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1928年，美国美学家托马斯·门罗在《美学的科学方法》一书中指出：“在哲学所属的全部分支中，美学可能是最没有影响和最缺乏生气的了，虽然美学的研究课题——艺术及与之有
关的经验类型——是最容易产生影响和最富有生气的。”显然，对于一个职业美学研究者来讲，托马斯·门罗的评价是令人沮丧的。这种评价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价值
表示怀疑。
从1928年到现在，70余年的时间飞逝而去，但托马斯·门罗那令人沮丧的声音却依然在我们耳边回响。对于20世纪中国荚学而言，它作为原产于西方，后经日本传入国内的舶来品，西方美学的一系列问题都成了它不得不承受的遗产。是的，荚作为自然、生活和艺术中最鲜活、最富魅力的对象，它无时不为我们带来适志怡情的快感，让人留连，让人怅惘。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丽的研究对象并不必然会衍生出同样富有魅力的荚学。在当代，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只要我们在“美”字的后面加上一个“学”字，似乎美的冰点时代也就来临了。
在当代，“美学失美”的原因很多，但关键的问题还是没有恰当把握“荚”与“学”之间的关系。从这一学科研究队伍的现有构成看，学院派荚学家在中国当代荚学中一直占据着压倒性的位置。这些研究者大多以对荚的究元决疑作为自己的使命，要一次又一次地揭开美的面纱去洞见其背后隐匿的本质。殊不知，人对美的热爱是不需要寻找理由的，美的东西往往就是它那作为现象存在的“面纱”，而不存在什么脱离现象的本质。这样，如果我们将感性、情感、现象这些范畴从荚的领域剔除出去，所谓的“美学”也就必然会在榨干了汁液之后变得干瘪而无趣。同时，为了达到对美的问题的理性把握和深度分析，美学研究者往往会硬起心肠来，以理性驾驭感性对象，以逻辑分析来寻找事物内部的合理性，以科学的描述来达到对美认知的客观性。在这种背景下，美这种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存在，必然会在理性的钳制、逻辑的囚禁、科学的求证中极大地减损了它原有的魅力。
我总认为，虽然荚学家们介入荚的角度、方式千差万别，但却可以作一个简单的分类，即将他们分为硬心肠的美学家和软心肠的荚学家。这中间，当一个荚学家非要为生机盎然的美丽世界确立理性规则，当人无限丰富的内在性被简化为对荚作出被动反映的机械装置，当爱情的眼泪被看做一种含盐的液体，荚学也就成了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牺牲品。由此，我们不禁十分怀念那些对自然和生活中的美好事物抱持同情态度的荚学家——他们并不否认美学理论的巨大价值，但在介入理论之先，却对美的事物有着敏锐的鉴赏力；他们也知道情感的介入会使理论的客观性受到质疑，但更明白，人对美好事物的爱并不需要繁琐枯燥的逻辑推理。在他们看来，富有穿透力的审美直觉、一往情深的审美态度、对审美常识的信任，永远是高于理论的；对美丽事物的亲身领悟、对周遭物象的细腻体验，比用理性的快刀去拆解这个浑然如一的生命世界更重要。
在今天这个科学至上的时代，作为一名美学研究者，我们没有勇气将科学的方法从美学领域驱逐出去，因为失去了科学的命名，荚学家是否有资格凭自己的职业谋生将成为一个问题。但必须提及的一点是，遵循科学的规则不应该影响到人们对自然、人生和艺术的挚爱，否则，搞荚学的结果就只能使他们形若槁木、心如死灰，变成不会哭、不会笑的单面人。在中国古代，人们很少能看到西方那种让人望而生畏的荚学巨著，但中国先哲们对荚的见解却往往让人时时体验到一针见血的到位感。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他们很少将美学研究作为纯粹书斋里的活计，而是和自己当下的审美体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有时候，一次荡桨、一次夜饮、一次月下漫步，都会使他们的心中生发出让人叹为观止的审美感悟；他们对基于理性的学院派的“胡说”也抱有本能的戒备，更愿意以“透彻之悟”、“不涉理路”做为审美活动的最高方式。同时，他们也很少用晦涩的抽象语言来谈诗论艺，而是以景传景，以情达情，每一篇美论本身就是一段意味隽永的美丽文字。这种荚学，可以说是成功消弭了“荚”和“学”之间界限的美学，是为人生的荚学，是美文的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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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 7810418009 |
|---|---|
| 出版社 | 河南大学出版社 |
| 作者 | 刘成纪 |
| 尺寸 |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