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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季羡林、孟昭毅编著的《季羡林自述--我这一生(图文版)》的内容贯穿季羡林先生的一生，此次再版会配上大约上百张图片，使此书有一番新的面貌。另配有季羡林的原文手迹《三进宫》，这一篇著名的散文是季先生92岁时所写，字迹极为工整清秀，可使读者最大程度地亲近大师。
作者简介
季羡林（1911—2009），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临清人，语言学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散文家，被称为“学界泰斗”。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翌年作为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归国，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曾任北大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
目录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代序）
一、朦胧的童年岁月
我的童年
回忆一师附小
回忆新育小学
小姐姐
彭家四姑娘
兔子
红
老人
夜来香开花的时候
二、难忘的中学时光
回忆正谊中学
回忆北园山大附中
回忆济南高中
观剧
遇上日本兵
三、勤奋的大学时代
北大入学考试
报考大学
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受用终生的两门课
清华园日记(摘编）
四、短暂的教学实践
校长
教员
上课
我同学生的关系
我同校长的关系
我的苦闷
我亲眼看到的一幕滑稽剧
天赐良机
五、漫长的留学生涯
留学热
天赐良机
在北平的准备工作
满洲车上
在哈尔滨
过西伯利亚
在赤都
初抵柏林
哥廷根
道路终于找到了
怀念母亲
两年生活
章用一家
汉学研究所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完成学业尝试回国
大轰炸
在饥饿地狱中
山中逸趣
烽火连八岁家书抵亿金
我的老师们
学习吐火罗文
我的女房东
反希特勒的人们
伯恩克（Boehncke）家
迈耶(Meyer)一家
纳粹的末日——美国兵入城
盟国
优胜记略
留在德国的中国人
别哥廷根
赴瑞士
在弗里堡（Fribourg）
同使馆的斗争
从瑞士到法国马赛
船上生活
西贡二月
从西贡到香港
回到祖国的怀抱
六、坎坷的北大经历
海外归来
思想斗争
终于找到了出路
陷入会议的旋涡中
批判的狂潮汹涌澎湃
政治动动（1957——1965）
我的学术研究
七、痛苦的“文革”记忆
从社教运动谈起
1966年6月4日
对号入座
快活半年
自己跳出来
抄家
在“自绝于人民”的边缘上
千钧一发
劳改的初级阶段
大批斗
太平庄
自己亲手搭起牛棚
牛棚生活（一)
牛棚生活（二)
牛棚生活（三)
牛棚转移
半解放
完全解放
余思或反思
八、收获的二十年间
1978——1993年
我的学术总结
我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翻译
我与原始佛教语言问题的研究
我和佛教研究
我和外国文学
写作《春归燕园》的前前后后
我和北大
九、幸运的老年生活
八十抒怀
新年抒怀
赋得永久的悔
我的母亲
我的父亲
我的妻子
三个小女孩
百年回眸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九十抒怀
故乡行
九三抒怀
辞“国学大师”
辞“学界（术）泰斗”
辞“国宝”
我的座右铭
九十五岁初度
笑着走
附录：季羡林年谱
跋：百岁老人的道德文章
后记：超越九五的岁月
序言
我生也晚，没有能看到20世纪的开始。但是，时至今日，再有7年，21世纪就来临了。从我目前的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来看，我能看到两个世纪的交接，是丝毫也没有问题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也可以说是与20世纪共始终了，因此我有资格写“我与中国20世纪”。
对时势的推移来说，每一个人的心都是一面镜子。我的心当然也不会例外。我自认为是一个颇为敏感的人，我这一面心镜，虽不敢说是纤毫必显，然确实并不迟钝。我相信，我的镜子照出了20世纪长达90年的真实情况，是完全可以依赖的。
我生在1911年辛亥革命那一年。我生下两个月零4天以后，那一位“末代皇帝”，就从宝座上被请了下来。因此，我常常戏称自己是“清朝遗少”。到了我能记事儿的时候，还有时候听乡民肃然起敬地谈到北京的“朝廷”(农民口中的皇帝)，仿佛他们仍然高居宝座之上。我不理解什么是“朝廷”，他似乎是人，又似乎是神，反正是极有权威、极有力量的一种动物。
这就是我的心镜中照出的清代残影。
我的家乡山东清平县(现归临清市)是山东有名的贫困地区。我们家是一个破落的农户。祖父母早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祖父之爱我是一点也没有尝到过的。他们留下了3个儿子，我父亲行大(在大排行中行七)。两个叔父，最小的一个无父无母，送了人，改姓刁。剩下的两个，上无怙恃，孤苦伶仃，寄人篱下，其困难情景是难以言说的。恐怕哪一天也没有吃饱过。饿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兄弟俩就到村南枣树林子里去，捡掉在地上的烂枣，聊以果腹。这一段历史我并不清楚，因为兄弟俩谁也没有对我讲过。大概是因为太可怕，太悲惨，他们不愿意再揭过去的伤疤，也不愿意让后一代留下让人惊心动魄的回忆。
但是，乡下无论如何是待不下去了，待下去只能成为饿殍。不知道怎么一来，兄弟俩商量好，到外面大城市里去闯荡一下，找一条活路。最近的大城市只有山东首府济南。兄弟俩到了那里，两个毛头小伙子，两个乡巴佬，到了人烟稠密的大城市里，举目无亲。他们碰到多少困难，遇到多少波折。这一段历史我也并不清楚，大概是出于同一个原因，他们谁也没有对我讲过。
后来，叔父在济南立定了脚跟，至多也只能像是石头缝里的一棵小草，艰难困苦地挣扎着。于是兄弟俩商量，弟弟留在济南挣钱，哥哥回家务农，希望有朝一日，混出点名堂来，即使不能衣锦还乡，也得让人另眼相看，为父母和自己争一口气。
但是，务农要有田地，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常识。可我们家所缺的正是田地这玩意儿。大概我祖父留下了几亩地，父亲就靠这个来维持生活。至于他怎样侍弄这点地，又怎样成的家，这一段历史对我来说又是一个谜。我就是在这时候来到人间的。
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此时或稍微前一点，叔父在济南失了业，流落在关东。用身上仅存的一元钱买了湖北水灾奖券，结果中了头奖，据说得到了几千两银子。我们家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父亲买了60亩带水井的地。为了耀武扬威起见，要盖大房子。一时没有砖，他便昭告全村：谁愿意拆掉自己的房子，把砖卖给他，他肯出几十倍高的价钱。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别人的房子拆掉，我们的房子盖成。东、西、北房各5大间。大门朝南，极有气派。兄弟俩这一口气总算争到了。
然而好景不长，我父亲是乡村中朱家郭解一流的人物，仗“义”施财，忘乎所以。有时候到外村去赶集，他一时兴起，全席棚里喝酒吃饭的人，他都请了客。据说，没过多久，60亩上好的良田被卖掉，新盖的房子也把东房和北房拆掉，卖了砖瓦。这些砖瓦买进时似黄金，卖出时似粪土。
一场春梦终成空。我们家又成了破落户。
在我能记事儿的时候，我们家已经穷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度。一年大概只能吃一两次“白的”(指白面)，吃得最多的是红高梁饼子，棒子面饼子也成为珍品。我在春天和夏天，割了青草，或擗了高粱叶，背到二大爷家里，喂他的老黄牛。赖在那里不走，等着吃上一顿棒子面饼子，打一打牙祭。夏天和秋天，对门的宁大婶和宁大姑总带我到外村的田地里去拾麦子和豆子，把拾到的可怜兮兮的一把麦子或豆子交给母亲。不知道积攒多少次，才能勉强打出点麦粒，磨成面，吃上一顿“白的”。我当然觉得如吃龙肝凤髓。但是，我从来不记得母亲吃过一口。她只是坐在那里，瞅着我吃，眼里好像有点潮湿。我当时哪里能理解母亲的心情呀！但是，我也隐隐约约地立下一个决心：有朝一日，将来长大了，也让母亲吃点“白的”。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还没有等到我有能力让母亲吃“白的”，母亲竟舍我而去，留下了我一个终生难补的心灵伤痕，抱恨终天！
我们家，我父亲一辈，大排行兄弟11个，有6个因为家贫，下了关东。从此音讯杳然。留下的只有5个，一个送了人，我上面已经说过。这5个人中，只有大大爷有一个儿子，不幸早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生下以后，就成了唯一的一个男孩子。在封建社会里，这意味着什么，大家自然能理解。在济南的叔父只有一个女儿。于是兄弟俩一商量，要把我送到济南。当时母亲什么心情，我太年幼，完全不能理解。很多年以后，我才听人告诉我说，母亲曾说过：“要知道一去不回头的话，我拼了命也不放那孩子走！”这一句不是我亲耳听到的话，却终生回荡在我耳边。“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我终于离开了家，当年我6岁。
一个人的一生难免稀奇古怪的。个人走的路有时候并不由自己来决定。假如我当年留在家里，走的路是一条贫农的路。生活可能很苦，但风险绝不会大。我今天的路怎样呢？我广开了眼界，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人生，获得了虚名。我曾走过阳关大道，也曾走过独木小桥；坎坎坷坷，又颇顺顺当当，一直走到了耄耋之年。如果当年让我自己选择道路的话，我究竟要选哪一条呢？概难言矣！
离开故乡时，我的心镜中留下的是一幅一个贫困至极的、一时走了运、立刻又垮下来的农村家庭的残影。
到了济南以后，我眼前换了一个世界。不用说别的，单说见到济南的山，就让我又惊又喜。我原来以为山只不过是一个个巨大无比的石头柱子。
叔父当然非常关心我的教育，我是季家唯一的传宗接代的人。我上过大概一年的私塾，就进了新式的小学校，济南一师附小。一切都比较顺利。五四运动波及了山东。一师校长是新派人物，首先采用了白话文教科书。国文教科书中有一篇寓言，名叫《阿拉伯的骆驼》，故事讲的是得寸进尺，是国际上流行的。无巧不成书，这一篇课文偏偏让叔父看到了，他勃然变色，大声喊道：“骆驼怎么能说话呀！这简直是胡闹！赶快转学！”于是我就转到了新育小学。当时转学好像是非常容易，似乎没有走什么后门就转了过来。，只举行一次口试，教员写了一个“骡”字，我认识，我的比我大一岁的亲戚不认识。我直接插入高一，而他则派进初三。一字之差，我硬是沾了一年的光。这就叫作人生！最初课本还是文言，后来则也随时代潮流改了白话，不但骆驼能说话，连乌龟蛤蟆都说起话来，叔父却置之不管了。
叔父是一个非常有天才的人。他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在颠沛流离中，完全靠……斗得晕头转向，下定决心，自己结束自己的性命。决心既下，我心情反而显得异常平静，简直平静得有点可怕。我把历年积攒的安眠药片和药水都装到口袋里，最后看了与我共患难的婶母和老伴儿一眼，刚准备出门跳墙逃走，大门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撞门声，“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来押解我到大饭厅去批斗了。这真正是千钧一发呀！这一场批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十分野蛮，我被打得躺在地上站不起来。然而我一下得到了“顿悟”：一个人忍受挨打折磨的能力，是没有极限的。我能够忍受下去的！我不死了！我要活下去！
我的确活下来了。然而，在刚离开“牛棚”的时候，我已经虽生犹死，我成了一个半白痴，到商店去买东西，不知道怎样说话。让我抬起头来走路，我觉得不习惯。耳边不再响起“妈的！…‘混蛋！…‘王八蛋！”一类的词儿，我觉得奇怪。见了人，我是口欲张而嗫嚅，足欲行而趑趄。我几乎成了一具行尸走肉，我已经“异化”为“非人”。
我的确活下来了，然而一个念头老在咬我的心。我一向信奉的“士可杀，不可辱”的教条，怎么到了现在竟被我完全地抛到脑后了呢？我有勇气仗义执言，打抱不平，为什么竟没有勇气用自己的性命来抗议这种暴行呢？我有时甚至觉得，隐忍苟活是可耻的。然而，怪还不怪在我的后悔，而在于我在很长的时间内并没有把这件事同整个的“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一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我一直拥护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的“革命”。可见我的政治嗅觉是多么迟钝。
我做了四十多年的梦，我怀拥“原罪感”四十多年。上面提到的我那3个崇拜对象，我一直崇拜了四十多年。所有这一些对我来说是十分神圣的东西，都被“文革”打得粉碎，而今安在哉！我不否认，我这几个崇拜对象大部分还是好的，我不应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至于我衷心拥护了10年的“文化大革命”，则另是一码事。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一场悲剧，它给伟大的中华民族脸上抹了黑。我们永远不应忘记！
“四人帮”垮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央拨乱反正，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时间并不太长，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在全国人民眼前，全国知识分子眼前，天日重明，又有了希望。
我在上面讲述了解放后四十多年来的遭遇和感受。在这一段时间内，我的心镜里照出来的是运动，运动，运动；照出来的是我个人和众多知识分子的遭遇；照出来的是我个人由懵懂到清醒的过程；照出来的是全国人民从政治和经济危机的深渊岸边回头走向富庶的转机。
我在20世纪生活了八十多年了。再过7年，这一世纪，这一千纪就要结束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变化多端的世纪。我心里这一面镜子照见的东西当然也是富于变化的，五花八门的，但又多姿多彩的。它既照见了阳关大道，也照见了独木小桥；它既照见了山重水复，也照见了柳暗花明。我不敢保证我这一面心镜绝对通明锃亮，但是我却相信，它是可靠的，其中反映的倒影是符合实际的。
我揣着这一面镜子，一揣揣了八十多年。我现在怎样来评价镜子里照出来的20世纪呢？我现在怎样来评价镜子里照出来的我的一生呢？呜呼，慨难言矣！慨难言矣！“却道天凉好个秋”。我效法这一句词，说上一句：天凉好个冬！
只有一点我是有信心的：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核心)复兴的世纪。现在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影响人类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人口爆炸、大自然被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臭氧层被破坏、粮食生产有限、淡水资源匮乏，等等，这只有中国文化能克服，这就是我的最后信念。
季羡林
1993年2月17日
后记
2006年6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策划编辑、由我编选的季羡林先生散文集《我的人生感悟》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同年8月6日温家宝总理前往301医院为季先生祝寿时，季先生正在翻看此书，大家都很高兴。不久，中青社冈宁先生又和我商议再编选一本季先生自述的自传，我欣然应允。季先生现在已近百岁高龄，正向“相期以茶”的方向努力。作为多年受惠于先生的我来说，仔细体味先生近百年那些极富传奇色彩的经历，格外有感触，早想一吐为快，因此二者一拍即合。如果能在阅读这本传记时，有一种茅塞顿开、豁然开朗的感觉，涌动一种鼓励鞭策、积极向上的激情，当是我们大家最欣慰的。
季羡林先生，字希逋、齐奘，以名行，是中国著名的东方学专家、印度语言文学专家和翻译家。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今I临清市)官庄，家境贫寒。1917年6岁时被叔父季嗣诚接到济南生活读书，先后在新育小学、正谊中学就读。历史上的齐鲁大地，地灵人杰，巍峨泰山、至圣孔子，而季先生初生时的山东却是满目疮痍。他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感到：“眼前没有红，没有绿，是一片灰黄。”直到步入学生时代，才感觉到有“浓绿的境界”。1926年考入山东大学附属高中，“我有意识地认真用功，是从这里开始的”。1929年转入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受到胡也频、董秋芳等恩师的影响，思想坚定、学业精进。曾因“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平均分超过95分，是全校唯一的学生。当时山大校长兼山东教育厅厅长前清状元王寿彭，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我”。这使他有了学习好的自豪与努力奋斗的自觉，为他以后励精图治、成为有用之才，从学业和心理上铺下了第一块坚实的基石。
1930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有幸亲耳聆听了国学大师陈寅恪以及吴宓、朱光潜、朱自清、俞平伯、谢冰心、郑振铎诸位先生的教诲，为他日后道德文章的养成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涌泉。1934年清华大学毕业后，他在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任国文教员一年后，考取了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1935年夏至1945年10月，季先生远渡重洋，赴德国科学名城哥廷根求学。适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学习条件很好，但是生活条件却极其艰苦，“我经受了而今难以想象的饥饿的考验，以致失去了饱的感觉”。不仅如此，还“失眠成病，成了折磨我几十年的终生痼疾”，但是这个“万里投荒第二人”还是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四方，“狂喜不止”，因为他可以学到许多以前梦寐以求的东西。其中包括主修梵文、巴利文等印度学课程，副修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还广泛涉猎了多种语言和文化，选修过希腊文、阿拉伯文，系统学习了梵文和巴利文、印度俗语等印度古代语言，中亚近代语言吐火罗文，以及俄文、法文、德文、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语和英文等，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打下了广泛的基础。这种学术传统的熏陶和学理学养的历练，为他日后成为资深学者竖起了一个高耸入云的学术天梯。
1946年深秋，留德10年归来，以博士学位论文《中迦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1941)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季羡林先生“通过陈寅恪先生的介绍，胡适之先生、傅斯年先生和汤用彤先生的同意到北大来工作”，并在年仅35岁时“被定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我暗下决心：努力工作，积极述作，庶不负我的老师和师辈培养我的苦心！”真是“滴水之恩，报以涌泉”，果然，他不负众望，在印度古代语言，尤其是混合梵文佛典方面的研究成果，立刻引起印欧地区比较语言学界的轰动，获得有关学者的极高评价。在吐火罗文研究领域，他用中文佛典中的文本与其他古代语言文字的文本相对照，为欧洲学者解读吐火罗语词汇含义的问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和途径。在印度古代文学的翻译与研究方面，对史诗《罗摩衍那》的翻译受到国际梵文学者以及印度文化界的高度好评；研究专著《(罗摩衍那>初探》对史诗的内容、版本、流传与演变等各方面的论述都具有国际水平。在佛教史研究方面，季先生关于佛教语言问题的深入探讨，解决了原始佛教史上的一些疑难问题，匡正了一些西方学者的错误和牵强附会，达到了国际前沿的学术水平。在中印文化交流史方面，季先生从文学、典故、童话、寓言到蔗糖、造纸、蚕丝，想前人之所未想，发前人之所未发，将德国学术研究的“彻底性”与中国乾嘉学派的“考据之术”完美结合，不仅形成自己治学的两大特点，而且许多真知灼见都对后学研究者有启迪意义。其他如中西文化差异与共性研究，美学与古代文艺理论研究、文学翻译以及散文与杂文创作等领域的建树也都令人惊叹不已。可以说真正是“翻译与创作并举，语言、历史与文艺理论齐抓，对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等等也有浓厚的兴趣，是一个典型的地地道道的‘杂家”’。其实，季先生这个“杂家”是学有专长的大杂家。
纵观季羡林先生的研究领域，其广博、深奥在当今中外学术界几无人能比，但如果振叶寻根、观谰索源的话，不难发现季先生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即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学、宗教、历史、文化在不断地探索、深掘，淘出一个又一个宝物为世人所钦羡，那个匡家就是印度。无论是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翻译与研究、印度历史文化研究、印度民族艺术研究、佛教典籍研究、吐火罗文研究、制糖法与蔗糖史研究、东方文化文学研究、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还是翻译梵文等语种文学作品等，季先生的研究成果和造诣都是一流的，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季先生紧紧围绕有关印度这一国度所展开的各个领域的研究，早已达到博大精深的程度，已绝非“杂家”所能到的高难水平，如果我们评论说季先生是国内外印度学的著名专家应该毫不过分，因为那既实事求是，又名副其实。季先生在担任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之余，以过人的精力和毅力，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历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副校长，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以及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以及十余个全国一级学会的会长、理事长等职。为中国亚非非通用语种的教学与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中国的东方学、敦煌学、比较文学、民间文学、佛教研究、中非关系史研究等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的贡献。季先生还主持了中国学术界著名的三大学术工程，即《东方文化集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传世藏书》。《东方文化集成》包括10编500种书，涵括了东方古代的语言文字、文化艺术、哲学法律、政治经济、科研军事、宗教民俗、音乐建筑、绘画书法等诸多领域，是一部规模宏富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共收录历代典籍四千余种，六万余卷，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及目录、索引卷，共计1200册，现已出齐，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热烈欢迎和广泛利用。《传世藏书》是一座系统完整的中国古籍书库，它精选了先秦至清末文化典籍1000种3万卷，三亿余字，编为123巨册。这三大学术工程的编纂出版完成是中国文化史和学术史上的一个难以逾越的丰碑，它确立了季先生出入古今、徜徉中外的学术大师地位。
季先生走过成材、成学者、成杂家、成专家、成大师的近百年的人生苦旅。这个经历本身是那么富于传奇色彩，是那么非同寻常，但又绝非个案，而具有普遍意义。这一切出于一个中国人的平凡普通、出于中国现代社会的暴风骤雨。他的经历恰恰是许多中国现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必经之路，出国留学“镀金”，归国教书“谋生”。是残酷的．社会现实成就了这些先知先觉者，使他们走上了博爱之路。正如季先生所说，他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他有着“人生不满百，常怀天下忧”的思想，爱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和生活其中的人民。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中大智大勇者的忧患意识。他以赢弱的身躯勇敢地承受住了那么沉重的负担，还要说：“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工作。”于是他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为民请命、舍生取义。他常将李大钊录自宋人张载的名言铭记在心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这是宁静致远者的宏志伟愿，激励着人们在平凡中追求伟大，他不愧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和典范。
季先生从一个农村贫穷的孩子成为一代学术宗师，走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历程。大起大落的50年，他“二战”10年留德求学，“文革”10年牛棚受辱，开放30年发愤著述。大开大合的50年，他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始终引领着学者们顺应时代发展的文化潮流。时代成就了他个人的辉煌成就，他成就了20世纪的中国学术。面对厄运，他纵浪大化，不喜不惧；面对荣誉，他居功不傲，再接再厉。他怀着对世间万物充满爱心，对世界未来充满希望的心态，走过了近百年的人生旅程，他还将以“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心态走完茶寿余生。
掩卷《季羡林自述：我这一生》，太多的感慨，太多的激动，作为他的学生，我们渴望那种“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学术境界，追求那种“学贯中外、兼容并包”的学术胸怀，向往那种“天人合一、返璞归真”的淡泊，更仰慕那种“处变不惊、毁誉不动”的大气，我们永远是季先生这种学者风范的追随者，人格魅力的感动者。大师是难望其项背的，更是不可超越的，我们正倾听那未远的足音，加紧了前进的脚步……
孟昭毅
2008年初春于攻玉斋
文摘
九三抒怀
前几天，在医院里过了一个生日，心里颇为高兴；但猛然一惊：自己已经又增加了1岁，现在是93岁了。
在五十多年前，当我处在40岁阶段的时候，93这个数字好像是一个天文数字，可望而不可即。我当时的想法是：我大概只能活到四五十岁。因为我的父母都没有超过这个年龄，由于X基因或Y基因的缘故，我决不能超过这个界限的。
然而人生真如电光石火，一转瞬间已经到了93岁。只有在医院里输液的时候感到时间过得特别慢以外，其余的时间则让我感到快得无法追踪。
近两年来，运交华盖，疾病缠身，多半是住在医院中。医院里的生活，简单而又烦琐。我是因一种病到医院里来的，入院以后，又患上了其他的病。在我入院前后所患的几种病中最让人讨厌的是天疱疮。手上起泡出水，连指甲盖下面都充满了水，是一种颇为危险的病。从手上向臂上发展，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有性命危险。来到301医院，经李恒进大夫诊治，药到病除，真正是妙手回春。后来又患上了几种别的病。有一种是前者的发展，改变了地方，改变了形式，长在了右脚上，黑黢黢脏兮兮的一团，大概有一斤多重。我自己看了都恶心。有时候简直想把右脚砍掉，看你这些丑类到何处去藏身！幸亏老院长牟善初的秘书周大夫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种平常的药膏，抹上，立竿见影，脏东西除掉了。为了对付这一堆脏东西，301医院曾组织过三次专家会诊，可见院领导对此事之重视。
你想到了死没有？想到过的，而且不止一次。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人类是生物的一种，凡是生物，莫不好生而恶死，包括植物在内，一概如此。人们常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江淹《恨赋》中说：“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我基本上也不能脱这个俗。但是，我有我的特殊经历，因此，我有我的生死观。我在十年浩劫中，实际上已经死过一次。在《牛棚杂忆》中对此事有详细的叙述，我在这里不再重复。现在回忆起来，让我吃惊的是，临死前心情竟是那样平静，那样和谐。什么“饮恨”，什么“吞声”，根本不沾边儿。有了这样的独特的经历，即使再想到死，一点恐惧之感也没有了。
总起来说，我的人生观是顺其自然，有点接近道家。我生平信奉陶渊明的四句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在这里一个关键的字是“应”。谁来决定“应”“不应”呢？一个人自己，除了自杀以外，是无权决定的。因此，我觉得，对个人的生死大事不必过分考虑。
我最近又发明了一个公式：无论什么人，不管是男是女，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也不管是处在什么年龄阶段，同阎王爷都是等距离的。中国有两句俗话：“阎王叫你三更死，不能留人到五更。”这都说明，人们对自己的生死大事是没有多少主动权的。但是，只要活着，就要活得像个人样子。尽量多干一些好事，千万不要去干坏事。
人们对自己的生命也并不是一点主观能动性都没有的。人们不都在争取长寿吗？在林林总总的民族之林中，中国人是最注重长寿，甚至长生的。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我们创造了很多长寿甚至长生的故事。什么“王子去求仙，丹成入九天。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这实在没有什么意义。一些历史上的皇帝，甚至英明之主，为了争取长生，“为药所误”。唐太宗就是一个好例子。
中国古代文人对追求长生有自己的表达方式。苏东坡词：“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在这里出现“再少”这个词儿。肉体上的再少，是不可能的，时间不能倒转的。我的理解是，如果老年人能做出像少年的工作，这就算是“再少”了。
我现在算不算是“再少”，我自己不敢说。反正我从来不敢懈怠，从来不倚老卖老。我现在既向后看，回忆过去的90年；也向前看，看到的不是八宝山，而是活过100岁。眼前就有我的好榜样。上海的巴金，长我7岁；北京的臧克家，长我6岁，都仍然健在。他们的健在给了我信心，给了我勇气，也给了我灵感。我想同他们竞赛，我们都会活到一百多岁的。
但是，我并不是为活着而活着。活着不是我的目的，而是我的手段。前辈学人陈翰笙先生，当他100岁时人们为他在人民大会堂祝寿的时候，他眼睛已经失明多年，身体也不见得怎么好。可是，请他讲话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工作。”全堂为之振奋不已。
我觉得，中国人民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成就了许多美德，其中一条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出自《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这能代表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一个方面，在几千年的历史上起着作用，至今不衰。
在历史上，我们的先人对人生还有一些细致入微而又切中要害的感悟。我举一个例子。多少年来，社会上流传着两句话：不如意事常八九，能与人言无二三。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亲身体会，这两句话是完全没有错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社会交往中，尽管有不少令人愉快的如意的事情，但也不乏不愉快不如意的事情。年年如此，月月如此，天天如此。这个平凡的真理也不是最近才发现的。宋代的伟大词人辛稼轩就曾写道：“肘后俄生柳，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这颇能道出古今人人心中都会有的想法。我们老年人对此更应该加强警惕，因为不如意事有的是人招惹出来的。老年人，由于生理的制约，手和脑都会不太灵光，招惹不如意事的机会会更多一些。我原来的原则是随遇而安，近来我又提高了一步：知足常乐，能忍自安。境界显然提高了一步。
写到这里，我想写一个看来与我的主题无关而实极有关的问题：中西高级知识分子比较研究。所谓高级知识分子，无非是教授、研究员、著名的艺术家——画家、音乐家、歌唱家、演员等等。这个题目，在过去似乎还没有人研究过。我个人经过比较长期的思考，觉得其间当然有共性，都是知识分子嘛；但是区别也极大。简短地说，西方高级知识分子大多数是自了汉，就是只管自己那一亩三分地里的事情，有点像过去中国老农那一种“老婆、孩子、热炕头，外加二亩地、一头牛”的样子。只要不发生战争，他们的工资没有问题，可以安心治学，因此成果显著地比我们多。他们也不像我们几乎天天开会，天天在运动中。我们的高知继承了中国自古以来知识分子（士）的传统，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中国古代的皇帝们最恨知识分子这种毛病。他们希望士们都能夹起尾巴做人。知识分子偏不听话，于是在中国历史上，所谓“文字狱”这种玩意儿就特别多。很多皇帝都搞文字狱。到了清朝，又加上了个民族问题。于是文字狱更特别多。
最后，我还必须谈一谈服老与不服老的辩证关系。所谓服老，就是，一个老人必须承认客观现实。自己老了，就要老实承认。过去能做到的事情，现在做不到了，就不要勉强去做。但是，如果完完全全让老给吓住，什么事情都不做，这无异于坐而待毙，是极不可取的行为。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的能量是颇为可观的。真正把主观能动性发挥出来，就能产生一种不服老的力量。正确处理服老与不服老的关系并不容易，两者之间的关系有点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但是，这个物是什么，我却说不清楚。领悟之妙，在于一心。普天下善男信女们会想出办法的。
我已经写了不少，为什么写这样多呢？因为我感觉到，我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将来老年人会越来越多。我现在把自己的一点经历写了出来，供老人们参考。
千言万语，不过是一句话：我们老年人不要一下子躺在老字上，无所事事，我们的活动天地还是够大的。
有道是：
走过独木桥，
跳过火焰山。
豪情依然在，
含笑颂九三！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季羡林、孟昭毅编著的《季羡林自述--我这一生(图文版)》的内容贯穿季羡林先生的一生，此次再版会配上大约上百张图片，使此书有一番新的面貌。另配有季羡林的原文手迹《三进宫》，这一篇著名的散文是季先生92岁时所写，字迹极为工整清秀，可使读者最大程度地亲近大师。
作者简介
季羡林（1911—2009），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临清人，语言学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散文家，被称为“学界泰斗”。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翌年作为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归国，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曾任北大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
目录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代序）
一、朦胧的童年岁月
我的童年
回忆一师附小
回忆新育小学
小姐姐
彭家四姑娘
兔子
红
老人
夜来香开花的时候
二、难忘的中学时光
回忆正谊中学
回忆北园山大附中
回忆济南高中
观剧
遇上日本兵
三、勤奋的大学时代
北大入学考试
报考大学
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受用终生的两门课
清华园日记(摘编）
四、短暂的教学实践
校长
教员
上课
我同学生的关系
我同校长的关系
我的苦闷
我亲眼看到的一幕滑稽剧
天赐良机
五、漫长的留学生涯
留学热
天赐良机
在北平的准备工作
满洲车上
在哈尔滨
过西伯利亚
在赤都
初抵柏林
哥廷根
道路终于找到了
怀念母亲
两年生活
章用一家
汉学研究所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完成学业尝试回国
大轰炸
在饥饿地狱中
山中逸趣
烽火连八岁家书抵亿金
我的老师们
学习吐火罗文
我的女房东
反希特勒的人们
伯恩克（Boehncke）家
迈耶(Meyer)一家
纳粹的末日——美国兵入城
盟国
优胜记略
留在德国的中国人
别哥廷根
赴瑞士
在弗里堡（Fribourg）
同使馆的斗争
从瑞士到法国马赛
船上生活
西贡二月
从西贡到香港
回到祖国的怀抱
六、坎坷的北大经历
海外归来
思想斗争
终于找到了出路
陷入会议的旋涡中
批判的狂潮汹涌澎湃
政治动动（1957——1965）
我的学术研究
七、痛苦的“文革”记忆
从社教运动谈起
1966年6月4日
对号入座
快活半年
自己跳出来
抄家
在“自绝于人民”的边缘上
千钧一发
劳改的初级阶段
大批斗
太平庄
自己亲手搭起牛棚
牛棚生活（一)
牛棚生活（二)
牛棚生活（三)
牛棚转移
半解放
完全解放
余思或反思
八、收获的二十年间
1978——1993年
我的学术总结
我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翻译
我与原始佛教语言问题的研究
我和佛教研究
我和外国文学
写作《春归燕园》的前前后后
我和北大
九、幸运的老年生活
八十抒怀
新年抒怀
赋得永久的悔
我的母亲
我的父亲
我的妻子
三个小女孩
百年回眸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九十抒怀
故乡行
九三抒怀
辞“国学大师”
辞“学界（术）泰斗”
辞“国宝”
我的座右铭
九十五岁初度
笑着走
附录：季羡林年谱
跋：百岁老人的道德文章
后记：超越九五的岁月
序言
我生也晚，没有能看到20世纪的开始。但是，时至今日，再有7年，21世纪就来临了。从我目前的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来看，我能看到两个世纪的交接，是丝毫也没有问题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也可以说是与20世纪共始终了，因此我有资格写“我与中国20世纪”。
对时势的推移来说，每一个人的心都是一面镜子。我的心当然也不会例外。我自认为是一个颇为敏感的人，我这一面心镜，虽不敢说是纤毫必显，然确实并不迟钝。我相信，我的镜子照出了20世纪长达90年的真实情况，是完全可以依赖的。
我生在1911年辛亥革命那一年。我生下两个月零4天以后，那一位“末代皇帝”，就从宝座上被请了下来。因此，我常常戏称自己是“清朝遗少”。到了我能记事儿的时候，还有时候听乡民肃然起敬地谈到北京的“朝廷”(农民口中的皇帝)，仿佛他们仍然高居宝座之上。我不理解什么是“朝廷”，他似乎是人，又似乎是神，反正是极有权威、极有力量的一种动物。
这就是我的心镜中照出的清代残影。
我的家乡山东清平县(现归临清市)是山东有名的贫困地区。我们家是一个破落的农户。祖父母早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祖父之爱我是一点也没有尝到过的。他们留下了3个儿子，我父亲行大(在大排行中行七)。两个叔父，最小的一个无父无母，送了人，改姓刁。剩下的两个，上无怙恃，孤苦伶仃，寄人篱下，其困难情景是难以言说的。恐怕哪一天也没有吃饱过。饿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兄弟俩就到村南枣树林子里去，捡掉在地上的烂枣，聊以果腹。这一段历史我并不清楚，因为兄弟俩谁也没有对我讲过。大概是因为太可怕，太悲惨，他们不愿意再揭过去的伤疤，也不愿意让后一代留下让人惊心动魄的回忆。
但是，乡下无论如何是待不下去了，待下去只能成为饿殍。不知道怎么一来，兄弟俩商量好，到外面大城市里去闯荡一下，找一条活路。最近的大城市只有山东首府济南。兄弟俩到了那里，两个毛头小伙子，两个乡巴佬，到了人烟稠密的大城市里，举目无亲。他们碰到多少困难，遇到多少波折。这一段历史我也并不清楚，大概是出于同一个原因，他们谁也没有对我讲过。
后来，叔父在济南立定了脚跟，至多也只能像是石头缝里的一棵小草，艰难困苦地挣扎着。于是兄弟俩商量，弟弟留在济南挣钱，哥哥回家务农，希望有朝一日，混出点名堂来，即使不能衣锦还乡，也得让人另眼相看，为父母和自己争一口气。
但是，务农要有田地，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常识。可我们家所缺的正是田地这玩意儿。大概我祖父留下了几亩地，父亲就靠这个来维持生活。至于他怎样侍弄这点地，又怎样成的家，这一段历史对我来说又是一个谜。我就是在这时候来到人间的。
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此时或稍微前一点，叔父在济南失了业，流落在关东。用身上仅存的一元钱买了湖北水灾奖券，结果中了头奖，据说得到了几千两银子。我们家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父亲买了60亩带水井的地。为了耀武扬威起见，要盖大房子。一时没有砖，他便昭告全村：谁愿意拆掉自己的房子，把砖卖给他，他肯出几十倍高的价钱。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别人的房子拆掉，我们的房子盖成。东、西、北房各5大间。大门朝南，极有气派。兄弟俩这一口气总算争到了。
然而好景不长，我父亲是乡村中朱家郭解一流的人物，仗“义”施财，忘乎所以。有时候到外村去赶集，他一时兴起，全席棚里喝酒吃饭的人，他都请了客。据说，没过多久，60亩上好的良田被卖掉，新盖的房子也把东房和北房拆掉，卖了砖瓦。这些砖瓦买进时似黄金，卖出时似粪土。
一场春梦终成空。我们家又成了破落户。
在我能记事儿的时候，我们家已经穷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度。一年大概只能吃一两次“白的”(指白面)，吃得最多的是红高梁饼子，棒子面饼子也成为珍品。我在春天和夏天，割了青草，或擗了高粱叶，背到二大爷家里，喂他的老黄牛。赖在那里不走，等着吃上一顿棒子面饼子，打一打牙祭。夏天和秋天，对门的宁大婶和宁大姑总带我到外村的田地里去拾麦子和豆子，把拾到的可怜兮兮的一把麦子或豆子交给母亲。不知道积攒多少次，才能勉强打出点麦粒，磨成面，吃上一顿“白的”。我当然觉得如吃龙肝凤髓。但是，我从来不记得母亲吃过一口。她只是坐在那里，瞅着我吃，眼里好像有点潮湿。我当时哪里能理解母亲的心情呀！但是，我也隐隐约约地立下一个决心：有朝一日，将来长大了，也让母亲吃点“白的”。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还没有等到我有能力让母亲吃“白的”，母亲竟舍我而去，留下了我一个终生难补的心灵伤痕，抱恨终天！
我们家，我父亲一辈，大排行兄弟11个，有6个因为家贫，下了关东。从此音讯杳然。留下的只有5个，一个送了人，我上面已经说过。这5个人中，只有大大爷有一个儿子，不幸早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生下以后，就成了唯一的一个男孩子。在封建社会里，这意味着什么，大家自然能理解。在济南的叔父只有一个女儿。于是兄弟俩一商量，要把我送到济南。当时母亲什么心情，我太年幼，完全不能理解。很多年以后，我才听人告诉我说，母亲曾说过：“要知道一去不回头的话，我拼了命也不放那孩子走！”这一句不是我亲耳听到的话，却终生回荡在我耳边。“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我终于离开了家，当年我6岁。
一个人的一生难免稀奇古怪的。个人走的路有时候并不由自己来决定。假如我当年留在家里，走的路是一条贫农的路。生活可能很苦，但风险绝不会大。我今天的路怎样呢？我广开了眼界，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人生，获得了虚名。我曾走过阳关大道，也曾走过独木小桥；坎坎坷坷，又颇顺顺当当，一直走到了耄耋之年。如果当年让我自己选择道路的话，我究竟要选哪一条呢？概难言矣！
离开故乡时，我的心镜中留下的是一幅一个贫困至极的、一时走了运、立刻又垮下来的农村家庭的残影。
到了济南以后，我眼前换了一个世界。不用说别的，单说见到济南的山，就让我又惊又喜。我原来以为山只不过是一个个巨大无比的石头柱子。
叔父当然非常关心我的教育，我是季家唯一的传宗接代的人。我上过大概一年的私塾，就进了新式的小学校，济南一师附小。一切都比较顺利。五四运动波及了山东。一师校长是新派人物，首先采用了白话文教科书。国文教科书中有一篇寓言，名叫《阿拉伯的骆驼》，故事讲的是得寸进尺，是国际上流行的。无巧不成书，这一篇课文偏偏让叔父看到了，他勃然变色，大声喊道：“骆驼怎么能说话呀！这简直是胡闹！赶快转学！”于是我就转到了新育小学。当时转学好像是非常容易，似乎没有走什么后门就转了过来。，只举行一次口试，教员写了一个“骡”字，我认识，我的比我大一岁的亲戚不认识。我直接插入高一，而他则派进初三。一字之差，我硬是沾了一年的光。这就叫作人生！最初课本还是文言，后来则也随时代潮流改了白话，不但骆驼能说话，连乌龟蛤蟆都说起话来，叔父却置之不管了。
叔父是一个非常有天才的人。他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在颠沛流离中，完全靠……斗得晕头转向，下定决心，自己结束自己的性命。决心既下，我心情反而显得异常平静，简直平静得有点可怕。我把历年积攒的安眠药片和药水都装到口袋里，最后看了与我共患难的婶母和老伴儿一眼，刚准备出门跳墙逃走，大门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撞门声，“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来押解我到大饭厅去批斗了。这真正是千钧一发呀！这一场批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十分野蛮，我被打得躺在地上站不起来。然而我一下得到了“顿悟”：一个人忍受挨打折磨的能力，是没有极限的。我能够忍受下去的！我不死了！我要活下去！
我的确活下来了。然而，在刚离开“牛棚”的时候，我已经虽生犹死，我成了一个半白痴，到商店去买东西，不知道怎样说话。让我抬起头来走路，我觉得不习惯。耳边不再响起“妈的！…‘混蛋！…‘王八蛋！”一类的词儿，我觉得奇怪。见了人，我是口欲张而嗫嚅，足欲行而趑趄。我几乎成了一具行尸走肉，我已经“异化”为“非人”。
我的确活下来了，然而一个念头老在咬我的心。我一向信奉的“士可杀，不可辱”的教条，怎么到了现在竟被我完全地抛到脑后了呢？我有勇气仗义执言，打抱不平，为什么竟没有勇气用自己的性命来抗议这种暴行呢？我有时甚至觉得，隐忍苟活是可耻的。然而，怪还不怪在我的后悔，而在于我在很长的时间内并没有把这件事同整个的“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一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我一直拥护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的“革命”。可见我的政治嗅觉是多么迟钝。
我做了四十多年的梦，我怀拥“原罪感”四十多年。上面提到的我那3个崇拜对象，我一直崇拜了四十多年。所有这一些对我来说是十分神圣的东西，都被“文革”打得粉碎，而今安在哉！我不否认，我这几个崇拜对象大部分还是好的，我不应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至于我衷心拥护了10年的“文化大革命”，则另是一码事。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一场悲剧，它给伟大的中华民族脸上抹了黑。我们永远不应忘记！
“四人帮”垮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央拨乱反正，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时间并不太长，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在全国人民眼前，全国知识分子眼前，天日重明，又有了希望。
我在上面讲述了解放后四十多年来的遭遇和感受。在这一段时间内，我的心镜里照出来的是运动，运动，运动；照出来的是我个人和众多知识分子的遭遇；照出来的是我个人由懵懂到清醒的过程；照出来的是全国人民从政治和经济危机的深渊岸边回头走向富庶的转机。
我在20世纪生活了八十多年了。再过7年，这一世纪，这一千纪就要结束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变化多端的世纪。我心里这一面镜子照见的东西当然也是富于变化的，五花八门的，但又多姿多彩的。它既照见了阳关大道，也照见了独木小桥；它既照见了山重水复，也照见了柳暗花明。我不敢保证我这一面心镜绝对通明锃亮，但是我却相信，它是可靠的，其中反映的倒影是符合实际的。
我揣着这一面镜子，一揣揣了八十多年。我现在怎样来评价镜子里照出来的20世纪呢？我现在怎样来评价镜子里照出来的我的一生呢？呜呼，慨难言矣！慨难言矣！“却道天凉好个秋”。我效法这一句词，说上一句：天凉好个冬！
只有一点我是有信心的：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核心)复兴的世纪。现在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影响人类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人口爆炸、大自然被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臭氧层被破坏、粮食生产有限、淡水资源匮乏，等等，这只有中国文化能克服，这就是我的最后信念。
季羡林
1993年2月17日
后记
2006年6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策划编辑、由我编选的季羡林先生散文集《我的人生感悟》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同年8月6日温家宝总理前往301医院为季先生祝寿时，季先生正在翻看此书，大家都很高兴。不久，中青社冈宁先生又和我商议再编选一本季先生自述的自传，我欣然应允。季先生现在已近百岁高龄，正向“相期以茶”的方向努力。作为多年受惠于先生的我来说，仔细体味先生近百年那些极富传奇色彩的经历，格外有感触，早想一吐为快，因此二者一拍即合。如果能在阅读这本传记时，有一种茅塞顿开、豁然开朗的感觉，涌动一种鼓励鞭策、积极向上的激情，当是我们大家最欣慰的。
季羡林先生，字希逋、齐奘，以名行，是中国著名的东方学专家、印度语言文学专家和翻译家。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今I临清市)官庄，家境贫寒。1917年6岁时被叔父季嗣诚接到济南生活读书，先后在新育小学、正谊中学就读。历史上的齐鲁大地，地灵人杰，巍峨泰山、至圣孔子，而季先生初生时的山东却是满目疮痍。他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感到：“眼前没有红，没有绿，是一片灰黄。”直到步入学生时代，才感觉到有“浓绿的境界”。1926年考入山东大学附属高中，“我有意识地认真用功，是从这里开始的”。1929年转入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受到胡也频、董秋芳等恩师的影响，思想坚定、学业精进。曾因“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平均分超过95分，是全校唯一的学生。当时山大校长兼山东教育厅厅长前清状元王寿彭，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我”。这使他有了学习好的自豪与努力奋斗的自觉，为他以后励精图治、成为有用之才，从学业和心理上铺下了第一块坚实的基石。
1930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有幸亲耳聆听了国学大师陈寅恪以及吴宓、朱光潜、朱自清、俞平伯、谢冰心、郑振铎诸位先生的教诲，为他日后道德文章的养成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涌泉。1934年清华大学毕业后，他在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任国文教员一年后，考取了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1935年夏至1945年10月，季先生远渡重洋，赴德国科学名城哥廷根求学。适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学习条件很好，但是生活条件却极其艰苦，“我经受了而今难以想象的饥饿的考验，以致失去了饱的感觉”。不仅如此，还“失眠成病，成了折磨我几十年的终生痼疾”，但是这个“万里投荒第二人”还是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四方，“狂喜不止”，因为他可以学到许多以前梦寐以求的东西。其中包括主修梵文、巴利文等印度学课程，副修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还广泛涉猎了多种语言和文化，选修过希腊文、阿拉伯文，系统学习了梵文和巴利文、印度俗语等印度古代语言，中亚近代语言吐火罗文，以及俄文、法文、德文、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语和英文等，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打下了广泛的基础。这种学术传统的熏陶和学理学养的历练，为他日后成为资深学者竖起了一个高耸入云的学术天梯。
1946年深秋，留德10年归来，以博士学位论文《中迦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1941)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季羡林先生“通过陈寅恪先生的介绍，胡适之先生、傅斯年先生和汤用彤先生的同意到北大来工作”，并在年仅35岁时“被定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我暗下决心：努力工作，积极述作，庶不负我的老师和师辈培养我的苦心！”真是“滴水之恩，报以涌泉”，果然，他不负众望，在印度古代语言，尤其是混合梵文佛典方面的研究成果，立刻引起印欧地区比较语言学界的轰动，获得有关学者的极高评价。在吐火罗文研究领域，他用中文佛典中的文本与其他古代语言文字的文本相对照，为欧洲学者解读吐火罗语词汇含义的问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和途径。在印度古代文学的翻译与研究方面，对史诗《罗摩衍那》的翻译受到国际梵文学者以及印度文化界的高度好评；研究专著《(罗摩衍那>初探》对史诗的内容、版本、流传与演变等各方面的论述都具有国际水平。在佛教史研究方面，季先生关于佛教语言问题的深入探讨，解决了原始佛教史上的一些疑难问题，匡正了一些西方学者的错误和牵强附会，达到了国际前沿的学术水平。在中印文化交流史方面，季先生从文学、典故、童话、寓言到蔗糖、造纸、蚕丝，想前人之所未想，发前人之所未发，将德国学术研究的“彻底性”与中国乾嘉学派的“考据之术”完美结合，不仅形成自己治学的两大特点，而且许多真知灼见都对后学研究者有启迪意义。其他如中西文化差异与共性研究，美学与古代文艺理论研究、文学翻译以及散文与杂文创作等领域的建树也都令人惊叹不已。可以说真正是“翻译与创作并举，语言、历史与文艺理论齐抓，对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等等也有浓厚的兴趣，是一个典型的地地道道的‘杂家”’。其实，季先生这个“杂家”是学有专长的大杂家。
纵观季羡林先生的研究领域，其广博、深奥在当今中外学术界几无人能比，但如果振叶寻根、观谰索源的话，不难发现季先生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即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学、宗教、历史、文化在不断地探索、深掘，淘出一个又一个宝物为世人所钦羡，那个匡家就是印度。无论是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翻译与研究、印度历史文化研究、印度民族艺术研究、佛教典籍研究、吐火罗文研究、制糖法与蔗糖史研究、东方文化文学研究、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还是翻译梵文等语种文学作品等，季先生的研究成果和造诣都是一流的，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季先生紧紧围绕有关印度这一国度所展开的各个领域的研究，早已达到博大精深的程度，已绝非“杂家”所能到的高难水平，如果我们评论说季先生是国内外印度学的著名专家应该毫不过分，因为那既实事求是，又名副其实。季先生在担任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之余，以过人的精力和毅力，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历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副校长，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以及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以及十余个全国一级学会的会长、理事长等职。为中国亚非非通用语种的教学与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中国的东方学、敦煌学、比较文学、民间文学、佛教研究、中非关系史研究等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的贡献。季先生还主持了中国学术界著名的三大学术工程，即《东方文化集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传世藏书》。《东方文化集成》包括10编500种书，涵括了东方古代的语言文字、文化艺术、哲学法律、政治经济、科研军事、宗教民俗、音乐建筑、绘画书法等诸多领域，是一部规模宏富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共收录历代典籍四千余种，六万余卷，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及目录、索引卷，共计1200册，现已出齐，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热烈欢迎和广泛利用。《传世藏书》是一座系统完整的中国古籍书库，它精选了先秦至清末文化典籍1000种3万卷，三亿余字，编为123巨册。这三大学术工程的编纂出版完成是中国文化史和学术史上的一个难以逾越的丰碑，它确立了季先生出入古今、徜徉中外的学术大师地位。
季先生走过成材、成学者、成杂家、成专家、成大师的近百年的人生苦旅。这个经历本身是那么富于传奇色彩，是那么非同寻常，但又绝非个案，而具有普遍意义。这一切出于一个中国人的平凡普通、出于中国现代社会的暴风骤雨。他的经历恰恰是许多中国现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必经之路，出国留学“镀金”，归国教书“谋生”。是残酷的．社会现实成就了这些先知先觉者，使他们走上了博爱之路。正如季先生所说，他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他有着“人生不满百，常怀天下忧”的思想，爱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和生活其中的人民。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中大智大勇者的忧患意识。他以赢弱的身躯勇敢地承受住了那么沉重的负担，还要说：“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工作。”于是他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为民请命、舍生取义。他常将李大钊录自宋人张载的名言铭记在心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这是宁静致远者的宏志伟愿，激励着人们在平凡中追求伟大，他不愧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和典范。
季先生从一个农村贫穷的孩子成为一代学术宗师，走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历程。大起大落的50年，他“二战”10年留德求学，“文革”10年牛棚受辱，开放30年发愤著述。大开大合的50年，他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始终引领着学者们顺应时代发展的文化潮流。时代成就了他个人的辉煌成就，他成就了20世纪的中国学术。面对厄运，他纵浪大化，不喜不惧；面对荣誉，他居功不傲，再接再厉。他怀着对世间万物充满爱心，对世界未来充满希望的心态，走过了近百年的人生旅程，他还将以“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心态走完茶寿余生。
掩卷《季羡林自述：我这一生》，太多的感慨，太多的激动，作为他的学生，我们渴望那种“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学术境界，追求那种“学贯中外、兼容并包”的学术胸怀，向往那种“天人合一、返璞归真”的淡泊，更仰慕那种“处变不惊、毁誉不动”的大气，我们永远是季先生这种学者风范的追随者，人格魅力的感动者。大师是难望其项背的，更是不可超越的，我们正倾听那未远的足音，加紧了前进的脚步……
孟昭毅
2008年初春于攻玉斋
文摘
九三抒怀
前几天，在医院里过了一个生日，心里颇为高兴；但猛然一惊：自己已经又增加了1岁，现在是93岁了。
在五十多年前，当我处在40岁阶段的时候，93这个数字好像是一个天文数字，可望而不可即。我当时的想法是：我大概只能活到四五十岁。因为我的父母都没有超过这个年龄，由于X基因或Y基因的缘故，我决不能超过这个界限的。
然而人生真如电光石火，一转瞬间已经到了93岁。只有在医院里输液的时候感到时间过得特别慢以外，其余的时间则让我感到快得无法追踪。
近两年来，运交华盖，疾病缠身，多半是住在医院中。医院里的生活，简单而又烦琐。我是因一种病到医院里来的，入院以后，又患上了其他的病。在我入院前后所患的几种病中最让人讨厌的是天疱疮。手上起泡出水，连指甲盖下面都充满了水，是一种颇为危险的病。从手上向臂上发展，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有性命危险。来到301医院，经李恒进大夫诊治，药到病除，真正是妙手回春。后来又患上了几种别的病。有一种是前者的发展，改变了地方，改变了形式，长在了右脚上，黑黢黢脏兮兮的一团，大概有一斤多重。我自己看了都恶心。有时候简直想把右脚砍掉，看你这些丑类到何处去藏身！幸亏老院长牟善初的秘书周大夫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种平常的药膏，抹上，立竿见影，脏东西除掉了。为了对付这一堆脏东西，301医院曾组织过三次专家会诊，可见院领导对此事之重视。
你想到了死没有？想到过的，而且不止一次。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人类是生物的一种，凡是生物，莫不好生而恶死，包括植物在内，一概如此。人们常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江淹《恨赋》中说：“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我基本上也不能脱这个俗。但是，我有我的特殊经历，因此，我有我的生死观。我在十年浩劫中，实际上已经死过一次。在《牛棚杂忆》中对此事有详细的叙述，我在这里不再重复。现在回忆起来，让我吃惊的是，临死前心情竟是那样平静，那样和谐。什么“饮恨”，什么“吞声”，根本不沾边儿。有了这样的独特的经历，即使再想到死，一点恐惧之感也没有了。
总起来说，我的人生观是顺其自然，有点接近道家。我生平信奉陶渊明的四句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在这里一个关键的字是“应”。谁来决定“应”“不应”呢？一个人自己，除了自杀以外，是无权决定的。因此，我觉得，对个人的生死大事不必过分考虑。
我最近又发明了一个公式：无论什么人，不管是男是女，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也不管是处在什么年龄阶段，同阎王爷都是等距离的。中国有两句俗话：“阎王叫你三更死，不能留人到五更。”这都说明，人们对自己的生死大事是没有多少主动权的。但是，只要活着，就要活得像个人样子。尽量多干一些好事，千万不要去干坏事。
人们对自己的生命也并不是一点主观能动性都没有的。人们不都在争取长寿吗？在林林总总的民族之林中，中国人是最注重长寿，甚至长生的。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我们创造了很多长寿甚至长生的故事。什么“王子去求仙，丹成入九天。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这实在没有什么意义。一些历史上的皇帝，甚至英明之主，为了争取长生，“为药所误”。唐太宗就是一个好例子。
中国古代文人对追求长生有自己的表达方式。苏东坡词：“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在这里出现“再少”这个词儿。肉体上的再少，是不可能的，时间不能倒转的。我的理解是，如果老年人能做出像少年的工作，这就算是“再少”了。
我现在算不算是“再少”，我自己不敢说。反正我从来不敢懈怠，从来不倚老卖老。我现在既向后看，回忆过去的90年；也向前看，看到的不是八宝山，而是活过100岁。眼前就有我的好榜样。上海的巴金，长我7岁；北京的臧克家，长我6岁，都仍然健在。他们的健在给了我信心，给了我勇气，也给了我灵感。我想同他们竞赛，我们都会活到一百多岁的。
但是，我并不是为活着而活着。活着不是我的目的，而是我的手段。前辈学人陈翰笙先生，当他100岁时人们为他在人民大会堂祝寿的时候，他眼睛已经失明多年，身体也不见得怎么好。可是，请他讲话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工作。”全堂为之振奋不已。
我觉得，中国人民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成就了许多美德，其中一条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出自《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这能代表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一个方面，在几千年的历史上起着作用，至今不衰。
在历史上，我们的先人对人生还有一些细致入微而又切中要害的感悟。我举一个例子。多少年来，社会上流传着两句话：不如意事常八九，能与人言无二三。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亲身体会，这两句话是完全没有错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社会交往中，尽管有不少令人愉快的如意的事情，但也不乏不愉快不如意的事情。年年如此，月月如此，天天如此。这个平凡的真理也不是最近才发现的。宋代的伟大词人辛稼轩就曾写道：“肘后俄生柳，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这颇能道出古今人人心中都会有的想法。我们老年人对此更应该加强警惕，因为不如意事有的是人招惹出来的。老年人，由于生理的制约，手和脑都会不太灵光，招惹不如意事的机会会更多一些。我原来的原则是随遇而安，近来我又提高了一步：知足常乐，能忍自安。境界显然提高了一步。
写到这里，我想写一个看来与我的主题无关而实极有关的问题：中西高级知识分子比较研究。所谓高级知识分子，无非是教授、研究员、著名的艺术家——画家、音乐家、歌唱家、演员等等。这个题目，在过去似乎还没有人研究过。我个人经过比较长期的思考，觉得其间当然有共性，都是知识分子嘛；但是区别也极大。简短地说，西方高级知识分子大多数是自了汉，就是只管自己那一亩三分地里的事情，有点像过去中国老农那一种“老婆、孩子、热炕头，外加二亩地、一头牛”的样子。只要不发生战争，他们的工资没有问题，可以安心治学，因此成果显著地比我们多。他们也不像我们几乎天天开会，天天在运动中。我们的高知继承了中国自古以来知识分子（士）的传统，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中国古代的皇帝们最恨知识分子这种毛病。他们希望士们都能夹起尾巴做人。知识分子偏不听话，于是在中国历史上，所谓“文字狱”这种玩意儿就特别多。很多皇帝都搞文字狱。到了清朝，又加上了个民族问题。于是文字狱更特别多。
最后，我还必须谈一谈服老与不服老的辩证关系。所谓服老，就是，一个老人必须承认客观现实。自己老了，就要老实承认。过去能做到的事情，现在做不到了，就不要勉强去做。但是，如果完完全全让老给吓住，什么事情都不做，这无异于坐而待毙，是极不可取的行为。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的能量是颇为可观的。真正把主观能动性发挥出来，就能产生一种不服老的力量。正确处理服老与不服老的关系并不容易，两者之间的关系有点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但是，这个物是什么，我却说不清楚。领悟之妙，在于一心。普天下善男信女们会想出办法的。
我已经写了不少，为什么写这样多呢？因为我感觉到，我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将来老年人会越来越多。我现在把自己的一点经历写了出来，供老人们参考。
千言万语，不过是一句话：我们老年人不要一下子躺在老字上，无所事事，我们的活动天地还是够大的。
有道是：
走过独木桥，
跳过火焰山。
豪情依然在，
含笑颂九三！
| ISBN | 9787515322438 |
|---|---|
| 出版社 | 中国青年出版社 |
| 作者 | 季羡林 |
| 尺寸 |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