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传教团与清代中俄文化交流 7201061593/978720106

《俄国传教团与清代中俄文化交流》内容简介：我的研究以俄文资料为主，在国内很难找到，多亏一位俄罗斯友人鼎力相助，他便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李福清（BopHcPM巾THH）先生。这位年逾古稀的异国老人总是有求必应。他不辞辛苦，为我复制了18和19世纪的大量珍贵文献，更令我惊喜和感动的是，其中有很多资料是他主动为我搜寻的。2003年，李先生在来华接受教育部颁发的“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期间拨冗仔细审阅了《俄国传教团与清代中俄文化交流》初稿。而后，李先生依然时常雪中送炭，促使我不断完善书稿，深化研究。 《俄国传教团与清代中俄文化交流》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肖玉秋，1963年生，天津市人，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和历史学院副教授，从事中俄文化关系史、俄罗斯历史及世界近现代史研究。在《世界历史》和《世界宗教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已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文化功能研究”，现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代以来中俄文化交流史研究”子课题。 引言 第一章 中外关系史上的特殊历史现象 第一节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之由来 一、蒙元时期东正教传入中国之可能 二、哥萨克东侵与东正教入华 三、雅克萨战俘与东正教传入北京 四、俄国对俄罗斯佐领宗教活动的关注与经营 五、第一届传教团来京 第二节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之特殊性 一、特殊机构 二、特殊职能 第二章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之宗教活动 第一节 从第一届传教团到《中俄天津条约》 一、列扎伊斯基传教团或第一届传教团 二、主教区计划流产以及俄国传教团法律地位的确立 三、从《恰克图条约》到《中俄天津条约》 第二节 从《中俄天津条约》到义和团运动 第三节 中国主教区成立以后 一、重整传教团 二、东正教势力在中国的扩张 第四节 传教活动分析 第三章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之研究活动 第一节 哲学与宗教 一、儒学 二、道教 三、佛教 四、其他宗教 第二节 历史与地理 一、历史 二、地理 第三节 语言与文学 一、语言 二、文学 第四节 社会与法律 第四章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之教育活动 第一节 揭开近代欧洲国家留学中国序幕的俄国留学生 一、选派与构成 二、学习与管理 三、去向与作用 第二节 俄国本土之汉满蒙语教学 一、科学院和外务院的满汉语学校 二、为中俄贸易服务的恰克图汉语学校 三、俄国最早设立汉满蒙语专业的高等学府喀山大学 四、俄国汉学重镇圣彼得堡大学 第三节 俄罗斯文馆的俄人教习与俄文教材 一、身为俄国商人、降人及后裔的俄人教习 二、身为传教团教士和学生的俄人教习 三、身为传教团领班的俄人教习 四、中国第一部俄语教科书 第四节 在华开办学校 第五章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与中俄在其他领域的文化交流 第一节 图书交流 一、中国典籍收藏 二、传教团图书馆 三、中俄政府互赠图书 四、在华刊印图书 第二节 医学交流 一、俄国“长桑”沃伊采霍夫斯基 二、“惠济遐方”的基里洛夫 三、亦医亦官的塔塔里诺夫 四、《本草纲目》译者巴济列夫斯基 五、探索中医奥秘的科尔尼耶夫斯基 第三节 美术交流 一、关注中国颜料的休金和比丘林 二、第一个收藏中国绘画作品的列昂季耶夫斯基 三、北京城里第一位俄国职业画家列加舍夫 四、描绘万寿山风景的科尔萨林 五、再现京城市井生活的奇穆托夫 六、刻画乞丐流民的伊戈列夫 第四节 在华修建的主要教堂 一、北馆中的教堂 二、南馆中的教堂 结语 一、传教团文化活动的特点 二、特洛伊木马与文化使者 附录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成员列表(1715-1902) 参考文献 后记 我是个知足自安，少欲寡求的人。自从1989年硕士毕业留校任教以来，我的生活便如一脉溪水，浅唱低吟，波澜不兴。勤勤恳恳教书，踏踏实实研究，不求发达扬名，但求良心得安，道味自饴。8年前，王晓德教授不嫌愚钝，收我为徒。在先生指导下，我在原来俄罗斯历史研究基础上，涉足早期中俄文化关系史研究，将俄国东正教在华历史问题确定为研究核心。在博士学位论文写作过程中，先生颇费心思，从谋篇布局到段落标点，谆谆教诲，严格把关。先生的品德和学问，对我影响甚大。从先生身上，我深切体会到了“为人”、“为学”和“为师”的真谛。 能有面前这本书，还要感谢学界多位师长的慷慨帮助和睿智点拨。硕士导师张义德教授领我得窥俄罗斯历史研究的门径，多年来不以我之无为而见弃，在工作和生活上时常惦念，以年迈之躯亲临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我国俄罗斯馆问题权威、中山大学蔡鸿生教授赐信鼓励并对我的选题提出宝贵意见。南开大学洪国起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吴恩远研究员，吉林大学张广翔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张建华教授、吴泽霖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耿异研究员的指教使我获益颇多。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门连凤教授和院长陈志强教授不断热情鼓励，使我始终能感受到领导的关怀和支持。 我的研究以俄文资料为主，在国内很难找到，多亏一位俄罗斯友人鼎力相助，他便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李福清（BopHcPM巾THH）先生。这位年逾古稀的异国老人总是有求必应。他不辞辛苦，为我复制了18和19世纪的大量珍贵文献，更令我惊喜和感动的是，其中有很多资料是他主动为我搜寻的。2003年，李先生在来华接受教育部颁发的“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期间拨冗仔细审阅了本书初稿。而后，李先生依然时常雪中送炭，促使我不断完善书稿，深化研究。 我还要感谢责任编辑赵艺女士诚心以待，不仅力促本书在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更为保障出版质量付出了很多辛劳。 笔者自愧学浅才疏，识寡思拙，书中讹误或疏漏在所难免，敬请方家不吝赐教。 插图： 第一章 中外关系史上的特殊历史现象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是中外关系史上的特殊历史现象。当英、美等国“连跟两广总督直接进行联系的权利都得不到的时候，俄国人却享有在北京派驻使节的特权”，这“使俄国外交在中国，也像在欧洲一样，能够产生一种决不仅限于纯粹外交事务的影响”①。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使节”就是本书所要讨论的对象——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从1715年彼得一世（F1eTpI）派遣第一届传教团来华，到1956年自主的中华东正教会成立，这个名义上的宗教机构在中俄关系史上扮演了极其复杂而重要的角色。正如蔡鸿生先生所言，“19世纪60年代以前的中俄关系，无论商务、外交还是文化，几乎事事通过俄罗斯馆，构成一种蛛网式的关联”②。即使在1861年俄国驻京公使馆设立以后，中俄间的外交和文化关系依然与传教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一节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之由来 一、蒙元时期东正教传入中国之可能 由于中俄两国相隔遥远，交通不便，加之俄罗斯国家形成较晚，因此在元代以前中国文献中一直未见有关俄罗斯的记载。公元13世纪，蒙古民族崛起于辽阔无际的草原。1235年，成吉思汗长孙拔都率大军远征欧洲，先后征服梁赞、苏兹达尔、弗拉基米尔和莫斯科，1240年攻陷基辅，1243年建立金帐汗国，罗斯各公国尽皆臣服。蒙古军队在征战过程中不断将被征服民族的青壮年男子招募入伍，“此时，在蒙古的西征军中已有信仰希腊正教的俄罗斯籍士兵”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