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本：16开 |
| 纸张：胶版纸 |
| 包装：平装-胶订 |
| 是否套装：否 |
|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573020239 |
| 所属分类：图书>传记>学者 |
商品详情
新诗发展的忧思
近年来，诗歌刊物、诗集似乎出版得不少，写诗的人也不少，不能说没有成绩，但名家、名作似乎不多。人们回答不出，当今中国的大诗人是谁，使得洛阳纸贵的畅销诗集是什么，脍炙人口、传诵不衰的名篇有哪些。新诗越来越没有人看，也看不懂。很多诗，特别是有些所谓的现代诗，充满着怪诞的、破碎的、意义不明的形象，反复揣摩，根本不知所云。不少人，宁可写旧诗；有些很有成就的新诗人，也回过头去写旧诗。我们的诗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以为，毛病在于三脱离：脱离现实、脱离群众、脱离传统。“诗言志。”在一切文学样式中，诗也许是最富于个人特点的。但是，诗所抒发的诗人个人的喜怒哀乐，总应该是人民的喜怒哀乐。如果诗歌脱离现实，那么，它也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必然无法引起人们的共鸣。抒情诗中的“我”，既是诗人个人，又不只是诗人个人。它所抒发的情感，既是诗人个人的，又不只是诗人个人的。诗人所表达的，应该是“人人心中所欲言而又不能言者”。我们的作者们似乎忘了这句话的前半句：“人人心中所欲言”，即诗人所抒发的，必须是人们在现实中有所感，普遍想抒发的，只是因为他们“不能言”，所以抒不出，抒不好，一旦诗人替他们抒发了，而且是以诗人独特的方式抒发了，自然会触发人们心灵的火花，引起普遍的灵魂震颤。这样的诗，就是好诗、妙诗，就会广为传诵，不胫而走。记得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说过：“没有一个人能因为只歌唱自己而显得伟大。”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近年来，我们的诗人们似乎只注意抒个人之情，而没有想到此情一定要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上，一定要和人民的感情息息相通，要有一定的普遍性。
一切文学都是为群众的，或曰为读者的，诗也不能例外。因此，诗人不能不考虑读者的审美要求。或许有人说：“你这是老教条，我写作不为别人，只为自己。”好！那么请问：你为什么要发表，要出版？可见，你还是希望有人读、有人欣赏的。既然希望有人读、有人欣赏，就应该眼睛中有群众、有读者，让他们能懂、能理解、能感悟。前些年出现了所谓的朦胧诗，风行了好一阵子。有些诗论家大喊其好，出来说：“诗歌美学的最高境界就是朦胧。”于是，你也“朦胧”，我也“朦胧”。据说，“朦胧”已经成为当今诗坛无可争辩的主流。其实，朦胧只是诗歌风格的一种，不能以“朦胧”压倒一切，代替一切。而且，朦胧不等于晦涩。由朦胧而晦涩，这就走上了魔道。从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经验看，大部分好诗都是明朗和含蓄、朴素和深厚的统一，即它所要表达的内容是人们易于理解、一读就能明白的，同时，又是含蓄而耐人寻味的。中国古典诗歌美学虽然讲究“弦外音、味外味”和“探之愈深，引之弥永”，但是，首先必须以明朗为基础。如果一首诗离开了明朗，也就失去了诗歌所要求的形象的直观性，那么，这种诗也就成了谜语。李商隐，是被某些诗论家视为古代的朦胧诗人的。其实，使他不朽的大抵也还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一类作品，并不专以朦胧取胜。假使他专写《锦瑟》，会不会在中国诗史上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恐怕是个问题。中国古代还有一个吴文英，是南宋时的写词高手，他主张“用字不可太露”，追求笔墨幽邃，情思深曲，应当算是正宗的“朦胧派”了。然而，当时就有人批评他，“其失在用事下语太晦涩处，人不可晓”；更有人批评他的作品“如七宝楼台，眩人耳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这些，都是值得今之“朦胧派”引以为鉴的。近年来，在所谓朦胧诗之外，又出现了大量以“现代派”头衔的怪诞诗，更加不知所云。我的一位朋友，是诗论家，他向我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上海的一个年轻诗人请他为自己的诗集作序，他读不懂，于是，诗人为他一首首讲解，他似乎懂了。但是，过了几天，他又读不懂了。这样的诗，人们怎么会爱读，又怎么会流传呢！最近，有一个年轻诗人说：“诗是中国的强项，但近些年在中国诗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有些诗让人听不懂、看不懂，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这是很奇怪的事情，这样的创作也无法向历史交代。”（见年月 日《北京青年报》）我以为，这是很值得重视的反思。
中国古典诗歌积累了丰富的艺术传统，中国新诗的发展必须吸收这一传统，才能创造出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为中国人所乐于吟诵的作品。什么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秀艺术传统呢？我以为至少有四点
一是和音乐的密切结合。自《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古体诗、近体诗（律诗、绝句）以至宋人长短句、元人的散曲，无一不是在音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无一不能入乐歌唱。它们的广泛流传，也常常要借助于音乐的翅膀。人们熟悉的“阳关三叠”和“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故事，都说明了这一点。“五四”新诗打破了旧诗的格律，这是必要的，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其负面作用是丢掉了中国诗歌和音乐密切结合的优良传统，不少作品过于自由化、口语化，缺少格律，不能歌唱，或不便于入乐、谱曲。其间，少数人曾呼吁并企图建立新格律诗，但并不成功。近年来，一面是诗歌语言自由化，以至散文化的倾向更为严重，诗人们愈加不注意对格律、节奏的追求；一面是歌词写作的庸俗化和非文学化，许多歌词充满陈腔滥调，甚至文理不通。我以为，诗和音乐的再结合应该是中国新诗的发展方向之一。
二是以创造意境作为最高的美学追求。中国诗歌讲究情景交融，诗中有画，说的是诗歌要有意境，鲜明、具体，在仿佛历历可见、可感的形象中蕴含丰富、动人的感情，并留给读者广阔的想象和回味的天地。白话诗，特别是近年来的新诗忽略了这一点。许多诗淡而无味。或有意无境，或有境无意，有的既无境，又无意，不知道写的是什么。
三是高度精练的文学语言。一切文学样式都要求精练，中国古典诗歌在这一方面的要求尤为严格。一首五绝不过 个字，一首七绝不过 个字。其他五古、七古字数也都不多。但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就是在这样短小的篇幅里，却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白话诗，特别是近年来的新诗把这个优良的传统也丢掉了。
四是善于从民族、民间诗歌中吸取营养。中国的各种诗歌形式几乎都是在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少优秀诗人也都善于向民歌学习，一边改造、提高民歌，一边充实并丰富自己的艺术素养，如屈原、李白、刘禹锡、黄遵宪等。近年来，我们的新诗作者似乎忘记了这一点。有些人是从读翻译诗起步的，有些人刻意模仿外国现代派诗人，做的诗也几乎是外国现代派诗歌的翻版。应该说，这并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我国是一个诗歌大国、古国。在中国文学史上，诗歌是发展得最充分也最辉煌的艺术门类。恐怕没有任何国家的诗歌历史能够和我们相比。我们应该无负于辉煌的过去，努力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未来。
辛亥，尝试将权力关进牢笼
——杨天石谈其新书《帝制的终结》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我开始研究辛亥革命，走进这一研究领域，要追溯到 年。当时我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还在读书阶段。我当时参加编写《近代诗选》，选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这段时期中国诗人写的诗歌，我主要负责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这一段。
从那时起，我先后参加写作《中华民国史》的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后来参加写作《中国通史》第 卷，前后大约有 年的时间在研究辛亥革命。 年是辛亥革命 周年，我就想把自己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心得做一个总结，就动手写作《帝制的终结》。
当时，出版社希望尽快使本书与读者见面。可是，应了中国的那句古话：“欲速则不达。”在排印过程中脱漏了若干段落，中间为了快速出书还换了印刷厂，所以，尽管我交稿的时间不算太晚，可是到最后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已经是 年 月了。出版以后发现有若干脱漏，我当时感到非常的遗憾。今年，出版社方面决定再版，有机会把原来脱漏的一些段落加以补充，我又增写了一些段落，这就有了大家今天见到的新版本。
这本书的第一个特点是：有一点新材料。
辛亥革命是多年来中国历史学界共同研究、耕耘，成果很丰富的研究领域，已经出版过各种各样的辛亥革命史著作。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利用了我多年来在国内外找到的一部分新的资料。例如，日本的外务省档案、台湾国民党党史馆档案等。这些材料是以前许多历史学家没有见过，没有使用过的。
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是新型知识分子
这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和领导力量方面我有一些新的看法。
大家知道，多年来我们一直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几乎众口一声，大陆的有关著作都是这样一个基调。我的这本书认为，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时的力量很小，发展不足，他们对于革命没有兴趣。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有兴趣的是立宪运动，在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前提下求得部分改革。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主要是 世纪末叶、 世纪初年中国产生的新型的知识阶层。我认为中国进入近代以后，产生了一个新的知识阶层，这一部分知识分子从他们所受到的教育来说，不再是中国传统的孔孟儒家学说，而是包括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包括了法国的思想家卢梭等人的学说，甚至还包括西方的社会主义学说。这就是说，他们除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已经具有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近代社会科学知识，从知识结构上，他们和中国传统的文人已经大不一样了。同时，这批人从社会身份来说，还没有进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也就是说，他们还是学生，是国外特别是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是中国当时正在日益发展的新式学堂的学生。他们还没有职业，在做学生的时候就成了职业革命家。这样一些人，你把他们定成资产阶级，好像没有任何道理，因为他们本身没有产业，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分配方式都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称这批人是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向往民主共和，以“平民”自居，为“平民”说话，是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者。
辛亥革命和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有所不同
辛亥革命和西方通常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一样。一是在于他们要推翻的对象是满清贵族，所以具有种族革命的意义。二是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救亡。大家知道，清朝末年，中国受到列强侵略，当时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要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这一点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也不一样。三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被革命的对象是贵族、国王、封建主，辛亥革命的时候，在西方世界，工人运动已经发展到要打倒资本主义社会，打倒资产阶级的阶段，中国知识分子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希望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孙中山没有用“社会主义”这个词，他用的是“民生主义”这个词。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曾经主动跑到在比利时的第二国际，当时第二国际的总部设在比利时。孙中山向第二国际总部表示：第一，他要参加第二国际；第二，他所成立的党要参加第二国际。孙中山表示，我们要吸收西方文明，同时又要避免西方文明的弊病，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的新社会。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孙中山又主动给第二国际写信，希望第二国际派更多专家到中国来，帮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孙中山写这封信的时候是 年，当时俄国革命还没胜利，两年后才发生十月革命。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革命党人已经期望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一个没有贫富悬殊的新社会。当时的革命党人在日本东京办了一个刊物——《民报》。《民报》的发刊词是孙中山写的，他说，你别看西方国家现在
很富强，但是问题很多，它的贫富差距很大，西方国家工人在那里闹罢工，无政府党、共产党不断发展。我们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国家，不能走西方老路，我们要建立新社会，让西方国家要大吃一惊。可见，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革命党人并没有想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本主义的国家，而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贫富悬殊差距的新的国家，一个西方人从来没有建立过的国家。所以，从这些方面考虑，我觉得中国的辛亥革命和西方通常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有所不同。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曾碰到一位朋友，他是广东的著名近代史专家。有一次开会，他告诉我有关机构要请他写一本书《孙中山传》。怎么写？有关机构要求他按照传统观点写，将孙中山定位为资产阶级革命家。我该怎样写？是按照传统观点写，还是按照我自己的观点写？我想，我的观点是按照历史事实得出来的，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应该还原历史。所以，在我的《帝制的终结》这本书里，大家会注意到，我对孙山中有一个定位：孙中山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这一点是我的书和其他的辛亥革命史著作一个最大的不同。为什么这样讲？我有自己的理论根据。当年列宁对俄国革命有一个分析，认为俄国的革命经过三代。第一代是贵族知识分子，例如十二月党人。第二代，列宁称之为平民知识分子，具体代表人物一个是别林斯基，一个是杜勃罗留波夫，还有一个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三个人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但当年我们念大学的时候，他们三个人的著作我们都是作为经典著作在读的。特别是其中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宁称之为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列宁说，第三代才是无产阶级。我想，既然列宁承认在俄国革命历史上有一段时期的领导者是平民知识分子，那么辛亥革命时候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这批知识分子，就可以被称为平民知识分子。所以，我称孙中山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
辛亥革命时期有没有资产阶级代言人呢？有。我认为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代言人是康有为、梁启超。康有为、梁启超到了日本以后和孙中山这一派有一次辩论。孙中山这一派主张光搞民主革命不够，光搞政治革命不够，还要搞社会革命，解决社会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梁启超他们不同意。梁启超认为，当时中国最迫切的任务是发展资本主义，中国的资本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为了抵抗外国的经济侵略，中国要有大资本家，要有大的托拉斯集团。所以，我觉得在辛亥革命时期，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要求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等人，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则主张替普通老百姓，也就是平民考虑，他们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这是我这本书跟其他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著作的不同之处。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点惴惴不安，因为这种看法和传统观点、正统观点不一样，我很担心这本书在出版过程中会无法通过审查。结果很幸运，这本书顺利出版了。出版以后让我特别高兴的一点，是我其中的序言，就是现在大家能够看到的这本书的序言。在这篇序言中，基本上把我对于辛亥革命的性质、对于辛亥革命的特点和领导力量的分析都写出来了。后来我发现这篇序言被收录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的一本书里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个机构，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这是一个官方机构，是研究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机构。他们出版了一本论文集，题目叫《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前沿报告》第 号，将我这本书的序言收录进去了。我非常高兴。为什么呢？因为这意味着，在官方的、正统的学者看来，我的看法也可以是一种看法，是言之成理、可以成立的一家之言，这个一家之言并不违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这说明，编者们力图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是好现象。
《帝制的终结》一书的现实意义
最后，我要谈谈这本书的现实意义。除了我刚才讲到的这本书有一些新的观点和新的资料，还要请大家注意其中对于权专制主义和对于封建主义的批判，以及革命家们对民主共和思想的阐述。辛亥革命的对象是权专制主义，是封建专制主义。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特别留心发掘当时的革命家、当时的思想家对于封建主义和权专制主义的批判，这是一个重点。这本书着重写了当年的思想家、当年的革命家对于民主共和理想的追求。
比如说辛亥革命的时候，上海有一本革命刊物《复报》，里面有这样一篇文章，其中写道
所谓立宪者何？立法也。立宪国者何？法治国也。法治国者
何？以所立之法，为一国最高之主权之机关。一国之事，皆归法以
范围之，一国之人皆归法以统治之。无所谓贵，无所谓贱，无所谓
尊，无所谓卑，无所谓君，无所谓臣，皆栖息于法之下。
这是说，未来的国家应该是一个法治国家，国家的最高权力体现于法律，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按照法律来规范，任何一个人都要服从法律的统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没有高贵的人，没有低贱的人，也没有帝，也没有所谓臣民。我想这是一百多年以前的革命党的理想，在今天看来恐怕也仍然是我们的理想，即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我的这本书对辛亥革命时期一代革命党人的理想有比较充分的阐述。在再版前言中，我讲了当年的革命先行者的三个梦：第一个梦是振兴中华之梦，这是 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时提出的口号，创立兴中会，就是为了振兴中华。
第二个梦是民主共和之梦。孙中山等设想，人民真正成为国家主人，人民充分享有各种自由和权利，中国要成为世界上“头等民主大共和国”。
第三个梦是民生均富之梦。孙中山认为，西方国家最大的毛病就是富人很有钱，而穷人穷到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所以，孙中山提出来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安乐国， 既平安又快乐的园地。我在文章里提出，当年革命党人的这三个梦，我们今天实现了没有？我们做得怎么样了？我在序言里特别讲，要回答这个问题，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答案，但是有一点，我们大概可能会有共识：我们今天距离当年的三个梦“振兴中华之梦、民主共和之梦、民主均富之梦”可能还差得比较多。所以，我的结论是我们应该继续前进，继承辛亥革命先烈们的关于“中国梦”的理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我想强调的另一点是，我们要继续批判封建主义、批判权专制主义，批判封建思想的残余。多年来，我们的思想界、我们的政治界有一个特点，就是注意批判资本主义，注意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我想，这可能是几十年来我们的主旋律之一。但是有一位历史学家，就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原来的副所长、思想家黎澍先生说，我们多年来注意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忘记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中国的封建社会绵延两千多年，封建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所以，黎澍提出要加强对封建思想的批判。 年，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小平同志讲，我们国家有几个问题，有几个毛病，什么毛病呢？第一个是权力过分集中，第二个是一言堂、家长制，第三个是特权现象。小平同志特别批评特权现象，他说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大搞特权，给群众造成很
大灾难。当前，也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
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
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
腐化。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
之外的权利。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
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
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
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
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
小平同志最终将这些问题的原因都归结为封建思想的残余。我觉得黎澍先生的观点和小平同志的观点都提出了在中国进行改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当然要批判资本主义，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但是千万不能忘记反对封建主义，反对专制主义，反对权专制主义的残余。
我在这本书的结语里提了八个字，叫作“帝制终结，专制难除”。权专制主义终结了，但是专制难除，要根除中国封建社会长期遗留下来的专制主义是很困难的，要重视，下大力气，做大功夫。
我想，从 世纪 年代以来，把胡风等一批文化人定为反革命， 年把 万人定为“右派”， 至 年三年，把数百万干部和党员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接下来就是“文化大革命”。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我想问题都出在专制主义，出在家长制，出在一言堂，出在缺少民主的制度、民主的习惯、民主的作风。所以，由此看来，我们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同时，要防止并批判封建主义、批判专制主义、批判权专制主义。我的这本书，也许在这方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点思想上的参考材料，对于我们进一步实现“中国梦”、进一步促进改革开放，可能会有一点用处。
新诗发展的忧思
近年来，诗歌刊物、诗集似乎出版得不少，写诗的人也不少，不能说没有成绩，但名家、名作似乎不多。人们回答不出，当今中国的大诗人是谁，使得洛阳纸贵的畅销诗集是什么，脍炙人口、传诵不衰的名篇有哪些。新诗越来越没有人看，也看不懂。很多诗，特别是有些所谓的现代诗，充满着怪诞的、破碎的、意义不明的形象，反复揣摩，根本不知所云。不少人，宁可写旧诗；有些很有成就的新诗人，也回过头去写旧诗。我们的诗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以为，毛病在于三脱离：脱离现实、脱离群众、脱离传统。“诗言志。”在一切文学样式中，诗也许是最富于个人特点的。但是，诗所抒发的诗人个人的喜怒哀乐，总应该是人民的喜怒哀乐。如果诗歌脱离现实，那么，它也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必然无法引起人们的共鸣。抒情诗中的“我”，既是诗人个人，又不只是诗人个人。它所抒发的情感，既是诗人个人的，又不只是诗人个人的。诗人所表达的，应该是“人人心中所欲言而又不能言者”。我们的作者们似乎忘了这句话的前半句：“人人心中所欲言”，即诗人所抒发的，必须是人们在现实中有所感，普遍想抒发的，只是因为他们“不能言”，所以抒不出，抒不好，一旦诗人替他们抒发了，而且是以诗人独特的方式抒发了，自然会触发人们心灵的火花，引起普遍的灵魂震颤。这样的诗，就是好诗、妙诗，就会广为传诵，不胫而走。记得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说过：“没有一个人能因为只歌唱自己而显得伟大。”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近年来，我们的诗人们似乎只注意抒个人之情，而没有想到此情一定要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上，一定要和人民的感情息息相通，要有一定的普遍性。
一切文学都是为群众的，或曰为读者的，诗也不能例外。因此，诗人不能不考虑读者的审美要求。或许有人说：“你这是老教条，我写作不为别人，只为自己。”好！那么请问：你为什么要发表，要出版？可见，你还是希望有人读、有人欣赏的。既然希望有人读、有人欣赏，就应该眼睛中有群众、有读者，让他们能懂、能理解、能感悟。前些年出现了所谓的朦胧诗，风行了好一阵子。有些诗论家大喊其好，出来说：“诗歌美学的最高境界就是朦胧。”于是，你也“朦胧”，我也“朦胧”。据说，“朦胧”已经成为当今诗坛无可争辩的主流。其实，朦胧只是诗歌风格的一种，不能以“朦胧”压倒一切，代替一切。而且，朦胧不等于晦涩。由朦胧而晦涩，这就走上了魔道。从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经验看，大部分好诗都是明朗和含蓄、朴素和深厚的统一，即它所要表达的内容是人们易于理解、一读就能明白的，同时，又是含蓄而耐人寻味的。中国古典诗歌美学虽然讲究“弦外音、味外味”和“探之愈深，引之弥永”，但是，首先必须以明朗为基础。如果一首诗离开了明朗，也就失去了诗歌所要求的形象的直观性，那么，这种诗也就成了谜语。李商隐，是被某些诗论家视为古代的朦胧诗人的。其实，使他不朽的大抵也还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一类作品，并不专以朦胧取胜。假使他专写《锦瑟》，会不会在中国诗史上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恐怕是个问题。中国古代还有一个吴文英，是南宋时的写词高手，他主张“用字不可太露”，追求笔墨幽邃，情思深曲，应当算是正宗的“朦胧派”了。然而，当时就有人批评他，“其失在用事下语太晦涩处，人不可晓”；更有人批评他的作品“如七宝楼台，眩人耳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这些，都是值得今之“朦胧派”引以为鉴的。近年来，在所谓朦胧诗之外，又出现了大量以“现代派”头衔的怪诞诗，更加不知所云。我的一位朋友，是诗论家，他向我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上海的一个年轻诗人请他为自己的诗集作序，他读不懂，于是，诗人为他一首首讲解，他似乎懂了。但是，过了几天，他又读不懂了。这样的诗，人们怎么会爱读，又怎么会流传呢！最近，有一个年轻诗人说：“诗是中国的强项，但近些年在中国诗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有些诗让人听不懂、看不懂，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这是很奇怪的事情，这样的创作也无法向历史交代。”（见年月 日《北京青年报》）我以为，这是很值得重视的反思。
中国古典诗歌积累了丰富的艺术传统，中国新诗的发展必须吸收这一传统，才能创造出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为中国人所乐于吟诵的作品。什么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秀艺术传统呢？我以为至少有四点
一是和音乐的密切结合。自《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古体诗、近体诗（律诗、绝句）以至宋人长短句、元人的散曲，无一不是在音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无一不能入乐歌唱。它们的广泛流传，也常常要借助于音乐的翅膀。人们熟悉的“阳关三叠”和“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故事，都说明了这一点。“五四”新诗打破了旧诗的格律，这是必要的，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其负面作用是丢掉了中国诗歌和音乐密切结合的优良传统，不少作品过于自由化、口语化，缺少格律，不能歌唱，或不便于入乐、谱曲。其间，少数人曾呼吁并企图建立新格律诗，但并不成功。近年来，一面是诗歌语言自由化，以至散文化的倾向更为严重，诗人们愈加不注意对格律、节奏的追求；一面是歌词写作的庸俗化和非文学化，许多歌词充满陈腔滥调，甚至文理不通。我以为，诗和音乐的再结合应该是中国新诗的发展方向之一。
二是以创造意境作为最高的美学追求。中国诗歌讲究情景交融，诗中有画，说的是诗歌要有意境，鲜明、具体，在仿佛历历可见、可感的形象中蕴含丰富、动人的感情，并留给读者广阔的想象和回味的天地。白话诗，特别是近年来的新诗忽略了这一点。许多诗淡而无味。或有意无境，或有境无意，有的既无境，又无意，不知道写的是什么。
三是高度精练的文学语言。一切文学样式都要求精练，中国古典诗歌在这一方面的要求尤为严格。一首五绝不过 个字，一首七绝不过 个字。其他五古、七古字数也都不多。但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就是在这样短小的篇幅里，却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白话诗，特别是近年来的新诗把这个优良的传统也丢掉了。
四是善于从民族、民间诗歌中吸取营养。中国的各种诗歌形式几乎都是在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少优秀诗人也都善于向民歌学习，一边改造、提高民歌，一边充实并丰富自己的艺术素养，如屈原、李白、刘禹锡、黄遵宪等。近年来，我们的新诗作者似乎忘记了这一点。有些人是从读翻译诗起步的，有些人刻意模仿外国现代派诗人，做的诗也几乎是外国现代派诗歌的翻版。应该说，这并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我国是一个诗歌大国、古国。在中国文学史上，诗歌是发展得最充分也最辉煌的艺术门类。恐怕没有任何国家的诗歌历史能够和我们相比。我们应该无负于辉煌的过去，努力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未来。
辛亥，尝试将权力关进牢笼
——杨天石谈其新书《帝制的终结》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我开始研究辛亥革命，走进这一研究领域，要追溯到 年。当时我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还在读书阶段。我当时参加编写《近代诗选》，选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这段时期中国诗人写的诗歌，我主要负责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这一段。
从那时起，我先后参加写作《中华民国史》的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后来参加写作《中国通史》第 卷，前后大约有 年的时间在研究辛亥革命。 年是辛亥革命 周年，我就想把自己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心得做一个总结，就动手写作《帝制的终结》。
当时，出版社希望尽快使本书与读者见面。可是，应了中国的那句古话：“欲速则不达。”在排印过程中脱漏了若干段落，中间为了快速出书还换了印刷厂，所以，尽管我交稿的时间不算太晚，可是到最后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已经是 年 月了。出版以后发现有若干脱漏，我当时感到非常的遗憾。今年，出版社方面决定再版，有机会把原来脱漏的一些段落加以补充，我又增写了一些段落，这就有了大家今天见到的新版本。
这本书的第一个特点是：有一点新材料。
辛亥革命是多年来中国历史学界共同研究、耕耘，成果很丰富的研究领域，已经出版过各种各样的辛亥革命史著作。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利用了我多年来在国内外找到的一部分新的资料。例如，日本的外务省档案、台湾国民党党史馆档案等。这些材料是以前许多历史学家没有见过，没有使用过的。
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是新型知识分子
这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和领导力量方面我有一些新的看法。
大家知道，多年来我们一直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几乎众口一声，大陆的有关著作都是这样一个基调。我的这本书认为，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时的力量很小，发展不足，他们对于革命没有兴趣。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有兴趣的是立宪运动，在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前提下求得部分改革。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主要是 世纪末叶、 世纪初年中国产生的新型的知识阶层。我认为中国进入近代以后，产生了一个新的知识阶层，这一部分知识分子从他们所受到的教育来说，不再是中国传统的孔孟儒家学说，而是包括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包括了法国的思想家卢梭等人的学说，甚至还包括西方的社会主义学说。这就是说，他们除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已经具有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近代社会科学知识，从知识结构上，他们和中国传统的文人已经大不一样了。同时，这批人从社会身份来说，还没有进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也就是说，他们还是学生，是国外特别是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是中国当时正在日益发展的新式学堂的学生。他们还没有职业，在做学生的时候就成了职业革命家。这样一些人，你把他们定成资产阶级，好像没有任何道理，因为他们本身没有产业，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分配方式都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称这批人是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向往民主共和，以“平民”自居，为“平民”说话，是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者。
辛亥革命和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有所不同
辛亥革命和西方通常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一样。一是在于他们要推翻的对象是满清贵族，所以具有种族革命的意义。二是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救亡。大家知道，清朝末年，中国受到列强侵略，当时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要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这一点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也不一样。三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被革命的对象是贵族、国王、封建主，辛亥革命的时候，在西方世界，工人运动已经发展到要打倒资本主义社会，打倒资产阶级的阶段，中国知识分子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希望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孙中山没有用“社会主义”这个词，他用的是“民生主义”这个词。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曾经主动跑到在比利时的第二国际，当时第二国际的总部设在比利时。孙中山向第二国际总部表示：第一，他要参加第二国际；第二，他所成立的党要参加第二国际。孙中山表示，我们要吸收西方文明，同时又要避免西方文明的弊病，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的新社会。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孙中山又主动给第二国际写信，希望第二国际派更多专家到中国来，帮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孙中山写这封信的时候是 年，当时俄国革命还没胜利，两年后才发生十月革命。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革命党人已经期望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一个没有贫富悬殊的新社会。当时的革命党人在日本东京办了一个刊物——《民报》。《民报》的发刊词是孙中山写的，他说，你别看西方国家现在
很富强，但是问题很多，它的贫富差距很大，西方国家工人在那里闹罢工，无政府党、共产党不断发展。我们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国家，不能走西方老路，我们要建立新社会，让西方国家要大吃一惊。可见，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革命党人并没有想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本主义的国家，而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贫富悬殊差距的新的国家，一个西方人从来没有建立过的国家。所以，从这些方面考虑，我觉得中国的辛亥革命和西方通常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有所不同。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曾碰到一位朋友，他是广东的著名近代史专家。有一次开会，他告诉我有关机构要请他写一本书《孙中山传》。怎么写？有关机构要求他按照传统观点写，将孙中山定位为资产阶级革命家。我该怎样写？是按照传统观点写，还是按照我自己的观点写？我想，我的观点是按照历史事实得出来的，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应该还原历史。所以，在我的《帝制的终结》这本书里，大家会注意到，我对孙山中有一个定位：孙中山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这一点是我的书和其他的辛亥革命史著作一个最大的不同。为什么这样讲？我有自己的理论根据。当年列宁对俄国革命有一个分析，认为俄国的革命经过三代。第一代是贵族知识分子，例如十二月党人。第二代，列宁称之为平民知识分子，具体代表人物一个是别林斯基，一个是杜勃罗留波夫，还有一个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三个人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但当年我们念大学的时候，他们三个人的著作我们都是作为经典著作在读的。特别是其中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宁称之为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列宁说，第三代才是无产阶级。我想，既然列宁承认在俄国革命历史上有一段时期的领导者是平民知识分子，那么辛亥革命时候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这批知识分子，就可以被称为平民知识分子。所以，我称孙中山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
辛亥革命时期有没有资产阶级代言人呢？有。我认为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代言人是康有为、梁启超。康有为、梁启超到了日本以后和孙中山这一派有一次辩论。孙中山这一派主张光搞民主革命不够，光搞政治革命不够，还要搞社会革命，解决社会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梁启超他们不同意。梁启超认为，当时中国最迫切的任务是发展资本主义，中国的资本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为了抵抗外国的经济侵略，中国要有大资本家，要有大的托拉斯集团。所以，我觉得在辛亥革命时期，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要求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等人，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则主张替普通老百姓，也就是平民考虑，他们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这是我这本书跟其他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著作的不同之处。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点惴惴不安，因为这种看法和传统观点、正统观点不一样，我很担心这本书在出版过程中会无法通过审查。结果很幸运，这本书顺利出版了。出版以后让我特别高兴的一点，是我其中的序言，就是现在大家能够看到的这本书的序言。在这篇序言中，基本上把我对于辛亥革命的性质、对于辛亥革命的特点和领导力量的分析都写出来了。后来我发现这篇序言被收录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的一本书里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个机构，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这是一个官方机构，是研究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机构。他们出版了一本论文集，题目叫《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前沿报告》第 号，将我这本书的序言收录进去了。我非常高兴。为什么呢？因为这意味着，在官方的、正统的学者看来，我的看法也可以是一种看法，是言之成理、可以成立的一家之言，这个一家之言并不违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这说明，编者们力图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是好现象。
《帝制的终结》一书的现实意义
最后，我要谈谈这本书的现实意义。除了我刚才讲到的这本书有一些新的观点和新的资料，还要请大家注意其中对于权专制主义和对于封建主义的批判，以及革命家们对民主共和思想的阐述。辛亥革命的对象是权专制主义，是封建专制主义。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特别留心发掘当时的革命家、当时的思想家对于封建主义和权专制主义的批判，这是一个重点。这本书着重写了当年的思想家、当年的革命家对于民主共和理想的追求。
比如说辛亥革命的时候，上海有一本革命刊物《复报》，里面有这样一篇文章，其中写道
所谓立宪者何？立法也。立宪国者何？法治国也。法治国者
何？以所立之法，为一国最高之主权之机关。一国之事，皆归法以
范围之，一国之人皆归法以统治之。无所谓贵，无所谓贱，无所谓
尊，无所谓卑，无所谓君，无所谓臣，皆栖息于法之下。
这是说，未来的国家应该是一个法治国家，国家的最高权力体现于法律，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按照法律来规范，任何一个人都要服从法律的统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没有高贵的人，没有低贱的人，也没有帝，也没有所谓臣民。我想这是一百多年以前的革命党的理想，在今天看来恐怕也仍然是我们的理想，即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我的这本书对辛亥革命时期一代革命党人的理想有比较充分的阐述。在再版前言中，我讲了当年的革命先行者的三个梦：第一个梦是振兴中华之梦，这是 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时提出的口号，创立兴中会，就是为了振兴中华。
第二个梦是民主共和之梦。孙中山等设想，人民真正成为国家主人，人民充分享有各种自由和权利，中国要成为世界上“头等民主大共和国”。
第三个梦是民生均富之梦。孙中山认为，西方国家最大的毛病就是富人很有钱，而穷人穷到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所以，孙中山提出来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安乐国， 既平安又快乐的园地。我在文章里提出，当年革命党人的这三个梦，我们今天实现了没有？我们做得怎么样了？我在序言里特别讲，要回答这个问题，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答案，但是有一点，我们大概可能会有共识：我们今天距离当年的三个梦“振兴中华之梦、民主共和之梦、民主均富之梦”可能还差得比较多。所以，我的结论是我们应该继续前进，继承辛亥革命先烈们的关于“中国梦”的理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我想强调的另一点是，我们要继续批判封建主义、批判权专制主义，批判封建思想的残余。多年来，我们的思想界、我们的政治界有一个特点，就是注意批判资本主义，注意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我想，这可能是几十年来我们的主旋律之一。但是有一位历史学家，就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原来的副所长、思想家黎澍先生说，我们多年来注意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忘记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中国的封建社会绵延两千多年，封建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所以，黎澍提出要加强对封建思想的批判。 年，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小平同志讲，我们国家有几个问题，有几个毛病，什么毛病呢？第一个是权力过分集中，第二个是一言堂、家长制，第三个是特权现象。小平同志特别批评特权现象，他说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大搞特权，给群众造成很
大灾难。当前，也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
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
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
腐化。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
之外的权利。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
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
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
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
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
小平同志最终将这些问题的原因都归结为封建思想的残余。我觉得黎澍先生的观点和小平同志的观点都提出了在中国进行改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当然要批判资本主义，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但是千万不能忘记反对封建主义，反对专制主义，反对权专制主义的残余。
我在这本书的结语里提了八个字，叫作“帝制终结，专制难除”。权专制主义终结了，但是专制难除，要根除中国封建社会长期遗留下来的专制主义是很困难的，要重视，下大力气，做大功夫。
我想，从 世纪 年代以来，把胡风等一批文化人定为反革命， 年把 万人定为“右派”， 至 年三年，把数百万干部和党员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接下来就是“文化大革命”。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我想问题都出在专制主义，出在家长制，出在一言堂，出在缺少民主的制度、民主的习惯、民主的作风。所以，由此看来，我们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同时，要防止并批判封建主义、批判专制主义、批判权专制主义。我的这本书，也许在这方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点思想上的参考材料，对于我们进一步实现“中国梦”、进一步促进改革开放，可能会有一点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