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本：36开 |
| 纸张：胶版纸 |
| 包装：平装-胶订 |
| 是否套装：否 |
|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523417188 |
| 所属分类：图书>小说>小说作品集>外国 |
商品详情
图说福尔摩斯中国变形记 战玉冰 著 小说
书名：变形记编号
正：副书名：图说福尔摩斯中国变形记（福尔摩斯在中国百年流变全纪录，福迷知识手册，送福尔摩出版社名称：团结出版社
是否是套装：否
作者：战玉冰著分册名：图说福尔摩斯中国变形记
是否套装：否
书名图说福尔摩斯中国变形记
作者战玉冰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
装帧平装
开本
我的侦探文学启蒙始于小学四年级时读《血字的研究》。那种既恐惧又欲罢不能的阅读体验至今难忘——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迷雾中，福尔摩斯用放大镜观察血迹的侧影、华生医生惊诧的表情，以及那个关于爱与复仇的悲剧故事，都在我心中埋下了对推理文学永恒的热爱。相信很多读者都和我一样，在成长过程中将福尔摩斯与侦探画上了等号。
《图说福尔摩斯中国变形记》的独特价值在于，它让我们看到了福尔摩斯这一文学形象在中国的百年流变，展现了从晚清翻译到当代互联网同人文的完整谱系，让我们相信历史的精彩程度绝不亚于小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福尔摩斯。读过此书，当我们再谈起福尔摩斯，我们就可以在案情和表演之外聊一些新鲜有趣的深度话题；当我们再观看侦探类型片，阅读推理小说、网络同人文时，我们会恍然大悟，原来一些神奇脑洞竟然早在一个世纪前就被文人前辈们玩出了百种花样。这或许就是典神奇的魅力：它永远能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中，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
出于对福尔摩斯的热爱，我们在书中埋下了一个小小的彩蛋——一张福尔摩斯密语名片。读者可尝试借助伦敦所稀缺的一样事物找到名片上潜藏的密语。对爱推理的人而言，真相不会距离他太远。致热爱。
本书是一部尝试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呈现福尔摩斯在中国的百年历程的学术性普及读物。本书聚焦福尔摩斯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历程，从年第 一篇“福尔摩斯探案”小说被翻译引进中国，到年以来大量英剧《神探夏洛克》“同人小说”在中文互联网的广泛创作与传播，跨越百年历史。作者通过深入研究，揭示了福尔摩斯在中国的多样化“变形”，包括文学形象、媒介形态以及文化现象的演变。书中还特别聚焦于图像文本与视觉媒介形式，如书籍封面、杂志版式、小说插图、电影海报、影视剧照、商业包装、广告美术、连环画作、儿童绘本与同人漫画等，以图带文、借图说史，用直观的方式重新讲述福尔摩斯与百年中国之间的复杂关联。本书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是侦探迷不容错过的一部佳作。
中国一篇“福尔摩斯探案”小说翻译
包拯与福尔摩斯交接班
《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与“福尔摩斯”牌香烟
福尔摩斯中国奇遇记
中国一部长篇侦探小说《中国侦探：罗师福》
从“东方福尔摩斯探案”到“霍桑探案”
福尔摩斯的“对手”们
“中国之女歇洛克”
“门角里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连环画
电影里的福尔摩斯
关于福尔摩斯的批判
叶永烈与“科学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在香港
《神探夏洛克》与网络同人文
读福尔摩斯，从娃娃抓起
“福尔摩斯研究”在中国（代后记） 战玉冰、刘臻
“中国之女歇洛克”
侦探小说中的侦探似乎是一个专属于男性的职业。世界侦探小说史上一位男性侦探角色是爱伦·坡笔下的西·奥古斯特·杜宾（ ），次出现在 年的《莫格街凶杀案》中；一位享誉的男性侦探是柯南·道尔所塑造的夏洛克·福尔摩斯（ ），自 年《血字的研究》发表以来，几乎成为侦探这个职业的代名词；世界上一位被广泛阅读和认知的女性侦探角色则要等到 年，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寓所谜案》中，简·马普尔小姐（ ）次登场，后来成为“阿婆”笔下足以和赫尔克里·波洛（ ）比肩的典侦探形象，而此后其他作家笔下的女侦探，无论从流传广度还是典程度来看，也都少有能与之争锋者。
在中国早期侦探小说史上，诸如霍桑、鲁平、李飞、徐常云、宋悟奇、胡闲等一批有名的侦探形象也通常是男性。在侦探这个职业中，“男女比例失调”的现象似乎再寻常不过。这背后的原因很复杂，比如当时中国侦探小说多模仿自西方福尔摩斯与亚森·罗苹两大系列，作者也就相应地将自己虚构的“东方福尔摩斯”或“东方亚森·罗苹”等侦探主角同样设定为男性。又比如早期侦探小说中的侦探多为“行动派”，四处奔走、乔装易容、抓捕犯、近身搏斗、街头枪战，甚至快艇追逐等情节都很常见，而在当时的侦探小说家们看来，这些工作似乎更适合安排一名男性角色来完成，其中渗透了某种微妙的“男性想象”。这也和后来马普尔小姐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乡村庄园中，坐在安乐椅上一边聊家常，一边打毛线，顺便推理破案的情节模式有很大不同。
当然，这并非是说中国早期侦探小说中没有女侦探。在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侦探小说作品中，女侦探虽然不多，但却有着多种不同的面貌与别样的风采，从马普尔小姐式的“安乐椅侦探”到“女华生”，再到女侠侦探或女飞贼侦探等，不一而足。
如果细数中国早的女性侦探形象，大概可以追溯至商务印书馆 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出版发行的《中国女侦探》一书，这是一本文言短篇侦探小说集，内收小说三篇：《血帕》《白玉环》和《枯井石》。作者署名“阳湖吕侠”，经邬国义等学者考证，应为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无疑。图 —、图 — 就是这本《中国女侦探》的封面和版权页，该书于 年还被商务印书馆放在“小本小说”的系列中重新出版过。（图 —、图 —）更有趣的地方在于，吕思勉先生的这本侦探小说“少作”，不仅如书名所言，创了中国女侦探（书中又称之为“中国之女歇洛克”）这一全新的人物形象，还直接塑造出了一批中国女侦探群像，换句话说，即小说中的女性近乎个个善于推理，人人可为侦探。
整本《中国女侦探》的故事开始于黎采芙、锄芟、李薇园、凌绛英、秦捷真、慧真等一班闺阁姐妹在八月十五中秋小聚，大家一边“吸纸烟”“嚼鲜果”，一边讲“奇案”故事，不想越讲越入迷，一直讲到后半夜，于是决定一起留宿、讲个通宵。而这晚所讲的故事，就是全书中的前两篇《血帕》和《白玉环》。一方面，这两个故事中涉及的女性多少都具有一些侦探才能：比如《血帕》中多亏县令的妻子提醒县令，这才发现了死者夹衣中的血书，后揭露出整个案件的真相；而《白玉环》中更是全靠主人公丈夫住在外地的姐姐卢姨娘及早掌握到了犯罪团伙的阴谋，才救下弟弟的身家性命，由此称小说中的县令妻子与卢姨娘为“女侦探”并不为过（按照小说中的说法，《血帕》是“犹妇人为构成之材料”，《白玉环》则是“以妇人为主动力者”）。另一方面，几位深夜讲故事的闺阁姐妹也都深谙侦探之道，她们在讲侦探故事的同时，也彼此间展开推理竞赛，既各逞机智才华，相互指出对方推理过程中的漏洞与不同的案件可能性，又时刻坚守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不肯轻易下结论，因为她们深知“苟欲为侦探，则谨言其首务也，宁常恃喋喋利口，以自炫其所长邪”。
几位姐妹的侦探故事一直讲到天亮，而这时却真的发生了一起案件，“县学场郭宅被盗矣，所失甚巨，计数千金云”。于是几位姐妹从侦探故事的讲述者化身为真正的“女侦探”，充分发挥她们从各种侦探故事中所获得的侦探经验与才能，从失窃案查到通奸案，后一举揭露出三条人命案的真相，这就是书中第三篇小说《枯井石》的主要情节内容。
总体上来说，《中国女侦探》中的几篇侦探小说多是通过作者故设迷雾，安排几条引人误入歧途的线索假象，然后再逐一推翻，找出真凶，让案情大白，一定程度上仍明显带有晚清时期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的过渡性色彩，即小说里通过“无巧不成书”的方式构造“奇案”的痕迹较重，和同一时期《狄公案》《九命奇冤》等小说风格颇为相似。至于少年吕思勉为何会写这样一本侦探小说，一方面固然和晚清时期侦探小说的流行与有关，按照小说林社主编徐念慈对自己旗下图书销售情况的粗略统计来看，“他肆我不知，即‘小说林’之书计之，记侦探者佳，约十之七八；记艳情者次之，约十之五六；记社会态度、记滑稽事实者又次之，约十之三四；而专写军事、冒险、科学、立志诸书为下，十仅得一二也”，足可见当时侦探小说受欢迎程度之高，而写作侦探小说或许也可以缓解吕思勉此时“家况益坏”的生活窘境；另一方面，吕思勉的这本《中国女侦探》也多少带有一点和西方侦探小说一较高下的雄心，面对当时西方侦探小说涌入中国、人们谈侦探言福尔摩斯的情况，吕思勉（图 —）在小说中明确表示：“予叹曰：此等深奥曲之案，虽使福而摩斯遇之，亦当束手，顾乃以一侨居异地、暂归故乡之女探得之，谁谓华人之智力不西人若哉。”其中透露出明显的民族主义意味。而在晚清的性别政治话语背景下，这句话所隐含的逻辑还在于，既然中国女侦探尚且如此能干，那么中国男侦探还会不如福尔摩斯吗？民族主义与性别政治就以这样一种奇怪的方式被纽结在了一起。
在吕侠的《中国女侦探》次出版 多年之后，日本《新青年》杂志于 年和 年分别将其中的《血帕》和《白玉环》翻译成日文发表，译名为『絕命血書』和『白玉環』，是晚清民国时期非常少见的中国本土侦探小说外译与输出的现象。（图 — 图 —）
图说福尔摩斯中国变形记 战玉冰 著 小说
书名：变形记编号
正：副书名：图说福尔摩斯中国变形记（福尔摩斯在中国百年流变全纪录，福迷知识手册，送福尔摩出版社名称：团结出版社
是否是套装：否
作者：战玉冰著分册名：图说福尔摩斯中国变形记
是否套装：否
书名图说福尔摩斯中国变形记
作者战玉冰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
装帧平装
开本
我的侦探文学启蒙始于小学四年级时读《血字的研究》。那种既恐惧又欲罢不能的阅读体验至今难忘——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迷雾中，福尔摩斯用放大镜观察血迹的侧影、华生医生惊诧的表情，以及那个关于爱与复仇的悲剧故事，都在我心中埋下了对推理文学永恒的热爱。相信很多读者都和我一样，在成长过程中将福尔摩斯与侦探画上了等号。
《图说福尔摩斯中国变形记》的独特价值在于，它让我们看到了福尔摩斯这一文学形象在中国的百年流变，展现了从晚清翻译到当代互联网同人文的完整谱系，让我们相信历史的精彩程度绝不亚于小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福尔摩斯。读过此书，当我们再谈起福尔摩斯，我们就可以在案情和表演之外聊一些新鲜有趣的深度话题；当我们再观看侦探类型片，阅读推理小说、网络同人文时，我们会恍然大悟，原来一些神奇脑洞竟然早在一个世纪前就被文人前辈们玩出了百种花样。这或许就是典神奇的魅力：它永远能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中，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
出于对福尔摩斯的热爱，我们在书中埋下了一个小小的彩蛋——一张福尔摩斯密语名片。读者可尝试借助伦敦所稀缺的一样事物找到名片上潜藏的密语。对爱推理的人而言，真相不会距离他太远。致热爱。
本书是一部尝试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呈现福尔摩斯在中国的百年历程的学术性普及读物。本书聚焦福尔摩斯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历程，从年第 一篇“福尔摩斯探案”小说被翻译引进中国，到年以来大量英剧《神探夏洛克》“同人小说”在中文互联网的广泛创作与传播，跨越百年历史。作者通过深入研究，揭示了福尔摩斯在中国的多样化“变形”，包括文学形象、媒介形态以及文化现象的演变。书中还特别聚焦于图像文本与视觉媒介形式，如书籍封面、杂志版式、小说插图、电影海报、影视剧照、商业包装、广告美术、连环画作、儿童绘本与同人漫画等，以图带文、借图说史，用直观的方式重新讲述福尔摩斯与百年中国之间的复杂关联。本书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是侦探迷不容错过的一部佳作。
中国一篇“福尔摩斯探案”小说翻译
包拯与福尔摩斯交接班
《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与“福尔摩斯”牌香烟
福尔摩斯中国奇遇记
中国一部长篇侦探小说《中国侦探：罗师福》
从“东方福尔摩斯探案”到“霍桑探案”
福尔摩斯的“对手”们
“中国之女歇洛克”
“门角里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连环画
电影里的福尔摩斯
关于福尔摩斯的批判
叶永烈与“科学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在香港
《神探夏洛克》与网络同人文
读福尔摩斯，从娃娃抓起
“福尔摩斯研究”在中国（代后记） 战玉冰、刘臻
“中国之女歇洛克”
侦探小说中的侦探似乎是一个专属于男性的职业。世界侦探小说史上一位男性侦探角色是爱伦·坡笔下的西·奥古斯特·杜宾（ ），次出现在 年的《莫格街凶杀案》中；一位享誉的男性侦探是柯南·道尔所塑造的夏洛克·福尔摩斯（ ），自 年《血字的研究》发表以来，几乎成为侦探这个职业的代名词；世界上一位被广泛阅读和认知的女性侦探角色则要等到 年，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寓所谜案》中，简·马普尔小姐（ ）次登场，后来成为“阿婆”笔下足以和赫尔克里·波洛（ ）比肩的典侦探形象，而此后其他作家笔下的女侦探，无论从流传广度还是典程度来看，也都少有能与之争锋者。
在中国早期侦探小说史上，诸如霍桑、鲁平、李飞、徐常云、宋悟奇、胡闲等一批有名的侦探形象也通常是男性。在侦探这个职业中，“男女比例失调”的现象似乎再寻常不过。这背后的原因很复杂，比如当时中国侦探小说多模仿自西方福尔摩斯与亚森·罗苹两大系列，作者也就相应地将自己虚构的“东方福尔摩斯”或“东方亚森·罗苹”等侦探主角同样设定为男性。又比如早期侦探小说中的侦探多为“行动派”，四处奔走、乔装易容、抓捕犯、近身搏斗、街头枪战，甚至快艇追逐等情节都很常见，而在当时的侦探小说家们看来，这些工作似乎更适合安排一名男性角色来完成，其中渗透了某种微妙的“男性想象”。这也和后来马普尔小姐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乡村庄园中，坐在安乐椅上一边聊家常，一边打毛线，顺便推理破案的情节模式有很大不同。
当然，这并非是说中国早期侦探小说中没有女侦探。在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侦探小说作品中，女侦探虽然不多，但却有着多种不同的面貌与别样的风采，从马普尔小姐式的“安乐椅侦探”到“女华生”，再到女侠侦探或女飞贼侦探等，不一而足。
如果细数中国早的女性侦探形象，大概可以追溯至商务印书馆 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出版发行的《中国女侦探》一书，这是一本文言短篇侦探小说集，内收小说三篇：《血帕》《白玉环》和《枯井石》。作者署名“阳湖吕侠”，经邬国义等学者考证，应为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无疑。图 —、图 — 就是这本《中国女侦探》的封面和版权页，该书于 年还被商务印书馆放在“小本小说”的系列中重新出版过。（图 —、图 —）更有趣的地方在于，吕思勉先生的这本侦探小说“少作”，不仅如书名所言，创了中国女侦探（书中又称之为“中国之女歇洛克”）这一全新的人物形象，还直接塑造出了一批中国女侦探群像，换句话说，即小说中的女性近乎个个善于推理，人人可为侦探。
整本《中国女侦探》的故事开始于黎采芙、锄芟、李薇园、凌绛英、秦捷真、慧真等一班闺阁姐妹在八月十五中秋小聚，大家一边“吸纸烟”“嚼鲜果”，一边讲“奇案”故事，不想越讲越入迷，一直讲到后半夜，于是决定一起留宿、讲个通宵。而这晚所讲的故事，就是全书中的前两篇《血帕》和《白玉环》。一方面，这两个故事中涉及的女性多少都具有一些侦探才能：比如《血帕》中多亏县令的妻子提醒县令，这才发现了死者夹衣中的血书，后揭露出整个案件的真相；而《白玉环》中更是全靠主人公丈夫住在外地的姐姐卢姨娘及早掌握到了犯罪团伙的阴谋，才救下弟弟的身家性命，由此称小说中的县令妻子与卢姨娘为“女侦探”并不为过（按照小说中的说法，《血帕》是“犹妇人为构成之材料”，《白玉环》则是“以妇人为主动力者”）。另一方面，几位深夜讲故事的闺阁姐妹也都深谙侦探之道，她们在讲侦探故事的同时，也彼此间展开推理竞赛，既各逞机智才华，相互指出对方推理过程中的漏洞与不同的案件可能性，又时刻坚守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不肯轻易下结论，因为她们深知“苟欲为侦探，则谨言其首务也，宁常恃喋喋利口，以自炫其所长邪”。
几位姐妹的侦探故事一直讲到天亮，而这时却真的发生了一起案件，“县学场郭宅被盗矣，所失甚巨，计数千金云”。于是几位姐妹从侦探故事的讲述者化身为真正的“女侦探”，充分发挥她们从各种侦探故事中所获得的侦探经验与才能，从失窃案查到通奸案，后一举揭露出三条人命案的真相，这就是书中第三篇小说《枯井石》的主要情节内容。
总体上来说，《中国女侦探》中的几篇侦探小说多是通过作者故设迷雾，安排几条引人误入歧途的线索假象，然后再逐一推翻，找出真凶，让案情大白，一定程度上仍明显带有晚清时期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的过渡性色彩，即小说里通过“无巧不成书”的方式构造“奇案”的痕迹较重，和同一时期《狄公案》《九命奇冤》等小说风格颇为相似。至于少年吕思勉为何会写这样一本侦探小说，一方面固然和晚清时期侦探小说的流行与有关，按照小说林社主编徐念慈对自己旗下图书销售情况的粗略统计来看，“他肆我不知，即‘小说林’之书计之，记侦探者佳，约十之七八；记艳情者次之，约十之五六；记社会态度、记滑稽事实者又次之，约十之三四；而专写军事、冒险、科学、立志诸书为下，十仅得一二也”，足可见当时侦探小说受欢迎程度之高，而写作侦探小说或许也可以缓解吕思勉此时“家况益坏”的生活窘境；另一方面，吕思勉的这本《中国女侦探》也多少带有一点和西方侦探小说一较高下的雄心，面对当时西方侦探小说涌入中国、人们谈侦探言福尔摩斯的情况，吕思勉（图 —）在小说中明确表示：“予叹曰：此等深奥曲之案，虽使福而摩斯遇之，亦当束手，顾乃以一侨居异地、暂归故乡之女探得之，谁谓华人之智力不西人若哉。”其中透露出明显的民族主义意味。而在晚清的性别政治话语背景下，这句话所隐含的逻辑还在于，既然中国女侦探尚且如此能干，那么中国男侦探还会不如福尔摩斯吗？民族主义与性别政治就以这样一种奇怪的方式被纽结在了一起。
在吕侠的《中国女侦探》次出版 多年之后，日本《新青年》杂志于 年和 年分别将其中的《血帕》和《白玉环》翻译成日文发表，译名为『絕命血書』和『白玉環』，是晚清民国时期非常少见的中国本土侦探小说外译与输出的现象。（图 —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