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余自八十岁后，双目模糊，已不能再读书，但亦不忘时有所撰述"。此书便是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的钱老的耄耋之作。本书通过对《朱子四书集义精要》《通书》《近思录》的读书劄记，扼要的辨析了宋代理学和儒家思想的关系。
媒体推荐
序
余自八十岁后，双目模糊，已不能再读书，但亦不忘时有所撰述。一九八一年之秋，迄于八二年之夏，为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诸生开讲周濂溪《易通书》及朱子吕东莱所合编之《近思录》。随讲随作劄记。又元代刘因所编《朱子四书集义精要》一书，字体大，略能诵读，亦写为劄记。合编为《理学三书随劄》。于余旧撰宋明理学概述，及所收入《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自宋以下有关理学诸篇，以及《朱子新学案》一书，或有重复义，或有新出义，读者合而观之，亦可见余对理学见解之一斑。
余又同时有《论文化传统中之士》上下两篇，亦附编于本书之后。窃谓自战国以来，中国社会特有士，乃中国传统文化一大特征。两汉以来之儒林，宋明以下之道学，皆士也。即道释两家中亦多士。明于其所以为士，乃知其所以为学矣。亦合而观之，乃庶知中国学术之大统。再以会合之于中国历代之史实，则知凡学之成体，亦必兼有其用矣。其所为学之是非得失，高下大小，则必凭史实而衡定之。又略论朱子学之主要精神一文，为余应美国在夏威夷召开世界朱子哲学会议之邀，未克出席而作。时为一九八二年七月。又《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之演进》一文，为余应香港中文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学术讲演之邀而作。时为一九八三年四月。此两文亦并附于后。是为序。
一九八三年夏钱穆识于台北士林之外
双溪时为八十九年之诞辰
作者简介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字宾四，著名历史学家。1930年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1949年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1967年新亚书院被香港政府收归组建香港中文大学之后移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所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目录
序
《朱子四书集义精要》随劄
《大学》
《论语》
《孟子》
《中庸》
周濂溪《通书》随劄
《近思录》随劄上
《近思录》随劄下
附录
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
再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土
略论朱子学之主要精神
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之演进
文摘
书摘
故依西方政治，则不需以中国之修身为本，而齐家亦可不计。今日美国盛行男女同居，夫妇之道日趋淡薄，而平天下则更无其意，惟务国与国之相争。风俗形势如此，何复有所谓明明德于天下哉。今国人既倡复兴文化，又心向西方之所谓民主，此诚难题中一更大难题也。
细读中国史，为天子者，非尽不仁，非尽不智，稍知道义，则无不以求贤自辅为要。史文具在，不遑举，亦不必举。而今国人则谓中国传统政治，惟帝王专制四字可以包括尽净。然中国文化大传统则不如是。杂以西化，则亦无堪相语耳。
或曰，果使若上所言，人人各得天地之一分，则西方民主政治更符于天地之大全。是又不然。果使人人能安分守己，乐天知命，则在上者自不敢于专制，在下者亦不争求民权，昌言革命。中国传统政治理想，惟称德治、贤治、礼治，不言民治。此非通论文化大体，则不足以知之。
近代国人震于西化，凡所蕲向，一如邯郸之学步。而于自己国家民族社会传统历史传统，不再细心研寻。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苟有成就，亦必非驴非马，丧失了自己，学不像他人。倘果学像，则中国应可分数十小国，成立数十政府。割裂相争，庶得近似。否则惟当求美化，不能求欧化。而此后美国犹太人黑人与欧洲白人成为鼎足之三，中国又急切难有此希望。但国人又好以中山先生民族民权民生之三民主义，改为林肯之民有民治民享，人心如此，亦诚一无可奈何之事。要之，中国是中国，西方是西方，历史路线本属分歧。不知此下国人究当如何努力，以期彻底西化之完成，则惟有企而待之，急切间恐无可意想耳。
中国文化演进已历五千年之久，为并世其他民族所莫及。论其演进，可分三大阶程。
人生必有群，群中又必可分多数与少数。此多数少数，皆属重要。惟贵能密切相关，融成一体。此讲中国文化演进三阶程，即就此着眼，加以讨论。
中国为一氏族社会，氏族即成为群。在此群中，可分两大统。姓从女，乃血统。氏从男，以职业分，政治更其大者，是为政统。
远古不论。姑从唐、虞始。唐为氏，乃世业陶。尧为帝，乃为陶唐氏之代表。在尧之政府中，尚有其他氏族参加，于是尧之政府，遂为当时中国社会其他氏族一共同之代表。
虞亦一氏，应是掌管山泽禽兽。而此一氏族中出一舜，一时拥有大名。适遇洪水为灾，尧无法治理，乃重用舜。治水有效，而水灾尚未息，尧既老，乃不传位于子而传于舜。然尧子丹朱，虽不肖，必尚得保留一职位。
舜既为帝，乃封其弟象于有庳，可见舜亦代表一氏族。此一氏族，乃由舜而地位加高。但舜之为帝，由尧让之，而治水大功，实出于禹。舜之老，乃亦禅帝位于禹。而舜子商均，当亦保有一职位。是则尧舜禅让，虽为中国后世尊崇，认为政治上无可比拟之大德，实亦由当时氏族政权之情势中演出，非有人先标举出一禅让美德，而尧舜乃遵循之。换言之，此亦当时一自然形态而已。
禹继其父鲧治水，当又系另一氏族，掌理水事者。禹既完成此治水之大业，虽效法尧舜让位于益，而当时中国民众则群心拥戴禹子启，不拥戴益，此下遂又成为帝位世袭。此非中国人特意要一帝王世袭之政府，亦中国当时社会一自然现象所形成。
又如周民族奉后稷为始祖，但《大雅·生民》之诗，后稷有母姜嫄。又后稷之生，其时已有部落存在。特以后稷教民稼穑，而周人奉以为始祖。此犹如姜氏族之奉神农为始祖。亦如唐虞两氏族之奉尧舜为始祖。禹亦有父鲧，而夏氏族则奉禹为始祖。商氏族则奉契为始祖，但契亦必有父有祖可知。是则中国之氏族社会，虽重血统，但必重其血统中之贤者，是为道统。惟其重道统，不害于其重血统。血统属于天，道统属于人，此即中国后人所谓之通天人，亦所谓明天人之际矣。
夏商周三代，皆属中国古代之封建政治。而西周封建，则更形特出。不仅分封姬姓，及其外家姜姓，又封殷之后裔，使其传统不绝。更又兴灭国，继绝世，把历史上所有诸氏族，只要其曾生贤圣曾有建树，对历史有贡献者，遍加封建。此等诸侯，则可以代表全中国社会各氏族，使政统与血统，更为密切相关，乃得称之为道统。
其实尧舜禅让，汤武征诛，以及帝王世袭，皆在此一道统中。而西周封建，其事成于周公，乃更完成此道统之大。故中国人必称圣君贤相，周公则尤是历代贤相中之极特出者。君相在政统中，岂非群中之少数。氏族则群中之多数。中国封建政治由氏族社会来，乃能使中国社会中少数全由多数出，而又密切相关，融成一体，由血统中创出政统，又由政统中完成道统，而使中国成为一封建一统之国家。此可谓是中国文化进展之第一阶程。
今再综合言之。中国社会乃一氏族社会，而中国历史则为一人物历史。子贡有言：“桀纣之恶，不如是之甚也，众恶皆归之。是以君子恶居下流。”恶有共同性。下流亦即社会之多数。善则有特殊性。圣君贤相，则必各有其独特处。如尧舜之禅让，汤武之征诛，舜之孝，禹之
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文王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公之大义灭亲，诛管蔡，以永奠父兄之业。上之如伏羲氏、神农氏，更上有巢氏、燧人氏，每一时代即以一人物作代表，每一人物即以一特殊之德性与其功业之成就为代表。下流多数，不足以代表历史。而上流少数，则必有其独特相异之德业。而此上流少数，则必出于下流多数，以为之代表。乃以代表一历史阶段。此又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一大特点。
西周东迁，为春秋时代，而往古政治一统之大业，则几于崩溃。其时则有孔子出。孑L子当时所想慕者，乃为周公。故曰：“甚矣吾衰也，我久矣不复梦见周公。”又曰：“如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换言之，孔子心中乃不敢为一圣君，仅求为一贤相。然终不得志，其道不行，仅开门授徒，成为一家言。此下诸子百家继起，其实皆遵孔子，多志为相，不志为君。迄汉代，而儒家定为一尊。汉武帝表章五经，罢黜百家，周公孔子并尊，孔子《春秋》亦列为五经之一。帝王治道，则必本诸经。其时则经学即为道统，其价值地位显然已超出政统之上。唐虞三代，乃由政统中产生出道统。自汉以下，则政统必尊奉道统。以前是圣君用贤相，此下则为君者必知尊贤相，乃得为圣君。君位仍是世袭，仍从血统来，但在政统中已不占惟一之重要地位。而相位则选自群臣，臣位则从郡国选举贤良，再由五经博士授业讲学中来。则当时政统已大部分出自学统，即道统，乃为政统中之更重要者。此又中国历史一大变。可谓是中国文化进展之第二阶程。
中国自封建政治一转而为郡县政治，即血统不在政统中占重要地位之一证。而秦始皇帝不悟此义，乃谓政统中之帝王世袭此一仅存血统，乃可永继不绝二世三世以至于无穷世。汉儒明言自古无不亡之国，此即谓君位血统不常，与其招汤武之征诛，不如遵尧舜之禅让，于是遂有王莽之新朝出现。光武中兴，虽仍是刘氏之血统，而一朝君相大臣，则多出自王莽新朝之太学
生。学统之更超于血统，此亦一证。
但政府虽已变为一道统与学统之政府，而社会则仍为一氏族社会，重血统。两汉士人进入政府，得一官位，必退而敬宗恤族，使一宗一族人尽得沾溉。此则政治上层少数，仍与社会下层多数有其紧密相系处。而自古代农工氏族外，又得学业氏族，即士族之创兴。亦不得不谓非中国社会一进步。
东汉自光武、明、章以下，政治渐衰于上，而士族则盛兴于下。降至魏晋，中国乃成为士族之天下。南朝如此，北朝亦然。自士族社会进而为土族政治。使社会多数进入政治少数之机会又益增。就中国文化大传统言，则仍不得不谓之一进步。
唐代再臻统一，而较之两汉，则又有进步。唐太宗随其父高祖在军中，其幕下即有十八学士，较之东汉光武中兴已过之。西汉开国，乃一平民集团，士人极占少数，更远不能与初唐相比。
其次则相之一位，唐代分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中书出命令，门下掌封驳，君权已由相权代之，而相权分掌于多人。此亦显较汉代为进步。
尤其是唐代之科举制度，社会学人可得自由应考，进士地位远较两汉大学生为受人重视。此皆学统在政统中更得较高地位，社会多数又多得自由参加政府上层少数之机会而紧相联系。然论学术大统，则唐代之《五经正义》依然承袭两汉。而科举取士，则重诗赋。《文选》烂，秀才半。《文选》熟，秀才足。唐代社会乃为一诗家的社会。诗之为用，抒私人之情怀，发私人之哀怨，则有余。阐扬圣君贤相周公孔子之治平大道，则不足。两汉以下，老子之道已与孔子并盛。而唐代以同姓李之血统观念，亦并尊老子。佛法东来，唐代帝王亦多崇信。于是儒、道、释三教，已如鼎足之分峙。而周孔之尊，则唐不如汉，实有转趋颓势之现象。
于是有韩愈出而提倡古文，其言曰：“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也。”著为《原道》篇，又为《师说》。其时惟僧侣始称师，而韩愈则以为师传道自任。其言曰：“并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又以排释老自比于孟子之拒杨墨。于是孔子之为师，乃更胜于其为相为臣，而渐脱离于周公。孟子则追随孔子。周孔同尊遂渐转为孔孟同尊。韩愈又为《伯夷颂》，则所重在野更过于在朝，为师更重于为君。宋人称其文起八代之衰，实则其所倡导，则已逾两汉而上之矣。惟愈所倡导，其传继世即绝。下迄晚唐五代，学绝道丧，而中国乃陷于黑暗中。
……
"余自八十岁后，双目模糊，已不能再读书，但亦不忘时有所撰述"。此书便是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的钱老的耄耋之作。本书通过对《朱子四书集义精要》《通书》《近思录》的读书劄记，扼要的辨析了宋代理学和儒家思想的关系。
媒体推荐
序
余自八十岁后，双目模糊，已不能再读书，但亦不忘时有所撰述。一九八一年之秋，迄于八二年之夏，为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诸生开讲周濂溪《易通书》及朱子吕东莱所合编之《近思录》。随讲随作劄记。又元代刘因所编《朱子四书集义精要》一书，字体大，略能诵读，亦写为劄记。合编为《理学三书随劄》。于余旧撰宋明理学概述，及所收入《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自宋以下有关理学诸篇，以及《朱子新学案》一书，或有重复义，或有新出义，读者合而观之，亦可见余对理学见解之一斑。
余又同时有《论文化传统中之士》上下两篇，亦附编于本书之后。窃谓自战国以来，中国社会特有士，乃中国传统文化一大特征。两汉以来之儒林，宋明以下之道学，皆士也。即道释两家中亦多士。明于其所以为士，乃知其所以为学矣。亦合而观之，乃庶知中国学术之大统。再以会合之于中国历代之史实，则知凡学之成体，亦必兼有其用矣。其所为学之是非得失，高下大小，则必凭史实而衡定之。又略论朱子学之主要精神一文，为余应美国在夏威夷召开世界朱子哲学会议之邀，未克出席而作。时为一九八二年七月。又《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之演进》一文，为余应香港中文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学术讲演之邀而作。时为一九八三年四月。此两文亦并附于后。是为序。
一九八三年夏钱穆识于台北士林之外
双溪时为八十九年之诞辰
作者简介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字宾四，著名历史学家。1930年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1949年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1967年新亚书院被香港政府收归组建香港中文大学之后移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所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目录
序
《朱子四书集义精要》随劄
《大学》
《论语》
《孟子》
《中庸》
周濂溪《通书》随劄
《近思录》随劄上
《近思录》随劄下
附录
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
再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土
略论朱子学之主要精神
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之演进
文摘
书摘
故依西方政治，则不需以中国之修身为本，而齐家亦可不计。今日美国盛行男女同居，夫妇之道日趋淡薄，而平天下则更无其意，惟务国与国之相争。风俗形势如此，何复有所谓明明德于天下哉。今国人既倡复兴文化，又心向西方之所谓民主，此诚难题中一更大难题也。
细读中国史，为天子者，非尽不仁，非尽不智，稍知道义，则无不以求贤自辅为要。史文具在，不遑举，亦不必举。而今国人则谓中国传统政治，惟帝王专制四字可以包括尽净。然中国文化大传统则不如是。杂以西化，则亦无堪相语耳。
或曰，果使若上所言，人人各得天地之一分，则西方民主政治更符于天地之大全。是又不然。果使人人能安分守己，乐天知命，则在上者自不敢于专制，在下者亦不争求民权，昌言革命。中国传统政治理想，惟称德治、贤治、礼治，不言民治。此非通论文化大体，则不足以知之。
近代国人震于西化，凡所蕲向，一如邯郸之学步。而于自己国家民族社会传统历史传统，不再细心研寻。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苟有成就，亦必非驴非马，丧失了自己，学不像他人。倘果学像，则中国应可分数十小国，成立数十政府。割裂相争，庶得近似。否则惟当求美化，不能求欧化。而此后美国犹太人黑人与欧洲白人成为鼎足之三，中国又急切难有此希望。但国人又好以中山先生民族民权民生之三民主义，改为林肯之民有民治民享，人心如此，亦诚一无可奈何之事。要之，中国是中国，西方是西方，历史路线本属分歧。不知此下国人究当如何努力，以期彻底西化之完成，则惟有企而待之，急切间恐无可意想耳。
中国文化演进已历五千年之久，为并世其他民族所莫及。论其演进，可分三大阶程。
人生必有群，群中又必可分多数与少数。此多数少数，皆属重要。惟贵能密切相关，融成一体。此讲中国文化演进三阶程，即就此着眼，加以讨论。
中国为一氏族社会，氏族即成为群。在此群中，可分两大统。姓从女，乃血统。氏从男，以职业分，政治更其大者，是为政统。
远古不论。姑从唐、虞始。唐为氏，乃世业陶。尧为帝，乃为陶唐氏之代表。在尧之政府中，尚有其他氏族参加，于是尧之政府，遂为当时中国社会其他氏族一共同之代表。
虞亦一氏，应是掌管山泽禽兽。而此一氏族中出一舜，一时拥有大名。适遇洪水为灾，尧无法治理，乃重用舜。治水有效，而水灾尚未息，尧既老，乃不传位于子而传于舜。然尧子丹朱，虽不肖，必尚得保留一职位。
舜既为帝，乃封其弟象于有庳，可见舜亦代表一氏族。此一氏族，乃由舜而地位加高。但舜之为帝，由尧让之，而治水大功，实出于禹。舜之老，乃亦禅帝位于禹。而舜子商均，当亦保有一职位。是则尧舜禅让，虽为中国后世尊崇，认为政治上无可比拟之大德，实亦由当时氏族政权之情势中演出，非有人先标举出一禅让美德，而尧舜乃遵循之。换言之，此亦当时一自然形态而已。
禹继其父鲧治水，当又系另一氏族，掌理水事者。禹既完成此治水之大业，虽效法尧舜让位于益，而当时中国民众则群心拥戴禹子启，不拥戴益，此下遂又成为帝位世袭。此非中国人特意要一帝王世袭之政府，亦中国当时社会一自然现象所形成。
又如周民族奉后稷为始祖，但《大雅·生民》之诗，后稷有母姜嫄。又后稷之生，其时已有部落存在。特以后稷教民稼穑，而周人奉以为始祖。此犹如姜氏族之奉神农为始祖。亦如唐虞两氏族之奉尧舜为始祖。禹亦有父鲧，而夏氏族则奉禹为始祖。商氏族则奉契为始祖，但契亦必有父有祖可知。是则中国之氏族社会，虽重血统，但必重其血统中之贤者，是为道统。惟其重道统，不害于其重血统。血统属于天，道统属于人，此即中国后人所谓之通天人，亦所谓明天人之际矣。
夏商周三代，皆属中国古代之封建政治。而西周封建，则更形特出。不仅分封姬姓，及其外家姜姓，又封殷之后裔，使其传统不绝。更又兴灭国，继绝世，把历史上所有诸氏族，只要其曾生贤圣曾有建树，对历史有贡献者，遍加封建。此等诸侯，则可以代表全中国社会各氏族，使政统与血统，更为密切相关，乃得称之为道统。
其实尧舜禅让，汤武征诛，以及帝王世袭，皆在此一道统中。而西周封建，其事成于周公，乃更完成此道统之大。故中国人必称圣君贤相，周公则尤是历代贤相中之极特出者。君相在政统中，岂非群中之少数。氏族则群中之多数。中国封建政治由氏族社会来，乃能使中国社会中少数全由多数出，而又密切相关，融成一体，由血统中创出政统，又由政统中完成道统，而使中国成为一封建一统之国家。此可谓是中国文化进展之第一阶程。
今再综合言之。中国社会乃一氏族社会，而中国历史则为一人物历史。子贡有言：“桀纣之恶，不如是之甚也，众恶皆归之。是以君子恶居下流。”恶有共同性。下流亦即社会之多数。善则有特殊性。圣君贤相，则必各有其独特处。如尧舜之禅让，汤武之征诛，舜之孝，禹之
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文王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公之大义灭亲，诛管蔡，以永奠父兄之业。上之如伏羲氏、神农氏，更上有巢氏、燧人氏，每一时代即以一人物作代表，每一人物即以一特殊之德性与其功业之成就为代表。下流多数，不足以代表历史。而上流少数，则必有其独特相异之德业。而此上流少数，则必出于下流多数，以为之代表。乃以代表一历史阶段。此又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一大特点。
西周东迁，为春秋时代，而往古政治一统之大业，则几于崩溃。其时则有孔子出。孑L子当时所想慕者，乃为周公。故曰：“甚矣吾衰也，我久矣不复梦见周公。”又曰：“如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换言之，孔子心中乃不敢为一圣君，仅求为一贤相。然终不得志，其道不行，仅开门授徒，成为一家言。此下诸子百家继起，其实皆遵孔子，多志为相，不志为君。迄汉代，而儒家定为一尊。汉武帝表章五经，罢黜百家，周公孔子并尊，孔子《春秋》亦列为五经之一。帝王治道，则必本诸经。其时则经学即为道统，其价值地位显然已超出政统之上。唐虞三代，乃由政统中产生出道统。自汉以下，则政统必尊奉道统。以前是圣君用贤相，此下则为君者必知尊贤相，乃得为圣君。君位仍是世袭，仍从血统来，但在政统中已不占惟一之重要地位。而相位则选自群臣，臣位则从郡国选举贤良，再由五经博士授业讲学中来。则当时政统已大部分出自学统，即道统，乃为政统中之更重要者。此又中国历史一大变。可谓是中国文化进展之第二阶程。
中国自封建政治一转而为郡县政治，即血统不在政统中占重要地位之一证。而秦始皇帝不悟此义，乃谓政统中之帝王世袭此一仅存血统，乃可永继不绝二世三世以至于无穷世。汉儒明言自古无不亡之国，此即谓君位血统不常，与其招汤武之征诛，不如遵尧舜之禅让，于是遂有王莽之新朝出现。光武中兴，虽仍是刘氏之血统，而一朝君相大臣，则多出自王莽新朝之太学
生。学统之更超于血统，此亦一证。
但政府虽已变为一道统与学统之政府，而社会则仍为一氏族社会，重血统。两汉士人进入政府，得一官位，必退而敬宗恤族，使一宗一族人尽得沾溉。此则政治上层少数，仍与社会下层多数有其紧密相系处。而自古代农工氏族外，又得学业氏族，即士族之创兴。亦不得不谓非中国社会一进步。
东汉自光武、明、章以下，政治渐衰于上，而士族则盛兴于下。降至魏晋，中国乃成为士族之天下。南朝如此，北朝亦然。自士族社会进而为土族政治。使社会多数进入政治少数之机会又益增。就中国文化大传统言，则仍不得不谓之一进步。
唐代再臻统一，而较之两汉，则又有进步。唐太宗随其父高祖在军中，其幕下即有十八学士，较之东汉光武中兴已过之。西汉开国，乃一平民集团，士人极占少数，更远不能与初唐相比。
其次则相之一位，唐代分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中书出命令，门下掌封驳，君权已由相权代之，而相权分掌于多人。此亦显较汉代为进步。
尤其是唐代之科举制度，社会学人可得自由应考，进士地位远较两汉大学生为受人重视。此皆学统在政统中更得较高地位，社会多数又多得自由参加政府上层少数之机会而紧相联系。然论学术大统，则唐代之《五经正义》依然承袭两汉。而科举取士，则重诗赋。《文选》烂，秀才半。《文选》熟，秀才足。唐代社会乃为一诗家的社会。诗之为用，抒私人之情怀，发私人之哀怨，则有余。阐扬圣君贤相周公孔子之治平大道，则不足。两汉以下，老子之道已与孔子并盛。而唐代以同姓李之血统观念，亦并尊老子。佛法东来，唐代帝王亦多崇信。于是儒、道、释三教，已如鼎足之分峙。而周孔之尊，则唐不如汉，实有转趋颓势之现象。
于是有韩愈出而提倡古文，其言曰：“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也。”著为《原道》篇，又为《师说》。其时惟僧侣始称师，而韩愈则以为师传道自任。其言曰：“并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又以排释老自比于孟子之拒杨墨。于是孔子之为师，乃更胜于其为相为臣，而渐脱离于周公。孟子则追随孔子。周孔同尊遂渐转为孔孟同尊。韩愈又为《伯夷颂》，则所重在野更过于在朝，为师更重于为君。宋人称其文起八代之衰，实则其所倡导，则已逾两汉而上之矣。惟愈所倡导，其传继世即绝。下迄晚唐五代，学绝道丧，而中国乃陷于黑暗中。
……
| ISBN | 9787108017123,7108017121 |
|---|---|
| 出版社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 作者 | 钱穆，，， |
| 尺寸 | 32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