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本：16开 |
| 纸张：胶版纸 |
| 包装：平装-胶订 |
| 是否套装：否 |
|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547621806 |
| 所属分类：图书>经济>经济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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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新”对税收的认知。政府机构之建立、政策之施行，公民权力之行使，均由财税支撑。一个无税的社会，最终会走向何方？罗马共和政制晚期的动荡图景为这一问题提供了参考答案。
·提供“无税之痛”的历史教训与当代警示。本书通过深度还原古罗马贵族与国家之间的钱权博弈，体察普通罗马人的生存困境，最终发出“无税之益”实为“无权之痛”这一深刻警示。当代人可以从这段历史中汲取教训、获得启发。
·弥合罗马经济与政治研究的鸿沟。有关古罗马的历史著作已有不少，但关于古罗马财政的状况及其如何影响权力运行的研究，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与发掘。本书创新性地采用财政经济学的视角解读罗马共和国历史，可填补罗马财政社会历史研究领域的空白。
内容简介
古罗马的战争为征服者带来了巨额财富，但这些财富对其政治及社会有何影响？财富的涌入导致罗马公民不必再缴税，这对他们来说真的是好事吗？本书首次从财政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对罗马展开研究，并提出以下论点：罗马的财政特点塑造了其权力结构和政治互动模式。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完整地理解罗马的历史。
通过考察帝国利润的分配方式，本书深入探讨帝国的财富如何颠覆了罗马的公共生活，以及税赋的取消如何导致罗马公民的议政地位一落千丈，并提出了关于罗马国家创建、财政历史、公民参与、贵族主导地位以及最终过渡到专制的新观点。
本书首次尝试将财政社会学和罗马的历史发展联系起来，提供一套独特的结构来测试社会科学中通行的学科理论，致力于弥合罗马政治史和经济史研究之间的鸿沟。
作者简介
詹姆斯·谭（ ）曾在悉尼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古代史，主要研究罗马政治史和经济史。他曾是美国联合学院古典学的客座教授，现在是霍夫斯特拉大学历史学和古典学的助理教授。
詹姆斯·谭在高中时开始学习罗马历史。他在悉尼大学修读本科和硕士学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修读博士学位，专注于研究罗马共和国的历史。他的研究主要考察罗马精英如何主宰他们的社会、人们如何促成和应对经济变化，以及我们作为学者和学生如何将这些问题概念化。
郑海洋，河南息县人，现就职于河南工学院人文素质教育中心，著有《胡骑啸长安：盛唐诗人的安史离乱》，译有《荷兰财政金融史》等。
陈姗姗，副教授，江苏南京人，暨南大学管理学硕士，现就职于河南工学院管理学院，译有《演化过程与组织适应：战略管理的孟德尔视角》。
目录
总序
译者序
致谢
概述
论点
第一部分
第章 富裕的罗马，贫穷的国家
私人资源
公共资源
结论
第章 包税制的利用与滥用
历史上的包税制
弱承包商和强承包商
国家与承包商总序
译者序
致谢
概述
论点第一部分第章 富裕的罗马，贫穷的国家
私人资源
公共资源
结论第章 包税制的利用与滥用
历史上的包税制
弱承包商和强承包商
国家与承包商
贵族与承包商
结论第章 行省的暴利
贷款、债务和公共收入的私有化
行省行政管理与公共收入私有化
结论第二部分第章 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纳税人的权力
罗马的纳税人负担得起一支舰队吗
纳税人的控制和战争的宣布
纳税人的“反抗”和关于舰队的禁令
结论
第章 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纳税人的困境
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财政困境
坎尼战役前的公众力量公元前—前年
战争最黑暗时期的领导、服从和愤怒公元前—前年
结论第章 格拉古之死和格拉古之税
提比略和公共土地
盖乌斯、国家和贵族
结论总结
评论
结语
参考文献
索引
前言
译者序
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是一本讲述古罗马财政政治的著作。对于古罗马，中国人有特别的感情。从城邦成长起来的罗马帝国，曾经和大汉帝国并立于欧亚大陆两端，辉映一时。为了能让大家更好地理解古罗马的财政与政治状况，作为译者，我想先简单交代一下相关的历史背景。
一
公元前—前世纪，在不足一百年的时间里，罗马人先后战敗迦太基、马其顿等国，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如此功业“不仅前无古人，而且恐怕也后无来者”。罗马人的伟大征服，是否与他们的政体有某种直接的关系？这在当时已经引起了学者的注意。
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 与第三次布匿战争的统帅小西庇阿（ 是好朋友。公元前年，波利比乌斯曾 与后者一同站在迦太基城下，看着这座伟大的城市被罗马人付之一炬。建城七百年的迦太基被彻底毁灭，罗马从此在地中海上再无敌手。在其名著《通史》第六卷中，波利比乌斯写道：“一个国家所有问题的成功或者失败，都在于整个国家的政体形态。”他认为，共和国时期的罗马政体是“所有现存的政体中最为优良的政体”。何以如此说呢？译者序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是一本讲述古罗马财政政治的著作。对于古罗马，中国人有特别的感情。从城邦成长起来的罗马帝国，曾经和大汉帝国并立于欧亚大陆两端，辉映一时。为了能让大家更好地理解古罗马的财政与政治状况，作为译者，我想先简单交代一下相关的历史背景。一公元前—前世纪，在不足一百年的时间里，罗马人先后战敗迦太基、马其顿等国，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如此功业“不仅前无古人，而且恐怕也后无来者”。罗马人的伟大征服，是否与他们的政体有某种直接的关系？这在当时已经引起了学者的注意。
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 与第三次布匿战争的统帅小西庇阿（ 是好朋友。公元前年，波利比乌斯曾 与后者一同站在迦太基城下，看着这座伟大的城市被罗马人付之一炬。建城七百年的迦太基被彻底毁灭，罗马从此在地中海上再无敌手。在其名著《通史》第六卷中，波利比乌斯写道：“一个国家所有问题的成功或者失败，都在于整个国家的政体形态。”他认为，共和国时期的罗马政体是“所有现存的政体中最为优良的政体”。何以如此说呢？
在波利比乌斯之前或是与他同时代的作家，一般把政体分为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波利比乌斯认为，这 三种单一的政体都会不可避免地退化、败坏，衍生出另外三种政体，即僭主制 、寡头制 、暴民制 。 在历史上，这六种制度会依次出现，构成循环。
最初，人们像野兽那样群居杂处，混乱无序，为了应对危险，他们会自然地选择追随强者和最勇敢的人。如果有人在危险来临时挺身而出，保护同伴免于灾难，那么他自然就会得到人们的爱戴与尊重。如果这个人以善和正义来分配奖赏与实施惩罚，人们就会服从他。当他死后，人们也愿意相信他的后代会继承他的德行，并拥立他的后代为领袖。这就是君主制的起源。
当君主的后代沉溺于自己的欲望而脱离了群众时，君主制就退化成了僭主制。僭主制和君主制类似，也由一人统治整个国家，但它的统治并非建立在民众自愿的理性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由于不能忍受僭主的胡作非为，那些道德高尚、勇敢的人会联合民众废除僭主，并承担管理民众和公共事务的职责，这就形成了贵族制。
当贵族的后代腐化堕落时，贵族制就退化成寡头制，变成极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无道统治。长此以往，不堪忍受的民众必然会揭竿而起，杀死或放逐寡头，以民主的方式管理国家，于是民主制就建立了。民主制的创建者高度珍视平等和言论自由，但是当他们死后，其后代因为贪恋权力与名声，逐渐开始贿赂、奉承民众。他们的恭维与奉承会让民众变得骄矜自大，当民众习惯了牺牲他人和依靠他人的财产度日后，就不会再愿意遵从公平公正的原则，而是会要求自己占有最大的权力份额。同时，一些人的贪婪逐利又会让民众心怀不满。届时，民众会被野心家利用，被激情所左右，集结军队，屠杀、放逐、劫掠，将民主制推向暴民制。暴民制以自由和民主为帜，实则是最糟糕的政制，它将社会重新推入混乱无序的野蛮状态，直到民众再次找到一位合适的君主。
君主制会衍生僭主，贵族制会衍生寡头，民主制会衍生野蛮和暴力，当然都不是良好的政体。波利比乌斯认为，罗马的共和政体既包含君主制和贵族制的因素，也存在民主制的因素，这三种因素分别以执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为代表，每一种因素在秩序上都是公平的，集合了三种制度的优点，所以是最优良的政体。
波利比乌斯对罗马共和国混合政体的看法也得到了许多现代学者的赞同，安德鲁·林托特（ ）就认为，对于研究罗马政制史的现代学者而言，波利比乌斯的论述是一个“良好的导言”。林托特的《罗马共和国政制》一书，基本就是以波利比乌斯的论述为立足点，分别讨论了罗马共和国的公民大会、元老院、行政官员和司法体系。林托特指出，波利比乌斯的论述虽然略显简化，但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其尤为重要的是，波利比乌斯强调了共和国各种权力主体之间相互制衡的特性，罗马的政制正是以这种相互制衡的特性为基础建立的。
元老院、公民大会和行政官员三者之间的分权与制衡，是罗马共和国政制最明显也是最主要的特征。三者之间，又以元老院的作用最为重要。元老院拥有崇高威信和极大权力，它控制和支配了国家的钱袋子——国家财政，所有的收入和支出都由元老院管理。如果没有元老院的支持，领兵在外作战的执政官根本就无法获得军事补给。同时，元老院也决定着国家的重大方针和政策。元老院负责向其他城邦派遣使者和接待其他城邦的使者，并在事实上监管整个罗马和盟友领土上的法律实施状况与安全。
但是，元老院在某些特定事项上也会受制于人民和监察官的意愿。例如，只有在民众授权后，元老院才能对严重违反国家法律的罪行进行调查，并对犯罪者处以极刑；若元老院的提案涉及元老自身的荣誉及权益，则必须由公民大会来表决；如若元老院的决议有可能侵害民众利益，保民官作为平民利益的代表可以随时行使其否决权。另外，行政长官中的监察官则在对元老院成员的审查、补充方面拥有极大的权力。若有元老不注意自身行为的合法性及影响，监察官可以将他们逐出元老院。
在共和国的行政官员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是执政官，他们享有最高治权。按照波利比乌斯的描述，他们就像君主那样“拥有最高权威”，他们在罗马时，其他官员都是他的下属，只有保民官除外。执政官主持元老院的日常活动，控制着使节对元老院的晋见；挑选供元老院讨论的事务，执行元老院的命令。在战争中，他们对所有等级的罗马士兵及罗马同盟者享有近乎专断的权力，有充分的权威惩治他们；花费金钱的数额，也以他们认为合适为准。
但是，执政官也受到公民大会和元老院的制约：执政官只有在满足公民大会表决且元老院批准的双重条件下才得以当选。执政官在战争时期享有最高的军事统帅权，但其军队的后勤保障则依赖元老院的支持。另外，出于对独裁者的痛恨，执政官、保民官等共和国的高级官职任期都只有一年。为防止在危急时期两位执政官的相互掣肘而贻误军机，罗马人设立了独裁官一职。同样为了防止独裁官长期攫取最高权力，罗马人规定独裁官的任职最长为半年。半年之后，即使危急尚未解除，独裁官也必须交出权力。任期如此之短，使得官员很难在任职期间擅权或培养自己的私人势力。
此外，共和国还规定高级官员不得兼职，且在一定时间内不得连任。前年，罗马通过一项决议对此做出了明确规定：禁止官员在同一时间内担任两种官职，且一人不得在十年内再次担任相同官职。在前世纪，罗马再次颁布禁令：禁止通过选举连续担任某一官职。短任期制和对连任的限制，使得罗马共和时期的权力被有效约束。此外，一年期满卸任的执政官必须向人民述职。如若任期内有过错，执政官将会被追究责任。民众对执政官的这种制约与监督迫使其在一年任期内恪尽职守。
在执政官之下，相对较为重要的官员还有法务官、市政官、财务官和平民保民官等，均是一年一换。法务官是除执政官外唯一握有最高治权的官员，也就是拥有统帅军队和主持元老院会议的权力，其主要职责集中在民事以及后来的行省司法领域。在法务官之下是市政官，他们主要负责罗马市政维护，体现在道路、供水、食物以及竞赛等方面。财务官的位次比上述官员都低，主要负责财政和法律方面的事务。
保民官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其他官员，它产生于前年第一次平民撤离运动之后，最初是对富裕平民阶层开放的唯一的官职。每年有名保民官当选，其主要职能是保护平民的正当利益不受贵族官员的侵犯。出于这一原因，保民官拥有较广泛的权力，包括有权为被政府官员逮捕的公民提供支持，宣布另一名官员的行为无效，以及在平民议事会上提出立法议案等。理论上，保民官的人身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在共和国历史上保民官被加害的例子时有发生，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是前世纪的格拉古兄弟（ ）遇害事件。
理论上，共和国是“人民之事业”，罗马的各种官职，包括执政官，都是由人民授予和选任的。国家的主权掌握在人民手中，人民有权批准或否认法律，公民大会在形式上掌握国家最高权力，体现着人民主权的原则。因为公民大会和保民官的存在，罗马平民可以抵御贵族和元老院对自己利益的侵夺与伤害。
公民大会的权力同样有所限制。首先，它必需由官员——执政官、保民官等高级官员——召集才能召开，离开了召集人，公民大会也就不存在。其次，公民大会仅听取官员的讨论，然后就讨论并进行投票表决，参与大会的公民并无参与讨论的权利。公民大会只能对所提议案表决支持与否，不得修改议案或提出新议案。一般在涉及军事、政治等国家重大事务时，人民往往会接受并服从元老院的决定。另外，在议程开始之前，执政官可以取消其他官员召集的公民大会。
总之，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罗马共和政制是一项卓越的成就。它稳定而不失灵活，在集体和个人统治之间维持着有机的动态平衡，任何一方都不会因为自身权力过大而危及另外二者。数百年来，罗马借此制度征服了意大利半岛的各个城邦，驱动罗马的军队跨越浩瀚的海洋，度过汉尼拔战争的至暗时刻，迎来震古烁今的辉煌，但这个制度却从未为管理一个庞大帝国做好准备。二在波利比乌斯去世短短几十年后，这个被他称为“最优良政体”的共和国制度就彻底崩坏了。前年，执政官苏拉（）率兵进入罗马城，开启了军事独裁的先河。苏拉大肆清除异己，自任终身独裁官。此时距离波利比乌斯去世仅仅过去了三十年。又过了四十年，前年，高卢总督恺撒（）率兵渡过卢比孔河流，再次掀起罗马内战。战争持续了二十年，无数人丧生，就连恺撒本人亦遇刺而亡。最终，伴随着内战一同结束的，还有早已名存实亡的罗马共和政制。
共和国的权力平衡是如何崩坏的？这个问题无论从何种角度来回答，都会不可避免地论及罗马人的大规模征服。连绵不断的战争投入与源源不断的财富流入，导致罗马的社会发生深层的变革，贵族与平民、元老院与军事统帅、罗马人与意大利同盟者之间的矛盾日益累积，旧有的共和政制不断遭到冲击。
征服带来的大量奴隶和财富，首先迫使罗马的农业经济发生转型，从之前以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逐渐转变为以奴隶劳作为主的大庄园经济。一方面，贵族变得越来越富有；另一方面却是平民逐渐失去土地，沦为无产者。无休止的征兵不断地夺去罗马公民的性命，帝国的战线越来越远，士兵服役期越来越长，家乡的田园逐渐荒芜，成千上万的普通罗马人在战争中逐渐破产，生活难以为继，新征服的土地又被贵族牢牢地攥在手中。失去土地的人开始流向城市和首都罗马，因为罗马的征兵制度以财产为标准，无产者没有应征入伍的资格，只能沦为不安定的城市暴民。
意大利的同盟者同样心存不满。他们为罗马提供了大量兵源，保证了罗马人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但他们要承受经年累月的战斗，虽然可以分得部分战利品，却无法在政治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没有罗马的公民权，不能分得土地。
前—前年格拉古兄弟改革引发的暴力冲突是此类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提比略·格拉古（ ）在前年当选保民官，他提议重新分配土地，将所有被私人占有的、超出定额的公有土地充公，然后将这些土地以尤格拉（尤格拉约为英亩，约合公顷）为一个单元分给失业的小农，并且要求分配后的土地不得转让，富人不得将它们再次收购。提比略希望以此来减少城市暴民，改善兵源危机，但遭到来自元老院的反对，因为元老们是改革中损失最重的那部分人，他们需要交出自己占有的公共土地。提比略率领他的支持者强行推行新法，不可避免地挑战了元老院的权威，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反对者们散播流言，声称提比略意欲成为罗马的国王，这是共和国元老们最不能容忍之事。当提比略再次竞选保民官的时候，一些元老院成员带领随从围攻了他。最终，提比略被乱棍打死，尸体被扔进台伯河里。
前年，提比略的弟弟盖乌斯（ ）当选保民官，再次举起改革的大旗。像提比略一样，盖乌斯试图通过重新分配土地为小农提供帮助。为了帮助数量日益增加的罗马城市贫民，他不仅限定国家售卖粮食的价格，还对新崛起的骑士阶层施以援手，在罗马行省建立了包税制，由骑士群体负责监督税收，保障国家获取一定的利润。与此同时，他还将原来掌握在元老成员手中的行省司法权交给骑士阶层，允许来自骑士阶层的人主持刑事法庭，防止元老院成员对法庭的滥用。
盖乌斯的改革计划在为他个人带来巨大声誉的同时，也招来了反对者刻骨的仇恨。反对者认为他的政策威胁到了元老院集体的权威，而且他个人的地位和声望有可能让共和国的权力结构失去平衡。前年，盖乌斯连任保民官成功。他推出一项法案，要授予意大利同盟者全部的罗马公民权，但是遭到罗马贵族和平民的一致反对，平民担心这会给他们的食物和工作带来竞争。这项政策的失败削弱了盖乌斯的地位。当盖乌斯准备竞选他的第三个保民官任期时，一个反对他的市民前来劝说他放弃施政计划，却被盖乌斯的随从刺死。这是一个意外事件，但元老院里的反对者适时地抓住这一把柄，他们破天荒地通过“元老院最终决议” 授予执政官欧比缪斯额外的权力以保卫共和 国，并讨伐所有的“暴君”。欧比缪斯率领一队步卒和一群克里特弓箭手，血腥屠杀了盖乌斯及其支持者。一共人被杀，其尸体被扔进河里，身后产业亦被没收。
格拉古兄弟的改革计划极大地伤害了元老院成员的既得利益，本就不可能获得元老院的支持；为了推动改革，他们借助公民大会的力量强行推动法案，树立了个人威信，却极大伤害了元老院的权威，对共和国的权力平衡构成威胁，在没有强大武力支持的情况下，其失败几乎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
格拉古兄弟死了，但罗马的根本矛盾依旧没有解决，随着土地控制、军队征兵和同盟者权利等方面的矛盾持续酝酿、升级，一系列军事危机最终为军阀的崛起打开了大门，元老院的集体领导权不断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前年，朱古达战争在非洲爆发，被派去作战的将领收受贿赂，腐败无能，战争迟迟不能结束，直到前年盖乌斯·马略（ ）当选执政官并成为军队统帅后，罗马人才看到胜利的希望。前年，朱古达战争进入尾声，但凶猛的日耳曼人却在南部高卢接连打败罗马人。在奥朗治战役中，万罗马军队被日耳曼人全歼，共和国陷入危急之中！从非洲凯旋的马略被罗马人视为救星，从前年到前年，马略连续五年当选执政官，这对执政官一年一换届的传统是一种极大的讽刺。
为提升军队的战斗力，马略对军制进行改革，内容主要包括：执政官指挥的军团数量不再受到限制，而是可以根据需要适量增加；军队的将官和幕僚不再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明确由总司令任命；不再以资产多少来征召士兵和划分军团等级，而是实行募兵制，吸纳失业者进入军队。因为不需要返乡耕种土地，这些无业的志愿兵可以在军队中服役更长时间，加上他们出身贫苦，所以更能吃苦耐劳、忍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和纪律约束。为了博取他们的忠心，马略向他们许诺，服役期满后将为他们分配一份土地。
改革后，罗马军队的战斗力显著提升，日耳曼人被打败，共和国的危机解除了。军事上的胜利和六次执政官的任期让出身贫寒的马略获得了空前的政治地位，但无形中也抬高了罗马贵族之间竞争的赌注，所有参与权力角逐的统帅都会忍不住想：“马略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
马略的军制改革带来的更为深远的影响是：它为后来苏拉、庞培（）和恺撒的独裁统治奠定了基础。由于志愿兵大部分是无产者和贫穷的农民，他们在服役期间完全依赖于薪金和战利品，即使在退役以后，也没有任何地方能接纳他们。对于这些志愿兵来说，军营便是他们的家，战争便是他们唯一的职业，将军便是他们唯一的希望。所以，他们更愿意留在军营，服从将军的命令，并希望在退役以后通过将军之手获得一定的土地。军队与共和国的关系逐渐被军队与将军的关系所替代。将军成为士兵追随和依附的对象，士兵成为将军参与政治博弈的工具。
前年，马略的前部下、在同盟战争中屡获战功的苏拉成功当选执政官，并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对米特拉达梯战争的指挥权。当他返回部队着手为东征做准备时，马略却联手保民官苏尔皮基乌斯·卢福斯在公民大会上剥夺了苏拉的指挥权，改由自己担任东征的指挥官。此举激怒了苏拉，他向麾下的士兵宣布了这个爆炸性的新闻，然后带着他们直扑罗马，誓要夺回自己的指挥权。
在共和国晚期，赢得对外战争的指挥权不仅意味着凯旋式上的无上荣耀，更意味着难以计数的战利品和财富。为了能掠夺战利品，许多共和国的将领故意挑起战争。例如，前年，一个名叫格涅乌斯·曼利乌斯·乌尔索的不起眼的贵族，借罗马和安条克发动战争之机，从叙利亚进入与其接壤的加拉提亚地区，无端发动了一场掠夺式袭击。乌尔索的行动此前并未得到元老院同意，却被授予举行凯旋式的殊荣。在后来的罗马对外关系史上，此类贪暴的行为不断发生，对那些身处异域、野心勃勃的将领们来说，罗马的行政和司法体系总是显得鞭长莫及、约束乏力。
不仅苏拉不能忍受丧失指挥权，对于普通士兵而言，跟随指挥官战斗——无论是杀向罗马还是海外，都是他们职业生涯的最优选择。
虽然罗马人从海外掠夺了天文数字的财富，但这些财富并没有均匀地流入普通罗马人的家庭，而是集中流向了贵族精英的私人庄园。精英们通过垄断战争的指挥权，攫取了超过他们先辈百倍万倍的财富。共和晚期的一两代贵族，其财富之巨甚至远超过许多富庶的东方君主，其家产足以让他们养活一支几万人的军队！因为共和国的官职任期都很短，贵族们也不愿意让财富流入国库——那样意味着自己很少有机会染指。所以，虽然征服的范围不断扩大，共和国掠夺的资源越来越多，但国家的公共职能却一直停步不前。国家职能的停滞堵塞了普通人改善现状的潜在途径。正如本书作者所说，“如果普通罗马人想在新经济的蛋糕中分上一块，他就必须接受那些把蛋糕锁起来的人的统治”，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加入贵族精英的军团，将自己与社会上层和精英阶层的巨大财富更加紧密地捆绑在一起。
总之，无论是马略和苏拉这样的贵族，还是长期跟随他们作战的罗马士兵，战争对他们而言都是无法拒绝的诱惑，战争胜利后的高额回报让他们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挥剑指向自己的祖国和同胞。
虽然在实际上践踏了罗马的共和制度，但在精神上，苏拉却仍然坚定地拥护共和制。这一点颇耐人寻味。前年，苏拉主动辞去独裁官一职。在此之前，他试图修复已经被自己破坏的共和政制。苏拉扩充元老院，将一些有经验的、智慧的人拉进元老院，甚至包括他的一些对手，以恢复元老院的权威；他报复性地削弱了保民官的职权，取消了保民官提出法案的权力，避免他们攻击执政官的提案；他还试图通过立法来避免延长军队统帅的任期。苏拉的改革和辞职让他的独裁看起来仿佛是一次意外，以至于有人把他看作再造共和的功臣，但不仅他的改革无法让共和国回到从前，而且他的倒戈已经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苏拉死后，共和国的对外扩张依然在继续，共和国的指挥官们仍然需要长年在外统兵。在苏拉卸任之后的十年里，在西班牙，为了与塞尔托利乌斯（作战，凯西利乌斯·梅特路斯 在那里待了 大约九年，庞培在那里待了六年；在东方，李锡尼乌斯·卢库鲁斯（ ）待了大约七年，还有许多统帅在那里待了大约三年。这种态势发展到最高峰，便是恺撒在前年—前年连续十年担任高卢战争的指挥官。当元老院要求恺撒在任期结束后解散军队时，恺撒像苏拉一样，选择了拒绝；与苏拉不同的是，恺撒没有在破坏了共和之后又重建共和，而是选择用一系列改革彻底埋葬了共和。
之所以有这么多连续将兵的统帅接连出现，一方面的原因是战场数量众多，缺乏足够能干的统帅，另一方面则缘于统帅个人的政治野心。罗马从建城开始就强敌环伺，为了生存，罗马人形成了英勇好战的尚武传统，战争是罗马政治生活的核心问题之一。每年的宗教仪式标志着战争的开始和结束，这种形势一直持续到共和国中期。从公元前世纪开始，罗马人的战争逐渐由以防御为主型转向以扩张为主型。但军队的主体尚没有大的变化，主要是由贵族领导的有产业的罗马公民。战争的宣布和条约的缔结都由公民大会最终决定。此时罗马人在对外战争中所获的经济利益很少，战争的推动仍然依赖于罗马公民提供贡赋和兵役，所以贵族并不能撇开公民大会随意发动战争。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前世纪前期，在此阶段，罗马将军们的个人野心尚有所限制，罗马人的对外战争决策都相对谨慎。
前年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的胜利是一个重要的转点，罗马人在彼得那战役中彻底打败马其顿国王珀尔修斯（）后，从后者的王宫里掳获了大量的财富，罗马市民因此被免除了贡赋。普鲁塔克（）说，贡赋的免除“给罗马人民带来莫大的利益”，但本书作者詹姆斯·谭（ ）却认为，事情远比看上去要复杂得多。在本书的第、第章，作者详细分析了免除贡赋对公民政治权利的伤害。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公民大会可以否决元老院再造一支舰队的提议，但在前年之后，由公民大会决定对敌宣战或与敌媾合的记录就很少见了。例如，前年，在第三次米特拉达梯战争之前，没有证据表明公民大会曾就是否开战投过票。
当战争的发动不再需要罗马公民提供的贡赋时，公民对战争决策的影响力就大打扣；当军队的兵源也不再依赖于那些有产业的公民时，罗马人民对战争的决策就彻底失去了影响力。从缔结条约的明文记载来看，在共和国晚期，元老院似乎已经垄断了对战争和合约的批准权。人民看似获得了“不税之益”，实则收获的却是“不税之痛”。因为毋需纳税，所以也就无权干政，只能眼睁睁看着共和国的权力被一小部分野心家玩弄于股掌，直至崩溃。如果用今天的流行话语来概括这种态势，那就是，对外征服让罗马的统治贵族们拥有了“财富自由”；“自由”为他们原本虚幻的政治野心插上了坚实的现实翅膀，让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动战争，掠夺财富，操纵暴民，颠覆政权。从财政学的视角看，正是海外征服带来的巨大财富冲毁了共和国的政制之基，使共和国死于“不能承受之富”。正如英国学者戴维·温格（）所说，“从真正意义上说，罗马共和国是自身成功的一个牺牲品”。
相较于苏拉徒劳地试图拯救共和国，恺撒的决定显得更清醒一些。恺撒认识到共和国“既没有外表也没有实质，只剩下名义了”，所以他选择为其送葬。恺撒是对的。晚期的罗马共和政制已经无力解决它所面对的种种问题，它所征服的世界如此之广，攫取的资源如此之丰富，造成的贫富差距又如此之大，社会规则的失序和传统权威的崩溃又如此之彻底，种种问题无论如何都不再可能在旧有的城邦共和的制度下得以解决。它的崩溃是必然的。三共和国死了，但并不值得人们为它悲伤。虽然有小加图（ ）这样坚定的共和主义者选择为它殉葬，但对于千千万万普通的罗马人来说，事情并没有那么糟糕。共和国晚期的生活实在不值得留恋。
本书作者通过大量细节向我们描述了共和国末期普通罗马人的生活环境：统治精英掠夺成性，国家财政贫乏无力，公共福利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罗马人民无力改变自己的境遇，只能依附于贵族庇护人，在其身后分一些残羹冷炙。当他们的庇护人选择与恺撒或者庞培争夺权力时，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押上身家性命随之一起跳入命运的转盘。很难相信这会是他们想要的生活。在本书的结尾，作者不无悲悯地写道：“让他们感到欣慰的是，当奥古斯都（）建立一个新的独裁政权后，他们的后代至少被允许分享一些帝国的战利品，而不必再跟随庇护人进行血腥的战斗。”著史者其有忧患，读史者岂可不明会于心哉！
本书的正题“无税之痛”是译者所加，意图概括书中所表达的三层警示意义：
财税是国之根本，政府机构之建立、政策之施行，均由财税支撑，但罗马的统治精英们并不愿意看到一个力量强大、职能健全的国家，他们有意舍弃了更富有效率的税收政策，导致国家贫弱、政府公共职能停滞，如此他们便可上下其手，谋求私利。此可谓国家之痛。
共和国晚期，罗马改变赋税政策，免除公民缴纳贡赋的义务，公民也因此失去了影响决策的权力；由此，公民对公共事务日益冷漠，无法建立起公民与国家“同命运、共呼吸”的关系，此是庶民之痛，亦是国家之痛。
由于国内赋税不足，统治精英转而依靠对外征服或是掠夺同辈积累财富，在战利品和凯旋式的双重刺激下，精英们贪婪成性，热衷于挑起对外战争，不仅给他国人民带来无尽苦难，亦为自己带来巨大的风险。在国家贫弱而个人富可敌国的情况下，财富的效用会被无限放大，当财富可以购买民意、豢养军队，其反噬力也会无限加倍。来自同辈的猜忌与仇恨，轻则引来倾轧，重则激起内战。战争起时，任是累世簪缨，亦难说能保全宗庙。这当然也是统治者之痛。
这就是本书为我们描述的来自古罗马的警示故事，正像书评人米高·泰勒（ ）所说，它描绘了“一幅走向衰亡的共和国图景：掠夺成性的统治精英、消极冷淡的社会民众和不值得倚恃的国家财政”。这样的故事不仅会让学者受益，也会让所有关注国家命运的人得到启迪。
本书译稿得以完成，深赖上海财经大学刘守刚老师的悉心指导与长期勉励。年初，刘老师慧眼独具，选定此书，嘱我翻译。初稿完成后，刘老师仔细审阅，就其中问题与我反复商讨，逢我不能领会处，刘老师乃亲自动笔修改后付我。年，原定的出版计划因故暂停，刘老师又多方联络，费尽周确定出版事宜，竭心用力之状，令我感佩交并。同译者陈姗姗是我爱妻，多年来一直陪伴、照顾我和我们全家；见我俗务繁杂，她在操劳之余挤出时间，主动完成了本书前三章的翻译任务，并在完稿后参与校对。对于她的无私付出，我永怀感激并深愧不能报答万一。在此一并致谢。
郑海洋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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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富裕的罗马，贫穷的国家
老加图（ ）曾经宣称，三种最佳的谋生方式是成功地养牛、还算成功地养牛，以及糟糕地养牛。但即使是老加图，也会对蒙古人的放牧热情感到畏惧。例如，在一次关于如何开发中国北方被征服土地的辩论中，一位大臣认真地建议，把密集的农业人口杀掉，使整个地区变成牧场。幸运的是，作为成吉思汗的继承人，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被他的汉化高官说服，他被告知对现有人口征收农业税将会获得更大的收益。种族的灭绝遂得以避免。元朝政权接受了汉族的官僚制度，因此大蒙古国（ ）的这一分支虽然已经朝着人口更加密集的方向发展，但却脱离了游牧民族的大部分传统。它开始对农业生产进行测量和干预，以最大限度地增加自己的收入。正如汉化官员耶律楚材所预测的那样，随着国家的壮大，国库变得越来越富裕。蒙古帝国统治者的行事方式发生了变化。
公共财富往往通过两种途径推动实现更进一步的官僚化，大蒙古国的例子证明了第一种途径：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需要一个机构更完备的国家。首先，测量税基；其次，计算应收税款；第三，承担收取应收税款的繁重任务。因此，国家为增加财富而扩大权力。然而，在另一种途径下，刺激国家机构膨胀的可能是财富的支出。例如，像沙特阿拉伯这样的食利型国家，其几乎所有的收入都来自石油出口，因此几乎不需要登记或征收公民的应交税收。然而，官僚化倾向于在这种国家中扩张，因为统治者需要更多的机构和部门来分配充裕的财政支出，这对保持民众的忠诚是至关重要的。群众成为统治者的被庇护人，因为他们越来越依赖于就业、福利、投资、国防、教育、法律服务和其他形式的政府支出。因此，食利型国家的意外之财非但没有阻止国家机构的创建，反而需要国家机构的发展来帮助分配红利。
蒙古帝国和沙特阿拉伯的例子提供了通往相同结果的两条不同路径。蒙古人为了筹集更多的钱而建立了一个机构更加厚重的政府，沙特阿拉伯人为了消费而建立了一个机构更加厚重的国家。无论是哪种情况，更多的财富意味着更加厚重的政府机构。本章的目的是要讨论罗马是否也存在同样的过程——扩张国家以应对新财富。尽管有明确证据表明，经济资源正大量涌入意大利，但结论却是：国家机构的扩张非常缓慢。
关于这种说法，有两种明显的反对意见。首先是否认国家在扩张过程中未能实现膨胀。如果罗马不强化自己的政权，它的统治将如何从意大利中部发展到整个地中海周围呢？例如，罗马确实增加了战场上的军团数量，但这仅仅是对其传统和公认的角色的复制。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它才会增加以前不为人知的机构，或进入罗马人迄今尚未习惯的公民生活领域中。此外，在共和国灭亡后，奥古斯都几乎没怎么花时间就证明了国家机构确实存在需要填补的空白——在下面要讨论的三个例子中，他改善了食品供应、供水和公共建筑的维护——而共和政治的领导层对这种空白状态的容忍态度值得研究。第章 富裕的罗马，贫穷的国家
老加图（ ）曾经宣称，三种最佳的谋生方式是成功地养牛、还算成功地养牛，以及糟糕地养牛。但即使是老加图，也会对蒙古人的放牧热情感到畏惧。例如，在一次关于如何开发中国北方被征服土地的辩论中，一位大臣认真地建议，把密集的农业人口杀掉，使整个地区变成牧场。幸运的是，作为成吉思汗的继承人，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被他的汉化高官说服，他被告知对现有人口征收农业税将会获得更大的收益。种族的灭绝遂得以避免。元朝政权接受了汉族的官僚制度，因此大蒙古国（ ）的这一分支虽然已经朝着人口更加密集的方向发展，但却脱离了游牧民族的大部分传统。它开始对农业生产进行测量和干预，以最大限度地增加自己的收入。正如汉化官员耶律楚材所预测的那样，随着国家的壮大，国库变得越来越富裕。蒙古帝国统治者的行事方式发生了变化。
公共财富往往通过两种途径推动实现更进一步的官僚化，大蒙古国的例子证明了第一种途径：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需要一个机构更完备的国家。首先，测量税基；其次，计算应收税款；第三，承担收取应收税款的繁重任务。因此，国家为增加财富而扩大权力。然而，在另一种途径下，刺激国家机构膨胀的可能是财富的支出。例如，像沙特阿拉伯这样的食利型国家，其几乎所有的收入都来自石油出口，因此几乎不需要登记或征收公民的应交税收。然而，官僚化倾向于在这种国家中扩张，因为统治者需要更多的机构和部门来分配充裕的财政支出，这对保持民众的忠诚是至关重要的。群众成为统治者的被庇护人，因为他们越来越依赖于就业、福利、投资、国防、教育、法律服务和其他形式的政府支出。因此，食利型国家的意外之财非但没有阻止国家机构的创建，反而需要国家机构的发展来帮助分配红利。
蒙古帝国和沙特阿拉伯的例子提供了通往相同结果的两条不同路径。蒙古人为了筹集更多的钱而建立了一个机构更加厚重的政府，沙特阿拉伯人为了消费而建立了一个机构更加厚重的国家。无论是哪种情况，更多的财富意味着更加厚重的政府机构。本章的目的是要讨论罗马是否也存在同样的过程——扩张国家以应对新财富。尽管有明确证据表明，经济资源正大量涌入意大利，但结论却是：国家机构的扩张非常缓慢。
关于这种说法，有两种明显的反对意见。首先是否认国家在扩张过程中未能实现膨胀。如果罗马不强化自己的政权，它的统治将如何从意大利中部发展到整个地中海周围呢？例如，罗马确实增加了战场上的军团数量，但这仅仅是对其传统和公认的角色的复制。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它才会增加以前不为人知的机构，或进入罗马人迄今尚未习惯的公民生活领域中。此外，在共和国灭亡后，奥古斯都几乎没怎么花时间就证明了国家机构确实存在需要填补的空白——在下面要讨论的三个例子中，他改善了食品供应、供水和公共建筑的维护——而共和政治的领导层对这种空白状态的容忍态度值得研究。
第二种反对意见可能是，一个机构单薄的国家是前工业化欧洲城市的常态，因此不需要解释。第一，罗马人早已把城邦（）模式抛在脑后。他们可能坚持使用了城邦的政治制度，但只在少数其他地区，城邦制度的模式才仍然有效。在新财富的规模和国家所面临挑战的范围方面，只有最伟大的古代帝国堪与罗马相比。然而，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是，作为国家机构的罗马应该被比作雅典或锡拉库扎，而不是波斯或埃及。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问题是，罗马人顽固地拒绝改变他们的制度，这是一个需要仔细甄别的观点。也就是说，即使这个观点是没有争议的，导致罗马国家一直处于机构单薄状态的过程、困境和战略仍然需要解释。
这样的研究很重要，因为它揭示了精英阶层对新帝国的社会经济反应。帝国主义带来了财富，但并没有提供现成的分配机制；没有一个团体能够确定已经拥有这些新的财富。在这种背景下，将这些新财富分配给私人，与将其分配给努力开拓罗马新帝国的国家一样“自然”。如果没有确定谁从征服的战利品中受益，就不可能对帝国主义的社会经济特征展开任何研究。
为了证明财富流向了精英家族而不是国家，我将首先追溯共和国过去一个半世纪里私人财富的增长。毋庸置疑，精英阶层在这一时期变得更加富有，但——尤其是对非专业人士而言——拿出证据，建立某种增长坐标系来衡量国家的富裕程度，仍然是有必要的。此外，有重要证据表明，不太显赫的创业者加入了攫取罗马帝国利润的游戏；发财致富已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趋势。这项研究背后的假设是，物质资源的增加会带来能力的增加，因为有野心的个人如果得到更多的资源，自然会把这些资源用于谋求越来越大的影响。毫无争议的是，共和国晚期超级富有的罗马人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都能做到他们贫穷的祖先所不能做到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本章的第节只讨论财富水平，而不试图将其转化为任何权力的衡量标准。我将假设财富的增加将是个人能力增加的可靠指标。这种观点并不仅仅从先验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例如，庞培空前的新财富改变了他施加影响的方式。他是国王的债权人，也是他的副将和支持者的庇护人。世纪年代发现的德雷斯尔（）双耳陶罐上除了印有他的名字外，还表明他可以凭自己的个人财产供给陆军和海军，这意味着他有着令人惊叹的生产能力，以至于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战争机器，而不需要国家的物质支持。恺撒也可以为他的军团生产所有的武器，而克拉苏则以一种极其冷酷的语气揭示了公共和私人财富的等价性，他将财富定义为依靠个人收入养活军团的能力。这些都是被克劳福德称为“另一类国家”的伟人。财富的增加显然意味着能力的提高。
真正的罗马是怎样的国家呢？本章的第二部分（也是更大的一个部分）与罗马国家能力的相对停滞有关。如何证明这一点？在没有“国家型”单位的情况下，如何评估国家能力的增长？分析这个问题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追踪公共财富（政府投入）的增长，因为这既反映了国家成功地攫取帝国扩张的利润，也反映了国家影响周围世界的物质能力。第二个是观察国家的各种活动（其产出），可以根据机构或职能进行评估。它是否扩大了财富、机构和职能？国家涉及领域的增多不仅反映了资源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它还能真正验证财富增长是否会转化为能力的增长。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提出了一种主张并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加以阐述：在对资源和自主权的竞争中，国家失败了，因为在一个寡头政治的社会中，主要的元老院议员们认为国家干涉领域的增多没有任何好处；直到独裁统治重新回到罗马，一个统治者才会意识到一个更强大、拥有更厚重机构的国家所具有的优势。
私人资源
第一个任务是探寻在帝国几个世纪的快速扩张中，私人发财致富的证据。那些涌入罗马个人财富的资源，它们的范围和规模有多大？我们能得到的证据，本质上意味着我们只能偶尔看到一个家庭的财务状况，而数据的匮乏决定了任何直接的比较——无论是同时代的个人财产，还是同一家族不同世代之间的财产——都无法实现。现存的资料，无论是对全部财产的估值，还是对土地持有、嫁妆或其他交易的简短账目，往往都是关于精英财富的简短片段。通常，最可靠的是关于精英财富的出人意料的零星数据——例如，我们了解到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即李锡尼乌斯·卢库鲁斯的鱼塘每年产生万塞斯特斯的收入。困难在于要收集足够多的这类零碎材料，以了解私人财富是如何随时间的推移而增长的。
大多数私人财富的证据都已由沙兹曼（）详细列出，在这里没有详细复述的必要。相反，我试图确定在大约前年（有可靠数据的最早时期）到前年共和国秩序崩溃之间罗马的富裕程度。通过列举私人财富之间的相互关系，我将试图阐明共和国大扩张时期私人财富的发展轨迹和规模。
贵族的地产财富
汉尼拔的征服者 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 ，以下简称阿非利加努斯，或大西庇阿）在公元前年和前年担任执政官，他的财产估计在万塞斯特斯左右。这个数字不容小觑，但与六十多年后（前年）执政官李锡尼乌斯·克拉苏·穆西亚努斯（ ，以下简称克拉苏·穆西亚努斯，或穆西亚努斯）价值超过亿塞斯特斯的遗产相比，就相形见绌了。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问题。穆西亚努斯可能是他那个时代最富有的人，而阿非利加努斯仅仅是上层贵族的代表之一。这种比较若要生效，确实需要找到与阿非利加努斯同时代的最富有的人，而这个人很可能是他在前年的共同执政官李锡尼乌斯·克拉苏·迪夫斯（ ，以下简称克拉苏·迪夫斯，或迪夫斯）。（迪夫斯这个名字意为“富有”！）幸运的是，穆西亚努斯的大部分财产都是通过继承其父系的遗产得来的，而他的父系先辈可以追溯到前年的执政官克拉苏·迪夫斯。因此，这一证据告诉我们，大约七十年后，迪夫斯的遗产价值将超过亿塞斯特斯。如果这段时间里遗产价值没有增长，那么我们就不得不相信，大名鼎鼎的大西庇阿死的时候，只留下了大约相当于他同事财富的。这一点虽然无法反驳，但似乎令人难以置信。
财富的显著增长也可以追溯到第三个例子。到了前年，克拉苏（ ）与迪夫斯或穆西亚努斯没有任何亲戚关系，他仅在土地上就拥有亿塞斯特斯。除此之外，还得加上矿藏、贷款、奴隶大军，以及其他许多未提及的资产。
这些数据并不具有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分量，但它们确实提供了一些高层贵族财富指数级增长的概念。这些不是渐进式增长。相反，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公元前的最后两个世纪里，最富有的个人，其资产每隔几代人就至少翻一番。其他指标也显示出类似的致富比率。以白银为例。在前年，与克拉苏·穆西亚努斯同时代的小西庇阿在他的凯旋式上，携带了从迦太基带走的大约磅的银子。普林尼（）想让我们相信，这就是迦太基所有的白银，然而，西庇阿的侄子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阿特布罗基库斯（
）显然将成为第一个拥有磅白银的人。利维乌斯·德鲁苏斯（ ）于前年去世，据说他拥有磅白银，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增加了十倍。普林尼指出，在地产数量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快速增长现象。在前年，执政官埃米利乌斯·雷必达（ ）建造了罗马最好的房子，使用的资金可能来自他在对独裁官苏拉的政治清洗中以及在担任西西里岛总督期间赚取的利润。普林尼声称，在三十五年内，这所房子就已不再是最好的一百所房子之一了。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些数据的细节，普林尼意图明显地想说明巨额财富的增长，他很可能夸大了一些数据，但总体趋势似乎在其他方面得到了证实。奥克塔维乌斯（）的房子非常好，据说这所房子在前年为他赢得了执政官的职位，然而埃米利乌斯·斯考鲁斯（ ）在前年买下并拆除了它，只是为了扩建他隔壁的房子。他还增加了四根巨大的大理石柱子，其工程之大致使承包商需要采取保护措施，以防柱子被拖到街上时导致下水道破裂。前年，他以万塞斯特斯的价格将房子卖给了克劳迪乌斯（ ），因为它已经是一幢毫无价值的城市住宅，不再是地位的象征。如果购买这些房子的人使用了借款，那么他们的债权人就可能拥有在阿非利加努斯时代不可想象的巨大资本池。恺撒的债务高达万塞斯特斯，而昆西迪乌斯（）仅在前年就借出万塞斯斯特。与阿非利加努斯万或万塞斯特斯的总资产相比，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两种意外之财：外战和内战
精英们的新财富有多种来源，但有两种来源格外突出：帝国扩张和（公元前世纪）年代末苏拉的政治清洗。每一种都为那些最善于利用它们的人提供了意外之财，二者需要逐一论述。
不断扩张中的帝国提供了获利机会，掠夺只是其中的第一个。事实证明，外交手腕是跨越法律界限的摇钱树。例如，在前—前年庞培征服叙利亚及其周边地区期间，他的副官埃米利乌斯·斯考鲁斯幸运地带领一支罗马军队进入饱受内战蹂躏的犹太地区。内战的双方都向他行贿以换取他的支持，他因此获得了近万塞斯特斯的回报。庞培本人获得的利润甚至更大，这一点也不足为奇。在前—前年间，他征服了许多东方地区，并有权决定哪些国王继续掌权，哪些国王被废黜。有两个例子说明了他手中的王位为他换来的巨额利润。在卡帕多西亚，庞培大力支持一位被本国人民多次废黜的国王。西塞罗（ ）后来见到了这位国王的继承人阿里奥巴赞尼斯三世（），此人十年后仍在偿还祖父的债务：每月交出塔兰特（万塞斯特斯），这甚至不足以支付庞培收取的利息。庞培还摆出宽宏大量的姿态，以塔兰特（亿塞斯特斯）的酬金确认了提格涅斯（）在亚美尼亚的王位，而最终的金额显然甚至超过了这个数目。托勒密·奥莱特斯（ ）向恺撒和庞培支付了塔兰特，以换取他们承认自己在埃及的统治，但随后他就被赶下了台，这位国王最终支付了塔兰特（亿塞斯特斯！）给加比尼乌斯（），才又回到自己的王位。值得强调的是，这些款项不是支付给罗马的国库的，而是进了最高统治者个人的腰包。
从这些数字可以清楚地看出，庞培和恺撒的宏大战役带来了以前无法想象的财富水平。在他的东方战争结束时，庞培给他的步兵每人至少分了塞斯特斯的奖金，给他的高级部下每人提供了亿塞斯特斯的奖金，使这些人每个人都像七十年前最富有的人一样富有。庞培的一个解放奴隶德米特里厄斯（）留下了万塞斯特斯的财产，而庞培的儿子则得到了亿塞斯特斯的遗产。考虑到庞培在内战中输了，所以很难说这些遗产是否占了庞培财产总数的大部分。克拉苏拥有亿塞斯特斯的土地，这或许让他成为了财富的代名词，但庞培“完全可以买下克拉苏的土地而不感到拮据”。恺撒也是如此，他的独裁统治使他可以把公共的钱和私人的钱混在一起，在他之前没有任何罗马人这样做。他在高卢战役中积累了大量财富——包括出售奴隶的收入，他个人资助了他的军团万到万塞斯特斯。他以万塞斯特斯的价格换取执政官的政治中立，还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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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新”对税收的认知。政府机构之建立、政策之施行，公民权力之行使，均由财税支撑。一个无税的社会，最终会走向何方？罗马共和政制晚期的动荡图景为这一问题提供了参考答案。
·提供“无税之痛”的历史教训与当代警示。本书通过深度还原古罗马贵族与国家之间的钱权博弈，体察普通罗马人的生存困境，最终发出“无税之益”实为“无权之痛”这一深刻警示。当代人可以从这段历史中汲取教训、获得启发。
·弥合罗马经济与政治研究的鸿沟。有关古罗马的历史著作已有不少，但关于古罗马财政的状况及其如何影响权力运行的研究，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与发掘。本书创新性地采用财政经济学的视角解读罗马共和国历史，可填补罗马财政社会历史研究领域的空白。
内容简介
古罗马的战争为征服者带来了巨额财富，但这些财富对其政治及社会有何影响？财富的涌入导致罗马公民不必再缴税，这对他们来说真的是好事吗？本书首次从财政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对罗马展开研究，并提出以下论点：罗马的财政特点塑造了其权力结构和政治互动模式。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完整地理解罗马的历史。
通过考察帝国利润的分配方式，本书深入探讨帝国的财富如何颠覆了罗马的公共生活，以及税赋的取消如何导致罗马公民的议政地位一落千丈，并提出了关于罗马国家创建、财政历史、公民参与、贵族主导地位以及最终过渡到专制的新观点。
本书首次尝试将财政社会学和罗马的历史发展联系起来，提供一套独特的结构来测试社会科学中通行的学科理论，致力于弥合罗马政治史和经济史研究之间的鸿沟。
作者简介
詹姆斯·谭（ ）曾在悉尼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古代史，主要研究罗马政治史和经济史。他曾是美国联合学院古典学的客座教授，现在是霍夫斯特拉大学历史学和古典学的助理教授。
詹姆斯·谭在高中时开始学习罗马历史。他在悉尼大学修读本科和硕士学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修读博士学位，专注于研究罗马共和国的历史。他的研究主要考察罗马精英如何主宰他们的社会、人们如何促成和应对经济变化，以及我们作为学者和学生如何将这些问题概念化。
郑海洋，河南息县人，现就职于河南工学院人文素质教育中心，著有《胡骑啸长安：盛唐诗人的安史离乱》，译有《荷兰财政金融史》等。
陈姗姗，副教授，江苏南京人，暨南大学管理学硕士，现就职于河南工学院管理学院，译有《演化过程与组织适应：战略管理的孟德尔视角》。
目录
总序
译者序
致谢
概述
论点
第一部分
第章 富裕的罗马，贫穷的国家
私人资源
公共资源
结论
第章 包税制的利用与滥用
历史上的包税制
弱承包商和强承包商
国家与承包商总序
译者序
致谢
概述
论点第一部分第章 富裕的罗马，贫穷的国家
私人资源
公共资源
结论第章 包税制的利用与滥用
历史上的包税制
弱承包商和强承包商
国家与承包商
贵族与承包商
结论第章 行省的暴利
贷款、债务和公共收入的私有化
行省行政管理与公共收入私有化
结论第二部分第章 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纳税人的权力
罗马的纳税人负担得起一支舰队吗
纳税人的控制和战争的宣布
纳税人的“反抗”和关于舰队的禁令
结论
第章 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纳税人的困境
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财政困境
坎尼战役前的公众力量公元前—前年
战争最黑暗时期的领导、服从和愤怒公元前—前年
结论第章 格拉古之死和格拉古之税
提比略和公共土地
盖乌斯、国家和贵族
结论总结
评论
结语
参考文献
索引
前言
译者序
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是一本讲述古罗马财政政治的著作。对于古罗马，中国人有特别的感情。从城邦成长起来的罗马帝国，曾经和大汉帝国并立于欧亚大陆两端，辉映一时。为了能让大家更好地理解古罗马的财政与政治状况，作为译者，我想先简单交代一下相关的历史背景。
一
公元前—前世纪，在不足一百年的时间里，罗马人先后战敗迦太基、马其顿等国，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如此功业“不仅前无古人，而且恐怕也后无来者”。罗马人的伟大征服，是否与他们的政体有某种直接的关系？这在当时已经引起了学者的注意。
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 与第三次布匿战争的统帅小西庇阿（ 是好朋友。公元前年，波利比乌斯曾 与后者一同站在迦太基城下，看着这座伟大的城市被罗马人付之一炬。建城七百年的迦太基被彻底毁灭，罗马从此在地中海上再无敌手。在其名著《通史》第六卷中，波利比乌斯写道：“一个国家所有问题的成功或者失败，都在于整个国家的政体形态。”他认为，共和国时期的罗马政体是“所有现存的政体中最为优良的政体”。何以如此说呢？译者序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是一本讲述古罗马财政政治的著作。对于古罗马，中国人有特别的感情。从城邦成长起来的罗马帝国，曾经和大汉帝国并立于欧亚大陆两端，辉映一时。为了能让大家更好地理解古罗马的财政与政治状况，作为译者，我想先简单交代一下相关的历史背景。一公元前—前世纪，在不足一百年的时间里，罗马人先后战敗迦太基、马其顿等国，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如此功业“不仅前无古人，而且恐怕也后无来者”。罗马人的伟大征服，是否与他们的政体有某种直接的关系？这在当时已经引起了学者的注意。
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 与第三次布匿战争的统帅小西庇阿（ 是好朋友。公元前年，波利比乌斯曾 与后者一同站在迦太基城下，看着这座伟大的城市被罗马人付之一炬。建城七百年的迦太基被彻底毁灭，罗马从此在地中海上再无敌手。在其名著《通史》第六卷中，波利比乌斯写道：“一个国家所有问题的成功或者失败，都在于整个国家的政体形态。”他认为，共和国时期的罗马政体是“所有现存的政体中最为优良的政体”。何以如此说呢？
在波利比乌斯之前或是与他同时代的作家，一般把政体分为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波利比乌斯认为，这 三种单一的政体都会不可避免地退化、败坏，衍生出另外三种政体，即僭主制 、寡头制 、暴民制 。 在历史上，这六种制度会依次出现，构成循环。
最初，人们像野兽那样群居杂处，混乱无序，为了应对危险，他们会自然地选择追随强者和最勇敢的人。如果有人在危险来临时挺身而出，保护同伴免于灾难，那么他自然就会得到人们的爱戴与尊重。如果这个人以善和正义来分配奖赏与实施惩罚，人们就会服从他。当他死后，人们也愿意相信他的后代会继承他的德行，并拥立他的后代为领袖。这就是君主制的起源。
当君主的后代沉溺于自己的欲望而脱离了群众时，君主制就退化成了僭主制。僭主制和君主制类似，也由一人统治整个国家，但它的统治并非建立在民众自愿的理性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由于不能忍受僭主的胡作非为，那些道德高尚、勇敢的人会联合民众废除僭主，并承担管理民众和公共事务的职责，这就形成了贵族制。
当贵族的后代腐化堕落时，贵族制就退化成寡头制，变成极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无道统治。长此以往，不堪忍受的民众必然会揭竿而起，杀死或放逐寡头，以民主的方式管理国家，于是民主制就建立了。民主制的创建者高度珍视平等和言论自由，但是当他们死后，其后代因为贪恋权力与名声，逐渐开始贿赂、奉承民众。他们的恭维与奉承会让民众变得骄矜自大，当民众习惯了牺牲他人和依靠他人的财产度日后，就不会再愿意遵从公平公正的原则，而是会要求自己占有最大的权力份额。同时，一些人的贪婪逐利又会让民众心怀不满。届时，民众会被野心家利用，被激情所左右，集结军队，屠杀、放逐、劫掠，将民主制推向暴民制。暴民制以自由和民主为帜，实则是最糟糕的政制，它将社会重新推入混乱无序的野蛮状态，直到民众再次找到一位合适的君主。
君主制会衍生僭主，贵族制会衍生寡头，民主制会衍生野蛮和暴力，当然都不是良好的政体。波利比乌斯认为，罗马的共和政体既包含君主制和贵族制的因素，也存在民主制的因素，这三种因素分别以执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为代表，每一种因素在秩序上都是公平的，集合了三种制度的优点，所以是最优良的政体。
波利比乌斯对罗马共和国混合政体的看法也得到了许多现代学者的赞同，安德鲁·林托特（ ）就认为，对于研究罗马政制史的现代学者而言，波利比乌斯的论述是一个“良好的导言”。林托特的《罗马共和国政制》一书，基本就是以波利比乌斯的论述为立足点，分别讨论了罗马共和国的公民大会、元老院、行政官员和司法体系。林托特指出，波利比乌斯的论述虽然略显简化，但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其尤为重要的是，波利比乌斯强调了共和国各种权力主体之间相互制衡的特性，罗马的政制正是以这种相互制衡的特性为基础建立的。
元老院、公民大会和行政官员三者之间的分权与制衡，是罗马共和国政制最明显也是最主要的特征。三者之间，又以元老院的作用最为重要。元老院拥有崇高威信和极大权力，它控制和支配了国家的钱袋子——国家财政，所有的收入和支出都由元老院管理。如果没有元老院的支持，领兵在外作战的执政官根本就无法获得军事补给。同时，元老院也决定着国家的重大方针和政策。元老院负责向其他城邦派遣使者和接待其他城邦的使者，并在事实上监管整个罗马和盟友领土上的法律实施状况与安全。
但是，元老院在某些特定事项上也会受制于人民和监察官的意愿。例如，只有在民众授权后，元老院才能对严重违反国家法律的罪行进行调查，并对犯罪者处以极刑；若元老院的提案涉及元老自身的荣誉及权益，则必须由公民大会来表决；如若元老院的决议有可能侵害民众利益，保民官作为平民利益的代表可以随时行使其否决权。另外，行政长官中的监察官则在对元老院成员的审查、补充方面拥有极大的权力。若有元老不注意自身行为的合法性及影响，监察官可以将他们逐出元老院。
在共和国的行政官员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是执政官，他们享有最高治权。按照波利比乌斯的描述，他们就像君主那样“拥有最高权威”，他们在罗马时，其他官员都是他的下属，只有保民官除外。执政官主持元老院的日常活动，控制着使节对元老院的晋见；挑选供元老院讨论的事务，执行元老院的命令。在战争中，他们对所有等级的罗马士兵及罗马同盟者享有近乎专断的权力，有充分的权威惩治他们；花费金钱的数额，也以他们认为合适为准。
但是，执政官也受到公民大会和元老院的制约：执政官只有在满足公民大会表决且元老院批准的双重条件下才得以当选。执政官在战争时期享有最高的军事统帅权，但其军队的后勤保障则依赖元老院的支持。另外，出于对独裁者的痛恨，执政官、保民官等共和国的高级官职任期都只有一年。为防止在危急时期两位执政官的相互掣肘而贻误军机，罗马人设立了独裁官一职。同样为了防止独裁官长期攫取最高权力，罗马人规定独裁官的任职最长为半年。半年之后，即使危急尚未解除，独裁官也必须交出权力。任期如此之短，使得官员很难在任职期间擅权或培养自己的私人势力。
此外，共和国还规定高级官员不得兼职，且在一定时间内不得连任。前年，罗马通过一项决议对此做出了明确规定：禁止官员在同一时间内担任两种官职，且一人不得在十年内再次担任相同官职。在前世纪，罗马再次颁布禁令：禁止通过选举连续担任某一官职。短任期制和对连任的限制，使得罗马共和时期的权力被有效约束。此外，一年期满卸任的执政官必须向人民述职。如若任期内有过错，执政官将会被追究责任。民众对执政官的这种制约与监督迫使其在一年任期内恪尽职守。
在执政官之下，相对较为重要的官员还有法务官、市政官、财务官和平民保民官等，均是一年一换。法务官是除执政官外唯一握有最高治权的官员，也就是拥有统帅军队和主持元老院会议的权力，其主要职责集中在民事以及后来的行省司法领域。在法务官之下是市政官，他们主要负责罗马市政维护，体现在道路、供水、食物以及竞赛等方面。财务官的位次比上述官员都低，主要负责财政和法律方面的事务。
保民官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其他官员，它产生于前年第一次平民撤离运动之后，最初是对富裕平民阶层开放的唯一的官职。每年有名保民官当选，其主要职能是保护平民的正当利益不受贵族官员的侵犯。出于这一原因，保民官拥有较广泛的权力，包括有权为被政府官员逮捕的公民提供支持，宣布另一名官员的行为无效，以及在平民议事会上提出立法议案等。理论上，保民官的人身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在共和国历史上保民官被加害的例子时有发生，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是前世纪的格拉古兄弟（ ）遇害事件。
理论上，共和国是“人民之事业”，罗马的各种官职，包括执政官，都是由人民授予和选任的。国家的主权掌握在人民手中，人民有权批准或否认法律，公民大会在形式上掌握国家最高权力，体现着人民主权的原则。因为公民大会和保民官的存在，罗马平民可以抵御贵族和元老院对自己利益的侵夺与伤害。
公民大会的权力同样有所限制。首先，它必需由官员——执政官、保民官等高级官员——召集才能召开，离开了召集人，公民大会也就不存在。其次，公民大会仅听取官员的讨论，然后就讨论并进行投票表决，参与大会的公民并无参与讨论的权利。公民大会只能对所提议案表决支持与否，不得修改议案或提出新议案。一般在涉及军事、政治等国家重大事务时，人民往往会接受并服从元老院的决定。另外，在议程开始之前，执政官可以取消其他官员召集的公民大会。
总之，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罗马共和政制是一项卓越的成就。它稳定而不失灵活，在集体和个人统治之间维持着有机的动态平衡，任何一方都不会因为自身权力过大而危及另外二者。数百年来，罗马借此制度征服了意大利半岛的各个城邦，驱动罗马的军队跨越浩瀚的海洋，度过汉尼拔战争的至暗时刻，迎来震古烁今的辉煌，但这个制度却从未为管理一个庞大帝国做好准备。二在波利比乌斯去世短短几十年后，这个被他称为“最优良政体”的共和国制度就彻底崩坏了。前年，执政官苏拉（）率兵进入罗马城，开启了军事独裁的先河。苏拉大肆清除异己，自任终身独裁官。此时距离波利比乌斯去世仅仅过去了三十年。又过了四十年，前年，高卢总督恺撒（）率兵渡过卢比孔河流，再次掀起罗马内战。战争持续了二十年，无数人丧生，就连恺撒本人亦遇刺而亡。最终，伴随着内战一同结束的，还有早已名存实亡的罗马共和政制。
共和国的权力平衡是如何崩坏的？这个问题无论从何种角度来回答，都会不可避免地论及罗马人的大规模征服。连绵不断的战争投入与源源不断的财富流入，导致罗马的社会发生深层的变革，贵族与平民、元老院与军事统帅、罗马人与意大利同盟者之间的矛盾日益累积，旧有的共和政制不断遭到冲击。
征服带来的大量奴隶和财富，首先迫使罗马的农业经济发生转型，从之前以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逐渐转变为以奴隶劳作为主的大庄园经济。一方面，贵族变得越来越富有；另一方面却是平民逐渐失去土地，沦为无产者。无休止的征兵不断地夺去罗马公民的性命，帝国的战线越来越远，士兵服役期越来越长，家乡的田园逐渐荒芜，成千上万的普通罗马人在战争中逐渐破产，生活难以为继，新征服的土地又被贵族牢牢地攥在手中。失去土地的人开始流向城市和首都罗马，因为罗马的征兵制度以财产为标准，无产者没有应征入伍的资格，只能沦为不安定的城市暴民。
意大利的同盟者同样心存不满。他们为罗马提供了大量兵源，保证了罗马人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但他们要承受经年累月的战斗，虽然可以分得部分战利品，却无法在政治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没有罗马的公民权，不能分得土地。
前—前年格拉古兄弟改革引发的暴力冲突是此类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提比略·格拉古（ ）在前年当选保民官，他提议重新分配土地，将所有被私人占有的、超出定额的公有土地充公，然后将这些土地以尤格拉（尤格拉约为英亩，约合公顷）为一个单元分给失业的小农，并且要求分配后的土地不得转让，富人不得将它们再次收购。提比略希望以此来减少城市暴民，改善兵源危机，但遭到来自元老院的反对，因为元老们是改革中损失最重的那部分人，他们需要交出自己占有的公共土地。提比略率领他的支持者强行推行新法，不可避免地挑战了元老院的权威，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反对者们散播流言，声称提比略意欲成为罗马的国王，这是共和国元老们最不能容忍之事。当提比略再次竞选保民官的时候，一些元老院成员带领随从围攻了他。最终，提比略被乱棍打死，尸体被扔进台伯河里。
前年，提比略的弟弟盖乌斯（ ）当选保民官，再次举起改革的大旗。像提比略一样，盖乌斯试图通过重新分配土地为小农提供帮助。为了帮助数量日益增加的罗马城市贫民，他不仅限定国家售卖粮食的价格，还对新崛起的骑士阶层施以援手，在罗马行省建立了包税制，由骑士群体负责监督税收，保障国家获取一定的利润。与此同时，他还将原来掌握在元老成员手中的行省司法权交给骑士阶层，允许来自骑士阶层的人主持刑事法庭，防止元老院成员对法庭的滥用。
盖乌斯的改革计划在为他个人带来巨大声誉的同时，也招来了反对者刻骨的仇恨。反对者认为他的政策威胁到了元老院集体的权威，而且他个人的地位和声望有可能让共和国的权力结构失去平衡。前年，盖乌斯连任保民官成功。他推出一项法案，要授予意大利同盟者全部的罗马公民权，但是遭到罗马贵族和平民的一致反对，平民担心这会给他们的食物和工作带来竞争。这项政策的失败削弱了盖乌斯的地位。当盖乌斯准备竞选他的第三个保民官任期时，一个反对他的市民前来劝说他放弃施政计划，却被盖乌斯的随从刺死。这是一个意外事件，但元老院里的反对者适时地抓住这一把柄，他们破天荒地通过“元老院最终决议” 授予执政官欧比缪斯额外的权力以保卫共和 国，并讨伐所有的“暴君”。欧比缪斯率领一队步卒和一群克里特弓箭手，血腥屠杀了盖乌斯及其支持者。一共人被杀，其尸体被扔进河里，身后产业亦被没收。
格拉古兄弟的改革计划极大地伤害了元老院成员的既得利益，本就不可能获得元老院的支持；为了推动改革，他们借助公民大会的力量强行推动法案，树立了个人威信，却极大伤害了元老院的权威，对共和国的权力平衡构成威胁，在没有强大武力支持的情况下，其失败几乎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
格拉古兄弟死了，但罗马的根本矛盾依旧没有解决，随着土地控制、军队征兵和同盟者权利等方面的矛盾持续酝酿、升级，一系列军事危机最终为军阀的崛起打开了大门，元老院的集体领导权不断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前年，朱古达战争在非洲爆发，被派去作战的将领收受贿赂，腐败无能，战争迟迟不能结束，直到前年盖乌斯·马略（ ）当选执政官并成为军队统帅后，罗马人才看到胜利的希望。前年，朱古达战争进入尾声，但凶猛的日耳曼人却在南部高卢接连打败罗马人。在奥朗治战役中，万罗马军队被日耳曼人全歼，共和国陷入危急之中！从非洲凯旋的马略被罗马人视为救星，从前年到前年，马略连续五年当选执政官，这对执政官一年一换届的传统是一种极大的讽刺。
为提升军队的战斗力，马略对军制进行改革，内容主要包括：执政官指挥的军团数量不再受到限制，而是可以根据需要适量增加；军队的将官和幕僚不再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明确由总司令任命；不再以资产多少来征召士兵和划分军团等级，而是实行募兵制，吸纳失业者进入军队。因为不需要返乡耕种土地，这些无业的志愿兵可以在军队中服役更长时间，加上他们出身贫苦，所以更能吃苦耐劳、忍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和纪律约束。为了博取他们的忠心，马略向他们许诺，服役期满后将为他们分配一份土地。
改革后，罗马军队的战斗力显著提升，日耳曼人被打败，共和国的危机解除了。军事上的胜利和六次执政官的任期让出身贫寒的马略获得了空前的政治地位，但无形中也抬高了罗马贵族之间竞争的赌注，所有参与权力角逐的统帅都会忍不住想：“马略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
马略的军制改革带来的更为深远的影响是：它为后来苏拉、庞培（）和恺撒的独裁统治奠定了基础。由于志愿兵大部分是无产者和贫穷的农民，他们在服役期间完全依赖于薪金和战利品，即使在退役以后，也没有任何地方能接纳他们。对于这些志愿兵来说，军营便是他们的家，战争便是他们唯一的职业，将军便是他们唯一的希望。所以，他们更愿意留在军营，服从将军的命令，并希望在退役以后通过将军之手获得一定的土地。军队与共和国的关系逐渐被军队与将军的关系所替代。将军成为士兵追随和依附的对象，士兵成为将军参与政治博弈的工具。
前年，马略的前部下、在同盟战争中屡获战功的苏拉成功当选执政官，并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对米特拉达梯战争的指挥权。当他返回部队着手为东征做准备时，马略却联手保民官苏尔皮基乌斯·卢福斯在公民大会上剥夺了苏拉的指挥权，改由自己担任东征的指挥官。此举激怒了苏拉，他向麾下的士兵宣布了这个爆炸性的新闻，然后带着他们直扑罗马，誓要夺回自己的指挥权。
在共和国晚期，赢得对外战争的指挥权不仅意味着凯旋式上的无上荣耀，更意味着难以计数的战利品和财富。为了能掠夺战利品，许多共和国的将领故意挑起战争。例如，前年，一个名叫格涅乌斯·曼利乌斯·乌尔索的不起眼的贵族，借罗马和安条克发动战争之机，从叙利亚进入与其接壤的加拉提亚地区，无端发动了一场掠夺式袭击。乌尔索的行动此前并未得到元老院同意，却被授予举行凯旋式的殊荣。在后来的罗马对外关系史上，此类贪暴的行为不断发生，对那些身处异域、野心勃勃的将领们来说，罗马的行政和司法体系总是显得鞭长莫及、约束乏力。
不仅苏拉不能忍受丧失指挥权，对于普通士兵而言，跟随指挥官战斗——无论是杀向罗马还是海外，都是他们职业生涯的最优选择。
虽然罗马人从海外掠夺了天文数字的财富，但这些财富并没有均匀地流入普通罗马人的家庭，而是集中流向了贵族精英的私人庄园。精英们通过垄断战争的指挥权，攫取了超过他们先辈百倍万倍的财富。共和晚期的一两代贵族，其财富之巨甚至远超过许多富庶的东方君主，其家产足以让他们养活一支几万人的军队！因为共和国的官职任期都很短，贵族们也不愿意让财富流入国库——那样意味着自己很少有机会染指。所以，虽然征服的范围不断扩大，共和国掠夺的资源越来越多，但国家的公共职能却一直停步不前。国家职能的停滞堵塞了普通人改善现状的潜在途径。正如本书作者所说，“如果普通罗马人想在新经济的蛋糕中分上一块，他就必须接受那些把蛋糕锁起来的人的统治”，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加入贵族精英的军团，将自己与社会上层和精英阶层的巨大财富更加紧密地捆绑在一起。
总之，无论是马略和苏拉这样的贵族，还是长期跟随他们作战的罗马士兵，战争对他们而言都是无法拒绝的诱惑，战争胜利后的高额回报让他们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挥剑指向自己的祖国和同胞。
虽然在实际上践踏了罗马的共和制度，但在精神上，苏拉却仍然坚定地拥护共和制。这一点颇耐人寻味。前年，苏拉主动辞去独裁官一职。在此之前，他试图修复已经被自己破坏的共和政制。苏拉扩充元老院，将一些有经验的、智慧的人拉进元老院，甚至包括他的一些对手，以恢复元老院的权威；他报复性地削弱了保民官的职权，取消了保民官提出法案的权力，避免他们攻击执政官的提案；他还试图通过立法来避免延长军队统帅的任期。苏拉的改革和辞职让他的独裁看起来仿佛是一次意外，以至于有人把他看作再造共和的功臣，但不仅他的改革无法让共和国回到从前，而且他的倒戈已经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苏拉死后，共和国的对外扩张依然在继续，共和国的指挥官们仍然需要长年在外统兵。在苏拉卸任之后的十年里，在西班牙，为了与塞尔托利乌斯（作战，凯西利乌斯·梅特路斯 在那里待了 大约九年，庞培在那里待了六年；在东方，李锡尼乌斯·卢库鲁斯（ ）待了大约七年，还有许多统帅在那里待了大约三年。这种态势发展到最高峰，便是恺撒在前年—前年连续十年担任高卢战争的指挥官。当元老院要求恺撒在任期结束后解散军队时，恺撒像苏拉一样，选择了拒绝；与苏拉不同的是，恺撒没有在破坏了共和之后又重建共和，而是选择用一系列改革彻底埋葬了共和。
之所以有这么多连续将兵的统帅接连出现，一方面的原因是战场数量众多，缺乏足够能干的统帅，另一方面则缘于统帅个人的政治野心。罗马从建城开始就强敌环伺，为了生存，罗马人形成了英勇好战的尚武传统，战争是罗马政治生活的核心问题之一。每年的宗教仪式标志着战争的开始和结束，这种形势一直持续到共和国中期。从公元前世纪开始，罗马人的战争逐渐由以防御为主型转向以扩张为主型。但军队的主体尚没有大的变化，主要是由贵族领导的有产业的罗马公民。战争的宣布和条约的缔结都由公民大会最终决定。此时罗马人在对外战争中所获的经济利益很少，战争的推动仍然依赖于罗马公民提供贡赋和兵役，所以贵族并不能撇开公民大会随意发动战争。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前世纪前期，在此阶段，罗马将军们的个人野心尚有所限制，罗马人的对外战争决策都相对谨慎。
前年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的胜利是一个重要的转点，罗马人在彼得那战役中彻底打败马其顿国王珀尔修斯（）后，从后者的王宫里掳获了大量的财富，罗马市民因此被免除了贡赋。普鲁塔克（）说，贡赋的免除“给罗马人民带来莫大的利益”，但本书作者詹姆斯·谭（ ）却认为，事情远比看上去要复杂得多。在本书的第、第章，作者详细分析了免除贡赋对公民政治权利的伤害。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公民大会可以否决元老院再造一支舰队的提议，但在前年之后，由公民大会决定对敌宣战或与敌媾合的记录就很少见了。例如，前年，在第三次米特拉达梯战争之前，没有证据表明公民大会曾就是否开战投过票。
当战争的发动不再需要罗马公民提供的贡赋时，公民对战争决策的影响力就大打扣；当军队的兵源也不再依赖于那些有产业的公民时，罗马人民对战争的决策就彻底失去了影响力。从缔结条约的明文记载来看，在共和国晚期，元老院似乎已经垄断了对战争和合约的批准权。人民看似获得了“不税之益”，实则收获的却是“不税之痛”。因为毋需纳税，所以也就无权干政，只能眼睁睁看着共和国的权力被一小部分野心家玩弄于股掌，直至崩溃。如果用今天的流行话语来概括这种态势，那就是，对外征服让罗马的统治贵族们拥有了“财富自由”；“自由”为他们原本虚幻的政治野心插上了坚实的现实翅膀，让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动战争，掠夺财富，操纵暴民，颠覆政权。从财政学的视角看，正是海外征服带来的巨大财富冲毁了共和国的政制之基，使共和国死于“不能承受之富”。正如英国学者戴维·温格（）所说，“从真正意义上说，罗马共和国是自身成功的一个牺牲品”。
相较于苏拉徒劳地试图拯救共和国，恺撒的决定显得更清醒一些。恺撒认识到共和国“既没有外表也没有实质，只剩下名义了”，所以他选择为其送葬。恺撒是对的。晚期的罗马共和政制已经无力解决它所面对的种种问题，它所征服的世界如此之广，攫取的资源如此之丰富，造成的贫富差距又如此之大，社会规则的失序和传统权威的崩溃又如此之彻底，种种问题无论如何都不再可能在旧有的城邦共和的制度下得以解决。它的崩溃是必然的。三共和国死了，但并不值得人们为它悲伤。虽然有小加图（ ）这样坚定的共和主义者选择为它殉葬，但对于千千万万普通的罗马人来说，事情并没有那么糟糕。共和国晚期的生活实在不值得留恋。
本书作者通过大量细节向我们描述了共和国末期普通罗马人的生活环境：统治精英掠夺成性，国家财政贫乏无力，公共福利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罗马人民无力改变自己的境遇，只能依附于贵族庇护人，在其身后分一些残羹冷炙。当他们的庇护人选择与恺撒或者庞培争夺权力时，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押上身家性命随之一起跳入命运的转盘。很难相信这会是他们想要的生活。在本书的结尾，作者不无悲悯地写道：“让他们感到欣慰的是，当奥古斯都（）建立一个新的独裁政权后，他们的后代至少被允许分享一些帝国的战利品，而不必再跟随庇护人进行血腥的战斗。”著史者其有忧患，读史者岂可不明会于心哉！
本书的正题“无税之痛”是译者所加，意图概括书中所表达的三层警示意义：
财税是国之根本，政府机构之建立、政策之施行，均由财税支撑，但罗马的统治精英们并不愿意看到一个力量强大、职能健全的国家，他们有意舍弃了更富有效率的税收政策，导致国家贫弱、政府公共职能停滞，如此他们便可上下其手，谋求私利。此可谓国家之痛。
共和国晚期，罗马改变赋税政策，免除公民缴纳贡赋的义务，公民也因此失去了影响决策的权力；由此，公民对公共事务日益冷漠，无法建立起公民与国家“同命运、共呼吸”的关系，此是庶民之痛，亦是国家之痛。
由于国内赋税不足，统治精英转而依靠对外征服或是掠夺同辈积累财富，在战利品和凯旋式的双重刺激下，精英们贪婪成性，热衷于挑起对外战争，不仅给他国人民带来无尽苦难，亦为自己带来巨大的风险。在国家贫弱而个人富可敌国的情况下，财富的效用会被无限放大，当财富可以购买民意、豢养军队，其反噬力也会无限加倍。来自同辈的猜忌与仇恨，轻则引来倾轧，重则激起内战。战争起时，任是累世簪缨，亦难说能保全宗庙。这当然也是统治者之痛。
这就是本书为我们描述的来自古罗马的警示故事，正像书评人米高·泰勒（ ）所说，它描绘了“一幅走向衰亡的共和国图景：掠夺成性的统治精英、消极冷淡的社会民众和不值得倚恃的国家财政”。这样的故事不仅会让学者受益，也会让所有关注国家命运的人得到启迪。
本书译稿得以完成，深赖上海财经大学刘守刚老师的悉心指导与长期勉励。年初，刘老师慧眼独具，选定此书，嘱我翻译。初稿完成后，刘老师仔细审阅，就其中问题与我反复商讨，逢我不能领会处，刘老师乃亲自动笔修改后付我。年，原定的出版计划因故暂停，刘老师又多方联络，费尽周确定出版事宜，竭心用力之状，令我感佩交并。同译者陈姗姗是我爱妻，多年来一直陪伴、照顾我和我们全家；见我俗务繁杂，她在操劳之余挤出时间，主动完成了本书前三章的翻译任务，并在完稿后参与校对。对于她的无私付出，我永怀感激并深愧不能报答万一。在此一并致谢。
郑海洋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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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富裕的罗马，贫穷的国家
老加图（ ）曾经宣称，三种最佳的谋生方式是成功地养牛、还算成功地养牛，以及糟糕地养牛。但即使是老加图，也会对蒙古人的放牧热情感到畏惧。例如，在一次关于如何开发中国北方被征服土地的辩论中，一位大臣认真地建议，把密集的农业人口杀掉，使整个地区变成牧场。幸运的是，作为成吉思汗的继承人，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被他的汉化高官说服，他被告知对现有人口征收农业税将会获得更大的收益。种族的灭绝遂得以避免。元朝政权接受了汉族的官僚制度，因此大蒙古国（ ）的这一分支虽然已经朝着人口更加密集的方向发展，但却脱离了游牧民族的大部分传统。它开始对农业生产进行测量和干预，以最大限度地增加自己的收入。正如汉化官员耶律楚材所预测的那样，随着国家的壮大，国库变得越来越富裕。蒙古帝国统治者的行事方式发生了变化。
公共财富往往通过两种途径推动实现更进一步的官僚化，大蒙古国的例子证明了第一种途径：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需要一个机构更完备的国家。首先，测量税基；其次，计算应收税款；第三，承担收取应收税款的繁重任务。因此，国家为增加财富而扩大权力。然而，在另一种途径下，刺激国家机构膨胀的可能是财富的支出。例如，像沙特阿拉伯这样的食利型国家，其几乎所有的收入都来自石油出口，因此几乎不需要登记或征收公民的应交税收。然而，官僚化倾向于在这种国家中扩张，因为统治者需要更多的机构和部门来分配充裕的财政支出，这对保持民众的忠诚是至关重要的。群众成为统治者的被庇护人，因为他们越来越依赖于就业、福利、投资、国防、教育、法律服务和其他形式的政府支出。因此，食利型国家的意外之财非但没有阻止国家机构的创建，反而需要国家机构的发展来帮助分配红利。
蒙古帝国和沙特阿拉伯的例子提供了通往相同结果的两条不同路径。蒙古人为了筹集更多的钱而建立了一个机构更加厚重的政府，沙特阿拉伯人为了消费而建立了一个机构更加厚重的国家。无论是哪种情况，更多的财富意味着更加厚重的政府机构。本章的目的是要讨论罗马是否也存在同样的过程——扩张国家以应对新财富。尽管有明确证据表明，经济资源正大量涌入意大利，但结论却是：国家机构的扩张非常缓慢。
关于这种说法，有两种明显的反对意见。首先是否认国家在扩张过程中未能实现膨胀。如果罗马不强化自己的政权，它的统治将如何从意大利中部发展到整个地中海周围呢？例如，罗马确实增加了战场上的军团数量，但这仅仅是对其传统和公认的角色的复制。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它才会增加以前不为人知的机构，或进入罗马人迄今尚未习惯的公民生活领域中。此外，在共和国灭亡后，奥古斯都几乎没怎么花时间就证明了国家机构确实存在需要填补的空白——在下面要讨论的三个例子中，他改善了食品供应、供水和公共建筑的维护——而共和政治的领导层对这种空白状态的容忍态度值得研究。第章 富裕的罗马，贫穷的国家
老加图（ ）曾经宣称，三种最佳的谋生方式是成功地养牛、还算成功地养牛，以及糟糕地养牛。但即使是老加图，也会对蒙古人的放牧热情感到畏惧。例如，在一次关于如何开发中国北方被征服土地的辩论中，一位大臣认真地建议，把密集的农业人口杀掉，使整个地区变成牧场。幸运的是，作为成吉思汗的继承人，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被他的汉化高官说服，他被告知对现有人口征收农业税将会获得更大的收益。种族的灭绝遂得以避免。元朝政权接受了汉族的官僚制度，因此大蒙古国（ ）的这一分支虽然已经朝着人口更加密集的方向发展，但却脱离了游牧民族的大部分传统。它开始对农业生产进行测量和干预，以最大限度地增加自己的收入。正如汉化官员耶律楚材所预测的那样，随着国家的壮大，国库变得越来越富裕。蒙古帝国统治者的行事方式发生了变化。
公共财富往往通过两种途径推动实现更进一步的官僚化，大蒙古国的例子证明了第一种途径：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需要一个机构更完备的国家。首先，测量税基；其次，计算应收税款；第三，承担收取应收税款的繁重任务。因此，国家为增加财富而扩大权力。然而，在另一种途径下，刺激国家机构膨胀的可能是财富的支出。例如，像沙特阿拉伯这样的食利型国家，其几乎所有的收入都来自石油出口，因此几乎不需要登记或征收公民的应交税收。然而，官僚化倾向于在这种国家中扩张，因为统治者需要更多的机构和部门来分配充裕的财政支出，这对保持民众的忠诚是至关重要的。群众成为统治者的被庇护人，因为他们越来越依赖于就业、福利、投资、国防、教育、法律服务和其他形式的政府支出。因此，食利型国家的意外之财非但没有阻止国家机构的创建，反而需要国家机构的发展来帮助分配红利。
蒙古帝国和沙特阿拉伯的例子提供了通往相同结果的两条不同路径。蒙古人为了筹集更多的钱而建立了一个机构更加厚重的政府，沙特阿拉伯人为了消费而建立了一个机构更加厚重的国家。无论是哪种情况，更多的财富意味着更加厚重的政府机构。本章的目的是要讨论罗马是否也存在同样的过程——扩张国家以应对新财富。尽管有明确证据表明，经济资源正大量涌入意大利，但结论却是：国家机构的扩张非常缓慢。
关于这种说法，有两种明显的反对意见。首先是否认国家在扩张过程中未能实现膨胀。如果罗马不强化自己的政权，它的统治将如何从意大利中部发展到整个地中海周围呢？例如，罗马确实增加了战场上的军团数量，但这仅仅是对其传统和公认的角色的复制。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它才会增加以前不为人知的机构，或进入罗马人迄今尚未习惯的公民生活领域中。此外，在共和国灭亡后，奥古斯都几乎没怎么花时间就证明了国家机构确实存在需要填补的空白——在下面要讨论的三个例子中，他改善了食品供应、供水和公共建筑的维护——而共和政治的领导层对这种空白状态的容忍态度值得研究。
第二种反对意见可能是，一个机构单薄的国家是前工业化欧洲城市的常态，因此不需要解释。第一，罗马人早已把城邦（）模式抛在脑后。他们可能坚持使用了城邦的政治制度，但只在少数其他地区，城邦制度的模式才仍然有效。在新财富的规模和国家所面临挑战的范围方面，只有最伟大的古代帝国堪与罗马相比。然而，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是，作为国家机构的罗马应该被比作雅典或锡拉库扎，而不是波斯或埃及。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问题是，罗马人顽固地拒绝改变他们的制度，这是一个需要仔细甄别的观点。也就是说，即使这个观点是没有争议的，导致罗马国家一直处于机构单薄状态的过程、困境和战略仍然需要解释。
这样的研究很重要，因为它揭示了精英阶层对新帝国的社会经济反应。帝国主义带来了财富，但并没有提供现成的分配机制；没有一个团体能够确定已经拥有这些新的财富。在这种背景下，将这些新财富分配给私人，与将其分配给努力开拓罗马新帝国的国家一样“自然”。如果没有确定谁从征服的战利品中受益，就不可能对帝国主义的社会经济特征展开任何研究。
为了证明财富流向了精英家族而不是国家，我将首先追溯共和国过去一个半世纪里私人财富的增长。毋庸置疑，精英阶层在这一时期变得更加富有，但——尤其是对非专业人士而言——拿出证据，建立某种增长坐标系来衡量国家的富裕程度，仍然是有必要的。此外，有重要证据表明，不太显赫的创业者加入了攫取罗马帝国利润的游戏；发财致富已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趋势。这项研究背后的假设是，物质资源的增加会带来能力的增加，因为有野心的个人如果得到更多的资源，自然会把这些资源用于谋求越来越大的影响。毫无争议的是，共和国晚期超级富有的罗马人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都能做到他们贫穷的祖先所不能做到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本章的第节只讨论财富水平，而不试图将其转化为任何权力的衡量标准。我将假设财富的增加将是个人能力增加的可靠指标。这种观点并不仅仅从先验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例如，庞培空前的新财富改变了他施加影响的方式。他是国王的债权人，也是他的副将和支持者的庇护人。世纪年代发现的德雷斯尔（）双耳陶罐上除了印有他的名字外，还表明他可以凭自己的个人财产供给陆军和海军，这意味着他有着令人惊叹的生产能力，以至于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战争机器，而不需要国家的物质支持。恺撒也可以为他的军团生产所有的武器，而克拉苏则以一种极其冷酷的语气揭示了公共和私人财富的等价性，他将财富定义为依靠个人收入养活军团的能力。这些都是被克劳福德称为“另一类国家”的伟人。财富的增加显然意味着能力的提高。
真正的罗马是怎样的国家呢？本章的第二部分（也是更大的一个部分）与罗马国家能力的相对停滞有关。如何证明这一点？在没有“国家型”单位的情况下，如何评估国家能力的增长？分析这个问题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追踪公共财富（政府投入）的增长，因为这既反映了国家成功地攫取帝国扩张的利润，也反映了国家影响周围世界的物质能力。第二个是观察国家的各种活动（其产出），可以根据机构或职能进行评估。它是否扩大了财富、机构和职能？国家涉及领域的增多不仅反映了资源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它还能真正验证财富增长是否会转化为能力的增长。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提出了一种主张并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加以阐述：在对资源和自主权的竞争中，国家失败了，因为在一个寡头政治的社会中，主要的元老院议员们认为国家干涉领域的增多没有任何好处；直到独裁统治重新回到罗马，一个统治者才会意识到一个更强大、拥有更厚重机构的国家所具有的优势。
私人资源
第一个任务是探寻在帝国几个世纪的快速扩张中，私人发财致富的证据。那些涌入罗马个人财富的资源，它们的范围和规模有多大？我们能得到的证据，本质上意味着我们只能偶尔看到一个家庭的财务状况，而数据的匮乏决定了任何直接的比较——无论是同时代的个人财产，还是同一家族不同世代之间的财产——都无法实现。现存的资料，无论是对全部财产的估值，还是对土地持有、嫁妆或其他交易的简短账目，往往都是关于精英财富的简短片段。通常，最可靠的是关于精英财富的出人意料的零星数据——例如，我们了解到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即李锡尼乌斯·卢库鲁斯的鱼塘每年产生万塞斯特斯的收入。困难在于要收集足够多的这类零碎材料，以了解私人财富是如何随时间的推移而增长的。
大多数私人财富的证据都已由沙兹曼（）详细列出，在这里没有详细复述的必要。相反，我试图确定在大约前年（有可靠数据的最早时期）到前年共和国秩序崩溃之间罗马的富裕程度。通过列举私人财富之间的相互关系，我将试图阐明共和国大扩张时期私人财富的发展轨迹和规模。
贵族的地产财富
汉尼拔的征服者 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 ，以下简称阿非利加努斯，或大西庇阿）在公元前年和前年担任执政官，他的财产估计在万塞斯特斯左右。这个数字不容小觑，但与六十多年后（前年）执政官李锡尼乌斯·克拉苏·穆西亚努斯（ ，以下简称克拉苏·穆西亚努斯，或穆西亚努斯）价值超过亿塞斯特斯的遗产相比，就相形见绌了。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问题。穆西亚努斯可能是他那个时代最富有的人，而阿非利加努斯仅仅是上层贵族的代表之一。这种比较若要生效，确实需要找到与阿非利加努斯同时代的最富有的人，而这个人很可能是他在前年的共同执政官李锡尼乌斯·克拉苏·迪夫斯（ ，以下简称克拉苏·迪夫斯，或迪夫斯）。（迪夫斯这个名字意为“富有”！）幸运的是，穆西亚努斯的大部分财产都是通过继承其父系的遗产得来的，而他的父系先辈可以追溯到前年的执政官克拉苏·迪夫斯。因此，这一证据告诉我们，大约七十年后，迪夫斯的遗产价值将超过亿塞斯特斯。如果这段时间里遗产价值没有增长，那么我们就不得不相信，大名鼎鼎的大西庇阿死的时候，只留下了大约相当于他同事财富的。这一点虽然无法反驳，但似乎令人难以置信。
财富的显著增长也可以追溯到第三个例子。到了前年，克拉苏（ ）与迪夫斯或穆西亚努斯没有任何亲戚关系，他仅在土地上就拥有亿塞斯特斯。除此之外，还得加上矿藏、贷款、奴隶大军，以及其他许多未提及的资产。
这些数据并不具有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分量，但它们确实提供了一些高层贵族财富指数级增长的概念。这些不是渐进式增长。相反，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公元前的最后两个世纪里，最富有的个人，其资产每隔几代人就至少翻一番。其他指标也显示出类似的致富比率。以白银为例。在前年，与克拉苏·穆西亚努斯同时代的小西庇阿在他的凯旋式上，携带了从迦太基带走的大约磅的银子。普林尼（）想让我们相信，这就是迦太基所有的白银，然而，西庇阿的侄子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阿特布罗基库斯（
）显然将成为第一个拥有磅白银的人。利维乌斯·德鲁苏斯（ ）于前年去世，据说他拥有磅白银，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增加了十倍。普林尼指出，在地产数量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快速增长现象。在前年，执政官埃米利乌斯·雷必达（ ）建造了罗马最好的房子，使用的资金可能来自他在对独裁官苏拉的政治清洗中以及在担任西西里岛总督期间赚取的利润。普林尼声称，在三十五年内，这所房子就已不再是最好的一百所房子之一了。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些数据的细节，普林尼意图明显地想说明巨额财富的增长，他很可能夸大了一些数据，但总体趋势似乎在其他方面得到了证实。奥克塔维乌斯（）的房子非常好，据说这所房子在前年为他赢得了执政官的职位，然而埃米利乌斯·斯考鲁斯（ ）在前年买下并拆除了它，只是为了扩建他隔壁的房子。他还增加了四根巨大的大理石柱子，其工程之大致使承包商需要采取保护措施，以防柱子被拖到街上时导致下水道破裂。前年，他以万塞斯特斯的价格将房子卖给了克劳迪乌斯（ ），因为它已经是一幢毫无价值的城市住宅，不再是地位的象征。如果购买这些房子的人使用了借款，那么他们的债权人就可能拥有在阿非利加努斯时代不可想象的巨大资本池。恺撒的债务高达万塞斯特斯，而昆西迪乌斯（）仅在前年就借出万塞斯斯特。与阿非利加努斯万或万塞斯特斯的总资产相比，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两种意外之财：外战和内战
精英们的新财富有多种来源，但有两种来源格外突出：帝国扩张和（公元前世纪）年代末苏拉的政治清洗。每一种都为那些最善于利用它们的人提供了意外之财，二者需要逐一论述。
不断扩张中的帝国提供了获利机会，掠夺只是其中的第一个。事实证明，外交手腕是跨越法律界限的摇钱树。例如，在前—前年庞培征服叙利亚及其周边地区期间，他的副官埃米利乌斯·斯考鲁斯幸运地带领一支罗马军队进入饱受内战蹂躏的犹太地区。内战的双方都向他行贿以换取他的支持，他因此获得了近万塞斯特斯的回报。庞培本人获得的利润甚至更大，这一点也不足为奇。在前—前年间，他征服了许多东方地区，并有权决定哪些国王继续掌权，哪些国王被废黜。有两个例子说明了他手中的王位为他换来的巨额利润。在卡帕多西亚，庞培大力支持一位被本国人民多次废黜的国王。西塞罗（ ）后来见到了这位国王的继承人阿里奥巴赞尼斯三世（），此人十年后仍在偿还祖父的债务：每月交出塔兰特（万塞斯特斯），这甚至不足以支付庞培收取的利息。庞培还摆出宽宏大量的姿态，以塔兰特（亿塞斯特斯）的酬金确认了提格涅斯（）在亚美尼亚的王位，而最终的金额显然甚至超过了这个数目。托勒密·奥莱特斯（ ）向恺撒和庞培支付了塔兰特，以换取他们承认自己在埃及的统治，但随后他就被赶下了台，这位国王最终支付了塔兰特（亿塞斯特斯！）给加比尼乌斯（），才又回到自己的王位。值得强调的是，这些款项不是支付给罗马的国库的，而是进了最高统治者个人的腰包。
从这些数字可以清楚地看出，庞培和恺撒的宏大战役带来了以前无法想象的财富水平。在他的东方战争结束时，庞培给他的步兵每人至少分了塞斯特斯的奖金，给他的高级部下每人提供了亿塞斯特斯的奖金，使这些人每个人都像七十年前最富有的人一样富有。庞培的一个解放奴隶德米特里厄斯（）留下了万塞斯特斯的财产，而庞培的儿子则得到了亿塞斯特斯的遗产。考虑到庞培在内战中输了，所以很难说这些遗产是否占了庞培财产总数的大部分。克拉苏拥有亿塞斯特斯的土地，这或许让他成为了财富的代名词，但庞培“完全可以买下克拉苏的土地而不感到拮据”。恺撒也是如此，他的独裁统治使他可以把公共的钱和私人的钱混在一起，在他之前没有任何罗马人这样做。他在高卢战役中积累了大量财富——包括出售奴隶的收入，他个人资助了他的军团万到万塞斯特斯。他以万塞斯特斯的价格换取执政官的政治中立，还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