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插图珍藏版) 9787801952318

《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著者的学识和能力令人惊叹。尽管著者一次也没有到过日本，但她却搜集了如此众多和非常重要的事实。虽然这些事实是些一目了然的日常的事情，可著者正是依据这些事实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的全貌。著者还在分析这些事实的基础上，推导出关于日本文化基本的然而对整体来说又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诸特征。 ——川岛武宜（日本著名评论家） （本书）从对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讲起，讲到明治维新，再分述日本人的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一直到怎样“自我训练（修养）”和教育孩子学习传统。全书夹叙夹议，贯串着作者的人类学文化类型论的观点，一点也不枯燥。……我们同东方这位邻国的关系是很不寻常的，难道我们不该多了解它一点吗？ ——金克木（中国著名学者） 如何理解日本这一与中华文明息息相关，却又迥异于中华文明，并给中华文明带来过深重灾难的日本文化，是最值得中国人关注的课题之一。历史的耻辱和现实的差距，使得许多中国人在“面对和思考”日本时，冲动的情绪远远多于理性的认知。偏见是浅薄、脆弱的，只有理智和平静才能给人以力量。 本尼迪克特的这部著作，就是一本客观、理性地观察日本的杰作。1944年，作者应美国政府之邀，采用文化人类学的科学方法，撰写了一份关于日本的研究报告，为美国成功制定战后治理日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6年，作者将报告整理出版。该书一经推出，好评如潮，深刻的思想和流畅的语言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一直被视为研究日本最有见地的作品，被公认为了解日本文化的最好读本。 《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为2007年10月第2次印刷。 本书根据查理·E．图特尔出版公司1974年修订版全文译出。是公认的了解日本文化最有争议同时也最具权威的读本。 本书是中文世界第一个译本，译者皆为国内日本文化研究的权威学者专家。校订者庄锡昌先生为复旦大学著名学者、博士生导师。 本书著者的学识和能力令人惊叹。尽管著者一次也没有到过日本，但她却搜集了如此众多和非常重要的事实。虽然这些事实是些一目了然的日常事情，可著者正是依据这些事实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的全貌。著者还在分析这些事实的基础上，推导出关于日本文化基本的然而对整体来说又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诸特征。 ——川岛武宜（日本著名评论家） （本书）从结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讲起，讲到明治维新，再分述日本的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一直讲到怎样“自我训练”（修养）和教育孩子学习传统。全书夹叙夹议，贯串着作者的人类学文化类型论的观点，一点也不枯燥。……我们同东方这位邻国的关系是很不寻常的，难道我们不该多了解它一点吗？ ——金克木（中国著名学者） 作者：(美国)鲁思·本尼迪克特 (Ruth Benedict) 译者：孙志民 马小鹤 朱理胜 鲁思·本尼迪克特，美国女人类学家，文化心理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生、卒于纽约。1909年毕业于瓦萨尔学院，获文学士学位。1919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F·博厄斯学习人类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36～1939年任人类学系代理主任。本尼迪克特长期在北美印第安人部落中从事实地调查，对原始宗教、神话和民间传说等都作过专题研究。她把文化的内在精神称为文化形貌或文化模式，强调对文化进行整体性考察，重在发现文化的基本观念而不是对各文化特质的关系作功能分析。她把心理分析的观点引入人类学的文化研究中，与M·米德等人创立了博厄斯学派中的一个支派，即文化心理学派（又称民族心理学派或文化与人格学派）。她把通常用于个人的心理分析概念应用于群体研究上，认为每种年代久远的文化发展都赋予其成员特定的“心理定向”和判断事物的能力，即文化决定思维方式。她反对种族主义，但认为不同民族存在文化模式差异并有优劣之分；人类学家进行文化比较研究，有助于增进有文化差异的民族间的彼此了解。 她的成名作《文化模式》(1934)和《种族──科学与政治》(1940)反映了上述思想。 她的另一著作《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1945)，则创造性地把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拓展到对现代社会的民族性(国民性)研究，突破了人类学传统的实地调查法，具有深远的影响。她的其他著作还有《科契提印第安人的故事》(1931)、《祖尼印第安人的神话学》(1935)等。 译者的话 第一章 研究课题——日本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三章 各守本分 第四章 明治维新 第五章 负恩于历史和社会的人 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 第七章 “义理最难堪” 第八章 洗刷污名 第九章 人情世界 第十章 德之两难处境 第十一章 修养 第十二章 儿童的学习 第十三章 投降以来的日本人 附录 评价与批判 关于作者本尼迪克特，我们知道的不多。据已查到的资料，她是美国当代著名的人类学家，1887年6月5日生于纽约。其父弗里德里克·S，弗尔顿是位医生，在她两岁时去世。其母伯特里斯·J.(夏特克)弗尔顿靠教书养家。1909年，本尼迪克特从瓦萨尔学院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次年赴欧洲，游历了瑞士、德国、意大利和英国，回国后曾执教于加利福尼亚的某女子中学。1914年回纽约，同生物学家斯坦莱·R.本尼迪克特博士结婚。 919年，因为想从事”忙碌的工作”而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并在选听了著名人类学家F.博厄斯教授的课后，对人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F. 博厄斯的悉心指导下成为该校人类学系的一个主要人物。192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1936年F.博厄斯退休后，她任该校人类学系代理系主任，直到1939年。此后继续从事教学和研究，于1948年病逝，享年61岁。 本尼迪克特是位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和注重实地调查的学者，曾指导学生到太平洋上的几个岛屿以及非洲、南美洲、北美洲的许多部落进行实地考察。她本人也对原始宗教、神话、民间传说和“纯粹人种学”作过专题研究。与其他人类学家不同，本尼迪克特在20世纪30年代同心理分析学家合作，首次把通常用于个人的那些心理学分析概念和心理学概念应用到集体上，并于1934年发表了她的代表性著作《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lture)。根据她的见解，“模式”是一个行动心理学的概念，不同于德国文化哲学家所说的“类型”。“模式”是一个给予各个行动以意义，并将各个行动包容于文化整体中的媒介。一个民族的文化可以内含多个“模式 ”，或是由多个“模式”构成综合的有机整体。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 ”理论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人类可能产生的行为范畴只能有一小部分得到发挥或受到重视。因此，人们应根据文化发生的来龙去脉来评价文化现象，而不能只偏重于文化特质，即个性的分析。本尼迪克特强调应把文化研究的突破口放在把握各种行动和思考方法在其特殊性的联系中形成的整体结构上，即放在分析结构的机能上。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论对文化人类学，特别是对文化与个性这个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尼迪克特还非常强调开展比较文化研究。在她看来，文化行为虽然是地域性的，人的所作所为千差万别，但无论怎样孤立的行为彼此之间都有某种内在联系。而比较文化研究可以使人们注意那些自己没办法理解的事，并对 “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习惯和家常事务中一切公认的判断”进行深究。本尼迪克特认为其结果是令人吃惊的，因为“当这些最不引人注目的东西被投射在全民族的屏幕上时，它们对一个民族未来的影响远比外交家们签署的条约的影响要大得多”。但是承认并尊重差别的比较文化研究者势必会遭到世界大同者的谴责，因而本尼迪克特认为比较文化研究者应该是坚忍不拔的，他应以自己的研究来证明差异未必就是一把悬在世界上空的达摩克利斯利剑。同时，他还必须宽宏大量、懂得了解其他类型的生活方式，而这一切将会使自己更加热爱本民族的文化。 《菊花与刀》是本尼迪克特的另一部主要著作。它最初是一份受美国战时情报局之托写成的有关日本的研究报告。战后，由于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以及日本整个局势的发展情况基本与上述研究报告的主旨一致，于是作者就在原报告的基础上加写了前后两章，概述了研究方法、课题及日本投降后的情况，于1946年公开出版，引起日本各界的强烈反响。1948年日译本出版后，即成为日本国内最畅销的书之一。全书共13章，另附有一索引和日语词汇解释。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在书中着重描写、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及深藏于其行为之中的思考方法，即日本文化的诸模式；通过对义务与人情、恩与责任、义务与义理的比较，考察了日本人的价值体系，从而得出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恶感文化”的“耻辱感文化”的结论。本书夹叙夹议，读起来颇有趣味。但由于作者本人的局限，本书在理论、事实以及分析方面难免有某些不妥之处，请读者注意分析鉴别。 本书由孙志民、马小鹤、朱理胜根据查理·E.图特尔出版公司1974年修订版全文译出，书末的日语词汇解释，因中译本已在各处需说明的地方加了注，故同索引一并略去未译。为便于阅读，中译本末尾附录了一篇日本学者的《评价与批判》，供读者参考。译文参照了长谷川松治的日译本( 社会思想社1972年改订第一版)。全书由庄锡昌校订。本书在翻译过程中，曾得到田汝康教授、吴杰教授和张荫桐教授的帮助，顾晓鸣和顾云深同志以及日本留学生白石微亦对译文提过宝贵的意见，谨致谢意。 由于译者学识浅陋，加之时间仓促，译文舛错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1986年6月于上海 插图： 第一章 研究课题——日本 日本人是美国曾竭尽全力与之战斗过的最异特的外敌。我们在其他任何一次与强敌的战争中都未曾需要顾及如此截然不同的行动与思想习性。同在我们之前的沙俄于1905年遇到的情况一样，我们与之作战的是一个全副武装、训练有素的民族，他们不属于西方文化的传统。已被西方人视作人类自然习性的那些战争规范对日本人来说显然是不存在的。这就使得太平洋上的战争面临的不仅仅是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的滩头登陆战，也不仅仅是棘手的后勤供应问题。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了解敌人的习性。我们必须理解他们的行为举止，以便同他们打交道。 困难是很大的。在日本的锁国政策［1636年，日本的江户幕府为了彻底禁止基督教传入日本，并割断西南诸藩同外国的贸易，颁布了一系列锁国令，开始了日本历史上长达200多年的锁国时代。1854年3月，美国强迫日本幕府签订了《日美亲和条约》，日本被迫开埠通商。——译注］被打破后的75年间，人们往往用一连串“但是，又??”这种极为离奇的措词来描写日本人，而对其他任何一个民族却从没有使用过这种描述手法。一位严肃的观察家描写日本人以外的其他民族时，如说他们礼仪超群，他就不大可能再加上“但是他们又目空一切，妄自尊大”这类话。当他说某个民族行为举止极为刻板时，也不会再补充说“但是他们也很善于适应激进的变革”。当他说某个民族驯顺时，他不会再去说明一下“但是他们不习惯于服从自上而下的控制”。当他说他们忠实而又宽宏大度时，他不会再说“但是他们不可信赖，心怀叵测”。当他说他们本性勇敢时，他不会再去详细描述他们的胆怯。当他说他们的行动不顾忌他人的评判时，他不会随之又说他们确实具有强烈的内在良心。当他描绘他们的军队具有机器人一样的纪律时，他不会接着又描述那支军队里的士兵如何不服管束，甚至违抗上司。当他描写一个民族热衷于西方学问时，他不会再不厌其烦地叙述他们的强烈保守性。当一个人撰书描写一个普遍爱美的民族，描写他们如何崇拜演员和艺术家，在菊花栽培方面如何讲究艺术时，一般也不会再去写另一部书来补述该民族是如何崇拜军刀、崇尚武士的最高荣誉的。 但所有这些矛盾的说法正是叙述日本的书籍的经纬。它们是真实的。菊花和刀两者都是这幅画中的一部分。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他们非常关心别人对他们的行动的看法，但当别人对他们的过错一无所知时，他们又会被罪恶所征服。他们的士兵非常守纪律，但也不很顺从。 在理解日本对于美国来说已变得非常重要的时刻，对上述这些矛盾以及同样显得乱哄哄的其他许多情况是不能不屑一顾的。严峻的局面正接踵而来，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日本人将会干些什么？能否不进攻日本本土就使其投降？我们是否需要轰炸皇宫？我们对日本战俘能指望些什么？对日本军队以及日本本土的宣传中，我们应该怎样说才能少牺牲美国人的生命和削弱日本人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决心？在第一流的日本通之间存在尖锐的意见分歧。当和平来临之际，日本这个民族需要用持久的军管法才能使其遵守秩序吗？我们的军队必须准备在日本山中的每个要塞里与顽抗到底的死硬分子作殊死战斗吗？先得在日本发起一场像法国革命或俄国革命那样的革命，才有可能实现国际和平吗？谁来领导这场革命？是否应把日本人灭绝掉？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判断分歧极大。

ISBN	9787801952318
出版社	九州出版社
尺寸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