中国国家安全 徐以骅/1
序言 徐以骅/1
前言/1
绪论/1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1
二、 文献综述/5
三、 研究的路径和方法/37
四、 本书章节结构/40
第一章 宗教与全球治理/43
一、 宗教与全球治理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43
二、 宗教与全球治理研究的基本问题/51
三、 巴哈伊教与全球治理/63
第二章 巴哈伊国际社团概况及其联合国倡议活动/69
一、 巴哈伊国际社团概况/69
二、 巴哈伊世界共同体的治理体系与巴哈伊国际社团在其中的职能和地位/77
三、 巴哈伊国际社团与联合国关系的发展/83
四、 巴哈伊国际社团的倡议特点/91
五、 巴哈伊国际社团在联合国的倡议活动及其影响/98
结语/114
第三章 巴哈伊国际社团的协商文化及其对非政府组织联盟的影响/117
一、 市民社会参与联合国的机制及其挑战/117
二、 巴哈伊国际社团的协商文化及其在非政府组织联盟中的推广
应用/133
三、 巴哈伊国际社团的协商文化影响非政府组织联盟运作的案例研究/144
结语/158
第四章 巴哈伊国际社团的发展观及其国际影响/162
一、 宗教与国际发展的互动与巴哈伊发展观形成的背景/162
二、 巴哈伊发展观概述/177
三、 巴哈伊发展观的国际推广及其影响/201
结语/208
第五章 巴哈伊国际社团与联合国改革辩论/210
一、 宗教与联合国改革辩论/210
二、 巴哈伊国际社团的联合国改革立场/217
三、 巴哈伊国际社团联合国改革方案/233
四、 巴哈伊国际社团联合国改革方案的现实和理论意义/254
结语/261
结论/263
参考文献/267
附录一：被访谈者姓名、机构与职务列表/282
附录二：对非政府组织联合国代表的访谈规则与问题/284
附录三：对联合国官员的访谈规则与问题/288
序言
序言
在中国，巴哈伊教常常被划入新兴宗教的范畴，然而该教的历史并不短。巴哈伊教由巴哈欧拉创立于19世纪中叶的伊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该教从其发源地和奥斯曼帝国传入西方国家，并在此后半个世纪时间里又遍传世界各地，目前已分布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仅次于基督教的分布地域最广的世界性宗教，信徒人数达800万—1000万之众，其经典如《亚格达斯经》等有800余种文字翻译，堪称世界上被译为他种文字最多的宗教典籍之一。
巴哈伊教在中国的传布，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世纪70、80年代，当时巴哈伊教被该教商人带来中国，初期活动中心主要在上海。20世纪20、30年代该教在华出现一波发展高潮，吸收了一些受西式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如原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和岭南大学农学院院长廖崇真等入教，并获得颇具中国色彩的名称“大同教”。第二阶段始于新中国成立，终于“文革”结束，在此期间巴哈伊教在大陆停止了活动，而转移至港澳台地区继续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启了巴哈伊教在华活动的第三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巴哈伊教、摩尔门教、东正教和犹太教等外来宗教在中国都有程度不等的传布活动，且发展了数量不等的本地信徒，共同构成了除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五大建制宗教之外的非建制宗教板块，或者说已成为中国当前“5（指佛、道、伊、天、基五大教）+4（指犹太教、东正教、巴哈伊教、摩尔门教四个非建制宗教）+1（指民间信仰）”宗教信仰格局的组成部分。
从世界宗教史来看，巴哈伊教的传布史是相当“另类”的，这在较大程度上颠覆了我们因基督宗教传教史而形成的关于近现代传教运动的传统观念。基督宗教的传教运动与西方列强的对外扩张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连西方主流学者也曾批评其为帝国主义的“道德伴侣”和“随军牧师”。然而巴哈伊教的传布，恐怕很难与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画等号或连接号，事实上就在其“母国”，它也是遭受迫害的宗教。与此同时，目前世界上90%以上的巴哈伊信徒生活在第三世界国家，尤其在亚洲国家，因此与基督宗教目前“头脑在欧美，身体在亚非拉”不同，巴哈伊教可以说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是以第三世界民众为主的世界性宗教。作为和平主义宗教，巴哈伊经典文献系统阐述了关于人类一体、男女平等、普及教育、普遍人权、经济公正等社会原则，而该教的组织系统则在不干预政治原则和宗教宽容精神的指导下在全球范围努力践行上述原则，从而使巴哈伊教成为当今世界上形象最为正面的宗教之一。
如本书作者所言，由于发生在该教诞生地的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巴哈伊教才开始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并且在西方学界登堂入室。而在中国，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对巴哈伊教已有零星的介绍，但基于机构的较为系统的研究，则始于90年代中期。从那时起，国内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先后成立了研究巴哈伊教的专门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巴哈伊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西亚系巴哈伊教文献研究中心、山东大学哲学系巴哈伊教研究所等，出现了如蔡德贵、吴云贵、周燮藩先生等领军人物以及如《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蔡德贵著）和《巴哈伊教研究论文集》（第一、二、三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巴哈伊研究中心编）等代表性论著，而其他关于巴哈伊教的学术研究活动如国内外学术会议和研究项目也在全国各地相继开展。在中国，巴哈伊教也许是少数学术影响远大于社会影响的宗教。
然而，中国巴哈伊教研究的数量和质量都还有待提高。我们最近利用中国知网的文献库进行检索，在系统中分别输入关键词“巴哈伊教”“巴哈教”和“大同教”三个关键词，检索出从1991年5月至2018年6月期间篇名含有“巴哈伊教”的学术论文59篇，含有“巴哈教”和“大同教”的学术论文各1篇，共计61篇，其中包括4篇博士论文和2篇硕士论文。这一检索结果当然并不完全准确，比如并不包括篇名中未含有该教名称的有关论文，但也大致反映了巴哈伊教在中国作为小众学术议题的研究现状。诚如本书作者所言，目前国内从事巴哈伊教研究的主要还是一些宗教学、哲学和语言学等人文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关于巴哈教的社会科学研究，比如关于巴哈伊教的国际参与和影响的研究，或基于国际关系理论视角对巴哈伊教的研究，为数不多甚至付之阙如。
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前国内关于巴哈伊教研究的空白，并且为该领域研究开辟了基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新路径。当今的国际关系研究或者说社会科学尽管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最后仍依赖二大基本路径即理论观点的创新和文献资料的发现，而结合两者的研究当然就是上乘佳作。本书依据主要还是源自西方的全球治理理论的视角，对巴哈伊教在国际政治领域的活动和影响展开研究并加以解读，对全球治理理论在具体案例上的运用作了开拓性的尝试。而在文献和口述资料的发现和整理方面，本书作者在相关巴哈伊机构的协助下，有机会在联合国总部对巴哈伊国际社团联合国办事处的多位负责和办事人员作了深度访谈，并旁听了在联合国运作的若干非政府组织的会议，从而获得了关于巴哈伊国际社团的组织文化、运作模式以及该组织如何在联合国具体运作等方面的不少第一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关于巴哈伊教全球治理思想和发展观的系统性和可持续性、巴哈伊国际社团在全球治理领域之作用的独特性和创新性，以及巴哈伊国际社团联合国改革立场及方案的连贯性和前瞻性的具有开拓性的研究，并且完成了这部国内继《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之后的第二部关于巴哈伊教研究的专著。
吴正选博士在2006年秋进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前，曾先后就读于福建教育学院英文系和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哲学系。他在学习之余，曾多次担任包括巴哈伊教国际学术会议在内的大型学术活动的同声传译工作，并发表过多部相关领域的译著和多篇学术论文，这使他获得了从事巴哈伊教研究的有利条件和充分资源。本书是他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历尽6个寒暑的修改打磨而最终完成的。作为吴正选博士学位论文的指导老师，本人在指导他撰写论文的过程中获益良多，也深切感受到他的辛苦付出。在这部洋溢研究热情和凝结辛勤学术劳动成果的著作出版之际，本人对吴正选博士和帮助他完成这段艰辛学术旅程的所有相关人士，表示衷心的祝贺和感谢。
徐以骅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主任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文摘
绪论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
宗教超越种族、民族和文化的界限，是人类社会最古老、最有影响力的认同源泉和社会组织形式之一，也是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主要因素之一。长期以来，理性主义和世俗化思潮主导了社会和政治科学研究。世俗主义者一直相信，随着现代科学和理性精神的影响逐步深入，人类社会将不可避免地逐步世俗化，宗教的影响力将逐步削弱并最终消亡。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东西方“冷战”的缓和与结束，世俗意识形态斗争也逐渐淡出，宗教文化随之在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得以复兴。见徐以骅等：《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经过几个世纪的启蒙运动和世俗化浪潮的冲击，今天信仰宗教的人仍然占地球人口的绝大多数。不仅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等传统宗教的信徒日益增多，巴哈伊教、摩门教、创价学会等新兴宗教运动也蓬勃兴起，世界宗教版图变得日益复杂而多元。据统计，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等主要传统宗教。20世纪下半叶以来宗教大规模复兴的现象，迫使彼得·伯格(Peter Berger)、罗伯特·贝拉(Robert N.Bellah)等著名的世俗化理论的倡导者纷纷修正自己的学术观点。
宗教的强势复兴，必然会打破各国内部以及国际社会的政治力量平衡，推动社会文化潮流的变迁。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作为文化的核心特征，后冷战时代的宗教可能成为影响国家间联盟的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因素，宗教的复兴可能导致“文明冲突”。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当然，跨文化、跨宗教对话与合作运动也有可能促进国家和民族之间的谅解与合作，促进全球伦理的形成，从而为世界和平奠定社会和文化的基础。从近期来看，宗教复兴对各国国内政治的影响更加明显。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宗教机构和宗教组织都积极地介入公共领域，发动和参与各种社会政治运动，甚至通过组建政党、赢得选举而上台执政，如印度的人民党(BJP)和土耳其的正义和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等。近年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Muslin Brotherhood)政治命运的沉浮牵动了中东地区的国际局势，并影响着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平衡。
上述事例和发展趋势，只是宗教影响国内和国际政治之冰山一角。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等主要传统宗教，各自拥有上千万到数以亿计的信徒，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国民身份认同与对外交往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发展中国家，宗教信仰是民众的主要认同源泉，宗教文化和价值观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宗教领袖和宗教机构在民众心中享有巨大的威望，以至于在一些国家他们甚至成为世俗政权的主要竞争对手。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宗教机构和宗教非政府组织都拥有巨大的社会资本、道德资本和物质资源，它们的社会活动和政治参与正在对国内和国际公共事务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
冷战结束以来，宗教与多边国际组织的互动也越来越密切。一方面，通过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倡议活动，宗教世界观开始向联合国的公共政策进程渗透。联合国20世纪90年代制定、通过的一系列发展政策宣言和行动纲领一再强调，必须重视人的“精神发展”，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呼吁国际社会承认“宗教、灵性和信仰在亿万男女生活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另一方面，联合国等多边国际机构开始意识到，为了促进和平与发展，它们需要与包括世界宗教共同体在内的市民社会开展对话与合作。在这种背景下，1998年2月英国圣公会坎特伯雷大主教和世界银行行长在伦敦共同主持召开了“世界宗教和发展对话”，与世界上主要宗教的领导人一起探讨如何携手合作以共同应对贫困的挑战。在此次会议上，世界银行这个世界上最有实力的世俗发展机构首次公开承认宗教在全球反对贫困战略中的重要地位。2000年8月，在联合国召开“千禧年高峰会议”前夕，应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的倡议，来自世界各地的1000多位宗教和精神领袖在纽约召开了“世界宗教和精神领袖千禧年和平高峰会议”。此次会议历时四天，其中两天在联合国大会厅举行。会议期间，若干联合国机构的负责人与世界宗教领袖并肩坐在一起，讨论宗教团体与联合国应该如何共同促进世界和平。在联合国与宗教关系发展史上，这次会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表明一部分联合国机构领导人开始意识到，如果没有世界宗教共同体的积极参与，世界和平与各国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将更加难以实现。
全球治理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一种国际关系理论，其中心论点是，经济全球化和全球通讯技术革命等大大便利和促进了信息、人员、资源和观念的跨国流动，跨国公司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日渐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政治行为体；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在国际政治中将继续扮演中心的角色，但是国家已经无法垄断国际事务。全球治理理论家一般把国家(包括作为国家间合作工具的国际组织)、市场以及由众多非政府组织组成的全球市民社会视为全球治理的三类主体，而宗教机构和宗教非政府组织是全球市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现有的全球治理文献很少把宗教视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变量之一加以研究。显然，这种研究现状与宗教在冷战后的国际政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的这个现实存在明显的脱节。因此，有必要把宗教作为一类独特的全球治理主体，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各个宗教参与全球治理的具体方式、途径和贡献等，以便深入地理解宗教与全球治理的关系。
从宗教与全球治理的关系来看，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等传统宗教，依靠各自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丰富的精神和物质资源，在发展援助、人道危机救援等国际事务实际操作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新兴宗教，尤其是巴哈伊教则侧重于在全球治理的理论探索和制度探索领域与联合国建立了卓有成效的对话与协作。从全球治理的理论探索来说，巴哈伊教经典文献明确地以建立一个团结、和平、繁荣的全球社会为自己的使命，系统地阐述了人类一体、男女平等、普及教育、普遍人权、经济公正等精神和社会原则对全球治理的重要意义。但是，在其介入国际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巴哈伊教有意识地与集团政治保持距离，致力于促进国际社会成员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探索国际团结与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有效途径。此外，巴哈伊教倡导以灵性文化为基础探索一种有别于主流物质主义模式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并在联合国改革、人权教育、道德教育等领域成为联合国的重要对话与合作伙伴。
本书拟从宗教和全球治理互动的理论视角，聚焦巴哈伊教及其在联合国的代表机构巴哈伊国际社团(Bahai International Community)的价值理念、决策文化、倡议策略、发展观和联合国改革方案等议题，探讨和分析巴哈伊教参与联合国活动的独特方式，重点剖析其发展观和联合国改革方案的内涵和特点，探讨巴哈伊教对全球治理的实际贡献以及它的观念、制度和文化对推动全球治理进一步发展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同时，本书也将探讨巴哈伊国际社团作为宗教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所具有的局限性。
具体来说，本书试图回答下列互相关联的问题：
作为联合国体系内的宗教性倡议组织之一，巴哈伊国际社团与巴哈伊教是什么关系？
巴哈伊国际社团与联合国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历程？
它的组织构成、组织使命、倡议策略和公共政策视角有何独特之处？这些特点如何影响它的倡议活动？
巴哈伊教的决策文化和决策机制有何特点？巴哈伊国际社团如何与其他非政府组织开展合作？它的决策文化如何影响联合国非政府组织联盟的运作及其结果？它在联合国的公共政策和政治进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巴哈伊国际社团的发展观有何特点，对解决当代社会的发展困境有何价值或者启示？它对联合国改革有何特别的见解，其联合国改革方案的内容为何？它的联合国改革方案对联合国改革进程有何现实和理论意义？
巴哈伊世界共同体的治理模式对全球治理的制度建设有何启示？巴哈伊国际社团的联合国活动及其影响，对于理解宗教与全球治理的未来互动趋势有何启发？
| ISBN | 7208150621,9787208150621 |
|---|---|
| 出版社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 作者 | 吴正选 |
| 尺寸 |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