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本书通过对中国现当代文坛风格相近、交往频繁、独树一帜、影响深远的文化大师的人生描蓦和交往梳理，力求把故事性与文学性紧密结合起来，从一个独特的人文角度，透视出文学与人生之间紧密依存的关系，催人深思，给人启发！
媒体推荐
大师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标高，他们的出现，预示着一个群体的崛起，一个时代的崛起。
作者简介
陶方宣、男，安徽芜湖市三山区人，现居上海，编剧、作家。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政府机关公务员多年，后进入南京大学中文系深造。出版有《不是冤家不聚头》、《盛妆*张爱玲》等著作30多种。其中《霓裳*张爱玲》、《鲁迅的朋友圈》分别在香港三联、中和公司出版繁体字版，在海外发行。创作有多部影视剧，均已拍摄播出。
目录
序没有人是一个孤岛
第一章双子星座
投身万木草堂
康梁会引出梁章会
《时务报》的恩恩怨怨
章太炎绰号章疯子
反清与革命
同是天涯沦落人
周旋在两大阵营之间
徘徊在十字路口
第二章分道扬镳
东方文明正在华丽转身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岔道从这里开始
世界无突然发生之物
自称是“洪秀全第二”
革命！革命！革命！
革命与改良就是针尖对麦芒
以武犯禁与以文犯法
第三章儿女情少
梁启超的“雨伞”
风云气多，儿女情少
很不寻常的王姑娘
世界最文明之求婚广告
水乡美女在水一方
春蚕不肯无情死
第四章书生本色
然以政见歧殊，久不闻问
历经沧桑后的自甘寂寞
章太炎的“五大天王”
最著名的弟子
千年一遇的狂傲弟子
天王之外的“八大金刚”
康有为的私塾弟子
……前例的证婚人
“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
两股道上跑的车
附录
附录1章太炎年谱
附录2梁启超年谱
序言
序没有人是一个孤岛
台湾著名作家李敖说：“在时代的潮水中，没有人是一个孤岛，不影响潮水或不受潮水的侵蚀。个人的生命是时代的生命，个人的消逝是时代的死亡——至少部份是这样。”这句话用在章太炎与梁启超身上，是多么贴切。
虽然同为民国大师，章太炎与梁启超人生之路是那么的不同，一个从日本得到革命的旗帜，一个在欧洲诸国得到西式民主的火种，一生就在这条崎岖不平的小道上艰难行走，弯弯曲曲的道路通向不可知的远方。两条不同的家国之路、两种不同的政治模式，却早在民国年代、早在章太炎与梁启超的唇枪舌剑中已经有了雏形与轮廓。多年沧海桑田、鱼龙变化之后，时代的风起云涌风云变幻，又把一些普世的规则一览无余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政治可以“绑架”大家的思想，禁锢大家的头脑。可是当浮泛的潮流退却之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真理与智慧的所在，看到哪条路是此路不通、哪条路是通衢大道——这是极权与人权的不同，也是章太炎与梁启超的不同。可能太多的“不同”遮蔽了章太炎与梁启超的“同”：无论在北平或在上海，在日本或台湾，章太炎与梁启超都是青年作家与文人学者的良师益友，以章太炎和梁启超为中心的两个文化阵营一直不曾消失过，这是他们的人格魅力所在。他们同样都饱读诗书，也同样都热心助人，是民国学界两位大师，也是中国文坛两位巨匠。其实章太炎应该感谢梁启超，正如同梁启超应该感谢章太炎一样，所有的大师都应该感谢他的“敌人”，既然能成为大师的“敌人”，那“敌人”也是大师吧？大师只有在与大师的较量中，才能激发起更加高瞻远瞩、高屋建瓯的大智慧，就如同古代对决的武林高手，没有相遇顶级高手，身怀绝技的高手也难以磨炼出顶级绝技。是对手的强大才激活、激发你的聪明才智，高手失去强有力的对手，人生该是多么寂寞？如同失去章太炎的梁启超，也如同失去梁启超的章太炎，他和他起码要少写多少智慧文字？
还是李敖说得好：“在时代的潮水中，没有人是一个孤岛，不影响潮水或不受潮水的侵蚀。”这个世界不存在一个孤立的人，从文化角度来说，人更不可孤立。事实上所有的人都受着文化的制约，个人永远寄身在时代之内，他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密不可分，他就是时代的一部分。章太炎是这样，梁启超也是如此，凡·高是如此，贝多芬也是这样，古今中外的文化大家艺术大师无一能幸免——大师只是那个时代某个领域最突出的代表，一片森林中，不会只有它这一棵高高耸立的参天大树，芬芳满园的花圃里，不会只有它这一朵娇艳鲜花。林木葱茏，才会显得生机一片，群芳争艳，才会让人赏心悦目，杰出人才的孕育也是如此。从表面上看，在诗歌鼎盛时代，李白的出现像彩虹横天，但是他在那个时代出现一点也不偶然，在李白的周围，有无数诗歌星座在闪闪发光：杜甫、王维、岑参、杜牧、孟浩然、白居易、王昌龄、陈子昂、刘禹锡——是他们组合成浪漫而瑰丽的盛唐气象，就像凡·高身旁有莫奈、塞尚、高更一样；就像贝多芬身旁有海顿、马勒、莫扎特、舒伯特、布鲁克纳、约翰·施特劳斯一样；就像莎士比亚身旁有福特、马洛、本·琼生、韦伯斯瑞一样。巨人从来不会单个地孤立地出现，大师只是其中最优秀的代表，是森林中最高大的一棵，是花园里最鲜艳的一朵，而不会只是其中唯一的一棵、一朵。大师其实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标高，他的出现预示着一个群体的崛起，一个时代的崛起。如同章太炎与梁启超的崛起意味着民国文化人的群体式崛起，环绕在章太炎与梁启超身边的，是一个庞大的大家群体，都是已经载人史册的名字：邵洵美、蒋梦麟、辜鸿铭、陈寅恪、徐志摩、陈独秀、蔡元培、章士钊、沈从文、梁漱溟、王国维、傅斯年、钱穆、胡适、鲁迅——实在太多了，我无法一一罗列。我们感谢章太炎与梁启超，不如感谢民国那个包容的时代，这是一个文化人群雄并起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很少出现，似乎只有在先秦诸子百家那里看到过。
李敖说“没有人是一个孤岛”，他说得没错，但是在我看来，人物就是露出时代海面的“孤岛”，所有的人物组合在一起，就是浮出海面的“珊瑚群岛”。而章太炎或梁启超就如同珠穆朗玛峰或乔格里峰一样，双峰对峙奇峰耸立。众多民国大师环绕四周，如同昆仑山脉、唐古拉山脉、冈底斯山脉一样。正是这条条山脉座座奇峰，组成了让人仰望也令人惊叹的青藏高原！
文摘
第一章双子星座
『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
——梁启超
投身万木草堂
在民国熠熠生辉的文化星空，章太炎与梁启超如同一对闪闪发光的双子星座格外引人注目，它们散发出异样的光芒，让我们看到民国文化的幽幽景深和中国文化的星汉灿烂。
追循着双星的人生轨迹，必得先从梁启超说起。这个小章太炎五岁的男人从小就是一个天才，也是一个异秉，天才与异秉从来就是形影不离的孪生子、双胞胎，梁启超打小就是这样的天才与异秉。对于这一点他自己倒也不避讳，后来在《三十自述》中他这样写道：“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略史，五经卒业。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日治帖括，虽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辄埋头钻研，顾颇喜词章。”
从《三十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六岁即随父开始遍读史书，八岁开笔作文，九岁就能下笔千言，十二岁中秀才，在当地引为奇人奇事。当地就是梁启超的故乡广东新会熊子乡茶坑村，这在他的《三十自述》中亦有记录：“余乡人也，于赤县神州，有当秦汉之交，屹然独立群雄之表数十年，用其地，与其人，称蛮夷大长，留英雄之名誉于历史上之一省。于其省也，有当宋元之交，我黄帝子孙与北狄异种血战不胜，君臣殉国，自沈崖山，留悲愤之记念于历史上之一县。是即余之故乡也。乡名熊子，距崖山七里强，当西江入南海交汇之冲，其江口列岛七，而熊子宅其中央，余实中国极南之一岛民也。先世自宋末由福州徙南雄，明末由南雄徙新会，定居焉，数百年栖于山谷。”
作为一个闭塞的小岛民，梁启超能成为一个博古通今博览群书的天才少年，与其家庭背景有着必然的联系。梁家祖上居住在福建福州，北宋末年遭亡国之祸乱，由福州迁至南雄。明末以同样的缘故由南雄迁往新会。数百年来，祖祖辈辈半耕半读，过着与世无争的清贫生活。到了梁启超祖父梁维清这一辈，境况才稍稍有所好转，这得益于梁维清经过长年头悬梁、锥刺股的苦读成为梁氏家族有史以来第一个秀才，秀才很快又晋升为本县教谕，它改变了梁家世代农耕的格局。文化人的毛病就是清高，这个县教谕旅职时间并不长，因为书生意气又看不惯官场腐败，便辞官回乡间创办私塾，渐渐成为茶坑村一带深得乡民信任与敬仰的乡绅。虽然偏居山乡一隅可能做不出惊天动地的伟业，但是他却以严厉的长者作风、深厚的文化修养影响了初懂人事的孩童梁启超。虽说家境清贫，但是对于梁启超的教育梁家始终当成一件大事。据说梁启超十岁的时候，为了让其开阔眼界、见多识广，祖父便带他到新会县城会城镇，晚上入住在一位同为秀才的李兆镜家中。对于初次走出乡村的小孩来说，城里的一切都是新鲜有趣的。李家有个后花园，当时正值春天，桃花杏花开得像火一样，十分好看。梁启超忍不住随手摘下一枝桃花，突然看到祖父与李秀才沿园中小道走来，他害怕祖父训斥，便慌忙将摘下的桃花藏进衣袖之中。这一切没能逃过祖父与李秀才的眼睛，梁维清正要训斥梁启超，李秀才却阻止了他，说：“且慢，都说你们家启超是神童，你以此来考考他，然后再指出错误不迟。”梁维清点头称是，快步上前截住梁启超：“新会人都知道梁家有小儿才情过人，先生要我出题考考你，你看如何？”梁启超点点头，梁维清看了看他然后说：“那我出对子吧？上联是：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请对出下联。”梁启超想了想，然后答道：“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梁维清看到园丁推着小车走出园中小道，马上又出一联：“推车出小陌。”梁启超答：“策马入长安。”李秀才在一旁面露惊喜，梁维清却沉下脸来：“对子对得倒不错，但是你如果不去掉一些做人的恶习，即使‘策马入长安’，于国于民有何益?”说着，他拉过梁启超的手，从衣袖中抽出了那枝桃花。
梁启超中秀才之后就被祖父送到广州，先后求学于吕拔湖、陈梅坪、石星巢先生。三位先生虽非一流学者，旧学功底却很深厚，梁启超从他们那里学了不少东西，十五岁入学海堂为正班生。当时广州有五个大书院，分别是：学海堂、菊坡精舍、粤秀书院、粤华书院、 广雅书院。五大书院梁启超一下子就进了四个，可见其求知欲之强烈。其实没有去的广雅书院也曾打算过去，因其制度规定地方长官来院时，全体学生须在门前站班迎接，这一条让梁启超无法忍受。由此可见，叛逆精神早就在这位超常规的少年心中生根、萌芽。
学海堂的三年苦读，使梁启超从一个“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问”的秀才，变为一名饱读经史子集，精通训诂辞章的学者。在那个“科举取士”的年代，为前途和衣食计，他还不能脱离祖辈辛苦走过来的那条老路。1889 年，十六岁的梁启超参加了广东乡试，中第八名举人。
当时的主考官是贵州人李端棻，副考官是福建人王仁堪，二人都非常赏识梁启超的才学。李端棻想把自己的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他，王仁堪有女待嫁，也想招他做女婿。但是李端棻先开口请王仁堪做媒，王仁堪只好把自己的想法吞回肚里去。媒人的使命起初似乎并不顺利，关键是梁家。李家是贵州望族，李端棻时为礼部侍郎，官高位显。梁启超的父亲认为自己是贫寒之家，不敢接受。这位李侍郎却托人传话：“予固知启超寒士，但此子终大池中物，飞黄腾达，直指顾问事。予第物色人才，勿以贫富介介。”这样一说，梁家才放下心来。不久，梁启超与李蕙仙喜结良缘。
中举第二年，梁启超赴京会试，但这次却没有考中进士，不过这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反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成为他一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当时上海是东方第一大都会，市容繁华摩登、文化风起云涌，民间各种党派像雨后春笋，世界各地学说如狂风暴雨冲刷着这片土地，所见所闻把偏居一隅的梁启超看得目瞪口呆。对于一介学子来说，他最感兴趣的莫过于书，在《三十自述》中他后来这样写道：“时肄业于省会之学海堂，堂为嘉庆间前总督阮元所立，以训诂辞章课粤人者也。至是乃决舍帖括以从事于此，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辞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以无力不能购也。”被上海和《瀛环志略》开了天眼的梁启超结识了康有为大弟子陈通甫：“其年秋，始交陈通甫。通甫时亦肄业学海堂，以高才生闻。既而通甫相语曰：‘吾闻南海康先生上书请变法，不达，新从京师归，吾往谒焉，其学乃为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于是乃因通甫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辞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辛卯余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讲学于广东省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徇通甫与余之
请也。”
陈通甫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英年早逝，曾被戏称为康门的“颜回”。他一走，大弟子头衔自然而然就落到梁启超的身上，“耻于旧学”的他进入康有为的万木草堂，这是他思想的开始、事业的开始，甚至也可以说是人生的开始。康有为一生能翻云覆雨、成就大业，与梁启超这么一位得力助手有极大的关系。这是相辅相成的一件事，如果没有康有为，像梁启超这样的大才虽然不会一事无成，但是他也有可能走上另外一条人生之路。人生就是这样充满不可知不可测，冥冥中的神灵常常在人生的三岔路口为有志者安排一位高人出现。三岔路口不会早就形成，是高人的出现才导致你的人生之路在这个节点上出现一个三岔路口。康有为如此，梁启超也如此，甚至随后登场的章太炎也如是。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真的说不清是你帮了我还是我帮了你，应该是你我他一起联手共同协力，才唱成了人生这出大戏。
康梁会引出梁章会
一个聪明过人的学生，投身到一代文化骁将门下，又恰逢一个风起云涌的伟大时代，在这样的历史大际遇面前，他们不可能做不出惊天动地的伟业，“公车上书”就是他们事业大幕的开启。
后来在《三十自述》中，梁启超这样回忆：“甲午年二十二，客京师，于京国所谓名士者多所往还。六月，日本战事起，惋愤时局，时有所吐露人微言轻，莫之闻也。顾益读译书，治算学、地理、历史等。明年乙未，和议成，代表广东公车百九十人，上书陈时局。既而南海先生联公车三千人，上书请变法，余亦从其后奔走焉。”已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历史绝不会空穴来风，所有的事件皆有前因后果，追溯当年的历史你会发现，“公车上书”对康有为来说、对晚清来说都是顺理成章、应运而生。历史与历史人物从来都是应运而生，一旦逆运，便不可能发生，这是历史常识，“公车上书”对康有为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行为。这个深谙中国政制、对世界历史如数家珍的老学究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代先驱，“先生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余与诸同学日札记其讲义，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先生又常为语佛学之精粤博大，余夙根浅薄，不能多所受。先生时方著《公理通》、《大同学》等书，每与通甫商榷，辨析入微，余辄侍末席，有听受，无问难，盖知其美而不能通其故也。先生著《新学伪经考》，从事校勘；著《孔子改制考》，从事分纂。”这是弟子梁启超对万木草堂时代康有为的回忆，适逢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康有为这样的人必定要粉墨登场，即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说：“历史的必然总是通过事件和人物的偶然出现的。”在紫禁城被有史以来第一盏电灯照得一片雪亮的1888年，中国确实应该要发生一些什么，也肯定要发生一些什么：1888年，颐和园正在加紧施工，光绪帝即将大婚，北洋水师正式成立，最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一书”。李泽厚说得好，“历史的必然总是通过事件和人物的偶然出现的。”康有为是偶然出现的一个人物，但是他肯定是晚清历史必然要出现的一个人。既然点了几千年的油灯可以被电灯取代，为什么全新的现代文明制度不可以取代专制的极权制度？历史的嬗变向来从物质、体制、文化三个层面开始，“上清帝第一书”就是标志着这样的递进，也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不断被欧洲文明影响、融合、改变的结果。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影响、改变到最后完全被取代，这是古今中外司空见惯、有目共睹的事实，非人为的力量所能改变。清朝即便入侵中原并占领中原最终建立了清朝，但它照样被强大的汉民族文化所同化。
这里不得不再一次提到晚清历史上标志性的人物、梁启超的启蒙导师：康有为，这个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的男人注定要成为李泽厚笔下那个“偶然出现的”人，他最早言传身教的老师是他的祖父康赞修，十八岁时拜南海九江有名的学者朱次琦为师。康赞修、朱次琦都崇信宋明理学，康有为最初的理想就是鄙弃所谓汉学家的繁琐考据，企图开辟新的治学道路。学习一段理学之后，他对理学并不赞同，因为理学“仅言孔子修己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痛定思痛之后，他在二十二岁那年一个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读书，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同年他游历了一次香港，从前那个荒凉的海边不毛之地尖沙咀一带，如今在欧风美雨浸淫下成为华丽又摩登的开放大都会，康有为为之倾倒眼界大开。随后他又阅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这是他从中学转为西学的重要开端，他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文明。欧洲的强大与繁荣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崩溃中的中国。
1882年，二十四岁的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这里有几个必须要记住的关键词：香港、上海、大量西方书籍——这一点康有为与他的弟子梁启超的上海经历如出一辙。这时候上海开埠已有二三十年，和香港一样繁华摩登，中西文化并存，大量西方书籍的出版发行完全颠覆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固有的心理人格与精神桎梏。正是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康有为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六年后的1888年9月，也就是李鸿章在紫禁城点亮第一盏电灯的这一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一腔豪情如同烈火熊熊燃烧。这时候同治皇上病逝，慈禧的侄子兼外甥、四岁小男孩光绪即位。康有为来到清廷递呈了他的“上清帝第一书”，他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主张，这是康有为作为一代大家迈出的人生第一步。后来他回到广东，创办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为变法创造理论，先后写下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提倡民主思想、平等观念。康有为的这些看法虽然都不太完整，但他的改革精神却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对顽固守旧分子也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而这两部书被他们视为异端邪说。
本书通过对中国现当代文坛风格相近、交往频繁、独树一帜、影响深远的文化大师的人生描蓦和交往梳理，力求把故事性与文学性紧密结合起来，从一个独特的人文角度，透视出文学与人生之间紧密依存的关系，催人深思，给人启发！
媒体推荐
大师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标高，他们的出现，预示着一个群体的崛起，一个时代的崛起。
作者简介
陶方宣、男，安徽芜湖市三山区人，现居上海，编剧、作家。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政府机关公务员多年，后进入南京大学中文系深造。出版有《不是冤家不聚头》、《盛妆*张爱玲》等著作30多种。其中《霓裳*张爱玲》、《鲁迅的朋友圈》分别在香港三联、中和公司出版繁体字版，在海外发行。创作有多部影视剧，均已拍摄播出。
目录
序没有人是一个孤岛
第一章双子星座
投身万木草堂
康梁会引出梁章会
《时务报》的恩恩怨怨
章太炎绰号章疯子
反清与革命
同是天涯沦落人
周旋在两大阵营之间
徘徊在十字路口
第二章分道扬镳
东方文明正在华丽转身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岔道从这里开始
世界无突然发生之物
自称是“洪秀全第二”
革命！革命！革命！
革命与改良就是针尖对麦芒
以武犯禁与以文犯法
第三章儿女情少
梁启超的“雨伞”
风云气多，儿女情少
很不寻常的王姑娘
世界最文明之求婚广告
水乡美女在水一方
春蚕不肯无情死
第四章书生本色
然以政见歧殊，久不闻问
历经沧桑后的自甘寂寞
章太炎的“五大天王”
最著名的弟子
千年一遇的狂傲弟子
天王之外的“八大金刚”
康有为的私塾弟子
……前例的证婚人
“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
两股道上跑的车
附录
附录1章太炎年谱
附录2梁启超年谱
序言
序没有人是一个孤岛
台湾著名作家李敖说：“在时代的潮水中，没有人是一个孤岛，不影响潮水或不受潮水的侵蚀。个人的生命是时代的生命，个人的消逝是时代的死亡——至少部份是这样。”这句话用在章太炎与梁启超身上，是多么贴切。
虽然同为民国大师，章太炎与梁启超人生之路是那么的不同，一个从日本得到革命的旗帜，一个在欧洲诸国得到西式民主的火种，一生就在这条崎岖不平的小道上艰难行走，弯弯曲曲的道路通向不可知的远方。两条不同的家国之路、两种不同的政治模式，却早在民国年代、早在章太炎与梁启超的唇枪舌剑中已经有了雏形与轮廓。多年沧海桑田、鱼龙变化之后，时代的风起云涌风云变幻，又把一些普世的规则一览无余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政治可以“绑架”大家的思想，禁锢大家的头脑。可是当浮泛的潮流退却之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真理与智慧的所在，看到哪条路是此路不通、哪条路是通衢大道——这是极权与人权的不同，也是章太炎与梁启超的不同。可能太多的“不同”遮蔽了章太炎与梁启超的“同”：无论在北平或在上海，在日本或台湾，章太炎与梁启超都是青年作家与文人学者的良师益友，以章太炎和梁启超为中心的两个文化阵营一直不曾消失过，这是他们的人格魅力所在。他们同样都饱读诗书，也同样都热心助人，是民国学界两位大师，也是中国文坛两位巨匠。其实章太炎应该感谢梁启超，正如同梁启超应该感谢章太炎一样，所有的大师都应该感谢他的“敌人”，既然能成为大师的“敌人”，那“敌人”也是大师吧？大师只有在与大师的较量中，才能激发起更加高瞻远瞩、高屋建瓯的大智慧，就如同古代对决的武林高手，没有相遇顶级高手，身怀绝技的高手也难以磨炼出顶级绝技。是对手的强大才激活、激发你的聪明才智，高手失去强有力的对手，人生该是多么寂寞？如同失去章太炎的梁启超，也如同失去梁启超的章太炎，他和他起码要少写多少智慧文字？
还是李敖说得好：“在时代的潮水中，没有人是一个孤岛，不影响潮水或不受潮水的侵蚀。”这个世界不存在一个孤立的人，从文化角度来说，人更不可孤立。事实上所有的人都受着文化的制约，个人永远寄身在时代之内，他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密不可分，他就是时代的一部分。章太炎是这样，梁启超也是如此，凡·高是如此，贝多芬也是这样，古今中外的文化大家艺术大师无一能幸免——大师只是那个时代某个领域最突出的代表，一片森林中，不会只有它这一棵高高耸立的参天大树，芬芳满园的花圃里，不会只有它这一朵娇艳鲜花。林木葱茏，才会显得生机一片，群芳争艳，才会让人赏心悦目，杰出人才的孕育也是如此。从表面上看，在诗歌鼎盛时代，李白的出现像彩虹横天，但是他在那个时代出现一点也不偶然，在李白的周围，有无数诗歌星座在闪闪发光：杜甫、王维、岑参、杜牧、孟浩然、白居易、王昌龄、陈子昂、刘禹锡——是他们组合成浪漫而瑰丽的盛唐气象，就像凡·高身旁有莫奈、塞尚、高更一样；就像贝多芬身旁有海顿、马勒、莫扎特、舒伯特、布鲁克纳、约翰·施特劳斯一样；就像莎士比亚身旁有福特、马洛、本·琼生、韦伯斯瑞一样。巨人从来不会单个地孤立地出现，大师只是其中最优秀的代表，是森林中最高大的一棵，是花园里最鲜艳的一朵，而不会只是其中唯一的一棵、一朵。大师其实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标高，他的出现预示着一个群体的崛起，一个时代的崛起。如同章太炎与梁启超的崛起意味着民国文化人的群体式崛起，环绕在章太炎与梁启超身边的，是一个庞大的大家群体，都是已经载人史册的名字：邵洵美、蒋梦麟、辜鸿铭、陈寅恪、徐志摩、陈独秀、蔡元培、章士钊、沈从文、梁漱溟、王国维、傅斯年、钱穆、胡适、鲁迅——实在太多了，我无法一一罗列。我们感谢章太炎与梁启超，不如感谢民国那个包容的时代，这是一个文化人群雄并起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很少出现，似乎只有在先秦诸子百家那里看到过。
李敖说“没有人是一个孤岛”，他说得没错，但是在我看来，人物就是露出时代海面的“孤岛”，所有的人物组合在一起，就是浮出海面的“珊瑚群岛”。而章太炎或梁启超就如同珠穆朗玛峰或乔格里峰一样，双峰对峙奇峰耸立。众多民国大师环绕四周，如同昆仑山脉、唐古拉山脉、冈底斯山脉一样。正是这条条山脉座座奇峰，组成了让人仰望也令人惊叹的青藏高原！
文摘
第一章双子星座
『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
——梁启超
投身万木草堂
在民国熠熠生辉的文化星空，章太炎与梁启超如同一对闪闪发光的双子星座格外引人注目，它们散发出异样的光芒，让我们看到民国文化的幽幽景深和中国文化的星汉灿烂。
追循着双星的人生轨迹，必得先从梁启超说起。这个小章太炎五岁的男人从小就是一个天才，也是一个异秉，天才与异秉从来就是形影不离的孪生子、双胞胎，梁启超打小就是这样的天才与异秉。对于这一点他自己倒也不避讳，后来在《三十自述》中他这样写道：“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略史，五经卒业。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日治帖括，虽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辄埋头钻研，顾颇喜词章。”
从《三十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六岁即随父开始遍读史书，八岁开笔作文，九岁就能下笔千言，十二岁中秀才，在当地引为奇人奇事。当地就是梁启超的故乡广东新会熊子乡茶坑村，这在他的《三十自述》中亦有记录：“余乡人也，于赤县神州，有当秦汉之交，屹然独立群雄之表数十年，用其地，与其人，称蛮夷大长，留英雄之名誉于历史上之一省。于其省也，有当宋元之交，我黄帝子孙与北狄异种血战不胜，君臣殉国，自沈崖山，留悲愤之记念于历史上之一县。是即余之故乡也。乡名熊子，距崖山七里强，当西江入南海交汇之冲，其江口列岛七，而熊子宅其中央，余实中国极南之一岛民也。先世自宋末由福州徙南雄，明末由南雄徙新会，定居焉，数百年栖于山谷。”
作为一个闭塞的小岛民，梁启超能成为一个博古通今博览群书的天才少年，与其家庭背景有着必然的联系。梁家祖上居住在福建福州，北宋末年遭亡国之祸乱，由福州迁至南雄。明末以同样的缘故由南雄迁往新会。数百年来，祖祖辈辈半耕半读，过着与世无争的清贫生活。到了梁启超祖父梁维清这一辈，境况才稍稍有所好转，这得益于梁维清经过长年头悬梁、锥刺股的苦读成为梁氏家族有史以来第一个秀才，秀才很快又晋升为本县教谕，它改变了梁家世代农耕的格局。文化人的毛病就是清高，这个县教谕旅职时间并不长，因为书生意气又看不惯官场腐败，便辞官回乡间创办私塾，渐渐成为茶坑村一带深得乡民信任与敬仰的乡绅。虽然偏居山乡一隅可能做不出惊天动地的伟业，但是他却以严厉的长者作风、深厚的文化修养影响了初懂人事的孩童梁启超。虽说家境清贫，但是对于梁启超的教育梁家始终当成一件大事。据说梁启超十岁的时候，为了让其开阔眼界、见多识广，祖父便带他到新会县城会城镇，晚上入住在一位同为秀才的李兆镜家中。对于初次走出乡村的小孩来说，城里的一切都是新鲜有趣的。李家有个后花园，当时正值春天，桃花杏花开得像火一样，十分好看。梁启超忍不住随手摘下一枝桃花，突然看到祖父与李秀才沿园中小道走来，他害怕祖父训斥，便慌忙将摘下的桃花藏进衣袖之中。这一切没能逃过祖父与李秀才的眼睛，梁维清正要训斥梁启超，李秀才却阻止了他，说：“且慢，都说你们家启超是神童，你以此来考考他，然后再指出错误不迟。”梁维清点头称是，快步上前截住梁启超：“新会人都知道梁家有小儿才情过人，先生要我出题考考你，你看如何？”梁启超点点头，梁维清看了看他然后说：“那我出对子吧？上联是：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请对出下联。”梁启超想了想，然后答道：“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梁维清看到园丁推着小车走出园中小道，马上又出一联：“推车出小陌。”梁启超答：“策马入长安。”李秀才在一旁面露惊喜，梁维清却沉下脸来：“对子对得倒不错，但是你如果不去掉一些做人的恶习，即使‘策马入长安’，于国于民有何益?”说着，他拉过梁启超的手，从衣袖中抽出了那枝桃花。
梁启超中秀才之后就被祖父送到广州，先后求学于吕拔湖、陈梅坪、石星巢先生。三位先生虽非一流学者，旧学功底却很深厚，梁启超从他们那里学了不少东西，十五岁入学海堂为正班生。当时广州有五个大书院，分别是：学海堂、菊坡精舍、粤秀书院、粤华书院、 广雅书院。五大书院梁启超一下子就进了四个，可见其求知欲之强烈。其实没有去的广雅书院也曾打算过去，因其制度规定地方长官来院时，全体学生须在门前站班迎接，这一条让梁启超无法忍受。由此可见，叛逆精神早就在这位超常规的少年心中生根、萌芽。
学海堂的三年苦读，使梁启超从一个“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问”的秀才，变为一名饱读经史子集，精通训诂辞章的学者。在那个“科举取士”的年代，为前途和衣食计，他还不能脱离祖辈辛苦走过来的那条老路。1889 年，十六岁的梁启超参加了广东乡试，中第八名举人。
当时的主考官是贵州人李端棻，副考官是福建人王仁堪，二人都非常赏识梁启超的才学。李端棻想把自己的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他，王仁堪有女待嫁，也想招他做女婿。但是李端棻先开口请王仁堪做媒，王仁堪只好把自己的想法吞回肚里去。媒人的使命起初似乎并不顺利，关键是梁家。李家是贵州望族，李端棻时为礼部侍郎，官高位显。梁启超的父亲认为自己是贫寒之家，不敢接受。这位李侍郎却托人传话：“予固知启超寒士，但此子终大池中物，飞黄腾达，直指顾问事。予第物色人才，勿以贫富介介。”这样一说，梁家才放下心来。不久，梁启超与李蕙仙喜结良缘。
中举第二年，梁启超赴京会试，但这次却没有考中进士，不过这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反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成为他一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当时上海是东方第一大都会，市容繁华摩登、文化风起云涌，民间各种党派像雨后春笋，世界各地学说如狂风暴雨冲刷着这片土地，所见所闻把偏居一隅的梁启超看得目瞪口呆。对于一介学子来说，他最感兴趣的莫过于书，在《三十自述》中他后来这样写道：“时肄业于省会之学海堂，堂为嘉庆间前总督阮元所立，以训诂辞章课粤人者也。至是乃决舍帖括以从事于此，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辞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以无力不能购也。”被上海和《瀛环志略》开了天眼的梁启超结识了康有为大弟子陈通甫：“其年秋，始交陈通甫。通甫时亦肄业学海堂，以高才生闻。既而通甫相语曰：‘吾闻南海康先生上书请变法，不达，新从京师归，吾往谒焉，其学乃为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于是乃因通甫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辞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辛卯余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讲学于广东省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徇通甫与余之
请也。”
陈通甫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英年早逝，曾被戏称为康门的“颜回”。他一走，大弟子头衔自然而然就落到梁启超的身上，“耻于旧学”的他进入康有为的万木草堂，这是他思想的开始、事业的开始，甚至也可以说是人生的开始。康有为一生能翻云覆雨、成就大业，与梁启超这么一位得力助手有极大的关系。这是相辅相成的一件事，如果没有康有为，像梁启超这样的大才虽然不会一事无成，但是他也有可能走上另外一条人生之路。人生就是这样充满不可知不可测，冥冥中的神灵常常在人生的三岔路口为有志者安排一位高人出现。三岔路口不会早就形成，是高人的出现才导致你的人生之路在这个节点上出现一个三岔路口。康有为如此，梁启超也如此，甚至随后登场的章太炎也如是。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真的说不清是你帮了我还是我帮了你，应该是你我他一起联手共同协力，才唱成了人生这出大戏。
康梁会引出梁章会
一个聪明过人的学生，投身到一代文化骁将门下，又恰逢一个风起云涌的伟大时代，在这样的历史大际遇面前，他们不可能做不出惊天动地的伟业，“公车上书”就是他们事业大幕的开启。
后来在《三十自述》中，梁启超这样回忆：“甲午年二十二，客京师，于京国所谓名士者多所往还。六月，日本战事起，惋愤时局，时有所吐露人微言轻，莫之闻也。顾益读译书，治算学、地理、历史等。明年乙未，和议成，代表广东公车百九十人，上书陈时局。既而南海先生联公车三千人，上书请变法，余亦从其后奔走焉。”已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历史绝不会空穴来风，所有的事件皆有前因后果，追溯当年的历史你会发现，“公车上书”对康有为来说、对晚清来说都是顺理成章、应运而生。历史与历史人物从来都是应运而生，一旦逆运，便不可能发生，这是历史常识，“公车上书”对康有为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行为。这个深谙中国政制、对世界历史如数家珍的老学究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代先驱，“先生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余与诸同学日札记其讲义，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先生又常为语佛学之精粤博大，余夙根浅薄，不能多所受。先生时方著《公理通》、《大同学》等书，每与通甫商榷，辨析入微，余辄侍末席，有听受，无问难，盖知其美而不能通其故也。先生著《新学伪经考》，从事校勘；著《孔子改制考》，从事分纂。”这是弟子梁启超对万木草堂时代康有为的回忆，适逢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康有为这样的人必定要粉墨登场，即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说：“历史的必然总是通过事件和人物的偶然出现的。”在紫禁城被有史以来第一盏电灯照得一片雪亮的1888年，中国确实应该要发生一些什么，也肯定要发生一些什么：1888年，颐和园正在加紧施工，光绪帝即将大婚，北洋水师正式成立，最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一书”。李泽厚说得好，“历史的必然总是通过事件和人物的偶然出现的。”康有为是偶然出现的一个人物，但是他肯定是晚清历史必然要出现的一个人。既然点了几千年的油灯可以被电灯取代，为什么全新的现代文明制度不可以取代专制的极权制度？历史的嬗变向来从物质、体制、文化三个层面开始，“上清帝第一书”就是标志着这样的递进，也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不断被欧洲文明影响、融合、改变的结果。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影响、改变到最后完全被取代，这是古今中外司空见惯、有目共睹的事实，非人为的力量所能改变。清朝即便入侵中原并占领中原最终建立了清朝，但它照样被强大的汉民族文化所同化。
这里不得不再一次提到晚清历史上标志性的人物、梁启超的启蒙导师：康有为，这个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的男人注定要成为李泽厚笔下那个“偶然出现的”人，他最早言传身教的老师是他的祖父康赞修，十八岁时拜南海九江有名的学者朱次琦为师。康赞修、朱次琦都崇信宋明理学，康有为最初的理想就是鄙弃所谓汉学家的繁琐考据，企图开辟新的治学道路。学习一段理学之后，他对理学并不赞同，因为理学“仅言孔子修己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痛定思痛之后，他在二十二岁那年一个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读书，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同年他游历了一次香港，从前那个荒凉的海边不毛之地尖沙咀一带，如今在欧风美雨浸淫下成为华丽又摩登的开放大都会，康有为为之倾倒眼界大开。随后他又阅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这是他从中学转为西学的重要开端，他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文明。欧洲的强大与繁荣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崩溃中的中国。
1882年，二十四岁的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这里有几个必须要记住的关键词：香港、上海、大量西方书籍——这一点康有为与他的弟子梁启超的上海经历如出一辙。这时候上海开埠已有二三十年，和香港一样繁华摩登，中西文化并存，大量西方书籍的出版发行完全颠覆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固有的心理人格与精神桎梏。正是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康有为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六年后的1888年9月，也就是李鸿章在紫禁城点亮第一盏电灯的这一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一腔豪情如同烈火熊熊燃烧。这时候同治皇上病逝，慈禧的侄子兼外甥、四岁小男孩光绪即位。康有为来到清廷递呈了他的“上清帝第一书”，他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主张，这是康有为作为一代大家迈出的人生第一步。后来他回到广东，创办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为变法创造理论，先后写下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提倡民主思想、平等观念。康有为的这些看法虽然都不太完整，但他的改革精神却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对顽固守旧分子也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而这两部书被他们视为异端邪说。
| ISBN | 9787516626115 |
|---|---|
| 出版社 | 新华出版社 |
| 作者 | 陶方宣 |
| 尺寸 |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