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向与课程改革:以王国维、胡适和钱穆为中心 9787567526792

华东师范大学周勇教授长期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成果，是“教育、文化与社会：新教育叙事研究”丛书之第一部。 凭借其深厚的历史、文学等知识根基，作者从文化研究之视角入手，以王国维、胡适和钱穆等中国现代教育先行者的课程改革行动为例，展现那一代人为了中国文化的复兴与重建所付出的教育努力。 本书以论文之形式、散文之笔法呈现，内容丰富、叙述严谨、材料众多却不乏味枯燥，读来给人一种史诗般的壮阔之感。是一线教师关注中国教育、文化和社会问题的优秀读本。 编辑推荐篇章： 丛书总序 导论 结语 民国前辈的经历让我觉得自己有过的专业困惑实在微不足道，我也因此总是留恋前辈们的历史世界。本书即是过去十年“民国之旅”的总结，其所描述的正是几代前辈的意义建构努力。对当代教师而言，如果他们能像许多前辈那样，致力于以自己的教育、学术和写作实践，为国家创造并传播一点有价值的现代“科学”或“艺术”文化，那便是在过一种有意义的教育人生。 ——周勇 周勇1973年2月生，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史（中国文化与教育）博士，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访问学者，现任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喜欢在文学、历史、社会学等学术文化领域寻找“动人的教育景观”，曾先后研究中国十一世纪的思想文化变迁与教育改革、中国现代学术文化革新与课程改革、教育社会学理论演变、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近些年还在晚明戏剧文艺及当代电影音乐等文化领域寻找“美好的文化教育实践”，继续致力于从视野、内容与表达方式入手，实验跨学科的教育研究与写作。 导论现代中国教育的文化转向与文化认同／1 1.文化转向与现代中国教育的文化认同重建／5 2.当代教育理论界的文化转向与文化认同探讨／10 3.被遗忘的本土前辈及其文化转向与课程改革经验／14 第一章“中学无用”：中国教育遭遇文化认同危机／21 1.现代教育改革与“中体西用”的形成／22 2.被冷落的文化保守“苦心”及其谢幕／26 3.激进的趋新与中国教育的文化迷惘／32 第二章独上高楼的寂寞先驱及其文化开拓与课程贡献／41 1.依旧以激进政治变革为本的主流文化革新走势／42 2.“感情苦多”的边缘青年学者及其教育与文学转向／54 3.悲剧文学认同与现代中国文学课程范式的诞生／68 第三章“文艺复兴”一代的文化重建与课程改革努力／87 1.现代学术职业主义的兴起与学科课程体制的建立／88 2.蔡元培再度出山与北大成为教育界的“新文化”中心／103 3.“科学”的中国现代文化建构实践与课程改革运动／117 4.一位召唤“国魂”的底层教师及其学术与课程突围／142 结语教育学、课程改革与未尽的现代文化转向／175 1.丰富的文化革新想象与有限的文化实践能力／176 2.课程改革作为教育界的“新文化”生产及传播机制／189 3.作为“学术文化实践”的教育学及其重建之路／200 参考文献／221 后记／253 “教育、文化与社会：新教育叙事研究”丛书总序 毫无疑问，自孔子以来，教育一直都是维系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今天，规模日益庞大、资源及人力投入也与日俱增的教育体系同样应该为仍在转型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作出有益贡献。和其他人文社会理论研究一样，教育理论研究在今天的庞大教育体系中，亦只是小小的组成部分。虽然微小，但也不能简单止步于向西方教育理论看齐，更不可只在它的话语体系下展开理论研究，而必须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文化、社会问题出发，跨越既有的学科界限，接受各种切实能揭示文化和社会问题的新视野与新话语，如此教育研究才可能为当代中国文化与社会的进步贡献一份学术及理论力量。 1920年代，教育学界热衷于引入“道尔顿制”、“设计教学法”等当时西方流行的教育学话语，并以之来改革中国教育。结果这一“移植型”的教育理论建构及其教育改革实践很快皆落入“失败”陷阱，还遭到傅斯年、陈寅恪等权威学人的猛烈“炮轰”，故进入1930年代后教育研究备受学界歧视与排斥。多亏一批前辈勉力维系，学院里的“学科”位置才得以保持到新中国成立。新时期，教育学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一起拉开“重建”序幕，不久又一起迎来新一轮西方思想的强大冲击，教育学界再度出现被各种西方概念牵着鼻子走的理论生产动向与局面。 为避免重蹈可能的理论“终结”困境覆辙，199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资深教育学者都在进行反思与调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教育理论应“本土化”。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文社会学者跨界转入教育学领域，并为教育理论研究带来了历史学、社会学等诸多有利于认识本土教育历史与现实的跨学科视角。因此1980年代末兴起的从“中国文化”角度出发展开的跨学科教育研究能在教育理论界获得更多响应。 在当代几路教育学人的推动下，21世纪初以来，教育理论界其实已经有不少文化及社会取向的忧思与探索。从沉思中国教育改革如何应对剧烈经济社会转型进程中“生命意义”的迷失，到审视西方“经济全球化”与“消费主义”文化泛滥造成的教育挑战，再到考察中国教育改革及“新课程改革”受制于什么样的“社会基础”，过去十多年来，教育理论界已广泛采用“文化”与“社会”的跨学科视野与框架，来分析当代中国教育发展所面临的“文化”与“社会”问题。甚至在考察中国教育的历史演变“面相”时，也有许多教育学者十分重视分析在教育演变中起作用的种种“文化”与“社会”力量。不仅如此，过去十年，教育理论界还兴起了一场“叙事研究”运动，许多一线教师或其他从未被教育理论话语详细描述过的“无名者”纷纷成为“教育叙事”的文本。 本丛书取名为“教育、文化与社会：新教育叙事研究”丛书，既是为了向1980年代末以来各路教育学人在理论及学科视野方面的努力开拓致敬，又是为了尝试以不乏真切“文化关怀”和“社会学想象力”的“新教育叙事”研究，来深化各路前辈在“教育、文化与社会”这一框架下展开的教育理论探索。也因此，本丛书十分希望更多的青年学者加入进来，在关注文化与社会问题的同时，又能通过对非常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展开的“深度描述”与分析，来揭示中国教育曾经发生或正在面对的种种“文化”与“社会”问题，从而为中国文化与社会进步作出有益的学术与教育理论贡献。 周 勇 版权页： 及至第二年，不得不考虑再次赴日避难时，还不忘鼓励清华学子“多多参与政治活动”。还好，梁启超晚年的教育教学实践固然仍要被政治牵引，但也让他体会到了学术之乐。一些晚辈见了，甚至觉得这位引领时代“进步”的革新领袖其实是个单纯学者，但说其“忘情于政治活动”的“世人”其实是“非能知梁氏者也”。 不过，当时晚辈看到的终究是梁启超晚年面相，今人可能遗憾“任公在学术上的造诣本甚深湛，如果他民国元年归国时即从事讲学教育工作，其贡献何止如此。”尤其是看到他晚年已开始大力研究“中国文化史”，并提出“一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新文化，一面仍不可妄自菲薄，蔑弃其遗产”等文化革新原则，更是容易对梁启超早年未能按此原则专心从事文化革新感到可惜。奈何木已成舟，怎能苛求梁启超付出更多行动。何况他已做的够多：不仅以一己之力推动了1898年以来的政治变革，而且让时人增强了对于文学、史学以及教育等文化领域的重视与认同，并切实贡献了以“国家”、“新民”为基本框架的文化革新范式，尽管他总体上没有走出将文化教育当作激进政治改革工具的功利主义文化革新轨道。 至此，该把目光转向章太炎了。梁启超是新一代“改良派”的杰出代表，而在“革命派”中，年龄、表现方面皆与梁启超旗鼓相当的人当属章太炎。事实上，如果讲师承背景，章太炎还要胜出一筹。章太炎出自曾国藩、俞樾一系，堪称拥有当时最优越的“文化资本”，而梁启超当初只是“布衣书生”康有为的弟子。提及这点背景差异，是想说明章太炎作为清末教育界名门之后，不仅必须承担一定的文化革新重任，而且其成绩和历史变革影响也不应输于梁启超，清末教育界也因为有这两大杰出后辈的登场，得以新生出许多精彩的文化转向与文化重建故事，乃至在整个历史变革进程中都可以看到年轻一代读书人的力量。

ISBN	9787567526792
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	周勇
尺寸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