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他的《人间词话》，首倡“境界说”，立中国美学研究一座里程碑；
他的《红楼梦评论》，开以西方观念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先河；
他的《宋元戏曲史》，为戏曲史研究之滥觞，
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也认为：“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作者简介
作者：左玉河左玉河，历史学博士，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社会文化史研究室副主任，兼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秘书长，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及社会文化史研究。出版有《张东荪文化思想研究》《张东荪传》《张东荪学术思想评传》《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婚丧嫁娶》《移植与转化：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建立》等专著，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
目录
引子
第1章旧学新知
颇为自豪的忠烈之后
性情忧郁的小秀才
秉性耿介的海宁才子
在人生的十字街头
到上海研求西学
结识罗振玉
第2章辗转独学
进步神速的独学时代
数次研读康德著作
可信与可爱之间的烦恼
学术“三无”说
红学研究的新境界
创造崭新的美学天地
提出“美育”的第一人
第3章京华初度
情感与理性的张力
填词的意外成功
首倡词之境界说
戏曲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第4章避居日本
转向古史研究
名重学界的考证力作
合作攻关的《流沙坠简》
金文研究的新突破
步入甲骨研究的殿堂
一场学术公案
第5章扬名学界
委蛇遗老群中的操守
甲骨文字的缜密考释
轰动学界的《殷周制度论》
走向证古的大师
北京大学通信导师
数拒薪金传佳话
第6章京都际运
南书房行走
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平生佳运在斯时
书成自谓绝代无
为人称道的二重证据法
二重证据法的特色
兴亡原非一姓事
蒙元史研究的新贡献
第7章孤僻性情
喝大缸酒的“高阳酒徒”
为溥仪与北大决裂
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爱吃甜食和红烧肉
老实得像条火腿
长子潜明之死
金石之交破裂
误会究竟在哪里
第8章大师之死
枪毙叶德辉引起的惶恐
从容自沉昆明湖
自沉之举惊宇内
流传最广的殉清说
文化殉节说
罗振玉逼迫说
悲观厌世说
结语：鲜明的治学特色
附录
年谱
主要著作
参考书目
序言
王国维堪称近代中国最富创见性的学术大师。他早年爱好西方文学与哲学，中年以后转而研究宋词和宋元戏曲，晚岁专治殷墟龟甲文字。他学识博大精深，著述宏富，精通日、英、法诸国文字，先后在哲学、文学、戏曲史、甲骨古文、古器物、殷周史、汉晋木简、汉魏碑刻、汉唐史、敦煌文献及西北地理、蒙古史、元史、图书管理学、版本目录学等多学科研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寅恪认为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他从三方面总结了王国维的学术内容和治学方法，即“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并认为据此在考古、上古史、边疆史地、文艺评论等许多方面取得的成就“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
王国维虽然离开我们已近百年了，但他在各种考释、校注、跋论、专文中阐发的真知灼见，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证明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不易之论”，为中外学术界所敬仰。
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王国维平生钻研学问而无穷尽，主要活动集中于学术领域。他平日深居简出，生活俭朴，不介入政治圈子，不营生计，不交权贵，不慕荣华，不图享受。他虽交游不广，然与同时代之学术界人士有广泛接触，除了与罗振玉、缪荃孙、沈曾植等人交往较密外，他还与国内外数十位知名学者通信论学，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巨大影响，享有崇高的国际盛誉。
王国维以其杰出的贡献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独特的地位。王国维自沉之后，古史辨派的领军人物顾颉刚就高度评价说：“静安先生在甘余年前治哲学，文学，心理学，法学等，他的研究学问的方法已经上了世界学术界的公路。自从跟了罗氏到日本，始把这些东西一齐丢掉，专力于考古学及史学。他对于商代甲骨，周秦铜器，汉晋简牍，唐人写本，古代生活，种族历史，社会制度，都要研究，他用的方法便是西洋人研究史学的方法，不过这一点他因为和遗老的牌子有些冲突，所以讳莫如深而已。他对于学术界最大的功绩，便是经书不当作经书（圣道）看而当作史料看，圣贤不当作圣贤（超人）看而当作凡人看；他把龟甲文、钟鼎文、经籍、实物，作打通的研究，说明古代的史迹：他已经把古代的神秘拆穿了许多。”
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先生称赞“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当代大文豪郭沫若认为他的论著“领着百万后学”。国学大师吴文祺指出：他是以西洋的文学原理来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无疑，在黑暗的中国文学批评界，王国维是一盏引路的明灯”。
历史学家缪钺在《王静安与叔本华》中高度称赞说：“海宁王静安先生为近世中国学术史上之奇才。学无专师，自辟户牖，生平治经史，古文字，古器物之学，兼及文学史，文学批评，均有深诣创获，而能开新风气，诗词骈散文亦无不精工，其心中如具灵光，各种学术，经此灵光所照，即生异彩。论其某方面之广博，识解之莹彻，方法之谨密，文采之精洁，一人而兼具数矣，求诸近三百年，殆罕其匹。”
王国维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王国维一生的学术活动及其思想，大体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877～1894），十八岁以前的少年时代。他接受了传统的教育，主要是通过私塾和课外自学打下了经史小学基础。
第二个时期（1894～1911），从家乡海宁到上海，追求新学的时期。他学习并研究了康德、叔本华等人的哲学思想，力图用自己掌握的新思想总结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并在文学创作、美学上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这是他研究文学和美学的时期。
第三个时期（1911～1923），辛亥革命后随罗振玉退避到日本作寓公，开始钻研中国古代经史的时期。他前半段在日本研究，长于古代史、甲骨文、考古、音韵之学；后半段回到上海，在英国人哈同创办的学校中教书，编辑学术杂志，并自编《观堂集林》，在国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著成绩。
第四个时期（1924～1927），从上海到北京，虽然一度担任逊清皇帝溥仪的文学侍从，但主要精力仍在学术研究上。1925年后，他出任清华国学院导师，在学术上作了多方面的开拓。这是他学术研究的丰收时期，也是他人生的顶峰时期。
后记
结语：鲜明的治学特色
王国维是近代中国的学术大师，一生所涉及的学术领域很多，举凡文学、哲学、美学、教育学、古文字学、文献学以及历史学的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蒙元史、西北史地等都有所涉猎和研究并作出了杰出贡献，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治学特色。
宋人朱熹咏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人们在艳羡王国维杰出成就的同时，必须对王氏之学的大本大原进行探究。
王国维治学的特色，体现为圆融中西学术而又为我所用。乾嘉学派从事历史研究时，更多地是“为考据而考据”，并不作史学理论的梳理与阐释，也不敢表白他们对现实的关心，更谈不上文化上终极关怀的追求。因此，他们更多地是固守传统小学的研究路数，如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等。兼之他们囿于时代的局限，根本谈不上援引西学和圆融中西学术。
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是新旧史学交替嬗变的时代，是西学涌入中国国门的时代：就此而言，任何学术研究上的故步自封者、驻足不前者，任何面对西学的闭关自守者、盲目拒斥排外者，都将是时代的落伍者和残缺不全者。王国维曾至日本游学，接触和研究过西学与新学，兼之他本人又通晓几门外语，而这些都是治学的利器。对于中学和西学，王国维有着清醒而理性的认识，很早就认识到“昇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精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如果不对传统学术进行改造和革新，而一味坚持“中国自中国、西洋自西洋”的顽固态度，将无助于传统学术的发展。因此主张消化吸纳西学，力求圆融中西学术以为我所用。
王国维治学，注重微观层面的专深研究。他学术个性倾向于从具体的角度去观察、研究局部的细节，因此，他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考察个别的历史人物、个别的古代器物、几条独立的历史材料。他着眼大处，从宏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着力，具有科学大家的素养，善于创新，而又极为严谨正直，一丝不苟。王国维是中国最早受西方实证主义影响的学者之一，功力深厚，并且早年有乾嘉考据学素养。他将两者有机地相结合起来，既注重扩大史料范围，又善于作严谨的考证；既从大处着眼，不流于烦琐，又胜任于细致的个别研究。这是王国维新考证学的基本特色。
王国维治学的另一突出特点，是重视发现新材料，由此研究新学问。他自觉地将物质与经籍，证成一片，从新发现的史料中，开辟出新的研究境界。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中国发现了大量物质的新材料，如殷契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亦称流沙坠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如西夏文、蒙文等）。这些材料发现之后，王国维全力投入了独立研究，以后发展为举世瞩目的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王国维在这些领域的研究，开拓并建设了有关的学科领域，取得了学术上的领先地位。
清末民初的学术界，人才济济，国学西学兼通者并不止王国维一人，单以国学研究而论，王国维甚至不占什么特殊地位。但为什么是王国维完成了中国近代史学的新陈代谢？
如果将王国维与当时学术界有相当影响的大学者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罗振玉等人相比较，或许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出王国维的治学特点和突出贡献来。
康有为是晚清时期公认的今文学大师，影响近代政治学术数十年，但其学说以宣扬“张三世”为主，罕及古文字学，因而不能研究新出土的甲骨文字。当时更令学界瞩目的是康门高弟梁启超。梁氏是近代学术史上一位多产的学术大师。虽其在经学上从属乃师，并无突出贡献，但在史学上却注重宏大会通，积极吸收近代西方新思想，开创了一代史学研究新风气。然而，梁启超虽天性聪明而事多骛博，难作细致深微的研究工作，对新出土的甲骨文未给予应有的关注。
章太炎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国学大师，学问广博精深，不在王国维之下。他师承晚清古文经学大师俞樾，学脉直承戴、段、二王，被誉为清代古文经学的殿军。古文经学重视小学，章太炎在这方面造诣尤深，超迈前贤。然而，作为一代古文经学大师。他囿于门户之见，痛斥今文经学，这使得他很难接纳学术新知，更不能忍受《说文解字》系统外的甲骨文字。章太炎具有如此的国学及西学乃至梵学修养，却遗憾地与新出土的甲骨文错肩而过，未能依据地下出土的新史料推进精深的学术研究。
罗振玉是王国维的学术引路人，对王氏学术影响极大。他本人学问也相当精博，精通小学，有相当深厚的考据学根基，但缺乏沉稳持恒的精神，对学术以外的东西显得更感兴趣，如政治、商业，因而为时人所鄙视。由于多方面因素所限，罗振玉成就显然不及王国维，难以达到王国维那样的研究深度。
与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及罗振玉相较，王国维不仅精通国学，而且通晓西学，并有意识地开辟现代学术的新途径。其古史研究，实际上是西方实证主义、科学精神和乾嘉考据学相结合的产物。对此，顾颉刚曾中肯地说：“我对于他的学问，不承认他是旧学，承认他是新创的中国古史学。他在古史学上，和崔东壁康长素诸家的不同之点，崔康们是破坏伪的古史，而他是建设真的古史。”
在国学方面，王国维根基深厚，继承并发展了清代考据学。在经史小学诸方面均有突出成就。他治经兼取今古文，治小学兼顾《说文》与甲骨文金文，治史涉及辽金蒙元，治文学不废俚俗文学，学术视野之广，分析问题之精，研究考据之密，当时学界几乎无人可比。在西学方面，王国维对哲学、文学乃至理学均有深入研究，是当时中国西学修养最高深的学者，为人激赏。
更为重要的是，王国维是一位纯粹的学者，注重从纯学理上吸收新知，又用力最勤，所以成就自然突出。钱锺书曾称赞说：“老辈惟王静安，少作时露西学义谛，庶几水中之盐味，而非眼里之金屑。”
王国维虚心好学，治学态度缜密而严格，结识了国内外许多著名学者，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沙畹博士，日本著名学者藤田丰八、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富田谦藏等，以及中国著名学者罗振玉、沈曾植、柯劭忞、张尔田等，与他们交流研究成果，探讨切磋学问，颇受其启导和鼓励。王国维的学术成就，使他在国际、国内学术界都得到了极高声誉。
在此，我们可以用日本著名学者狩野直喜对王国维的评价，作为结束语。他说：“作为一个学者，王君伟大之处，我想是凡中国的老一辈大儒才能做的事，他都做得到。晚年他绝对不提自己会外文，可是因为他研究过外国学问，他的学术研究方法比以往的中国大儒更加可靠。也就是说，他对西洋科学研究法理解很深，并把它利用来研究中国的学问，这是作为学者的王君的之处。当今中国。因受西洋学问的影响而在中国学中提出新见解的学者决非少数，可是这种新涌现的学者往往在中国学基础的经学方面根柢不坚、学殖不厚，而传统的学者虽说知识渊博，因为不通最新的学术方法，在精巧的表达方面往往无法让世界学者接受。也就是说，他们的表述不太好领会。而王君既没这二者的毛病，又兼有两者的优点，这确实是罕见。”这样的评价，是全面而公允的。
文摘
结语：鲜明的治学特色王国维是近代中国的学术大师，一生所涉及的学术领域很多，举凡文学、哲学、美学、教育学、古文字学、文献学以及历史学的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蒙元史、西北史地等都有所涉猎和研究并作出了杰出贡献，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治学特色。 宋人朱熹咏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人们在艳羡王国维杰出成就的同时，必须对王氏之学的大本大原进行探究。 王国维治学的特色，体现为圆融中西学术而又为我所用。乾嘉学派从事历史研究时，更多地是“为考据而考据”，并不作史学理论的梳理与阐释，也不敢表白他们对现实的关心，更谈不上文化上终极关怀的追求。因此，他们更多地是固守传统小学的研究路数，如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等。兼之他们囿于时代的局限，根本谈不上援引西学和圆融中西学术。 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是新旧史学交替嬗变的时代，是西学涌入中国国门的时代；就此而言，任何学术研究上的故步自封者、驻足不前者，任何面对西学的闭关自守者、盲目拒斥排外者，都将是时代的落伍者和残缺不全者。王国维曾至日本游学，接触和研究过西学与新学，兼之他本人又通晓几门外语，而这些都是治学的利器。对于中学和西学，王国维有着清醒而理性的认识，很早就认识到“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精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如果不对传统学术进行改造和革新，而一味坚持“中国自中国、西洋自西洋”的顽固态度，将无助于传统学术的发展。因此主张消化吸纳西学，力求圆融中西学术以为我所用。 王国维治学，注重微观层面的专深研究。他学术个性倾向于从具体的角度去观察、研究局部的细节，因此，他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考察个别的历史人物、个别的古代器物、几条独立的历史材料。他着眼大处，从宏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着力，具有科学大家的素养，善于创新，而又极为严谨正直，一丝不苟。王国维是中国最早受西方实证主义影响的学者之一，功力深厚，并且早年有乾嘉考据学素养。他将两者有机地相结合起来，既注重扩大史料范围，又善于作严谨的考证；既从大处着眼，不流于烦琐，又胜任于细致的个别研究。这是王国维新考证学的基本特色。 王国维治学的另一突出特点，是重视发现新材料，由此研究新学问。他自觉地将物质与经籍，证成一片，从新发现的史料中，开辟出新的研究境界。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中国发现了大量物质的新材料，如殷契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亦称流沙坠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如西夏文、蒙文等）。这些材料发现之后，王国维全力投入了独立研究，以后发展为举世瞩目的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王国维在这些领域的研究，开拓并建设了有关的学科领域，取得了学术上的领先地位。 清末民初的学术界，人才济济，国学西学兼通者并不止王国维一人，单以国学研究而论，王国维甚至不占什么特殊地位。但为什么是王国维完成了中国近代史学的新陈代谢？如果将王国维与当时学术界有相当影响的大学者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罗振玉等人相比较，或许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出王国维的治学特点和突出贡献来。康有为是晚清时期公认的今文学大师，影响近代政治学术数十年，但其学说以宣扬“张三世”为主，罕及古文字学，因而不能研究新出土的甲骨文字。当时更令学界瞩目的是康门高弟梁启超。梁氏是近代学术史上一位多产的学术大师。虽其在经学上从属乃师，并无突出贡献，但在史学上却注重宏大会通，积极吸收近代西方新思想，开创了一代史学研究新风气。然而，梁启超虽天性聪明而事多骛博，难作细致深微的研究工作，对新出土的甲骨文未给予应有的关注。章太炎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国学大师，学问广博精深，不在王国维之下。他师承晚清古文经学大师俞樾，学脉直承戴、段、二王，被誉为清代古文经学的殿军。古文经学重视小学，章太炎在这方面造诣尤深，超迈前贤。然而，作为一代古文经学大师，他囿于门户之见，痛斥今文经学，这使得他很难接纳学术新知，更不能忍受《说文解字》系统外的甲骨文字。章太炎具有如此的国学及西学乃至梵学修养，却遗憾地与新出土的甲骨文错肩而过，未能依据地下出土的新史料推进精深的学术研究。罗振玉是王国维的学术引路人，对王氏学术影响极大。他本人学问也相当精博，精通小学，有相当深厚的考据学根基，但缺乏沉稳持恒的精神，对学术以外的东西显得更感兴趣，如政治、商业，因而为时人所鄙视。由于多方面因素所限，罗振玉成就显然不及王国维，难以达到王国维那样的研究深度。与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及罗振玉相较，王国维不仅精通国学，而且通晓西学，并有意识地开辟现代学术的新途径。其古史研究，实际上是西方实证主义、科学精神和乾嘉考据学相结合的产物。对此，顾颉刚曾中肯地说：“我对于他的学问，不承认他是旧学，承认他是新创的中国古史学。他在古史学上，和崔东壁康长素诸家的不同之点，崔康们是破坏伪的古史，而他是建设真的古史。”在国学方面，王国维根基深厚，继承并发展了清代考据学，在经史小学诸方面均有突出成就。他治经兼取今古文，治小学兼顾《说文》与甲骨文金文，治史涉及辽金蒙元，治文学不废俚俗文学，学术视野之广，分析问题之精，研究考据之密，当时学界几乎无人可比。在西学方面，王国维对哲学、文学乃至理学均有深入研究，是当时中国西学修养最高深的学者，为人激赏。更为重要的是，王国维是一位纯粹的学者，注重从纯学理上吸收新知，又用力最勤，所以成就自然突出。钱锺书曾称赞说：“老辈惟王静安，少作时露西学义谛，庶几水中之盐味，而非眼里之金屑。”王国维虚心好学，治学态度缜密而严格，结识了国内外许多著名学者，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沙畹博士，日本著名学者藤田丰八、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富田谦藏等，以及中国著名学者罗振玉、沈曾植、柯劭忞、张尔田等，与他们交流研究成果，探讨切磋学问，颇受其启导和鼓励。王国维的学术成就，使他在国际、国内学术界都得到了极高声誉。在此，我们可以用日本著名学者狩野直喜对王国维的评价，作为结束语。他说：“作为一个学者，王君伟大之处，我想是凡中国的老一辈大儒才能做的事，他都做得到。晚年他绝对不提自己会外文，可是因为他研究过外国学问，他的学术研究方法比以往的中国大儒更加可靠。也就是说，他对西洋科学研究法理解很深，并把它利用来研究中国的学问，这是作为学者的王君的之处。当今中国，因受西洋学问的影响而在中国学中提出新见解的学者决非少数，可是这种新涌现的学者往往在中国学基础的经学方面根柢不坚、学殖不厚，而传统的学者虽说知识渊博，因为不通最新的学术方法，在精巧的表达方面往往无法让世界学者接受。也就是说，他们的表述不太好领会。而王君既没这二者的毛病，又兼有两者的优点，这确实是罕见。”这样的评价，是全面而公允的。
他的《人间词话》，首倡“境界说”，立中国美学研究一座里程碑；
他的《红楼梦评论》，开以西方观念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先河；
他的《宋元戏曲史》，为戏曲史研究之滥觞，
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也认为：“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作者简介
作者：左玉河左玉河，历史学博士，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社会文化史研究室副主任，兼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秘书长，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及社会文化史研究。出版有《张东荪文化思想研究》《张东荪传》《张东荪学术思想评传》《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婚丧嫁娶》《移植与转化：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建立》等专著，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
目录
引子
第1章旧学新知
颇为自豪的忠烈之后
性情忧郁的小秀才
秉性耿介的海宁才子
在人生的十字街头
到上海研求西学
结识罗振玉
第2章辗转独学
进步神速的独学时代
数次研读康德著作
可信与可爱之间的烦恼
学术“三无”说
红学研究的新境界
创造崭新的美学天地
提出“美育”的第一人
第3章京华初度
情感与理性的张力
填词的意外成功
首倡词之境界说
戏曲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第4章避居日本
转向古史研究
名重学界的考证力作
合作攻关的《流沙坠简》
金文研究的新突破
步入甲骨研究的殿堂
一场学术公案
第5章扬名学界
委蛇遗老群中的操守
甲骨文字的缜密考释
轰动学界的《殷周制度论》
走向证古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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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京都际运
南书房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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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生佳运在斯时
书成自谓绝代无
为人称道的二重证据法
二重证据法的特色
兴亡原非一姓事
蒙元史研究的新贡献
第7章孤僻性情
喝大缸酒的“高阳酒徒”
为溥仪与北大决裂
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爱吃甜食和红烧肉
老实得像条火腿
长子潜明之死
金石之交破裂
误会究竟在哪里
第8章大师之死
枪毙叶德辉引起的惶恐
从容自沉昆明湖
自沉之举惊宇内
流传最广的殉清说
文化殉节说
罗振玉逼迫说
悲观厌世说
结语：鲜明的治学特色
附录
年谱
主要著作
参考书目
序言
王国维堪称近代中国最富创见性的学术大师。他早年爱好西方文学与哲学，中年以后转而研究宋词和宋元戏曲，晚岁专治殷墟龟甲文字。他学识博大精深，著述宏富，精通日、英、法诸国文字，先后在哲学、文学、戏曲史、甲骨古文、古器物、殷周史、汉晋木简、汉魏碑刻、汉唐史、敦煌文献及西北地理、蒙古史、元史、图书管理学、版本目录学等多学科研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寅恪认为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他从三方面总结了王国维的学术内容和治学方法，即“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并认为据此在考古、上古史、边疆史地、文艺评论等许多方面取得的成就“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
王国维虽然离开我们已近百年了，但他在各种考释、校注、跋论、专文中阐发的真知灼见，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证明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不易之论”，为中外学术界所敬仰。
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王国维平生钻研学问而无穷尽，主要活动集中于学术领域。他平日深居简出，生活俭朴，不介入政治圈子，不营生计，不交权贵，不慕荣华，不图享受。他虽交游不广，然与同时代之学术界人士有广泛接触，除了与罗振玉、缪荃孙、沈曾植等人交往较密外，他还与国内外数十位知名学者通信论学，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巨大影响，享有崇高的国际盛誉。
王国维以其杰出的贡献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独特的地位。王国维自沉之后，古史辨派的领军人物顾颉刚就高度评价说：“静安先生在甘余年前治哲学，文学，心理学，法学等，他的研究学问的方法已经上了世界学术界的公路。自从跟了罗氏到日本，始把这些东西一齐丢掉，专力于考古学及史学。他对于商代甲骨，周秦铜器，汉晋简牍，唐人写本，古代生活，种族历史，社会制度，都要研究，他用的方法便是西洋人研究史学的方法，不过这一点他因为和遗老的牌子有些冲突，所以讳莫如深而已。他对于学术界最大的功绩，便是经书不当作经书（圣道）看而当作史料看，圣贤不当作圣贤（超人）看而当作凡人看；他把龟甲文、钟鼎文、经籍、实物，作打通的研究，说明古代的史迹：他已经把古代的神秘拆穿了许多。”
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先生称赞“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当代大文豪郭沫若认为他的论著“领着百万后学”。国学大师吴文祺指出：他是以西洋的文学原理来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无疑，在黑暗的中国文学批评界，王国维是一盏引路的明灯”。
历史学家缪钺在《王静安与叔本华》中高度称赞说：“海宁王静安先生为近世中国学术史上之奇才。学无专师，自辟户牖，生平治经史，古文字，古器物之学，兼及文学史，文学批评，均有深诣创获，而能开新风气，诗词骈散文亦无不精工，其心中如具灵光，各种学术，经此灵光所照，即生异彩。论其某方面之广博，识解之莹彻，方法之谨密，文采之精洁，一人而兼具数矣，求诸近三百年，殆罕其匹。”
王国维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王国维一生的学术活动及其思想，大体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877～1894），十八岁以前的少年时代。他接受了传统的教育，主要是通过私塾和课外自学打下了经史小学基础。
第二个时期（1894～1911），从家乡海宁到上海，追求新学的时期。他学习并研究了康德、叔本华等人的哲学思想，力图用自己掌握的新思想总结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并在文学创作、美学上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这是他研究文学和美学的时期。
第三个时期（1911～1923），辛亥革命后随罗振玉退避到日本作寓公，开始钻研中国古代经史的时期。他前半段在日本研究，长于古代史、甲骨文、考古、音韵之学；后半段回到上海，在英国人哈同创办的学校中教书，编辑学术杂志，并自编《观堂集林》，在国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著成绩。
第四个时期（1924～1927），从上海到北京，虽然一度担任逊清皇帝溥仪的文学侍从，但主要精力仍在学术研究上。1925年后，他出任清华国学院导师，在学术上作了多方面的开拓。这是他学术研究的丰收时期，也是他人生的顶峰时期。
后记
结语：鲜明的治学特色
王国维是近代中国的学术大师，一生所涉及的学术领域很多，举凡文学、哲学、美学、教育学、古文字学、文献学以及历史学的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蒙元史、西北史地等都有所涉猎和研究并作出了杰出贡献，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治学特色。
宋人朱熹咏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人们在艳羡王国维杰出成就的同时，必须对王氏之学的大本大原进行探究。
王国维治学的特色，体现为圆融中西学术而又为我所用。乾嘉学派从事历史研究时，更多地是“为考据而考据”，并不作史学理论的梳理与阐释，也不敢表白他们对现实的关心，更谈不上文化上终极关怀的追求。因此，他们更多地是固守传统小学的研究路数，如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等。兼之他们囿于时代的局限，根本谈不上援引西学和圆融中西学术。
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是新旧史学交替嬗变的时代，是西学涌入中国国门的时代：就此而言，任何学术研究上的故步自封者、驻足不前者，任何面对西学的闭关自守者、盲目拒斥排外者，都将是时代的落伍者和残缺不全者。王国维曾至日本游学，接触和研究过西学与新学，兼之他本人又通晓几门外语，而这些都是治学的利器。对于中学和西学，王国维有着清醒而理性的认识，很早就认识到“昇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精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如果不对传统学术进行改造和革新，而一味坚持“中国自中国、西洋自西洋”的顽固态度，将无助于传统学术的发展。因此主张消化吸纳西学，力求圆融中西学术以为我所用。
王国维治学，注重微观层面的专深研究。他学术个性倾向于从具体的角度去观察、研究局部的细节，因此，他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考察个别的历史人物、个别的古代器物、几条独立的历史材料。他着眼大处，从宏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着力，具有科学大家的素养，善于创新，而又极为严谨正直，一丝不苟。王国维是中国最早受西方实证主义影响的学者之一，功力深厚，并且早年有乾嘉考据学素养。他将两者有机地相结合起来，既注重扩大史料范围，又善于作严谨的考证；既从大处着眼，不流于烦琐，又胜任于细致的个别研究。这是王国维新考证学的基本特色。
王国维治学的另一突出特点，是重视发现新材料，由此研究新学问。他自觉地将物质与经籍，证成一片，从新发现的史料中，开辟出新的研究境界。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中国发现了大量物质的新材料，如殷契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亦称流沙坠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如西夏文、蒙文等）。这些材料发现之后，王国维全力投入了独立研究，以后发展为举世瞩目的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王国维在这些领域的研究，开拓并建设了有关的学科领域，取得了学术上的领先地位。
清末民初的学术界，人才济济，国学西学兼通者并不止王国维一人，单以国学研究而论，王国维甚至不占什么特殊地位。但为什么是王国维完成了中国近代史学的新陈代谢？
如果将王国维与当时学术界有相当影响的大学者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罗振玉等人相比较，或许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出王国维的治学特点和突出贡献来。
康有为是晚清时期公认的今文学大师，影响近代政治学术数十年，但其学说以宣扬“张三世”为主，罕及古文字学，因而不能研究新出土的甲骨文字。当时更令学界瞩目的是康门高弟梁启超。梁氏是近代学术史上一位多产的学术大师。虽其在经学上从属乃师，并无突出贡献，但在史学上却注重宏大会通，积极吸收近代西方新思想，开创了一代史学研究新风气。然而，梁启超虽天性聪明而事多骛博，难作细致深微的研究工作，对新出土的甲骨文未给予应有的关注。
章太炎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国学大师，学问广博精深，不在王国维之下。他师承晚清古文经学大师俞樾，学脉直承戴、段、二王，被誉为清代古文经学的殿军。古文经学重视小学，章太炎在这方面造诣尤深，超迈前贤。然而，作为一代古文经学大师。他囿于门户之见，痛斥今文经学，这使得他很难接纳学术新知，更不能忍受《说文解字》系统外的甲骨文字。章太炎具有如此的国学及西学乃至梵学修养，却遗憾地与新出土的甲骨文错肩而过，未能依据地下出土的新史料推进精深的学术研究。
罗振玉是王国维的学术引路人，对王氏学术影响极大。他本人学问也相当精博，精通小学，有相当深厚的考据学根基，但缺乏沉稳持恒的精神，对学术以外的东西显得更感兴趣，如政治、商业，因而为时人所鄙视。由于多方面因素所限，罗振玉成就显然不及王国维，难以达到王国维那样的研究深度。
与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及罗振玉相较，王国维不仅精通国学，而且通晓西学，并有意识地开辟现代学术的新途径。其古史研究，实际上是西方实证主义、科学精神和乾嘉考据学相结合的产物。对此，顾颉刚曾中肯地说：“我对于他的学问，不承认他是旧学，承认他是新创的中国古史学。他在古史学上，和崔东壁康长素诸家的不同之点，崔康们是破坏伪的古史，而他是建设真的古史。”
在国学方面，王国维根基深厚，继承并发展了清代考据学。在经史小学诸方面均有突出成就。他治经兼取今古文，治小学兼顾《说文》与甲骨文金文，治史涉及辽金蒙元，治文学不废俚俗文学，学术视野之广，分析问题之精，研究考据之密，当时学界几乎无人可比。在西学方面，王国维对哲学、文学乃至理学均有深入研究，是当时中国西学修养最高深的学者，为人激赏。
更为重要的是，王国维是一位纯粹的学者，注重从纯学理上吸收新知，又用力最勤，所以成就自然突出。钱锺书曾称赞说：“老辈惟王静安，少作时露西学义谛，庶几水中之盐味，而非眼里之金屑。”
王国维虚心好学，治学态度缜密而严格，结识了国内外许多著名学者，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沙畹博士，日本著名学者藤田丰八、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富田谦藏等，以及中国著名学者罗振玉、沈曾植、柯劭忞、张尔田等，与他们交流研究成果，探讨切磋学问，颇受其启导和鼓励。王国维的学术成就，使他在国际、国内学术界都得到了极高声誉。
在此，我们可以用日本著名学者狩野直喜对王国维的评价，作为结束语。他说：“作为一个学者，王君伟大之处，我想是凡中国的老一辈大儒才能做的事，他都做得到。晚年他绝对不提自己会外文，可是因为他研究过外国学问，他的学术研究方法比以往的中国大儒更加可靠。也就是说，他对西洋科学研究法理解很深，并把它利用来研究中国的学问，这是作为学者的王君的之处。当今中国。因受西洋学问的影响而在中国学中提出新见解的学者决非少数，可是这种新涌现的学者往往在中国学基础的经学方面根柢不坚、学殖不厚，而传统的学者虽说知识渊博，因为不通最新的学术方法，在精巧的表达方面往往无法让世界学者接受。也就是说，他们的表述不太好领会。而王君既没这二者的毛病，又兼有两者的优点，这确实是罕见。”这样的评价，是全面而公允的。
文摘
结语：鲜明的治学特色王国维是近代中国的学术大师，一生所涉及的学术领域很多，举凡文学、哲学、美学、教育学、古文字学、文献学以及历史学的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蒙元史、西北史地等都有所涉猎和研究并作出了杰出贡献，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治学特色。 宋人朱熹咏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人们在艳羡王国维杰出成就的同时，必须对王氏之学的大本大原进行探究。 王国维治学的特色，体现为圆融中西学术而又为我所用。乾嘉学派从事历史研究时，更多地是“为考据而考据”，并不作史学理论的梳理与阐释，也不敢表白他们对现实的关心，更谈不上文化上终极关怀的追求。因此，他们更多地是固守传统小学的研究路数，如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等。兼之他们囿于时代的局限，根本谈不上援引西学和圆融中西学术。 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是新旧史学交替嬗变的时代，是西学涌入中国国门的时代；就此而言，任何学术研究上的故步自封者、驻足不前者，任何面对西学的闭关自守者、盲目拒斥排外者，都将是时代的落伍者和残缺不全者。王国维曾至日本游学，接触和研究过西学与新学，兼之他本人又通晓几门外语，而这些都是治学的利器。对于中学和西学，王国维有着清醒而理性的认识，很早就认识到“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精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如果不对传统学术进行改造和革新，而一味坚持“中国自中国、西洋自西洋”的顽固态度，将无助于传统学术的发展。因此主张消化吸纳西学，力求圆融中西学术以为我所用。 王国维治学，注重微观层面的专深研究。他学术个性倾向于从具体的角度去观察、研究局部的细节，因此，他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考察个别的历史人物、个别的古代器物、几条独立的历史材料。他着眼大处，从宏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着力，具有科学大家的素养，善于创新，而又极为严谨正直，一丝不苟。王国维是中国最早受西方实证主义影响的学者之一，功力深厚，并且早年有乾嘉考据学素养。他将两者有机地相结合起来，既注重扩大史料范围，又善于作严谨的考证；既从大处着眼，不流于烦琐，又胜任于细致的个别研究。这是王国维新考证学的基本特色。 王国维治学的另一突出特点，是重视发现新材料，由此研究新学问。他自觉地将物质与经籍，证成一片，从新发现的史料中，开辟出新的研究境界。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中国发现了大量物质的新材料，如殷契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亦称流沙坠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如西夏文、蒙文等）。这些材料发现之后，王国维全力投入了独立研究，以后发展为举世瞩目的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王国维在这些领域的研究，开拓并建设了有关的学科领域，取得了学术上的领先地位。 清末民初的学术界，人才济济，国学西学兼通者并不止王国维一人，单以国学研究而论，王国维甚至不占什么特殊地位。但为什么是王国维完成了中国近代史学的新陈代谢？如果将王国维与当时学术界有相当影响的大学者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罗振玉等人相比较，或许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出王国维的治学特点和突出贡献来。康有为是晚清时期公认的今文学大师，影响近代政治学术数十年，但其学说以宣扬“张三世”为主，罕及古文字学，因而不能研究新出土的甲骨文字。当时更令学界瞩目的是康门高弟梁启超。梁氏是近代学术史上一位多产的学术大师。虽其在经学上从属乃师，并无突出贡献，但在史学上却注重宏大会通，积极吸收近代西方新思想，开创了一代史学研究新风气。然而，梁启超虽天性聪明而事多骛博，难作细致深微的研究工作，对新出土的甲骨文未给予应有的关注。章太炎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国学大师，学问广博精深，不在王国维之下。他师承晚清古文经学大师俞樾，学脉直承戴、段、二王，被誉为清代古文经学的殿军。古文经学重视小学，章太炎在这方面造诣尤深，超迈前贤。然而，作为一代古文经学大师，他囿于门户之见，痛斥今文经学，这使得他很难接纳学术新知，更不能忍受《说文解字》系统外的甲骨文字。章太炎具有如此的国学及西学乃至梵学修养，却遗憾地与新出土的甲骨文错肩而过，未能依据地下出土的新史料推进精深的学术研究。罗振玉是王国维的学术引路人，对王氏学术影响极大。他本人学问也相当精博，精通小学，有相当深厚的考据学根基，但缺乏沉稳持恒的精神，对学术以外的东西显得更感兴趣，如政治、商业，因而为时人所鄙视。由于多方面因素所限，罗振玉成就显然不及王国维，难以达到王国维那样的研究深度。与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及罗振玉相较，王国维不仅精通国学，而且通晓西学，并有意识地开辟现代学术的新途径。其古史研究，实际上是西方实证主义、科学精神和乾嘉考据学相结合的产物。对此，顾颉刚曾中肯地说：“我对于他的学问，不承认他是旧学，承认他是新创的中国古史学。他在古史学上，和崔东壁康长素诸家的不同之点，崔康们是破坏伪的古史，而他是建设真的古史。”在国学方面，王国维根基深厚，继承并发展了清代考据学，在经史小学诸方面均有突出成就。他治经兼取今古文，治小学兼顾《说文》与甲骨文金文，治史涉及辽金蒙元，治文学不废俚俗文学，学术视野之广，分析问题之精，研究考据之密，当时学界几乎无人可比。在西学方面，王国维对哲学、文学乃至理学均有深入研究，是当时中国西学修养最高深的学者，为人激赏。更为重要的是，王国维是一位纯粹的学者，注重从纯学理上吸收新知，又用力最勤，所以成就自然突出。钱锺书曾称赞说：“老辈惟王静安，少作时露西学义谛，庶几水中之盐味，而非眼里之金屑。”王国维虚心好学，治学态度缜密而严格，结识了国内外许多著名学者，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沙畹博士，日本著名学者藤田丰八、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富田谦藏等，以及中国著名学者罗振玉、沈曾植、柯劭忞、张尔田等，与他们交流研究成果，探讨切磋学问，颇受其启导和鼓励。王国维的学术成就，使他在国际、国内学术界都得到了极高声誉。在此，我们可以用日本著名学者狩野直喜对王国维的评价，作为结束语。他说：“作为一个学者，王君伟大之处，我想是凡中国的老一辈大儒才能做的事，他都做得到。晚年他绝对不提自己会外文，可是因为他研究过外国学问，他的学术研究方法比以往的中国大儒更加可靠。也就是说，他对西洋科学研究法理解很深，并把它利用来研究中国的学问，这是作为学者的王君的之处。当今中国，因受西洋学问的影响而在中国学中提出新见解的学者决非少数，可是这种新涌现的学者往往在中国学基础的经学方面根柢不坚、学殖不厚，而传统的学者虽说知识渊博，因为不通最新的学术方法，在精巧的表达方面往往无法让世界学者接受。也就是说，他们的表述不太好领会。而王君既没这二者的毛病，又兼有两者的优点，这确实是罕见。”这样的评价，是全面而公允的。
| ISBN | 7561386699,9787561386699 |
|---|---|
| 出版社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
| 作者 | 左玉河 |
| 尺寸 | 16 |